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扬法兰西

1749年的夏天，40岁的卢梭还在法国乡间游荡，一位朋友的入狱改变了这位中年人平静的生活。狄德罗是卢梭少有的几个朋友之一，正在编写百科全书的他经熟人介绍认识了放荡不羁的卢梭。两人一见如故，狄德罗当即请卢梭编写百科全书的音乐部分。1749年，狄德罗因为触怒了教会被判有期徒刑，而卢梭在狄德罗服刑期间几乎天天都会去探监。卢梭因为贫困坐不起马车，所以每天只能徒步去监狱。就在卢梭一边走一边随手翻看《法兰西信报》时，来自第戎科学院的一则征文题目把卢梭深深吸引住了。他看到这个题目时，身体仿佛被雷电击中，自儿时起熟背的那些古希腊、古罗马经典如火山一般在他的头脑中喷薄而出。他一路上振振有词，一篇传世之作如泉水般呼之欲出。就这样，卢梭一边说一边流着泪见到了狄德罗，而身陷囹圄的狄德罗不仅惊讶于卢梭的超世之才，也被卢梭那赤子般的热忱感动得痛哭流涕。卢梭和狄德罗就这样隔着铁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狄德罗帮助卢梭完善了他文章的结构，并鼓励他向第戎科学院投稿。于是，一篇震惊欧罗巴的雄文就这样诞生了，它就是卢梭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

在文章中，卢梭雄辩地阐述道，人类社会之所以走向堕落和分裂，其根本原因在于科学与艺术和生产劳动的二元化日益加深，当科学与艺术彻底脱离劳动和民众之时，人类社会便已经跌到了黑暗的深渊中。即使科学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生活更加便捷，即使艺术的繁盛让人们的生活显得多样，但这些都不能掩盖社会风俗的堕落和人性的全面异化。因为，科学与艺术没有底层生活体现，缺乏观察和实践能力的专家、学者、富豪、统治者们，仅仅是依据“拍脑袋”来支配民众的现实生活，而人类文明就是在这样的臆想和刚愎自用中不断走向没落。卢梭的这篇文章将他傲视一切腐朽传统的战斗精神融入了字里行间。他尖锐地指出，统治阶级的繁文缛节、华而不实的辞藻骈文，以及轻佻的文艺作品，无不彰显着他们精神的崩坏，无不散发着虚伪、冷酷、奸诈、贪婪的恶臭。这些脱离了民众、脱离了生产劳动的科学与艺术束缚着人们的精神和天性，葬送了人类文明的前景。自私有制产生之后，人们被牢牢地束缚在了枷锁之上，只有从那纯朴的庄稼汉的粗布衣服之下，才能发现健康的躯体和高贵的灵魂。

自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卢梭从一个一文不名的江湖散人，变成了一位享誉法兰西的天才人物。不过，论文的获奖除了给卢梭带来了荣誉和光环之外，也将他推到了争议的风口浪尖。论文引发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大论战，明枪暗箭一时间一同射向卢梭。然而，这位桀骜不驯的天才并没有被滔滔舆论的恶浪吓倒，他从容不迫地撰文逐个进行反击。然而，两年过后卢梭对这场论战已经感到厌倦，他决定就此搁笔，不再发表任何关于这场论战的文章。正当卢梭准备偃旗息鼓时，夏尔·波尔德却于1753年再次发表了《再论科学与艺术带来的好处》一文，对卢梭展开猛烈攻击。这次，卢梭并没有立刻对其进行反击，而是变换了另外一种思路。他决定把自己的思想加以系统整理，并找机会将这些观点更加详细地阐述。

机会说来就来，1753年第戎科学院再次在《法兰西信报》上进行有奖征文，征文要求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因”为题目进行论述，优胜者将获得金质奖章。卢梭被这个征文的题目深深地吸引了，他没有想到第戎科学院能够以如此宏大而深刻的主题进行征文，兴奋不已的他立刻着手进行写作。为了能够使自己静下心来写作，卢梭到法国的乡间小镇隐居了数周。他每天都要在丛林中散步，尝试回到人类最为远古的生存环境，寻找造成人类不平等的真正根源。卢梭奋笔疾书，对那些扭曲人类原始本性的谎言一一批驳，推演着人类社会的演变，使人们看到人之所以会遭受不平等所带来的痛苦的真正原因。

然而，第戎科学院并没有让卢梭的这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获奖，而是将奖章颁发给了一位主张“世上的一切都是出自上帝的安排”的神甫。这位神甫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源于上帝的意志，而那些因不平等而遭受痛苦的人，是上帝对人类的罪恶和恶欲的惩处。第戎科学院将卢梭没有获奖的原因归结为字数过多，即“宣读起来超过了规定的三刻钟”，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真正原因是卢梭提出的人类的不平等源于私有制的论断极具颠覆性，也正因此第戎科学院的院士们没有将赞成票投给卢梭。不过，那位获奖的神甫如今已无人知晓他的名字，而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发表之后，卢梭并没有停止对人类未来的思考。他深深知道，揭开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秘密之后，更需要做的是指出人类社会应当取向何方。于是，《社会契约论》一书在1762年横空出世。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主张推翻封建制度，从而避免特权和奴役对民众的伤害，同时指出建立以契约为基础的共和国是人类发展的必经之路。卢梭在书中以极大的热情为底层民众宣传自由平等口号，并理性地指出自由和平等并非为所欲为，人们必须以促成共和国的团结统一为根本目的，在良性秩序下用“约定的自由”置换“天然的自由”，这种契约社会是比原始社会以及封建社会更为理想的社会。此外，卢梭颇具远见地认为，国家、政府与公民之间并非对立关系，人权与主权不能相互否定。虽然民众有权对不遵守契约的政府行使否决权，并有权将其推翻，但是政府同样有权力制裁不服从社会契约的公民，维护共和国的秩序和稳定，而政府与民众最终应当统一到对国家的热爱之上，因为对国家的热爱具有最高的普适价值。

《社会契约论》作为18世纪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核心精神被载入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人们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两国的宪法。《社会契约论》之所以颇具实践性，原因在于它并非纯粹由卢梭的概念推演而产生，而是18世纪欧洲工匠阶级占据主导的日内瓦共和国的真实写照，卢梭作为一位日内瓦公民，对其有着深刻的了解。日内瓦是移民共同体，采取了一种管理国家的独特方式。以工匠阶级为主体的日内瓦公民每年召开一次大会，选举共和国的执政者。而这种公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质上是工匠阶级代表大会制度，其前提在于有手艺的劳动者并无先天的社会背景，相同的起点保证了契约社会的形成和良性运转。契约社会作为民主社会的实体，其基础无疑必须是劳动者的平等。

《社会契约论》出版之后，卢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和他的著作早已被统治阶级憎恶，多个国家下令焚毁他的书籍，并且要将其逮捕。但卢梭顶住压力在1762年时再次发表力作《爱弥儿》，这本书表面上是谈论他对教育的看法，实质上是通过爱弥儿抒发自己反封建、反宗教的强烈情绪。而卢梭也终于引发了统治者们的集体愤怒，年近耳顺的他为了躲避迫害，再次开始了悲惨的流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