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问题的必要性

海德格尔终其一生，只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或者说他认为这样一个问题是一切哲学问题的本源，即“存在”。希腊哲学因惊异于存在而生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为存在问题而殚思竭虑，然而从那以后，作为哲学的本源追问，“存在”这个问题就不再被单独提出，在经过了世代哲人们的各种阐释与偏离后，留存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那里。“曾经以思的至高努力从现象那里争得的事物，虽说是那么零碎那么初级，早已被弄得琐屑不足道了。”古希腊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童年，历史、神话、戏剧等文化元素都源于那个时代，民主意识、法制观念也都诞生于那个时代，这样洋溢着蓬勃生命力的童年文明充满神秘，惊异于世界竟可以这样存在着，进而竟有“存在”这回事。而在希腊哲学后，随着文明进程的行进，人类文明也逐步脱离了孩童时期的神秘而渐渐成熟。人们认为追问“存在”是多余而且毫无意义的，“是”或“存在”成了最为普遍而空洞的概念，不可能对它下任何定义，并且它也无须下定义，因为当每个人在用到它的时候，一定明白其所指。于是，“那个始终使古代哲学思想不得安宁的晦蔽者竟变成了昭如白日不言而喻的事物，乃至于谁要仍追问存在的意义，就会被指责为在方法上有所失误。”

按照日常的思考方式，无论如何存在也不能成为一个问题。世界存在着，陆地海洋、山川河流、城市乡村均存在着，你我存于这样的世界上，看似一切尽合情理、平淡无奇，然而这一切的宁静随时都可以被一道乍现灵光打破，即“这个世界竟存在，这个世界上竟存在我”。这样的情景可能发生在某些生活变故后的心力交瘁时，也可能发生在某个夜晚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往往在此时，关于死亡的思考也一并涌现。人们用尽平生都在思考和探索该如何生存，极尽能事关注当下，将外部世界作为生存的凭借与依据，甚至是目的与意义，却忽略了存在这一基本事实，而我们的确是每天都在用心灵或身体感受着存在。

海德格尔提出存在问题，不仅包含着这种源始形态中的惊异，更有很多学理上的缘由。对于海德格尔来说，首先，存在问题极富有现实感，又带有学术性，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可逃避的问题。其次，他又可以将存在问题在哲学历史过程中的流变加以梳理。最后，与希腊的存在思想合流，将存在问题还原到初始。

海德格尔将哲学发展历史过程中对存在问题的意见加以整理，来说明存在问题重新提出的必要性。

所谓“存在（是）”，是最普遍的概念。而“最普遍”这个概念是从类属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任何事物都属于某一特定种类，个别事物上有种属，种属上面有类，而存在却不是类或种属意义上的普遍性。猩猩是灵长目人科的一个种属，与人同为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又包罗万象，当然还有爬行类、两栖类等，最高类与一般种属不同，类的规定在于包含它所含的种属的共性，而这共性却又与其他类相区别。但无论怎样界定它们的类或种属，都可以归结到存在上来，它们的确都存在于世界上并与我们息息相关。可见，存在无法以类或种属来区分，它的“普遍”不能等同于类的普遍，或者说，它的“普遍”超越了类的普遍。

亚里士多德将存在的“超越普遍”视为类别的统一性，以与类或种属的多样性相对应。如“美丽的容颜”与“美丽的心灵”，都是“美丽”的，“美丽”是存在的，尽管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却都可以蕴意为“美丽”的类别，并且具有统一性。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柏拉图的学说，但仅凭借这一见地，他就把存在问题置于全新的基础之上了。“诚然，连他也不曾澄明这些范畴之间联系的晦暗处。”?黑格尔最终把“存在”定义为“无规定性的直接性”，并且把这一定义作为他的《逻辑学》中各范畴进一步阐述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他与古代存在论的眼界基本相同。但对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关于范畴的多样性与存在的统一性相对的问题，他反而丢掉了。因此，要说“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可不等于说它再清楚不过，无须再讨论，毋宁说它是最为晦暗的概念。

“存在（是）”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这是从它的“普遍性”问题所推论出来的。定义的形式靠种属与类别，这显然不适用于最高的种属。我们不能把“存在”定义为“存在者”，令“存在者”存在并不能使“存在”本身得以规定，它既不能从较高的定义当中导出，又不能从较低的定义中归纳总结。传统逻辑的定义方法来自于古希腊存在论，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存在者”进行规定，但对于“存在”无法规定。

“存在（是）”是自明的概念。在人类的一切认识、一切命题和与一切“存在者”相关的活动中，甚至在对自身的一切行为中，我们都广泛运用着“存在”，而这种说法无须教学，无论谁都从咿呀学语之时便通晓，谁都知道“天空是蓝色的”“我是快活的”等，然而这并不表明我们都理解“存在（是）”的概念，或者说我们先天地就生活在“存在（是）”的概念之中，其意义始终隐晦，这更证明了重提存在问题的必要性。康德说“存在”是“自明的东西”，而且只有“自明的东西”，即“通常理性的隐秘判断”，构成了“哲学家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