“偶尔我们都会问些‘为什么’之类的大问题。我以前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要使这样一个诚实的人贫穷,我以为我会为此做些什么。”
诺埃尔·赖利谈朱利叶斯·唐敏(Julius Tomin,1938年出生)
《纽约时报》1988年11月7日
朱利叶斯·唐敏是一位捷克哲学家,1980年由于政治避难逃到英国。开始的时候受到牛津大学学术委员会的邀请,后来他提出了另一个柏拉图对话年表,因而失宠导致被迫申领福利救济,但是除了街道清扫工之外,他拒绝考虑其他任何类型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可以让他思考。当然他没有停止寻找学术工作。在谈到自己的失败时,他说:
“我的工作是我能对社会作的最好贡献,但是这项工作需要投入全部的时间……社会应该为一个好的哲学家提供基本支持……在布拉格想要我闭嘴是警察,而在这里是卫生和社会事务部。”
然而,事情发生了出人意料而又令人愉快的转变,诺埃尔·赖利—史云顿市的蜂箱俱乐部的老板为他提供了三年的资助,作为他在俱乐部不定期演讲的报酬。
“ 当读到关于他的境况时,我大吃一惊……当时我正考虑买一辆新车。后来我想:该死,不要车了,我要一个哲学家。”
这个不寻常的故事见诸各大报端,但是大多数报纸都忽略了潜在的问题。从那以后,尽管偶尔工作,但是唐敏声称学术上依然受到忽视—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确实是实情,正如迈克尔·达米特教授所说:“大战前大学有资源为避难教授提供职位。”而现在“社会影响”较小的研究(尤其是哲学)资金被削减。那么,唐敏的困境也许是哲学本身遭到排斥的预警。这是在为哲学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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