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创新社会环境的营造

培根在深刻阐述了知识的价值与功能，揭示了阻碍人类正确认识的种种障碍、清除方法及获得知识的科学归纳法之外，还意识到要促进科学的复兴和发展，要增长人类驾驭自然、推动社会进步的知识，并非仅仅依靠科学本身或从事科学研究的个人就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还必须考虑社会因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为此，他一再呼吁，创造适合知识创新、知识发展的社会条件。

首先，要发展科学，必须有国家权力部门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集中表现为要为知识分子建立适于开展科学研究的处所。1594年圣诞节时，培根在他为王子编的一个宫廷剧里，利用节日的气氛以艺术的形式第一次表达了他内心所关怀的事业，“但愿殿下能运用智力中最好的和最纯洁的部分，并取得最无邪和最有价值的胜利，那就是征服自然。为达到这个目的，谨向殿下建议四项重要的事业和功勋。第一，建立一个最完善、最广博的图书馆，以便搜集人类的智力曾经做出的一切有价值的书籍，不论它们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是印刷的还是手写稿，是欧洲的还是其他地区的，是属于一种语言的或是属于别种语言的，使它们能有助于你的智慧; 其次，建立一个宽敞的奇妙的花园，在这个花园里，适于各种气候和阳光的植物，来自各种土壤的植物，不论是野生的还是由人类栽培出来的，都可以得到繁荣滋长的那种照顾，因而使这个花园茂盛。这个花园的四周还要多修一些屋子，在里面豢养一些珍奇异兽。这园子还应当有两个湖相连，一个是淡水湖，一个是咸水湖，把适当种类的鱼放在一个湖里，这样对于大自然你就可以有一个私有的小规模的模型; 第三，建设一个美丽的陈列室，在里边可以分类陈列任何由人的手工精妙的艺术或机器所造的，在材料、形式、运用方面都有特异之处的东西，任何事物的变异和混合而产生的奇怪的、变态的东西，任何由大自然所造成的无生命而又可以保存的东西; 第四，要有一座备有各种机械、仪器、熔炉和器皿的屋宇，这座屋宇就像炼金术士的宫殿一样，这样一来，一切奥妙和奇事都将被揭穿，因为他们的自然原因都将被知悉”。[39]培根的这一思想，后来在《新大西岛》的“所罗门宫”中有更彻底的体现。“所罗门宫拥有完善的设施，有许多巨大的植物园、动物园、光学园、音乐馆、高塔、机器馆，不同热度的熔炉等，它们多是为科学研究而设置的，在这里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可以探索自然界各个领域的规律。通过实验，为人类提供各种有用的知识。不仅如此，所罗门宫还有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各种设施，可以实现知识与生产的直接结合，用生产的成果验证知识，用知识指导生产。”

国家权力部门支持科学事业的发展，还在于为学术创造宽松、自由的环境。培根一直强调要鼓励知识分子自由探索问题，公开发表言论。他认为，如果没有学者间的相互辩驳、相互诘难、自由争鸣，真理诞生的脚步会非常迟缓，知识的科学性也无从保障。这不仅阻碍人对世界的认识进程，更会为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带来盲目性、被动性，直接影响人类文明的进步。因而，培根一方面反对用行政干预的方式管理学术，主张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区别开来。如果因学术讨论而肩负政治罪人，甚至遭到迫害，会压抑学者发表言论的积极性，窒息学术空气，妨碍学术争鸣的正常开展。另一方面，培根反对崇拜“权威”，认为如果把知识的追求囿于“权威”的成见不敢突破，人类的认识就不可能进步，知识的增加也成妄谈。因为“权威”代表的是过去，是相对于现在而言的认识的低级阶段。而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旧的知识不可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任何历史时期，所以，人们就要不断“标新立异”，不断冲破传统知识的限制，勇于提出新的观点，大胆表达对事物形成的新的认识。

培根的这些观点及建议，实际上，就是要知识分子轻装上阵，摆脱一切精神的和政治的羁绊，全身心地投入知识生产的事业，最大限度地奉献给社会优质、丰富的智力成果，使知识为物质生产服务，以推动人类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这些建议由于符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受到了当时取得了政权的资产阶级的重视，并及时制定了对科学知识及知识分子保护性政策和法律，才使科学得以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进程。无论是培根所处的时代，还是人类文明的今天，培根的这些思想都显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体现着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智慧和远见。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不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科学的事业，不为知识的孕育和成长提供坚实的土壤，不为知识分子创造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就必然阻碍知识生产力的发展，随之影响国家整体实力的提高，导致竞争力的下降，致使其国际地位受损，甚至民族尊严面临威胁。

其次，改革知识的管理办法，保护知识分子的劳动成果。培根认为，应改变以往知识生产与知识管理相互脱节的现象，而要使知识的掌握与权力的掌握融为一体，以激励知识分子的创造热情。培根在《新工具》中分析了科学一向得不到发展的原因，“在于耕耘科学的人常常不是奖励科学的人。科学的生长在于人才，科学的奖品则在大人物之手，而后一种人，就是稍有见识者，亦凤毛麟角、不可多得，有时有些进步不仅得不到奖品，得不到赞扬，甚至被狂风压服了……不受尊敬的东西，当然不能兴旺发展”。[40]在所罗门宫中，他设想建立权力与科学的有机结合，他描述道，所罗门宫有很大的权力，他们一方面可以自由地从事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自由处置，有权严守自己的研究成果。但这种成果并非要束之高阁，他们可以到主要城市发布他们认为有用的发明，以期指导民众如何利用知识防御自然灾害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自由地从事科学研究，自由地发表对事物的看法，自由地处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是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都期望的，它符合从事生产知识的科学工作者的个性特征。也只有社会最大程度地尊重知识分子的个性特征并提供知识生产的充分自由环境，才能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保障社会发展有足够雄厚的知识后盾。培根之所以阐发了知识与权力结合的构思，正是在他认识到了知识与社会发展的动力学关系的基础上，要为知识工作者提供从事科学研究的最佳社会环境和最好的政治保障。也正因为他的倡导得到了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制定种种措施鼓励知识创新，所以，在他之后不太长久的历史时期内，英国出现了世界上庞大的科学家群体，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一跃而成为“日不落帝国”。

知识工作者获得尊严和个人独立自由的唯一资本就是他所拥有的知识。保护知识分子的智力成果在培根的思想中得以明确表达，用现在的语言来说，也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思想。知识产权，即知识财产权、知识所有权，又称“智力成果权”。所谓“智力成果”，是指在人类的精神生产过程中，基于人的脑力劳动创造出来的、具有一定表现形式的一切科学成就。它主要体现为： 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明晰的知识产权，可以加大对知识首创者的激励程度，推进知识的再生产，以达到推动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目的。在人类历史上，培根是否为现代知识产权保护思想的首倡者，尚有待考察，但从时间上看，17～19世纪是知识产权在世界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人类的智力劳动成果保护制度从萌芽状态逐步趋于完善。在培根去世的前三年，即1623年，英国颁布了《垄断法》，规定了专利只授予真正的最初的发明人; 授予专利的发明必须具有新颖性; 专利的有效期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专利权将被判无效等。这部法律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专利法诞生的标志。这一法典的颁布不能说与培根的倡导没有关系。1709年，英国又颁布了《安娜女王法令》，该法主要体现的是对著作权的保护，它第一次确认了“作者”是法律保护的主体，并规定了给予作品一定的保护期，是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文献。随着英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欧洲其他国家也纷纷仿效，如1857年法国制定的《关于以使用原则和不审察原则为内容的制造标记和商标的法律》，规定了人们对商标的私人财产权，是这一时期极具影响的知识产权法。

再次，要保障生产知识财富的知识分子的各种物质利益，使其全力以赴地投身于科学的事业。培根在《论学术的进展》第二卷中，专门讨论了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栋梁，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动力，社会若无知识分子群体的支持，将无法进步。他说： “若无穷窭学子，扶植人类的文明，维系人类的尊严，则王公大臣们的安乐奢侈，早使人类复返草昧，退归野蛮了。”[41]但培根所处时代的早期，尽管新兴的资产阶级日益认识到知识的价值，越发强烈地渴求知识，但由于封建主义的残余还未彻底清除，经院哲学的牢笼还在窒息着科学的生命。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其作用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科学技术被视为工匠和仆人的事业，受到贵族阶级的歧视和轻蔑。从事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低下，待遇菲薄。培根非常不满意这种状况，他强烈呼吁，学者“一定要有安适的生活状况，丰厚的生活费用，才能竭其精力，尽其一生，专心从事学术的探讨和学习的培植”。[42]如果学者报酬过低，没有取得普通职业操作的人们所得的平均报酬，他们必然为日常生活所累，不可能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于科学，而科学却是一个需要专注精神的事业。因此，任何一个高明的君主，一个重视知识的君主，视知识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的君主，首先要考虑生产知识的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物质要求，这是一个非常浅显但又很少有人处理好的问题。不仅如此，培根还认为，应建立科学的奖励制度，重奖对科学有重大发明者，并为他们树碑立传，使其在历史上英名永存。

可以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培根第一个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知识的生产及生产者的社会保障问题，他关于要为知识分子建立完备的科研场所，给从事科学事业的知识分子以适当的社会地位，尊重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知识分子的尊严，保护知识分子的智力成果，给予生产知识的学者一定的物质报酬，为学术建立科学的奖励制度等观点，为知识分子 (不仅包括英国的知识分子，还应包括世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命运的改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要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把握世界学术最新动态。处于科学搜集材料阶段的培根，首先看到了个人观察、实验、分门别类研究事物的必要性， “不是当大多数人都做一件事，而是一人管一件，才能期于详备”。[43]但他更卓越的地方在于认识到了协作的重要性，“必须先行分离，随后再集合起来，才能有最好的效果 (尤其是关于搜集经验是如此)”。[44]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科学研究工作不是仅靠个人单独能够完成的，它是一项社会化的工作，需要所有参与者相互合作、不断交流情况、共同推进研究进程的逐步深入。他的这一思想，在《新大西岛》中通过对“所罗门宫”的描述进一步表述出来。他把“所罗门宫”称为“智者之家”， “智者之家”的历史使命就是推动科学的发展，这个历史使命的完成，依靠的方式就是各研究小组 (每三人一组) 之间的分工协作。针对某一研究领域，所罗门宫中的各小组有明确的分工，每个小组都应非常准确完整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然后通过综合、概括、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定理、公式、经验等。培根认为，不仅就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分工协作的机制之上，而且还应把这一思想进一步推及国际间的相互交流，认为这样的学术交流，对整个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他说： “许多团体同会社虽然国属不同，领土各异，亦能订条约，互存友谊，互通声息，甚至还可以有属员，有领袖……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学习上，智识之光上，本着一脉相传的宗旨互订友好呢?”[45]在所罗门宫中，有12人专门到国外收集世界各地最新的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把国外的新的书籍、论文、器皿及各种实验模型带回国内。另外有三人专门收集各种书籍所记载的实验结果。之后还有三名“天才”，专门从同伴们搜集的资料中提炼出说明事物本质、性质的新发现和结论。所罗门宫还经常召开各种会议，交流各自关于世界的更准确的说明。

培根的这些论述，在400年后的今天仍不为过时，尤其是对于我国的现实实践仍具有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的知识分子地位尚有待提高，科研条件仍需改善，物质待遇还不能保障自己全身心投入科学的事业，广泛的学术交流还远没有开展起来。今天重温培根的这些思想，仍能感觉到他的智慧与远见。可以说，他的观点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心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愿望，于知识分子的发展有利，于科学的兴盛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