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 科学与解释学

科学与解释学

时间:2023-09-2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对科学成了现代的信仰,海德格尔进而指出,我们的时代就是科学的时代,但疑虑重重。海德格尔对科学的基本提法,前文已经论述很多,但科学理论并非揭示存在者的源始方式,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是关于实在和现实的理论,而现实被希腊人理解为“活动”,如今人们却将其理解为一种确定的、注定的事物,即一种对象。海德格尔否认了一般流俗的进步观念,即否认科学是向着绝对真理渐进的知识,所谓进步只是认知的积累。

(一)现 代 科 学

海德格尔对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的理解不同于一般的科学哲学家,他对科学的思考是从存在论出发的。他认为各种科学都是人的活动,因而都包含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科学研究既不是这种存在者唯一可能的存在方式,也不是这种存在者最切近的可能的存在方式。在海德格尔看来,科学并不是真理的源始演历,而一向只是在已经开敞了的真理领域中的建设,而一旦科学超出正确性来趋就于真理,那么它就是哲学了。这与现代的公众意见恰恰相反,人们相信,涉及真、善、美,以及人生态度、游戏娱乐、宗教神话、艺术、哲学,它们尽管十分重要,但若说到真理,则非科学莫属。那么,人生的道理是否也能算是科学,如果这些人生道理可以说成是真理的话,它们就必须能由科学的方法得出。当然,科学并不曾解决一切问题,但只要是一个问题有解,我们就必须沿着科学的道路才能彻底解决。科学,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与民主一道成了造就现代的法宝。对科学成了现代的信仰,海德格尔进而指出,我们的时代就是科学的时代,但疑虑重重。

海德格尔对科学的基本提法,前文已经论述很多,但科学理论并非揭示存在者的源始方式,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是关于实在和现实的理论,而现实被希腊人理解为“活动”,如今人们却将其理解为一种确定的、注定的事物,即一种对象。理论所关注的是事物自身的过程,而现在确实使现实在其对象性中得到确定,从古希腊到近代,人们对知和科学的理解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古代科学、中世纪科学与近代科学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科学,而海德格尔讨论的只限于近代的科学,但另一方面,近代科学中认知的方式又是从古代形而上学固有的倾向中引申与发展出来的。总而言之,科学的发展在原则上并不是一个进步的过程,而是基本的概念体系的转换,即这三个时代对存在者的基本理解并不相同。基于这种不同,人们从各个时代以其特定的方式来看待自然过程,遵循着特定的线索来追问自然之谜。人们往往习惯于按照进步的观念,从不同程度上区分现代的和古代的科学,但若要把握现代科学的本质,就必须要摆脱这种习惯。

海德格尔否认了一般流俗的进步观念,即否认科学是向着绝对真理渐进的知识,所谓进步只是认知的积累。在不同的科学体系之间,并没有一种简单的共同的标准。现代科学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是事实科学、实验科学、测量科学,中世纪和古代科学也观察事实、实验或者通过对事物和事件的特定排列而获得关于事物状态的信息的试验,这在古代和中世纪也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古代科学也用尺度和数学来工作,而能够将现代科学与中世纪科学区分开来的是“与物的交道方式和对物之物性的形而上学的筹划”,即数学因素。正是这样的筹划,构成了现代与前现代的本质区别。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数学因素,海德格尔考察了希腊语“数学”一词,其意为“可学的东西”,同时也有可教的东西之意,并进一步指出,它是指“我们与事物打交道时或观察事物时先有所识的东西”?。正是这一“先有所识”是学的真正本质,我们对事先已经认识的物先有所认知,作为物体因素,植物有植物因素,动物有动物因素,物具备物性,等等。就知识的积累而言,数学因素就是我们实际已经认识的事物,并且可以应用于各个辖区中各自先行的观念中。所谓辖区,并不是指自然事物中的某一部分,而是指特定学科的研究对象,人就可以分属于生物学、动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不同辖区。而数学并不是我们首先从事物中获得的,而是总已以某种方式携带着的。

对于现代人来说,只有通过并依据数学因素的先行筹划,才能把事物经验为事物和诸如此类的事物,并把事物看作已被给予出来,而且必须和应该被给予出来的东西。数学因素规定着一切近现代的科学认识和科学知识。先行筹划后,事物的一个特定方向成为一门科学的独有课题,从而这门科学本身也得到了明确的界定,包括这门科学所采用的特定方法和特定解释。但近代科学之所以精确,并不是因为它的数学层面的精确的计算,而是通过简化而设计,使得精确计算成为可能:这种精确与严格也并非一回事,所有的人文科学,包括所有研究生命体的科学,若要保持其严格性就势必不是精确的。虽然有生命的事物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时空中的运动,但这样也就不是有生命的事物了,具有历史性的精神科学的不精确,更不是一种缺陷。

数学因素是在现代科学层面对物的基本态度,以这种基本态度,我们才按物已经给予我们的事物,必然和终将给予我们的事物来对待物。因此,数学因素是关于物的知识的基本前提。通过数学因素,人们获得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并最终获得关于物的知识。海德格尔以自由落体定律来举例: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实验,他和他的反对者对于同一事实,即重量不同的物体下落时间会有些差异,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反对者坚持重的物体下落的速度快,而伽利略则认为那是空气阻力的原因。之所以会如此,那是因为两者的先行筹划不同,公理体系不同,思维方式不同。

可以说,海德格尔所谈的数学因素是超越事物而对事物之物性的一种筹划,这种筹划是先行的对事物本质的一种掌握,事先提供关于事物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框架,为事物显现提供了一个场所。作为一种事先的心灵设想,数学因素是一种可以说超越了物的对物之物性的筹划。这种筹划才开启了一个领域,物也即事实,就在其中显示自身。公理筹划是数学因素的具体表现,而现代科学不再是对自然本性的认识,而是通过公理筹划不断地被勾勒出来,被纳入到公理体系中的自然,同时自然不再有任何隐蔽的性质和能力。当然,由数学因素所筹划的自然界要求适用于自身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这就是由数学因素所规定的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显然,数学因素不同于数字因素,但数字是数学因素的最常见的形式,相应地,这一最常见的数学因素也就成了一般的数学因素,以数学因素为基础,现代科学根据数学筹划才成为实验的科学。

作为研究的现代科学,除了数学因素这个特征外,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验性。海德格尔认为,认识把自身建立为某个存在者领域中的程式,这里所谈到的程式不单单指我们平常所理解的程序和方式,而是在科学活动中,程式首先是展开一个领域或筹划一个领域,由于在某个存在者领域中,譬如在自然中,自然事件的基本轮廓被先行筹划出来了,研究的基本进程也就完成了。先行筹划决定了事物将如何显现,也就决定了事物将如何经验。事物必须依据科学事先设置好的条件来这样或那样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在展开和筹划的过程中,这种方法先行起着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方法被它的结果包围,方法越来越适应于由它自己所开启出来的程式之可能性。正是通过这种研究,筹划沿着预定的规则朝着既定的方向延伸。也只有凭借这个筹划,在规则范围内的事实才是清晰的,才能真正把自然领域明晰地勾勒出来,而这种针对自然的经验的研究却依赖于实验。

实验保证了法则的统治地位,只有在规则和法则的视野内,事实才作为它们所是的事实而清晰可见。实验同样也保证了研究不至于落入空洞的设计,研究要确实针对成为研究的对象,让筹划的辖区展现出它的全部的丰富性。面对这种丰富性,研究通过某种已知者去论证未知者而同时又通过那种未知者来证实这种已知者。实验以变动的条件使丰富性展现出来,面对这一丰富性,研究工作通过已知者去论证未知者,而同时又通过未知者来证实已知者。不过,这一类论证和证实不仅是在设立和贯彻法则之际依靠法则的指引来进行的,在实验的全部范围内,法则始终是根本的标准。

以经典的物理学为例,物理学之所以成了一门数学物理学,那是因为先行筹划的结果——具有时空关系的质点的自成一体的运动联系,首先预设了以上前提,再加上对时空、力等的规定性,物理学便依据于此建构了它的一系列法则和规律,并且使得任何未知之物均可以通过已知之物来得以说明。同样,未知之物都将进一步证明已知之物,数学物理学的研究就它的每一个追问的步骤而言,事先维系于这种筹划,在这样一个筹划下,科学便成了研究。海德格尔认为,自然科学之所以会被数学化,不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而是因为它产生的一个原因;但数学的自然研究之所以精确,并不是因为它准确地计算,而是因为它必须这样计算。而精神科学之所以没有被数学化,也是因为它和自然科学筹划不同,它并非要求精确。

实验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参与了这种筹划活动,自然的轮廓越是精确地被筹划出来,实验就可能变得越精确,科学家从事科学实验,是想通过实验建立和证明在该领域内的法则和规律。但是,任何一个科学实验的设计不可能做到纯粹客观,必定是渗透着理论,通过实验操作使得对象属性和规律暴露出来,而对于实验的评价,就是要看这一属性和规律是否达到了预定的理论目标。如果实验结果没有和预定的目标相符,实验就是失败的,所以海德格尔认为,自然科学并非通过实验才成为研究,相反,只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到可供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成为可能。

最后,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实质上就是人凭借它对自然进行筹划、控制和统治,而这一本质更突出地体现在它的技术本质中。海德格尔考察和分析了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的内在关系后,认为现代科学奠基于现代技术的本质之中,现代科学在本质上是技术的。 前面已经谈过,海德格尔将现代科学看作是通过数学筹划和程式建立起来的一项活动,那么在科学活动中,自然便被当作一个可精确计算的对象来加以研究,而这本身就是技术的方式。现代科学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对现实之物的加工,它竭尽全力并且纯粹地把握现实之物,并且不干预、不改变现实之物。但是,现代科学与其本质发生了背离,现代科学作为在观察意义上的理论是对现实之物的一种极端干预性的加工。正是通过这种加工,它与现实之物本身的一个基本特征相符合,看似作为一种纯理论的科学,其实以内在的要求和规定去调和或改变现实之物,使现实之物的属性、规律等进入该学科的视野。

任何一个在科学领域内出现的新现象都被加工,通过加工,使得它可以被纳入理论范围。这样一来,现代科学丧失了科学原有的意义,而成为了一门技术的科学。在海德格尔看来,一切技术包括现代技术,而现代技术的本质就是一种解蔽或去蔽。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解蔽是在无蔽状态中让自然本身显现为某种持存物和在场者而受到摆布。技术是发生在解蔽和无蔽状态发生的领域中,即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为其本质的。综上所述,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的本质特征的探讨是从多重角度、多个侧面进行的。作为数学因素的现代科学技术,强调的是现代科学的理论基础的“先验筹划”性质,科学绝非没有任何前提的纯粹理论活动,而是作为科学的总预设、 总“先见”的数学因素的一种体现。作为研究的现代科学表明了现代科学研究过程的“程序化”特点,任何一门具体科学必然在筹划展开的过程中, 通过它们特定的方法而专门化为特定的研究领域。作为技术的现代科学则强调现代科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理论的研究,而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目的的。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各个自然中的对象辖区均被操作技术占领,操作得出结果,又把这些结果当作进一步操作的手段,这种模式包含了现代科学的企业性本质,恰恰是由于这内在的企业性,才能保障技术操作过程中对研究对象、对存在者本身的优先地位。

在海德格尔看来,科学技术的价值显然不是中立的,而如果我们把技术当作某种中性的事物来考察,人们也特别愿意如此,使得我们对技术之本质茫然无知。通常来说,我们将技术看作是合目的的工具,关于技术的观念被海德格尔称为“被叫作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工具论总是带有“工具”与“目的”相分离的性质。工具与目的相分离之后,工具可以不受制于目的,它可以为多种目的服务,既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也可以用来危害人类,而技术本身并无过错,错在使用科技的人类,这种工具论导致了技术价值中立与善恶之争。那么,海德格尔与之不同,他认为,为了获得技术的本质,或者至少是达到技术的本质之近处,必须通过正确的标准来寻找真实的事物。我们必须问:工具性的事物本身是什么?诸如工具和目的之类的事物又何所归属?一个工具是人们借以对上手事物进行操作,从而获得某物的那个事物。导致某种作用的事物,人们称为原因,导致一个物出现的事物被称为该物的原因。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提出四因说,即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和动力因。海德格尔以银盘为例,银是银盘的质料因,银盘的外形是它的形式因,祭祀和捐献或其他使用是它的目的因,而银匠则是它的动力因。可以说,银盘的出现是以上四种原因共同产生的结果,而其中银匠考虑并聚集上述前三种方式。海德格尔把原因看作肇致另一个事物的事物,四因说揭示的是四种因素共同肇致的方式,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银盘之所以出现,是银匠作为动力因成为其中唯一的原因,而其他三种原因被忽略了,动力因最终决定了对因果性的规定。这种动力因的规定深深地固化在当代人的思维方式之上,通过科学技术,人类可以对物产生作用或影响,并使其发生改变,因此工具性被看作是科学技术的基本特征。

海德格尔反对把技术看作是工具性的事物,这已超越了工具层次而将其看作是一种解蔽的方式,一种展现的真理。这是一种把某物构造出来的方式。任何一物的出现,绝非是工具单方面作用的结果,而是“四因”共同招致的结果,在工具的运作过程中使物走出隐蔽而彰显出来。什么样的工具得以运用,就意味着什么样的世界被呈现出来。因此,技术并非目的的单纯手段,而是世界构造。任何手段被纳入技术,只是因为该手段的运用适合于技术已经开辟的世界;同样,技术也并不只是单纯的人的活动,而是技术规定着技术时代的人按照技术的方式进行活动,而技术的人对技术的本质却茫然无知。

科学哲学成了主流之一,海德格尔对某些科学哲学讨论的问题的关切,始终是服务于澄清科学的形而上学本质这一宗旨,科学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全新的世界的图景,这幅图景与常识所提供的截然不同,日常经验又往往显得不足,需要为之设立基础,从这些基础方面着眼,事物又显出日常经验中没有看到的另外一面。例如日落西山,人们看到的太阳并非是不真实的太阳,但科学告诉我们,那个太阳在几分钟以前就已经落山了,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并不是太阳落山,而是地球的自转,近代科学还不止提供一幅不同的世界图景,科学的发展趋向于通常所说的精细化,满足于用于计算的数理性质,而这必然与观照相对立。

科学当然也会牵扯到众多中介,从而能够使其他图像达到感性的知觉,因为理论无论怎样抽象,都绕不过自然的在场,但它始终无法深入到自然的丰满的本质。不仅科学,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也无法深入到此在、历史或语言的本质深处,因为自然、人、历史或语言其中出现的对象性的本身“原则上始终只是在场的一种方式,这些在场者可能以某种方式显现,但不必无条件地以这种方式显现”。

科学无法逾越对象性的局限,越出这一局限就必须把科学自身的本性摆出来,历史学似乎可以反转过来考虑自身的历史,但它不能把握自己作为历史科学的本质。同样,科学亦是如此。寻求科学的本质这项工作已经历经数个世纪,但仍然无果,近代科学的本质仍然不甚清晰。

(二)解 释 学

海德格尔进一步扩大了解释学的范围,加深和加重了解释学的地位,不仅涉及具有历史学性质的文本,更是扩展到了对具有历史性质的存在者,即此在的解释。《存在与时间》的任务就是从现象学出发来解释此在,因此,海德格尔把他的现象学称为解释现象学,进而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决裂,变成了一种本质上不相同的现象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所强调的是科学性,是自然科学属性中的严格性,而海德格尔强调的是人文性质、精神性质和历史性质。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解释学,其解释学就是具有历史学性质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解释学甚至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理解,海德格尔常常把自然科学也认作自然的解释。

当然,海德格尔将领会与理解始终放在生存在世的大框架中来考察,这是他克服解释中的主客观对峙的关键,人类的理解并不是与其他活动相隔断的某种纯智力的活动,生存活动中的领会,是从人生存于其中的因缘的整体活动中突出出来的,由于生存活动的因缘联络,任何领会都包含有结构,即把某物作为某一特定物来领会。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任何领会与理解也必然就是一种解释,把某种不确定的现成事物解释为确定的现成事物。在常见的认识论中,直观与“朴素知觉”直达某物本身,并不转借于他物,所以这并不包含任何结构,海德格尔却认为不包含结构是一种缺失,证明了朴素的知觉并不朴素,而是从朴素的看法中派生出来的,不包含结构的单纯觉知恰恰就不能对事物有所领会。

另外,海德格尔从整体和个别的角度来强调领会对解释的源始性,把某物看作某物,将其不确定解释为确定,这是以整体的因缘为背景的,但因缘整体本身则不可能被全盘解释。即使有这样一种揭示已经贯穿于因缘的整体性,后者还是将隐退到不突出的领域中,但因缘本就不是若干事物的综合,原则上并不属于解释的范围。海德格尔总是会强调领会的源始性,解释则在这种意义上承担了这种源始性,命题则是从这二者之中派生出来,一方面是明确性的增加,另一方面是源始性的丧失。既然任何解释活动都在在世这个隐约模糊的背景之上,那么解释就不会没有任何前提。海德格尔将这种在先的领会称作“先行具有”,这个词与“意图”相近,先行具有也就表明了解释活动所必需的具有的意图与方向。

在海德格尔看来,没有摒弃先行认知的领会和解释,它们从来就不是没有前结构参与的活动,不是无前提地把握事先给定的事物,而是具有前提构成要素的,这就是所谓的前理解。没有这个理解的前结构,领会和解释就无法进行。理解的前结构恰恰是解释学循环的起点。 海德格尔认为,把某物作为某物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前有、先见和先行具有的把握进行的。这就是说,任何理解都具有前结构,也即前理解,而前理解包括先行具有、先见和先行把握这三种要素,前文已述,先行具有就是此在的理解存在与它先行理解的因缘关系整体具有一种先行占有关系;先见指的是在先行具有中那些可以在这种特殊的领会事件中被解释的特殊方向,也就是存在者解释某事物的先行立场和视角;在前结构里被给出的可达到理解的概念则被称为现象把握。海德格尔把三者统称为理解的前结构,有时他也称这种理解的前结构为“解释学处境”。前结构就是理解之前所具有的要素,它包括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以及物质条件等。这些条件作为潜在的因素影响并制约着此在的领会过程。这些概念在解释性的理解出现之前,或者是最终地,或者是暂时地被假定。解释学处境与“此在”一道存在。人从其特定的历史环境来领会自身的存在,这是生存的实情,也不主观,更无谓客观。解释的公正与客观恰恰就在于解释者必须主动认识清楚它所依据的前提,从而能在解释时依据这些前提和所待解释的事情本质。

所以,一切领会都不是对领会对象的没有前提的理解,对象其实已经在某种模糊中被理解了,理解是以解释者的前结构先行的前理解为基准的。这就表明,前结构不言而喻地构成解释者不容置疑的先行之见。不过,一旦前理解不能独立领会的时候,就会求助于另一个前理解,这样就陷入无穷倒退的循环过程。既然我们所运用的任何前理解都不可避免地会依赖另外的前理解,也就是说不证自明的前理解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也就此提出他自己的解释学循环思想,因为单从逻辑上来看,解释所得的结论都早已经包含在对事物的源始领会里了。

海德格尔关于理解的前结构理论实际上是针对胡塞尔的解释学理论。胡塞尔认为,在做现象学直观之前,必须排除一切先见。比如,当我们说“苹果”这个概念时,如果当下有一个直观呈现出来,那么,我们便说“苹果”这个概念是充实的和明见的;如果没有相应的直观,则概念只具有“空洞的意义”。海德格尔极力反对这种看法,如果没有解释学处境作为基础,那么领会就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解释学处境反映了“此在”在理解和解释世内存在者之前的存在状态,解释必然要以理解的前结构为基础和前提才有可能,这种解释者的历史性境遇就作为解释的先决条件而存在。

解释依赖于解释学的处境,只有前理解结构的先行生成,解释才成为可能,解释则是把理解的前结构的模糊的事物明确地呈现出来,精细化、具体化、专题化为特定的存在方式和对象。解释并不是对陌生事物的毫无前提的单纯操作,当我们在对已经有所理解的对象做出解释时,我们就已经占有了它。所以,领会总是从某种前结构出发,总是就我们所使用的概念而发生。领会绝不是没有前结构参与其中的,我们绝不可能以一种纯粹客观的立场来领会任何事物的。这种前结构作为一种潜在的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领会者,却不能被人们理智地加以把握,我们的领会和解释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前理解是一切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是一切解释的基础,这就说明事物的作为结构来源于理解的前结构。理解的前结构是解释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解释从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

在传统认识论中,把理解或领会看作是认知结构,是对命题的理论把握,也就是“存在如何理解”的问题。海德格尔的解释学超越了传统的认识论,他所追问的是“理解如何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追问的并不是我们怎么知道,而是在领会中才存在的那个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在海德格尔看来,领会和解释已不再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功能,也不再被视作人文科学的辅助手段,而是此在的存在方式,从而赋予领会和解释以存在论意义。

依照施莱尔·马赫的观点,理解与领会就是一种深度的移情,甚至是与领会对象的作者的思想取得一致。方法论解释学发展到狄尔泰那里,理解与领会则不同于说明,是深入到个体内心深处的行为,与科学说明不同,它是对生命把握的表现。在前文我们讨论关于领会的此在中,曾经论述了海德格尔通过分析“此在”的性质,认为理解或领会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智力活动或必然的认知行为,“在存在者层次上的话语中,我们有时会使用对某事有所理解的说法,它的含义是能够领受某事或者胜任某事。从根本的生存上讲,我们所要领受的不是某件事情,而是领受生存本身。换句话说,不同于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观点,理解或领会并不是进入他者境遇的特殊能力,也不是把握生命表达的能力,而是“此在”在世的基本方式。因缘性的理解与领会和领会着的因缘性构成“此在”的基本生存论环节,理解和领会是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既然我们说过生存论上的理解是把在世的种种可能性开展出来的能在,那么在这里提到的理解就具有我们称为筹划的生存论结构,而且筹划着自身的可能性。这在前文已经详细论述过,在此就不赘述 了。

在海德格尔看来,解释学循环并不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循环,而是理解的生存论环节,是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循环,是人类理解的生存论环节的基本特征,是描述了理解的存在论结构的一个要素。海德格尔把生命当作“此在”的理解,揭示解释者理解的前结构所形成的解释学处境和文本之间的循环关系,理解或领会从存在论上来讲是以一种循环的模式发生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解释学循环是在历史的此在和历史的文本之间进行的,它实现于传统和解释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交互影响之中,它将“事情本身”和读者与文本的对话过程联系起来了。虽然它并不排斥传统解释学的方法论意义的循环,但这种将解释者的历史性排除在外,仅着眼于文本自身的整体与部分的循环,是不可能真正地把握解释学循环的真谛的,因为方法论的循环是从属于本体论的循环的。海德格尔所奠定的解释学循环关系理论是从本体论出发的,证明了这种积极性与合理性,尽管海德格尔对逻辑的证明、正确性等根本不感兴趣,并且认为这也不是真理的本来意义。“此在”在世处于前概念的纯发生域中,无所谓逻辑和判断意义上的循环,有的只是“此在”与世界的相互缘起。在这个根本时间化了的本体域中,传统的形而上学所强调的主客对立已不复存在,认识中的 “彼”“此”之分亦被打破。

总之,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的传统解释学并没有认识到理解者自身的处境,他们所忽略的东西被海德格尔注意到了。海德格尔反对传统解释学所主张的抽象的理性循环假设,而把它们特殊化为进行理解或领会的个人的前理解结构。在进行领会或理解时,理解者所面对的始终是早已熟悉但不明确的事物,这种理解的前结构隐约模糊地存在,既不陌生也不彰显。海德格尔认为,解释依赖于理解的先行具有、先见和先行把握,只有解释学处境在存在论意义上先行具有,解释才会作为可接受的结果成为可能。解释则是把解释学处境明确地展示出来,并且使它们具体化和精确化并作为特定的专题。解释绝对不是面对陌生事物的无前提的单纯把握。不过,海德格尔所谈论的解释学循环更多的是从反驳胡塞尔的角度展开的,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反对人们把解释学处境或前理解和解释的关系只说成是为循环论证。

循环论证又称为“乞词魔术”,指的是两个结论中的一个以另外一个为基础,当依循一连串论点时,一部分结论被用作较早前使用前设的论据。如果要证明“鸦片能催眠”,所用的论据是“它有催眠的力量”。而“鸦片有催眠的力量”,又要借助于“它能催眠”来证明。这就是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在循环论证中,论证的前提就是论证的结论,因此又称为“先定结论”,这在通常的科学论证中是必须加以纠正的。海德格尔认为,理解或领会建立在理解前结构的基础上,而理解本身的开放性又使领会不断修正着我们的先行理解,而解释并不是一种无前提的把握活动,不是对彻底不知的事物的说明,它不过是使我们已经所理解的事物更加明确地表示出来,解释的内容其实就是理解的再重复。我们通过理解加以解释的事物所表示的是“此在”存在的逐步揭示,反映着此在“此在”的历史性。

解释学循环包含“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认为,循环论证是一种具有“恶”的性质的非科学的论证方式,即恶性循环,找寻避免它的途径,将其作为不完善性接受下来,也是对领会的误解,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以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在这一循环中包含着最为源始的认识的积极的可能性。而在《艺术作品的本源》里,海德格尔继续讲道: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从艺术作品中汲取答案,但我们只能从艺术的本质来确定艺术作品,将作品收集到一处而后从中将共同点提炼出来,用这种方法追索艺术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只要收集艺术作品就得决定什么是艺术和什么不是艺术。因此,问题变成了要想了解艺术作品就要先领会艺术本质,若要领会艺术本质就要对作品先行体会,这样一种循环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是思的无能,而是思的力量,在这条道路上,是思的欢宴。

循环论证于科学认识和科学研究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应该被摒弃,取而代之以科学论证。但解释学循环所表示的是“此在”的存在方式,不再是传统认识论所表征和探讨的认识过程。前文已述,“此在”在其存在中,源始地就具有理解的先行具有、先见和先行把握在内的结构,“此在”的存在就是向其生存之可能性进行筹划。“此在”存在着并向其本己的生存可能性筹划,必然通过向世界之为世界的意蕴的筹划过程表现出来。这也就是领会或理解现象的存在论含义。“此在”在有所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形成特定的某用具具体地指引结构来展示已经形成的意蕴,使其明确地呈现出来,这也就是解释现象。

海德格尔对解释学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他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更在于他的解释实践与西方大多数哲学家不同,他的见解多半是针对经典作品的解释所提出的。他的解释原则上仍是对存在本身的解释,不过并不是通过此在的生存,而是通过哲学文献或诗歌进行,用以说明存在如何在哲学、诗歌的历史中通过语言绽放自身。通过这样的解释,他断定思想家们的力量在于思及的事物中,而海德格尔却并不如此,他是在某种尚未思到的地方以寻求思的力量。海德格尔在《尼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他具有的东西本身,思想家从来说不出,它必定总是未说出的……那种东西并不是由他占有的,而是属于存在的……思想家的历史性由他对自己的内在界限的源始忠诚为度,思想家由于如此邻近未经言出的不言者,而不识其内在界限,存在把这‘不识’作为掩盖着的礼物,馈赠予那些被唤上思之途的过程的少数几个人。

黑格尔强调的是摒弃,但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是退回,他主张将历史传递下来的思想解放,让它们回到自身的曾在中去,将前人的思想作为源头来领会。海德格尔强调,要思希腊之所思,并且比希腊人更要希腊式,因为一切伟大的思想的自我理解都比后人的理解更加恰当。希腊人将真理领会为去蔽或公开场,但是他们并不去思公开场本身,我们则要更加源始地追寻到希腊思想的源头去。以希腊的方式运思,但所见并非希腊之所见。这样的解释实践方式,使得海德格尔的解释学让人费解,这岂不是将自己的见解强加于原有思想之上了?无论怎样质疑:海德格尔的主导思想是作为解释的思的目的并不是诠释文本,而是深入事情本身,即严格尊奉前人的思想。真正的源头并不是前人的思想,而是存在本身,希腊的哲学是对存在的回应,当今亦应如此。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