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命题分析

如果追溯笛卡尔这一命题的理论来源，一是受启发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奥古斯丁，一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者蒙田。

奥古斯丁关于人存在的论证，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命题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渊源。奥古斯丁的怀疑方法为笛卡尔这一命题提供了理论的武器。奥古斯丁在论述人的存在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是求之于内心的经验来证明。他认为，我的存在是通过我的思维来证明的，思维的确实性证明了自我存在的确实性，我存在思维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任何人的思维不可能绝对正确，我是经常犯错误的，错误的产生是因为人的思维出了问题，从我犯错误这一事实可以证明我的存在; 如果我的思维不存在，决不会有什么错误。因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我错误，所以我存在”。奥古斯丁说： “怀疑是无非考虑有错误，怀疑和错误也恰好证明自己的存在，在怀疑的时候，至少你知道自己存在着。”[1]笛卡尔借取了奥古斯丁的证明方法，也是从思维的存在来证明我的存在，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我是一个思想的东西，它能感觉、会想象、懂拒绝。我能够考虑一切，怀疑一切，思想怀疑的对象存在与否可以不置可否，但这个正在怀疑一切的我的存在是不能怀疑的，因而，我在怀疑，所以我存在。从论证过程看，奥古斯丁关于人的存在的论证，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命题的直接思想来源。

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对笛卡尔以怀疑为出发点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蒙田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与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心。他把“认识自己”和“我知道什么”作为认识原则，认为，人是变化无常和动摇不定的创造物，关于人找到确定不变的判断是困难的; 没有什么东西是屹立不变的，人们对同一事物不可能作出同样的判断。蒙田的怀疑思想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书房的柱梁上居然贴着“一切确定之物实乃无一确定”“我不置可否”的条幅。同时，他还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感觉开始的，由感觉传授给我们，但感觉是虚假的，不可靠的，它会欺骗我们; 因而在感觉基础上形成的理性认识也是软弱无力的，不能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肯定地说，人类对事物的任何独断的结论和固执己见都是愚蠢的标志。用怀疑的态度对待人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认为没有确定不变，绝对正确的认识，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唯一不用怀疑的是“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正因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确信自己是无知的，才能促使人去求知。蒙田的怀疑直接指向的对象是神学和经院哲学，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对笛卡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笛卡尔借用了蒙田的怀疑方法，但笛卡尔的怀疑比蒙田的怀疑更为彻底。

笛卡尔构筑哲学大厦的出发点是普遍怀疑，怀疑一切感性经验，怀疑自然界一切事物，怀疑数学和其他一切科学知识，甚至怀疑上帝，假定它是一位骗人的恶魔。在经过一次彻底的、普遍的怀疑之后，笛卡尔认为，“我可以设想我没有身体，可以设想没有我所在的世界，也没有我所在的地点，但是，我不能就此设想我不存在，相反地，正是从我想到怀疑其他事物的真实性这一点，可以非常明白、非常确定地推出： ‘我是存在的’。”“假定没有上帝、没有天、没有形体，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不能同样地设想，怀疑这些事物的我也不存在，因为设想思想的东西在他正在思想时不存在是一种矛盾。因此，‘我思故我在’这个结论是一个有顺序地进行思想的人得到的第一种和最为确定的知识…… ‘我思想，所以我存在’这条真理是这样确实，这样可靠，连怀疑派的任何一种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于是我就立刻断定，我可以毫无疑虑地接受这条真理，把它当作我所研求的哲学的第一原理。”[2]

“我”是什么? 笛卡尔描述道： “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一个地点以便存在，也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 因此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3]“我思维多久，就存在多久，甚至于很可能是： 如果我完全停止思想，我也就同时完全停止存在……所以，严格地说，我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只是一个心灵、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这些名称的意义我以前是不知道的。那么，我是一个真实、真正存在的东西; 可是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说过： 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4]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正在怀疑、理解、肯定、否定、想象的思维性的东西，它的存在，并不在于被看到、摸到、感觉到，而在于被想到。因而，“我”是一个心灵的实体，“我”的唯一属性是思维、思想。

“思”的含义： “思”，即思维、思想，按笛卡尔的解释： “‘思想’，这个词包括以一种我们能够直接地意识到的方式存在于我们之中的每一种东西。所以，全部意志的活动、理智的活动、想象的活动和感觉的活动都是思想。”“我们注意到，在我们之中思维的一切方式可以归为两大类： 其中一类是通过理智而知觉，另一类是通过意志而决定，这样，感觉、想象，并且对于纯粹心智事物的领会，都只是知觉的不同方式; 而欲望、厌恶、肯定、否定、怀疑是意欲的不同方式。”[5]因此，“思”就是人的意识活动，包括人的意志、理智、想象、感觉等。“我在”就是指思想的存在，而非物体、实体的存在。笛卡尔把人分为物质的我和思维的我。在他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我在”是指怀疑、理解等思想样式的精神承担者，即没有身体的精神实体的存在。

从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命题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 首先，笛卡尔所规定的“我”是一个精神性的我，一个灵魂，一个思想性的东西，而非物质的人，感性存在的我，从而确立了我的精神性主体地位，把人从受上帝精神实体的绝对控制的单纯肉体中解脱出来。在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中，精神和肉体的对立是绝对的，上帝是精神，人只是单纯的肉体。精神从人的内在的本质变成了与人的感性存在截然对立的彼岸，人作为一堆沉淀的物质被留在罪恶的此岸世界之中，上帝和人，精神与肉休是相互割裂的，没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人和上帝之间决不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人和上帝的交流只能是通过信仰。笛卡尔第一次把精神从客观恢复到“我”的精神，“我”也就不再是消极、被动的肉体。上帝作为精神实体的专有权被打破了，肉体和精神的绝对对立变成了有限精神与无限精神的差别，并且这种精神是自我意识，是纯粹的主观，是思想本身，是内在的。费尔巴哈高度评价了笛卡尔的历史功绩： “如果说基督教是从提出‘上帝就是精神’这个命题开始的，那么，与此相反，在笛卡尔那里，近代——它的本质在于通过肯定基督教去否定基督教——却是从提出‘我是精神’这个命题开始的。”[6]

其次，笛卡尔提出了人的意识的自我确认原则。笛卡尔关于“我思”的确认，是他先从“我思”中抽象出“我思本身”与“我思对象”，然后再把我思对象“悬置”起来，从而得到一个纯粹的与外在对象完全无干的“我思”。这样，他对我思的确认或明证便完完全全成了人的意识的自我确证，与外在对象毫无关系，也就是说，这既无需上帝的首肯，也无需得到上帝创造的自然物的“支撑”。不仅如此，笛卡尔还从“我思”的明证性中推演出“我在”的明证性，推演出“我思故我在”的明证性。在笛卡尔看来，既然“我思”是确定无疑的，“我在”也就同样是确定无疑的。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见到： ‘必须存在，才能思想’”。[7]这样，他就由“我思”出发合乎逻辑地得出了他的哲学第一原理—— “我思故我在”。这条看来如此抽象的哲学原理，在笛卡尔所在的时代却具有非常现实、革命的意义。因为，笛卡尔通过对“我在”的哲学肯定，有力地挑战了当时在法国、在西欧各国依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神学，封建神学宣扬“无我”。笛卡尔从“我思”的明证性推演出“我在”的明证性，意味着我的存在不是上帝赋予的，也不是由外物派生的，而是由我自己保证、确定和决定的，确认了人的主体性原则和自由原则，奠定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基础，也是西方哲学由关注世界本体转向关注人的认识的转折点; 另外，“我思故我在”原理，宣告了哲学对神学的独立，宣告了哲学的自主性。中世纪的意识形态，神学具有“无上权威”，它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都“合并到神学”，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8]，而作为神学一个科目的中世纪哲学就只是基督教神学的婢女，它以基督教教义为绝对前提，以论证上帝存在为根本使命，并且从上帝的存在推出物质世界的存在和人存在。然而，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为第一原理，从“我的存在”逻辑地推演出上帝的存在和物质世界的存在。表明哲学摆脱了神学婢女的地位，不再为宗教教义提供逻辑论证，它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身独特的思维内容。因此，也可以说，笛卡尔以他“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揭开了近代哲学的新篇章，是近代哲学的独立宣言。

尽管笛卡尔明确分析了“我”“思”及“我在”的概念，认为我是一种心灵的实体，是与肉体的人毫不相干的人的思维或人的理性，从“我思”出发才能推出“我在”，似乎“思”先于“在”而存在。然而，当我们仔细追究“思”与“在”的关系时，却发现，笛卡尔的“思”与“在”应是直接同一关系。因为，如果把“思”理解为“在”的产生者， “在”为“思”所产生，那么就承认了思维的独立存在。思维只是一种活动，而活动没有主体，便没有了依托，笛卡尔否认不存在的东西会产生出存在，宣称不存在的东西绝对不可能思想。对于二者同一性的思想，笛卡尔在《真理的探求》中说： “只有思想具有这样的特性，我不能把它与我相分离……如果我一时停止了思想，我同时也可能停止存在。”因此，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并非产生与被产生的关系，并非“思”在“在”先，二者是同一的。对此，黑格尔说： “在‘我思故我在’里，作为主体的思维就是思维者，这就是‘我’，存在只是与纯粹的思维同一，不管内容如何，我就等于思维。”[9]费尔巴哈也曾论述说： “不可能设想我的思维与存在之间存在着区别; 我的思维就是我的存在，两者是完全同一的。”[10]应该说，笛卡尔承认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但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对“我在”中的“我”论述并不清晰，没有把“我”作为能思之物的特性规定清楚，表现了其思想的二元特征，使以后哲学家对其理论的批判有话可说。

当笛卡尔确立了自己哲学的第一原理之后，他强调要通过人类理性的普遍怀疑的方法达到对事物的确实性把握。确实性是笛卡尔哲学的最高原则，他认为，要真正发挥理性的权威，使理性担当起准确判断真假的责任，就应该对我们以往形成的一切概念，包括最权威的上帝的观念都进行一次普遍怀疑，把人类一切观念都放在理性法庭上加以审判，以确定真理与谬误，以便留存真理，依凭真理重建理性的科学大厦。被笛卡尔列为怀疑对象的有： 一是由感官得来的一切东西。人的感官知觉是经常骗人的，对于那些曾经欺骗过我一次的东西都不要相信; 二是对物体的性质、广延、形状、数量、地点、时间及算术和几何学等不因具体对象存在与否而具有普遍性的共相和学科产生怀疑，因为作为事物共性的结论及对同一类事物的共性进行研究的学科，往往与事物的本性是不相符合的，它经常给人类造成错觉，因此，也要进行彻底的怀疑; 三是为了寻找一个将成为科学和哲学之基础的真理，我们假设上帝是骗人的。假定有一个妖怪，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上帝 (他是至上的真理源泉)。这个妖怪的狡诈和欺骗手段不亚于他本领的强大，他用尽了他的机智来骗我。为了认识真理，为了方法上的需要，笃信上帝至高、至善的天主教徒笛卡尔，通过“夸张的怀疑”，把上帝这个至高无上的神明暂时也当作恶魔，列入可怀疑之列，表现了笛卡尔为了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当然，笛卡尔的怀疑并非为了怀疑而怀疑，而仅是把怀疑作为一种方法，对于怀疑的方法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笛卡尔用两个形象的比喻作了说明; 一是把它比作建造大厦，为了找到坚实的基础，先把“浮土和沙子排除掉，以便找出岩石或黏土来……正如在拆除旧房屋时通常总是把拆下来的材料保存起来，以便用它来建造一座新的房屋”。[11]二是把它比作挑选苹果。如果一个人有一篮子苹果，“他害怕其中有一些是不新鲜的，想把它们拿出来，以免弄坏其余的苹果。他能如何着手呢? 他是否会首先把篮子倒空，而后把苹果一个一个地检查一遍，把那些他看到没烂的苹果挑起来，重新装回篮子里，而把其余的扔掉呢? 这就同这样一些人的情况完全一样，这些人从前没有很好地研究过哲学，他们在自己的头脑中保留着从早年就开始积累的各种各样的看法。当他们很有道理地确信这些看法的大多数不符合真理时，他们便试图把一些看法同另一些区别开来，因为他们害怕把这两类看法混淆在一起会使得全部看法不可靠。为了不犯错误，岂不最好还是一下子把它们全部抛掉，不管它们当中哪些是真理，哪些是谬误，而后再对它们逐一加以研究，只保留其中那些被认为是真理和无可怀疑的东西”。[12]

用怀疑清除成见，首先要拿出敢于怀疑一切的勇气。但怀疑的勇气，并非盲目怀疑，怀疑本身要有充分的理由，需要合理化。因而，怀疑是在清除了头脑中一切原有成见之后，在内心无比清澈透明的情况下，而呈现出来的一种明晰性。毫无疑问，只有明晰性科学的哲学体系，才能指导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这些知识体系的建立，无不依赖大胆怀疑的方法和敢于怀疑的勇气。

纵观人类思想史与科学革命史，无论是对人类发展进行说明和解释的社会科学理论，还是标志人类把握世界的自然科学成果，它们都具有自己的时代性，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逐渐失去自身的价值。但科学的思考方法却具有永恒的意义，怀疑方法就是如此。新的理论产生和科学的发展首先得益于怀疑的方法。理论研究和科学研究需要独立的见解，需要冲破传统的框架，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需要提出前人未曾提出的问题，解决前人未能解决的难题及不断弥补理论和科学发展历程中的种种空白。如果迷信权威，迷信前人遗留的理论遗产甚至迷信宗教教条，理论的创新和科学的发展将无从谈起，人类的认识不可能逐步深化，社会的进步也将无法保障。因此，敢于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人类和自然界中的一切，善于用怀疑的方法重估一切已得的认识世界的理论和科学，将极大地推进人类认识史的进步。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说： “怀疑是通往知识和真理之路的第一步; 一个人，如果对任何东西都不讨论，他也就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把握，如果他对任何东西都没有疑问，他也就不会发现任何东西;而什么东西都没有发现的人，必是而且将永远是个瞎子!”[13]因而，怀疑的方法是批判旧知识的武器，也是创造新知识的工具。

大胆的怀疑精神，一方面有助于扫清束缚人类思维中的理论教条，彻底解放人的思想，充分激活蕴藏在人类理性深处的创造性; 另一方面，由于怀疑方法是理性的方法，人的分析、批判、怀疑都是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就减少了人类行为的盲目性，为新的科学理论的诞生，为科学技术的更新提供了更大的准确性与可操作性。哲学史家罗素曾指出，传统与近代的一个重要分野是教会威信的衰落与科学威信的崛起。后者的威信根本不同于前者，而是一种理智上的威信。促成这一分野的契机，无疑是笛卡尔怀疑一切的勇气和高扬人类理性的精神。笛卡尔之后，欧洲大陆科学界群星灿烂，思想巨人光芒四射，推动欧洲迅速完善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促成了工业文明社会的尽早到来，这无一不同怀疑精神的大力弘扬密切相关。

哪个民族敢于怀疑、善于怀疑，哪个民族就会走在世界前列，相反，哪个民族因循守旧，抱着传统教条不敢怀疑，哪个民族就会落后。举一小小例证，一个人口不过千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民族，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至1995年止，获得这项世界科学殊荣的犹太科学家就有98人，占世界全部获奖人数的17%。在科技大国美国，每5个大学教授中就有一个是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犹太人只占全国人口的7.5%，但一流科学家至少有25%是犹太人。在意大利，犹太人只占总人口的0.1%，但杰出的数学家中犹太人就占了50%。(参见董本建《犹太名人传》科学家卷序言，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 这只是科学界的一些数字，同样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犹太人取得的成果也令人瞩目，这一现象被世人誉为“犹太伟人现象”。这一现象并非表明它比其他民族先天优越，而是长期以来突破传统的反叛精神，敢于怀疑一切，向既有规则挑战的革新精神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在犹太文化中，充斥着“与上帝论辩”的声音，它不属于任何的“权威”与“传统”。在《圣经·创世纪》中，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背叛上帝、背叛权威，偷食了禁果，也正是这一背叛，导致人类革命性地进入了生命自觉的新阶段。这个神话也许是象征性的。事实上，犹太智者正是在对“传统”与“权威”的背叛中实现其超越的。

反观中国历史的发展，以勤劳、智慧闻名于世，具有5000年光辉历程的华夏民族，至今在人类的思想宝库及科学研究领域依然无足轻重，占世界20%以上的人口大国竟只有一名诺贝尔奖得主，抛开感情上的遗憾和大国的尊严不说，缺少了世界公认的最高科学成就、最高理论成果，科学发展、理论繁荣从何说起，民族科学素养的提高与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更是妄言。造成这一残酷现实的原因，不能不说与我们国家历史上对待善思考的知识分子态度有关，与国家的激励措施有关，更与长期的强大的官僚统治有关。

在中国古代，孔子的学说被钦定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宗之学， 《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代文化典籍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圣经，成为历史上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切思想的最高原则与理论依据。世界在发展，而作为统治者理论依据的几部经书，却成了“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宝。而中国社会选拔社会精英的标准是“学而优则仕”，学的对象就是古代典籍。中国的高智商群体，都要皓首穷经。国家政权也要求人们注经、释经、背经，最后考经。这样选拔人才的方式，抑制了人的创造性，不主张人独立地思考问题。再加上穷经的目的就是治国平天下，为统治者作理论的旗手和制度的说明，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同时还有历朝历代的文化高压政策，使得大部分的“明哲”首先要“保身”，以至于在偌大的华夏大地，在人口一直相对稠密的古代中国，创新的活力被抑制，创造的激情被泯灭。即使在产生了古代四大发明的历史时期，也没有触动统治者去保护发明者的利益及推广四大发明与生产劳动的结合; 到了近代，内部封闭的社会不仅没有为社会精英提供施展其能力的机会，反而出现了一种淘汰精英的机制。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那些最富有独立思考精神，最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精英分子，往往极易受到摧残和打击。大部分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只有少数人在泯灭了自己创造个性的前提下，才被社会所接纳。古人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正是对这一精英淘汰机制的形象描述。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现在我国学校教育制度中，孩子的个性、创造的激情依然未能得到保护。从小学起，那种通常被看作好学生，并且被树为典范的，往往是最“听话”“乖”“顺从”的孩子，而那种具有优异智能、独特创造个性的孩子，由于他们在行为方式上往往表现出某种行为偏离，如好动、好问、独立思考、不从众等，这种孩子在心理上和人格成长过程中，特别容易受到压制、压抑、摧残，最终造成个性扭曲，带来一系列的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正是由于因循守旧、唯权威是从、择优淘汰、压抑个性、限制创新、不敢怀疑、不独立思考的种种弊端，造成了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当中国人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逐渐摆脱贫困走向富强，当中国人不再低眉顺目任人摆布，我们尤其要考虑的是，将来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激发创新精神、朝气蓬勃的国度，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社会及每一个人都要善待人的理性精神，鼓励大胆的怀疑态度，勇于求新、求异，敢于向权威、传统挑战，唯其如此，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会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

当早于我们三百年前的笛卡尔明确使用了怀疑的方法，并且怀疑的目的不是为怀疑而怀疑，而是要建立起明晰性科学的哲学体系。之后，笛卡尔设计出四条基本规则： “第一条是： 决不把任何没有明确地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作真的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小心避免仓促的判断和偏见，只把那些十分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之前，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放在我的判断之中; 第二条是： 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而且适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 第三条是： 按照次序引导我的思想，以便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到对复杂的对象的认识，即使是那些彼此之间并没有自然的先后次序的对象，我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 第四条是： 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尽量普遍地加以审视，使我确实毫无遗漏”。[14]以上四条规则，实际上就是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笛卡尔所创立的理性演绎法是在他考察了以往理性思维方法的缺陷之后而确立的。他认为，数学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运用理性的榜样，它从简单自明的公理出发，推导出其他比较复杂的定理，只要推理没有错误，这些定理在逻辑上就可以从公理中演绎出来，并且同公理一样确实可靠。但是数学也是有缺点的，几何学始终局限于考察各种图形，因而在运用理智时不能不使想象力过于疲劳; 代数又使人受不必要的规则和数字的约束，以致造成混乱和晦涩; 传统的逻辑学被经院哲学家弄成了僵死的三段论，以致非常好和非常真的规则淹没在许多有害的多余的东西中，只能用来不加判断地讲不知道的东西，而不能用来求知这些东西。笛卡尔认为，他的理性演绎法不同于以往的几何学演绎法。他的方法论是把数学演绎法理论化了，并建立在唯理论的认识论基础上。他的第一条规则要求作为出发点的原理必须具有确定性。而确定性的标准是清楚明白的观念。笛卡尔所谓清楚明白观念的获得，靠的是理性的直观，“直观是一个纯静的，专注的心灵所具有的无可怀疑的概念，只有来自理性自然之光，它比演绎本身更确实，因为直观更简单，虽然演绎……不能被我们错误地运用”。[15]他认为，直观不是“纯感性的”，而是“心智的观察”。感觉只是感知冷暖、明暗，不具有清晰明白的性质，而直观可以达到清晰明白。“我思故我在”“三角形内角和等于两直角”等公理，都是通过直觉发现的，这些公理或普遍原则是自明的、清晰的，是天赋观念。从理性所直观或发现的这些天赋观念中，通过理性的演绎推理，推出一切“可靠的”知识。笛卡尔把直观和演绎称之为获得确实性知识的最重要条件，认为真正的原理所需要的，只有这两个条件; 第二条规则要求把要解决的课题分解成部分，直到这些部分同已知的确定性原理靠近起来，讲的是分析的方法; 第三条讲原理与其他命题之间的演绎关系，要求一切其他命题都必须严格地从第一原理逐步演绎出来; 第四条讲认识过程要完备，毫无遗漏，要把一切命题有关的可能情形列举出来，只要一个可能的反命题具有与基本原理不一致的推断，都不能认为是真的，侧重于归纳法。

笛卡尔的以直观为出发点的理性演绎法的最可贵之处是求“真”、求“实”精神，他制定规则的每一种规定，都要求人们认识、掌握事物最真实、最明晰、最简单的本质。在他看来，其理性的标准就是概念的“明白清晰”，凡是明白而清晰地呈现于心中的任何观念必定是真的。所谓明白的对象，就是明显地呈现于能注意它的那个心灵的对象; 所谓清晰的对象，指不混杂，是界限分明与其他一切对象截然不同，而其中只包括明白内容的一个对象。一个知觉即使不清晰，也可以是明白的; 但是，凡是不明白的知觉，都不会是清晰的。这就是说，在笛卡尔那里，判定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观念的清晰明白; 而判定观念是否具有清晰和明白特性的承担者乃是人的理性本身，观念的清晰和明白原就是人们理性在认识对象时的一种意识状态。他判断真理的标准，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在唯心主义的体系中，我们明显地领会到笛卡尔的求“真”、求“实”态度，这种精神及态度，无论在理论的建树上还是自然科学的研究中都是不可缺少的，人类没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永远是模糊不清的; 缺少了这种精神，人类对世界的描述永远是轮廓性的，从而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也只能是盲目的。

另外，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分明是以分析与综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同时包含了列举与归纳，这些方法是典型的理性主义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建立和运用，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由于17世纪以机械运动为中心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为此服务的解析几何的创立，使人们可能在关于对象的认识上达到完美的精确性。这些科学要求把一切分割成尽可能小的部分，对其一一加以细察，直到一目了然、清楚明白为止，而坚决反对一切模糊和笼统的臆断。笛卡尔关于真理标准的观点是从新科学那里来的，他强调“科学是清楚而明白的认识”的理性标准，在认识论中具有革新的意义，在经院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气氛中为科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对近代演绎法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同时，笛卡尔以理性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以理性来判断科学命题和一切社会生活，反对盲目信仰宗教权威，在当时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要求发展生产、发展科学的呼声，具有进步的、革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