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我思故我在”与欧洲现代哲学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不仅贯穿了他之后的整个近代欧洲哲学，同时也对西方现代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

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和笛卡尔一样，要为人类认识寻找无可怀疑的起点。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之后，得出一个无可怀疑的东西就是“我思”，“我思”是一种主体的自我反省，是思想自身的思想，思想和存在可以达到同一，从“我思想”可以直接证明“我存在”，但笛卡尔的“我思”，仍有经验的因素。至少，这些因素包括感觉、意志等内容，不是纯粹的“我思”。胡塞尔在继承了笛卡尔的“我思”之后，又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认为如果将经验因素掺杂在知识的基础中，我们就不能建立起牢固的科学大厦。因此，胡塞尔的“我思”抛弃了一切感性的因素，是一种“纯粹的我思”，是一种“先验的我思”，胡塞尔沿着“先验的我思”——我思——所思之物的思想轨迹，完成了自己现象学的哲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我们看到胡塞尔与笛卡尔在不同名词、术语掩盖下的思想的一致性。

从方法上看，笛卡尔认为，人类的知识信念有着历史的继承性，后人总是把前人的知识信念接受下来并传递下去，而在这些知识体系中，既包括人们对世界的正确认识，同时也包括对世界的歪曲的反映。如果人们不辨真伪地把以后的知识和信念建立在以前的知识和信念的基础上，只能使人们错上加错，离真理越来越远，因而放弃以前和现有的知识与信念，是建立科学的合理的知识与信念的前提。所以，人类必须先排除一切成见，彻底清除过去和现有的一切信念和知识，即把人类前有的知识与信念进行彻底的怀疑。笛卡尔在《沉思录》的内容摘要中说： “尽管普遍怀疑的好处一开始并不明显，但是，由于它可以让我们摆脱各种各样的偏见，为我们准备了一条使我们的心灵习惯于脱离感官的简捷途径，并且最后让我们对后来发现是真的东西绝不可能有任何的怀疑，因此，它的好处还是非常大的”。[21]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与现象学的“悬置”与“还原”是一脉相承的，笛卡尔从普遍怀疑中推出“我思”并进而推出“我在”，并把“我思本身”同“我思对象”区别开来，把“我思对象”的存在性暂时搁置起来。胡塞尔通过“悬置”，让所有的东西从我的视野中暂时隐退，从而使纯粹意识得以彰显出来并进而成为沉思的对象。通过现象学的悬置，胡塞尔把自然人的自我和我的精神生活——自我体验还原为先验现象学的自我，并由此推出，客观世界是为我而存在的，这个世界及其所有的对象，都是从我自身，以作为先验自我的我，从只有通过先验现象学的悬置而实现出来的自我，获得它的全部意义及其存在地位。(参见胡塞尔： 《笛卡尔式的沉思》，1982年海牙版，26页) 于是，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最终领域，胡塞尔见到了一个纯粹的自我意识。他的“悬置”与“还原”来自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并深化了笛卡尔的普遍怀疑，胡塞尔通过“悬置”与“还原”对“我思”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我思”进入了纯粹自我意识，是去除了一切感性因素的纯粹的我思，是先验的自我观念。

从哲学的精神上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阐明了人类理性的重要性。与此相应，胡塞尔提出“回到事物本身”的口号，这一口号的宗旨在于呼吁人们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回到自己的意识领域。胡塞尔多次说道，事物不是“简单存在于此并且只需要被直观的东西”，而是“内在于体验中”并“在体验中构造着自身”的东西，“事物与现象按其本质来说，基本上是不可分割的”[22]，声称： “我在”是一个“我必须面对的原初事实”，自己“要为事业 (事物自身) 而生存”。[23]可见，他的所谓“事物”不是别的，正是自我意识，是自我; “回到事物本身”，就是要人们摆脱自我的失落状态，回到自我这个“绝对存在”。由此观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胡塞尔的“回到事物自身”在哲学精神上是一致的。

笛卡尔把知识的明晰性、确实性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认为明晰性、确实性的知识来源于“清楚明白的感知”，感知并非指人的感觉和知觉，笛卡尔一直认为感觉、知觉是获得可靠知识的一大障碍，因为它们经常给人们造成错觉。作为笛卡尔的感知，实际上是心灵的直观，“‘直观，我理解为，不是感官的往复不定的证据，也不是起源于想象力错误地建构出来的骗人的判断，而是一个纯净的和专注的心灵如此迅速、如此清楚地给予我们的观念，以至于对于我们理解的东西完全用不着怀疑”。[24]心灵的直观要求我们的思想排除各种对象的干扰，专心于最简单、最容易的特殊事物，以便得到关于事物的确实的、无可怀疑的认识。胡塞尔同意笛卡尔直观是知识的确实性源泉的看法，认为现象学的本质是要获得“明证性”的知识，“明证性实际上就是这个直观的、直接和相应地自身把握的意识”[25]，而获得“明证性”知识的方法，与笛卡尔的沉思密切相关。他说： “对哲学的最终要求就是摆脱各种各样的偏见，按照最终的明证性而实现现实的自律。这是真正的哲学的基本意义的一部分，在近代，渴望活的哲学导致了一切文艺复兴，这种富有成果的复兴重新唤起了笛卡尔沉思的推动力，我们并没有采纳它的内容，而是恢复了它的彻底精神，恢复了它的自我负责精神，并且展示了回到自我的必然性，克服以前哲学的潜在素朴性，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先验现象的源头。”[26]

当然，笛卡尔的直观与胡塞尔的直观是不同的。笛卡尔的直观较简单，他表述为理智的一次性直观，他希望通过一次性直观解决知识的确实性来源问题; 而胡塞尔的直观较深刻与复杂，他的直观是分层次的，有内在结构的，他强调知识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得到验证，更侧重于从微观上把握事物的明证性，为知识的大厦构造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西方哲学的主体意识从笛卡尔确立的“我思故我在”获得了它的“最初的哲学表现”，经过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最后演变为萨特的“反思前的我思”，终于以“人学”的形式获得了明确的、系统的哲学表达。

萨特要建立一种以真理为基础的哲学体系，在寻找哲学理论起点时，他沿用笛卡尔的“我思”概念。他认为，哲学体系的起点应该是绝对真实、无可怀疑的。他考察了所有可以作为起点的范畴后认为，个人的主观性是唯一的简单的、明确的范畴。所以他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第一真理，世间决没有一种真理能离开“我思故我在”，如果离开了笛卡尔的“我思”，一切观点都会变成或然的，虚无缥缈的学说，这种没有真实性的学说不可能达到对事物的把握，我们也就无从建立以真理为基础的哲学体系。因此“在有任何一种真理之前，一定要有一种绝对真理。而这种绝对真理，必须是简单的、容易达到的，它在任何人面前，都可以直接地把握”。[27]而这种在任何人面前都可以直接把握的绝对真理就是“我思”。

萨特把笛卡尔的“我思”解释为一种反思的意识，而把自己坚持的“我思”称之为“反思前的我思”。他认为“反思前的我思”就是指向我的反省意识，即对对象的意识，“作为对象的意识”本身也就直接地是自我意识。在这里，萨特明确地把“我思”称为主观性的东西，也就是自我意识，但是，“绝对的主观性只能面对一个被揭示的东西才能成立，内在性只能在一个超越的东西的把握中来定义。”[28]沿着反思前的我思——我思——所思之物这一思路，萨特把“反思前的我思”作为他哲学的出发点。

萨特“反思前的我思”不仅使人在“我思”中发现了自己，而且发现了他人。因为，这里的“我思”泛指有意识的人，指有意识的人的存在。因此萨特一方面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存在主义，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哲学称做“人学”，或“人道主义”，使主体性从笛卡尔的“心灵实体”和胡塞尔的“先验自我”的封闭状态下解放出来，在更大的空间和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主体的功能。由于关注到了他人的存在，也使主体间的独立自存、相互割绝、反身内求而逐渐形成关注他人、关注社会、不断超越自我的趋势。萨特曾说： “和笛卡尔与康德的哲学相反，我们在‘我思维’中，是面对他人发现我们的自我。他人，和我们自己的自我一样，对于我们，是同样的真实，因此，当人们在‘我思维’中觉识自己的时候，也看到了一切其他人，并看到他人乃是自己存在的条件。”[29]“他人对于我们自己的存在是必要的，对于我们的自知之明，也是必要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发现我的内心存在时，也同时发现了其他人。”[30]

萨特兼包人道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哲学体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笛卡尔和胡塞尔的意识学说和主体性原理，在西方哲学界和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他也留给这个世界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主体同物质世界，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总之，自笛卡尔开创了西方主体主义传统到萨特的存在主义止，我们看到，它不仅使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而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由过去的关注自然转向关注人自身，这些转变曾带来哲学史上的革命，也导致人类行为的革命。

首先，由于强调自我，突出了自我的独立地位和主观能动性，明确了人类理性的功能和作用，由此打破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对人类精神的奴役，客观上促进了思想的启蒙和思想的解放，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 其次，由于高扬人的理性，特别是自然科学理性，改变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推动了知识的分工过程，促进了西方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促使欧洲大陆领先世界其他地区最早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 再次，确立了人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人作为理性动物，能够驾驭自然，征服自然，从自然界中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为人类谋得更多的福利，更好地提升人的生活质量。

然而，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当笛卡尔把人与世界对立起来，当康德、胡塞尔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下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当世界被分为思维的东西和广延的东西两大类，甚至人本身也被分为心灵和肉体两部分时，人与世界的关系被严重扭曲、异化了。人与世界不再具有相互依存、和睦共处的温情，而转变为冷冰冰的对抗，人对世界可以无情地开发，无限地掠夺，在世界的无尽痛苦挣扎中以实现自身的意图，验证自己的能力，人成为世界无情的征服者，世界在满足人的各种欲望的同时被无情地分割和肢解。人们只知道到世界中索取，而忽视了世界本身也是一种生命，一种需要通过悉心保护和倍加珍爱才能获得再生力的生命。人在尽情施展自身才华、释放自己能量的同时，世界也不再是可爱的世界，人们看到的不再是青山碧水、蓝天白云，听到的也不再是大自然的天籁之声。今天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到处充斥着大量的工业废渣、废水、废气，森林面积日趋缩小，水土大量流失和土地沙化日益加重，各种资源急剧减少甚至消失。相当数量的人口在恶劣的环境中勉强支撑着本已十分脆弱的生命，许多地区的人们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还在为温饱到处奔走。我们不得不感慨，在人类把自己当做自然界的主人，当人们盲目迷信人类理性力量的同时，人与自然的鸿沟不断被扯大，人对自然的胜利被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所取代，自然界也一再以不可遏制的威力向人类提醒，主客二分的时代应成为历史，让它永远地成为过去。

近代哲学在关注主体概念，高扬人的理性的同时，忽视了人本身的存在，造成人服从于事物的事实，带来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由于近代哲学家从笛卡尔开始，就把自我作为认识的起点，并且从自我出发寻找知识的确实性和普遍性，从自我寻找建立真理性知识的基础，尤其要从自我出发构造自然科学大厦，追求自然科学的明证性知识，因而，人的理性追逐的目标是关于外部事物的研究。尽管他们一再强调人类的理性高于一切，宣称自我的独立和自由，但他们在放心外求的时候，实际上忽视了人本身的存在，把人作为研究外部事物的工具，人的本性受制于外部事物。人对自我的认识从属于对外部事物的认识，也就是说，人失去了自我独立存在的意义及对自我进行探究的动力，人类在放眼于物的同时失落了自己，导致精神家园的丧失和精神危机的出现。

由片面地强调人类理性造成人心态的失衡。由于从笛卡尔开始的近代哲学片面强调人的理性，强调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强调心与物的分离，因而出现一个问题，即当人们无限量地开发物质世界时，如何对待人心?为了保持理论的完整性与一致性，他们认为应用开发物质世界的方式去开发人的心理世界。于是，开发人的大脑、开发人的智力、开发人的潜能成为一种时尚。当然，人心需要开发，人的智力随着脑科学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不断完善也为这种开发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理论的说明，做了技术上的准备，同时这种开发有利于人类对世界的更清楚更准确的把握和说明。但是，如果只知开发而不注意保护，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人不同于物，人心更需要感情的浇灌与社会的关怀，人心更需要时间来放松与修养，需要相对的宁静与自由。像对待自然物那样对待人心，像开发物质世界那样开发人心，必将导致人心力的枯竭，导致人思想的荒漠与精神的无所依托。而人一旦心态失衡，它所带来的后果比肉体的不健康带来的后果要严重得多，也将更加难以让其恢复自然本真的状态。当人们意识到全球问题对人类生活的威胁时，更意识到精神的失落与心态的失衡为人类带来的灾难。在今天的新闻媒体中，连篇累牍的凶杀与暴力、层出不穷的恐怖事件、居高不下的自杀率、屡禁不止的贩毒活动以及人心的孤独、浮躁、无所依附感的报道，不时提醒人们，人如果只顾放心外逐，而忽视了内心的守护与修养，所造成的后果也许不亚于一场战争。因而，在人类运用自己的智慧改造世界，最大限度地为人类自身谋求利益、创造财富的同时，我们更应注重对人的心灵留下一块自由伸展的天空和放归栖息的沃土。只有如此，世界和人才能呈现出完美和谐的状态。世界不再是被掠夺的对象，而人也不再是流离于精神的荒漠无所依归。

本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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