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

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反对不学无术而入仕。孔子之“学”，主要是有关道德人生的学问。“学”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内容上说是德行，另一方面从形式上讲是文章，即“道德文章”。作为“学”之依据和内容，就是被后人称之为“经”的儒家典籍。为达到孔子所设想的提升道德、练达文章以治理国家的目的，他亲自删定《诗》《书》《礼》《乐》《易》《春秋》，并把此“六经”规定为必学内容。他强调“六经”的学习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和谐至关重要，因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发挥着自身各自的功能，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志，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共同维系着一个礼治有序的社会。同时，孔子也要人们注重“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沿习。但从根本上讲，学习最主要的内容还是人的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活动，“六艺”的学习服从于“六经”的需要。

在春秋争霸的乱世中，道德颓废、人欲恣肆导致了“天下无道”，所以，孔子的终极关怀是如何恢复和确立中庸和谐的政治秩序。他认为“礼崩乐坏”的根本原因是“知德者鲜矣”，要使社会安定，上下有序，就必须重建道德。孔子主张，对人的道德教化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所以其一生致力于仁心仁德的教诲，极力推崇道德弘化的作用，他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他极力反对用刑罚的力量来树立道德，因为刑罚尽管可以防止人作恶，但并不能铲除邪恶的根源。而人性的道德修养，人心的乐群向善，人行为的主动趋善避恶才能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强调的人性的道德修养，关键在于人们的行为要合乎“礼”的规范。

孔子传播的关于“礼”的学说，最早是建立在具有广泛的民众可接受性和具有强烈的亲和力的家庭伦理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家庭关系应遵循“尊尊”“亲亲”的“礼治”秩序，它的基础是血缘关系。之后由家而社会，演绎为家国一体的忠贞观念，君、臣、父、子等级秩序逐渐成为封建等级秩序的合理性、合法性说明，无论是官方还是平民百姓，无不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不能有任何怀疑和违背的。封建的皇权和等级秩序在“礼”的漂亮外衣掩盖下，完全成为一种必然的、惟一可能的秩序形式。《礼运》说： “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然后能为之。何为人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为人义?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人之义……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这就是儒家所设定的社会基本秩序，是一个优良社会的基本标志。

由一介儒生孔子所勾勒并广泛传播的关于社会伦常秩序的学说，经过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到汉武帝时终于压倒一切其他学说而取得“独尊”的地位，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疑是儒学历史命运的转折点，儒家所推崇的著作也上升到“经”的层次，此后中国的文化取向是读经、注经、释经、考经。它不仅是文人雅士书斋中的工作，也使庶民面姓倾力而为之。因为知识分子注经、释经可保障生活的安定，衣食有着，还可修身养性; 庶民读经、考经，或可升为一官半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汉武帝元朔五年 (公元前127年)，曾设五经博士，当时臣相公孙弘提出，为博士设置弟子员50人，来推行儒家教化功能。不但博士本身受朝廷的优待，博士弟子也被列为仕途出身，后来又推出只要精通一经便可免去徭役的“优惠政策”。学问、权力、利益三者的结合，使儒学的吸引力大大加强，以至于形成“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5]自此之后，博士数量和博士弟子数量日益增多，到东汉末年太学生达3万余人。而且在地方上也广置学宫，在职官僚也兼授五经，并特别利用地方名流的影响力来扩大儒学对民间社会习俗的影响。

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确立，作为科举考试附庸的学校，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系统而广泛地推广儒学学说，特别是唐代，不仅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和广文学这些专修儒经的学校，对所学儒家经典有明确规定(儒经分正经与旁经，正经分大、中、小经。大经包括《礼记》《左传》，各学三年; 中经包括《诗经》《周礼》《仪礼》，各学两年; 小经包括《易经》《尚书》《公羊》《毂梁》，各学一年半。旁经有《论语》和《孝经》，共学一年)。学生能通一经的，就可以出任国家官吏。同时责成孔颖达等人编写《五经正义》，以统一经典解释。而且，唐代还有各种专门学校，学习书学、算学、医学、律学等专科知识，这些学校的教学内容并没有按照学科要求以教授专门知识为主，而是仍把经学的学习放在重要位置，并且经书的范围由五经扩大到九经，其中《孝经》与《论语》则是各学校必修的公共课。更令人关注的是，唐代君主极力推崇儒学。唐高祖初定天下，就“颇好儒臣”，下诏于国子监广求儒家弟子及其后代赐以爵位与封土。唐太宗即位，尤为“锐意经术”，说： “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6]贞观二年，罢周公祠，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又诏以历代经学大家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孔安国、卢植、郑玄、王弼、刘向等二十余人配享孔庙。唐玄宗时，又追封孔子为文宣王，把孔子捧上了帝王之位。唐玄宗还亲自注释《孝经》，颁于学宫。私学教育同样紧随科举，也大力传播儒家思想，当时许多名师硕儒既是官学博士又私家授徒，私学教育非常兴旺，聚集众多门生弟子，由此可见，唐代崇圣尊经之风盛极一时。

两宋时期，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建立了学校与科举制度的进一步联系，将养士与取士统一起来。王安石变法曾建立三舍法，以掌握经典的程度划分舍生、内舍生、外舍生的标准，并且作为是否能够取仕的资格; 王安石还改革了考试内容，不再像唐时以“诗赋”取士，而改为以“经义”取士，进一步强化了经学教育与科举取仕的联系与统一，经学的地位日益巩固。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更加完善与规范，经学教育也更加普及。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把国家各级各类学校都纳入经学教育的体制之下，进一步加强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同时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强化其治理国家的作用，朱元璋曾自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在考试内容与方法上，更加注重沿袭正统的经义解释，不能随意发挥。文章的写作形式也要按八股文体，否则不仅不能取得“仕”的资格，反而会遭受种种处罚。

清兵入关后，继续沿袭“崇圣尊经”的文化传统，把经学教育列为当务之急。当时从中央官学国子监到州、县地方学校，都在传播儒学经典，儒学几乎成为学校的代名词。即使是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的民间教育机构，如蒙馆、私塾等，也莫不以儒家经典作为开门识字的教材，如《三字经》《千字文》《名物蒙求》《幼学须知》《二十四孝图》等。孩子在未正式学得知识之前，首先在观念上确立读书必读儒家经典，读儒家经典为人生、学问之必需，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是一个人修养与学问的标志。并在此基础上，在孩子头脑中牢固树立学问和做官之间的联系。如广为流传的《神童诗》中充满这样的句子： “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 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 “遗子黄金屋，何如教一经; 姓名书锦轴，朱紫佐朝廷”。及至孩子接受正规启蒙教育，所用教材、所学内容也全部出自儒家经典。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存在于每个人的大脑深处。在人的知识构成中，“四书”、“五经”占据绝对优势，除此之外，人没有获取其他学问的欲望与动力，即使有专教天文、地理、人事、草木、建筑等知识的先生，也不免其中掺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的儒家伦理观念。儒家思想至此发展到极端。

物极必反，儒家经典也正因为对它的极力推崇而日益教条化、程序化，人们除了利用它作为打通仕途的工具外，不可能再在理论上有所发挥，有所补充，有所创新，因而也就不可能日渐完善。它的最终命运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化而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