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的近代演绎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对欧洲近代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是近代哲学的起点，奠定了近代哲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即以“我”为中心，以人类的意识活动为对象，开始实现哲学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变。笛卡尔以后的欧洲近代哲学，基本上是按照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理论模式，以“我思”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不断深入，并逐步完善了笛卡尔所创立的唯理论体系。

第一个发展了笛卡尔主体思想的是法国著名哲学家马勒伯朗士，他是笛卡尔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和笛卡尔一样，认为世界上有精神实体的存在，他在考察思维实体的时候，曾对思维的我是什么做了这样的回答： “我只知道在我思维的时候，我是一个思维的什么东西。但是让我们看一看，一个物体能思维吗? 一个带有长、宽、高的广延能推理、希望、感觉吗? 显然不能。因为这样一种广延的一切存在方式仅仅在于一些距离的关系; 而这些关系决非知觉、推理、快乐、希望、感情，一句话，思维。”[20]所以，他认为这个在思维的“我”不是一个物体，不是指身体，而是指我的精神和灵魂，即“我”是一个精神实体; 在这一点上，马勒伯朗士与笛卡尔是一致的，二人都是从“我思”出发到“我在”。但他们的观点是有区别的，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是一种直观的认识，是人的理性的最清晰、最明白的观念，并且这种清晰、明白的观念在笛卡尔看来是确实的，是真的。也就是说，笛卡尔通过“我思”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对事物确实性的把握，是一种真理性的认识; 而马勒伯朗士的“我思”，仅仅指一种“意识”，这种意识无法把握我们的本质，不属于人的认识范畴，他通过论述“我思”，否认人类的全部理性，认为人类的心灵于客观事物而言是无能为力的，因而心灵只有和神相结合才能看到观念，只有借助神的帮助，才能形成人的认识。显然，马勒伯朗士的“我思”，实际上是为其神学理论服务的，他借用了笛卡尔的概念，但却把笛卡尔概念中所包含的对人类理性的赞扬丢弃了。所以，可以说，笛卡尔的“我思”是一种积极的理性，而马勒伯朗士的“我思”是一种消极的理性。

在欧洲近代哲学史上，“我思”概念曾启发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在康德哲学中，概念的演绎由“我思”发展为“自我意识”，康德对“自我意识”的解释，是一种在逻辑上先于任何确定的思维，而又存在于一切具体的感知、想象、思维、意识之中的认识的纯形式，它不是个人的内部感觉，而是人类共同的认识形式，因而它不是经验的自我，而是先验的自我，是“纯粹统觉”，是“统觉的综合统一”。作为统觉的综合统一性的自我，即是思维之我，这种思维之我并不是一单纯的实体，而是具有先验的逻辑功能; 它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物，而是规整对象并赋予统一性和意义的原始形式。自我的根本特征是具有综合统一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一切认识得以实现，它通过对杂多的、互不相干的表象的分析和把握，达到对事物的认知。康德所谓的“统觉”“自我意识”与笛卡尔的“我思”有着必然的联系，只不过康德的论述更加完整，更加深入， “自我意识”“统觉”既能将同时出现的多个表象在空间上统一起来，又能通过回忆、想象和概念将前后相继的各种表象在时间上统一起来，以形成对对象的整体性把握。同时，康德又批评了笛卡尔把“我”看成心灵的实体的观念，他认为，自我绝不是一个现成的事物，不是一个实体化的存在，而是一种伴随对象意识的能动的功能形式，它是先验的，超时空的，不具有任何感性特征，它为一切知识的可能性提供根据，因而，它只是一种思维的活动。这种思维活动的根本特征是，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是去发现在经验的现象世界已有的东西，而是用主体的东西去规定对象。认识不是接受，而是创造。知性把自身的规律赋予现象世界，人为自然立法。康德的“自我意识”突出了主体性，强调了自我的功能。他认为，自然界的条理、秩序和统一是由主体建立的，自然规律以主体的知性范畴为根据，经验世界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归根到底是主体先验性的表现。因而，无论是世界的意义还是知识的原则，都应当在主体中去寻找。

康德通过对“自我意识”的分析，得出结论： “我”是纯粹意识，而不是实体，自我是意识的先验功能或者一切知识的可能性的根据。在此，“我”由笛卡尔的心灵实体演绎为康德的功能化的先验统觉。无论二者的解释如何不同，其理论的归宿是一致的，即都是要解决知识的最终确实性问题。

在欧洲近代哲学中，把笛卡尔确立的主体性发展到极致的是费希特哲学。费希特哲学的出发点是“自我”，这里的“自我”不再仅仅指思想，而是指活动、行动。费希特哲学的三条命题： 自己设定自我，自己设定非我，自己设定自我与非我的对立。我设定，我活动，我行动，所以我存在。因此，费希特的“自我”具有无限的创造力，体现了主体的能动作用。它不仅是思想的创造者，同时又是行动的参与者，是其他一切事物存在的原因。费希特借用了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却对这一观念作了极大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