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本质的问题并不是一种实际生活的经验,也不是一种经济运算的真理,更不是科学技术的真理、政治、艺术的真理,甚或,也不是深入沉思的或宗教信仰的真理。这种本质应当是撇开所有一切,进而介入那唯一的事物,介入那种标示出任何一般“真理”之为真理的事物。
前文似乎已经阐明,真理的本质揭示自身为自由。自由乃是绽放出的、解蔽着的让存在者存在。任何一种开放的行为皆在于“让存在者存在”之中,并且每每对此一或彼一存在者有所作为。自由作为参与到存在者整体本身的解蔽中去,已经使一切行为协调于存在者整体。海德格尔认为,不能将这种协调状态把握为“体验”或是“情感”,因为这样就使协调的自由丧失了本质,只是从“生命”或“灵魂”出发对自由做出解释而已——体验或情感的确可以维持自己的本质权利的假象,但它本身包含着对协调状态的伪装和误解。协调状态,即一种入于存在者整体的绽放出的展开状态,之所以是能够被“体验”和“感受”的,是因为体验的人一向已经被嵌入一种揭示着存在者整体的协调状态中了,而并没有去猜测协调的本质是什 么。
处于历史中的,历史中的人的每一种行为,无论它是否被强调或理解,都是被协调了的,并且通过这种协调而被推向存在者整体之中了。存在者整体的展开状态并不就是我们恰好熟悉的存在者之总和。情形却恰恰相反:存在者在不为人所熟悉的地方,或者还只是粗略地被科学认识的地方,其整体的敞开状态能够更为本质地运作;相比较而言,“在熟知的和随时可知的事物成为大量的,并且由于技术无限度地推进对物的统治地位而使存在者不再能够抵抗人们的卖力的认识活动的地方,存在者整体的敞开状态倒是少见运作的”。正是在这种貌似无所不知和唯技术独尊的平庸无奇中,存在者的敞开状态被变幻为表面的虚无,那种甚至不止于无关紧要而只被遗忘的事物的虚无。
协调着的让存在者存在,贯穿一切于存在者中游弋的开放行为,并且先行于存在者。人的行为是完全由存在者整体的可展开的状态来协调的,但从日常视角来看,这一“整体”似乎是不可计算、不可把握的。从当下可展开的存在者身上——无论这种存在者是自然中的存在者还是历史中的存在者——我们是捕捉不到这个“整体”的。尽管不断地协调一切,但它依然是未曾确定的事物,不可确定的事物,从而,它大抵也是最流行的事物,最不假思索的事物。不过,这个协调者并非一无所有,而是一种对存在者整体的遮蔽。让存在总是在个别行为中让存在者存在,对存在者有所作为,并因此而解蔽着存在者;也正因如此,才让存在遮蔽着存在者整体,让存在自身也是一种遮蔽。在此在绽出的自由中,有着对存在者整体的遮蔽,存在着遮蔽状态。
遮蔽状态拒绝给无蔽解蔽,并且还不允许无蔽成为剥夺,而是为无蔽保持着它的固有的最本己的事物。于是,从作为解蔽状态的真理方面来看,遮蔽状态是非解蔽状态,从而是对真理之本质来说最本己的和根本性的非真理。存在者整体的遮蔽状态绝不是事后才出现的,存在者整体之遮蔽状态,即根本性的非真理,比此一存在者或彼一存在者的任何一种可敞开状态更为古老。它也比“让存在”本身更为古老,这种“让存在”在解蔽之际已然保持遮蔽了,并且向遮蔽过程有所动作了。让存在者整体存在是解蔽着又遮蔽着的,遮蔽显现为首先被遮蔽者,绽放出的此在保存着最初的和最广大的遮蔽状态,即根本性的非真理。非真理的根本性的本质乃是神秘,在这里,非本质也还并不意味着是低于一般之物及其可能性和根据这种意义上的本质。这里所说的非本质乃是先行成其本质的本质,但“非本质”首先是指那种已经脱落了的本质的畸变。不过,对于上述任何一种意义,非本质一向以其方式保持为本质性的,从来不会成为毫无意义的非本质性的事物。
作为“让存在”,自由在自身中就是断然下了决心的姿态,即没有自行锁闭起来。一切行为都植根于此种姿态中,并且从中获得指引而去向存在者及其解蔽,但这一对于遮蔽的姿态同时自行遮蔽,因为神秘的被遗忘状态占了上风,并且消隐于被遗忘状态之中。尽管人们不断地在其行为中对存在者有所作为,但他也往往总是对待某一存在者及其当下可敞开状态而已。即便是在最极端的情形中,人们也还是固执于方便可达的和可控制的事物,而且,当他着手拓宽、改变、重新获得和确保在其所作所为的各个不同领域中的存在者之可敞开状态时,他也还是从方便可达的意图和需要范围内取得其行为的指令的。然而,滞留于便捷易达的可操劳之事物,这本身就是不让那些对被遮蔽者的遮蔽运作起来。当然,在方便易达的情境中也有令人困惑的、未曾揭示的和大可质疑的事物,但这些问题只不过是非本质性的问题,存在者的整体的遮蔽状态被看作一个偶尔呈报出来的界限的时候,作为基本事件的遮蔽仍然处于被遗忘的状态。
不过,此在被遗忘了的神秘并没有被遗忘的状态消除,而这种被遗忘的状态倒是赋予被遗忘者表面上的消隐以一种本己的现身当下。神秘在被遗忘状态中并且为这种被遗忘的状态而拒绝,由此,它便让在其便捷易达之物中的历史性的人寓于他所作所为的事物。这样,人们就总得以总是最新的需要和意图来充实他的“世界”,通过他的打算和计划来充满他的“世界”。于是,在遗忘存在者整体之际,人便从上述他的打算和计划中取得其尺度。他们固守着这种尺度,并且不断地为自己配备以新的尺度,却还没有考虑尺度的采纳根据和尺度的本质。尽管的确向一些全新的尺度和目标前进了,但在其尺度的本质之真正与否这件事情上,人们却茫然出了差错。因为人们执拗地把自己当作主体,当作一切存在者的尺度,人类猖獗的忘性固执于用那种对他而言总是方便可得的通行之物来确保他自己。这种固执在那种姿态中有它所不得而知的依靠,作为这种姿态,此在不仅绽放出生存,而且也固执地持存,即顽固地守住那仿佛从自身而来的自在地敞开的存在者所提供出来的一切。绽放出的此在是固执的。即便在固执的生存中,也有神秘在运作。只不过,此时神秘是作为被遗忘的,从而成为“非本质性的”真理的本质来运作的。
由于这种固执,人彷徨于歧途,进而处于迷误中。人误入歧途不是只在人身边伸展的事物,而属于历史性的人被纳入其中的此之在的内在机制。迷误乃是转向的运作,在这种转向中,固执的绽出之生存总是随机应变地重新遗忘自己,重新出了差错。对被遮蔽的存在者整体的遮蔽支配着当下存在者的解蔽过程,此种解蔽过程作为遮蔽之遗忘状态而成为迷误。迷误是原初的真理本质的本质性的反本质,迷误将自身表露为本质性真理的每一个对立面的敞开域。迷误是错误的敞开之所和根据。所谓错误,并不是一个个别的差错,而是那种其中错综交织了所有迷误方式的历史的领地。按其开放状态以及它与存在者整体的关联,每一种行为都是迷误的方式。错误的范围同样也很广,从日常的做错、看错、算错,到本质性态度和决断中的迷失和迷路,都是错误。一个历史中的人误入歧途,从而其行程是有迷误的,这种迷误本质上是与此在的敞开状态相适合的。迷误通过使人迷失道路而彻底支配着人——但使人迷失道路的迷误同时也提供一种可能性,这是一种人能够从绽放出之生存中获得的可能性,那就是:人通过经验迷误本身,如果在在此的神秘中不出差错,人就可能不让自己误入歧途。
由于人的固执的绽放出出于生存的迷误之中,完整的、包含着其最本己的非本质的真理的本质,在这种不断地来回往复的转向中,人就将自身保持在困境之中了,而此在就是陷入困境的转向。从人的此在而来,并且唯从人的此在而来,才出现了对必然性的解蔽,相应地也就出现了那种陷入不可回避之物中的可能的移置。对某一个存在者的解蔽同时也就是对存在者整体的遮蔽,在这种解蔽与遮蔽的过程中,就有迷误在运作,而对被遮蔽者的遮蔽与迷误归属于真理的原初本质。从此在的固执的绽放出之生存来理解,自由是真理的本质,而这仅仅是因为自由本身源起于真理的源始本质,源起于在迷误中的神秘之运作。“让存在者存在”实际上是保持开放的行为,但让作为如此这般的整体的存在者而存在,这种情况却只有当它在其原初的本质中偶尔被接纳时才会合乎本质地发生。于是,朝向神秘的有决心的展开便在进入迷误本身的路途中了,真理之本质与本质之真理的交织关系的根据便显露出来了。关于那从迷误而来的神秘,乃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追问,即追问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是什么。这种追问思考存在者的存在问题——该问题根本上是令人误入歧途的,因而在其多义性方面是尚未得到掌握的。源起于这样一种追问的存在之思,自柏拉图以来就被领会为“哲学”,后又被称为“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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