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知识力量

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断证实着培根“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论断的正确性、深刻性。尽管这一口号的提出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这并没有妨碍它作为现代社会人们依然固守的“信仰”，并日益显示出其本身强大的生命力及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随着人类步入20世纪，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加明显。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尔布雷斯非常强调生产技术、企业家创新和技术知识对经济增长的重大意义。在60年代，美国的马可罗普首先提出“知识产业”的概念。70年代，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丹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他认为，前工业社会人类依靠原始的劳动力并从自然界提取初级资源; 工业社会是围绕生产和机器这个轴心并为了制造商品而组织起来; 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新技术与变革，反过来又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结构。80年代初，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其代表作《第三次浪潮》中预言，随着西方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社会的主宰力量将由金钱转向知识。紧随其后他在《力量转移》一书中又说道：“一场革命正在席卷培根以后的今日世界。过去的任何天才 (无论是孔子，还是马基雅弗利，还是培根本人) 都无法想象今天的最深刻的力量转移：今天无论是武力还是财富本身依靠知识的程度都是惊人的。”[46]另一未来学家约翰·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明确指出，知识是我们经济社会的驱动力。美国现代著名管理学家彼得·鲁克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也表明，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知识已成为首要产业。

由于人类对知识功能与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1996年，以发达国家为主要成员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次在国际组织文件中使用了“知识经济”这个概念。在其发表的一份《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对知识经济做了如下定义：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资源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形态，是一种以知识为主导的经济”，并且指出其主要成员国GDP中的60%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

从人类历史的演绎轨迹可看出，无论是理论形态上还是社会发展趋势上，都证实并深化着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当然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知识与培根所强调重在实用的经验知识已有很大不同，但在总体框架和基本思路上却并未脱离培根的设计，即在知识与力量的动力学关系上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就像伟大的社会思想家米切尔·弗科特指出： “没有知识就没有力量： 知识不可能不产生力量。”[47]因为知识的控制权一旦发生转移，就会引起社会和经济力量也发生转移。

正因为知识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日益强大的作用，主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没有足够的知识武装，不具备更新知识的能力，缺乏把握新知识的超前意识，将很难在知识经济的社会中站稳脚跟。

世界银行1995年提出的“国民财富新标准”认为，在构成国民财富的自然资源、生产资本和人力资本三者中，人力资本平均占全球国民财富的64%。由此得出结论，知识经济时代的综合国力竞争，实质是积累知识和占有科技人才的竞争。我们以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为例即可证实这一结论。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索罗对美国发展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后指出：1909年到1949年，美国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翻了一番，其中科技进步占87.5%，劳动和资本的贡献只占12.5%。时间滑过了半个世纪，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由20世纪初的5%～20%提高到70年代至90年代的70%～80%，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将提高到90%。由于看到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各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美国政府称美国新经济要进入数字时代，并在人才争夺上积极开展“知识外交”，把世界高、精、尖人才通过种种优惠政策拢入自己国家。据统计，美国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的50%、自然科学和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的23%由国外学生获得，并在学习期间享受美国政府提供的种种资助，为美国发展高科技行业储备了大量人才; 欧盟称要建设“知识化欧洲”，投入大量资金完善科研机构，提高知识产出效率，促进知识产品化; 日本也将原来的“技术”立国改变为“科技创新立国”; 新加坡政府在充分认识自身幅员狭小、资源有限的不利因素后，提出“拥有高素质人才是一个国家经久不衰的优势”，大力培养科技人才并实行了持续不断的人才引进政策; 韩国政府和学界对“知识经济”的概念十分重视，提出要建设以科技知识为推动力的“头脑强国”。韩国总统金大中1998年4月21日发表演说： 21世纪是文化与经济融于一体的时代，只有“头脑强国”才能支配世界。一系列的事实证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贫乏的国家注定是要被历史发展的滚滚红尘所淹没的。

知识资本是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秘密武器，而知识的载体是企业。在知识经济社会，哪一个企业拥有掌握大量知识及能够运用知识的高智商员工队伍，哪个企业就会获得竞争优势，保持强劲的生命力。有事实说明：在世界500家最大的企业中，1/3以上属于美国。在年利润最高的前20家全球大公司中，美国独占12家，其中包括通用电器、因特尔、IBM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知识产业的大型跨国公司。在美国《财富》杂志所列的45个生产行业中，美国的公司在以销售额为标准的排序中夺得23项第一，其中大多数为知识企业，如微软、IBM、因特尔、通用电器公司等。

另外，必须看到的是，知识经济时代，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正在发生转移。原来的企业，生产资料所有权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资本家通过雇佣工人的劳动获取利润。现在，由于利润的获得不再主要依赖生产资料，而是转向依赖知识，企业的员工又是知识的掌握者，因此，生产资料所有权正在由企业转向个人，而个人是一个有独立性的、有自主选择能力的主体，这就很可能发生个人带着知识生产资料离开企业的问题，致使企业竞争力受到影响。从这一点上看，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要保持强劲的竞争势头，不仅需要有拥有渊博知识及更新知识能力的高素质员工队伍，更需要有掌握了现代管理知识的高素质管理者，以调动和保持员工工作的积极性，防止知识生产资料的转移。

既然国家、企业的发展都以掌握和运用现代知识的高素质社会主体为基础，并且由于知识被大规模地、密集地加以利用，知识员工被给予良好的工作条件及报酬，因此，他们在现代社会中领导着一种更新、更繁荣的生活。而那些没有掌握更新更多知识，不熟悉一项新技术的人，将很快被时代所抛弃。据统计，现在技术的淘汰率每年达20%，也就是说，技术的寿命周期平均只有五年。在工业发达国家，1950～1965年，由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8000多个技术工种消失了，与此同时，出现了6000多个新的技术工种。由于技术的发展，在美国，企业的变化极为迅速，平均每天产生300～400万家新企业，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倒闭。美国人平均每人一生流动12次，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的人平均五年更换一次工作。严酷的现实表明，一个人如果要想在知识经济时代站稳脚跟，要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和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个人价值，就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不断提高运用知识和掌握新技能的能力，否则，命运之舟漂向何方，将是难以预料的。

西方国家自培根之后起，由于认识到知识的价值和功能，为知识创新提供了完善的制度化保障和良好的社会条件。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经济基础日渐强大，综合实力逐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日益繁荣。反观知识在我国走过的道路，却是艰难曲折的。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停滞造成了西方列强对中国一百多年的侵略，国家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不能自拔。尽管洋务运动也开启了我国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大门，但由于与中国文化不能很好地融合及社会制度的限制，虽然当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我们的社会还没能领略其真正的优越性的时候，就被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彻底地打垮了。至于政治制度的变革，对于这个顽固、保守并拥有两千年封建传统陋习的腐朽国家来说，更是妄想。中国彻底失败了。

深刻领会知识贫乏，科学技术落后带给中国人民灾难和耻辱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1956年，就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了我国第一个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决定把航天技术、原子能技术、计算机技术、半导体、自动化、无线电等六大关键技术和工程作为重点公关目标。这一决策的全面实施，为我国尖端技术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但在10年“文革”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却无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客观真理，逆历史潮流而动，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打倒一切反动学术权威”等口号，对科技人员和人民教师进行残酷迫害和排挤打击，造成人才夭折，经济停滞。邓小平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指出：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48]党的十三大把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放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地位，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1988年，邓小平深刻洞察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在发展和改革实践中对科学技术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认识上得到升华。也正是这一论断，鼓舞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地走科技开发，依靠科技振兴经济之路。然而，毋庸置疑，在世界发达国家已经跨入知识经济门槛的今天，我国距离这个门槛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我国经济实力还不强，对科技的投入还严重不足; 我国人口文化科技素质普遍较低，义务教育中科技教育不够充分; 科技创新能力差; 在相当多的领域，我国的科技水平只处于中、下水平; 高新科技产业规模小、水平低、竞争力弱; 经济、科技、教育三者相互脱节等。望着远远跑在我们前面的壮硕的外国人，我们应该怎么办?

世界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 世界上没有贫穷的国家，而只有无知的国家。知识经济的劲风已惊动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他们审时度势，迅速作出反应。1998年2月，中国科学院一份题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引起了江泽民同志的高度关注，并作出重要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同年4月2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大学时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学技术与人才的竞争。科学的发展，知识的创新，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 2012年7月8日，胡锦涛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 科技是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创新是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更加广泛地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科技发展水平更加深刻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我们要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从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集中力量推进科技创新。2014年1月10日，李克强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强调：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创新文化，既攀登基础研究的高峰，又着力使应用研究有新的突破，让两者比翼前行。要营造鼓励大胆探索、包容失败的宽松氛围，使创新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对知识经济的挑战高度重视，并立即着手行动，在政策保证、外在环境、内在激励等方面为科技创新，为知识的进一步推广和运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我们深信，古老的中华民族一定会因为对知识的尊重而实现富国强民的“中国梦”!

本章参考文献：

1. 余丽嫦： 《培根及其哲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 苏宁： 《启蒙人格——培根》，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英］亚沃尔夫： 《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

4. 童鹰： 《世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 ［英］J·R·柏廷顿： 《化学简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6.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7. 培根： 《论学术的进展》，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8. 杨桂华： 《知识经济与社会变革》，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 董光壁： 《传统与后现代——科学与中国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0. ［美］维娜·艾莉著 刘民慧译： 《知识的进化》，珠海出版，1997年版。

11. 吴晓明： 《科学与社会》，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12.［美］约翰·洛西： 《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13.D·J·贝尔纳： 《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9页、47页，商务印书馆， 1975。

[2]培根： 《新工具》，113页，商务印书馆，1936。

[3]转引自苏宁： 《启蒙人格——培根》，4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4]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47页，商务印书馆，1975。

[5]培根： 《新工具》，85～86页，商务印书馆，1936。

[6]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37页，商务印书馆，1975。

[7]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38页，商务印书馆，1975。

[8]培根： 《新工具》，76页，商务印书馆，1936。

[9]转引自余丽嫦： 《培根及其哲学》，100页，人民出版社，1997。

[10]柏拉图： 《理想国》第3卷第5章。

[11]培根： 《论学术的进展》，43页，商务印书馆，1938。

[12]《培根论人生》，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3]《培根论人生》，13～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4]培根： 《论学术的进展》，人人丛书，英文本，56页。转引自余丽嫦： 《培根及其哲学》，105页，人民出版社，1997。

[15]D·J·贝尔纳： 《科学的社会功能》，37页，商务印书馆，1982。

[16]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30页，商务印书馆，1975。

[17]麦考莱： 《论培根》。转引自D·J·贝尔纳： 《科学的社会功能》，41页，商务印书馆，1982。

[18]转引自苏宁： 《启蒙人格——培根》，202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129页，人民出版社，1960。

[20]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11页，人民出版社，1971。

[21]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30页，商务印书馆，1975。

[22]转引自余丽嫦： 《培根及其哲学》，216页，人民出版社，1997。

[23]转引自余丽嫦： 《培根及其哲学》，216页，人民出版社，1997。

[24]转引自余丽嫦： 《培根及其哲学》，227页，人民出版社，1997。

[25]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17页，商务印书馆，1975。

[26]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41页，商务印书馆，1975。

[27]培根： 《论学术的进展》，151～152页，商务印书馆，1938。

[28]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9页，商务印书馆，1975。

[29]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10页，商务印书馆，1975。

[30]培根： 《新工具》，24页，商务印书馆，1936。

[31]［英］约翰·赫歇尔： 《试论自然哲学研究》。转引自［美］约翰·洛西： 《科学哲学历史导论》，64页，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32]［英］J·R·柏廷顿： 《化学简史》，74页，商务印书馆，1979。

[33]《纪市舶》，《熙朝纪政》。

[34]《东华录》(乾隆给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的复信)。

[35]《嘉庆刺谕》。

[36]《不得已》。

[37]转引自董光壁： 《传统与后现代——科学与中国文化》，13～1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38]《李约瑟文集》，300页。转引自吴晓明： 《科学与社会》，30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39]《培根全集》司佩丁本，第8卷，335页，1861。参见余丽嫦： 《培根及其哲学》，169页，人民出版社，1997。

[40]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38页，商务印书馆，1975。

[41]培根： 《论学术的进展》，14页，商务印书馆，1938。

[42]培根： 《论学术的进展》，100页，商务印书馆，1938。

[43]培根： 《新工具》。转引自余丽嫦： 《培根及其哲学》，172页，人民出版社，1997。

[44]培根： 《新工具》。转引自余丽嫦： 《培根及其哲学》，172页，人民出版社，1997。

[45]培根： 《论学术的进展》，103页，商务印书馆，1938。

[46]转引自杨桂华： 《知识经济与社会变革》，22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47]转引自［美］维娜·艾莉著，刘民慧译： 《知识的进化》，26页，珠海出版社，1997。

[48]《邓小平文选》第2卷，417页，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