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命题的辩证分析

一、“学而优则仕”命题的历史功绩

孔子强调为仕而学，“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奠定了封建大一统社会的理论基础。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这种“礼崩乐坏”不仅指延续了200多年的周朝的社会制度的瓦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人的价值观念的崩溃，人的精神的流离失所。他意识到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是道德教化和恢复周朝的礼治秩序，以德教民，以礼治国。而道德教化，首先在于统治者的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品质，他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5]同时，他要求统治者“举贤才”“举直错诸枉”。[16]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众臣服。而要达到这一境界，首先需要统治者“博学于文，约之以礼”。[17]统治人才不仅在学问学识学思上要广博，而且在礼、听、言、动等方面要符合礼的要求，唯有如此，才能垂范于世人，且上行而下效，在全社会形成优良的道德秩序。

孔子希望建设一个礼治国家，礼治国家的基本标志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倾其毕生精力，欲帮助各诸侯国建立起这样一个使社会各阶层各安其位、各适其性、上下等级分明、尊卑秩序明确的封建专制统治制度。他非常痛恨人们无端践踏界限分明的等级秩序。据记载，鲁国大夫季氏在自己家中用了六十四人即“八佾”的舞，这原本是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礼仪。对此，孔子气愤地说道：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18]孔子要求不仅从社会结构内部要服从礼制，不同层次，不同地位间不得相互僭越; 同时，作为礼治外部表现的“礼仪”也不得相互混淆。孔子之后的历代朝廷礼仪，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精神来制定的，而且通过各种新的礼节不断强化“尊君卑臣”的政治原则。宋代政治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形象描述：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 纪纲是也。何谓分? 君臣是也。何谓名? 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这纪纲哉! 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卷卷也。”[19]实际上，封建的礼治秩序是血缘关系与权力统治的叠加，父权扩展为治权，治权又带着父权的色彩; 人伦关系强化为尊卑名分的人身依附，这种权力的混合与叠加，对于巩固封建王权统治，维护国家统一具有巨大的作用。可见，孔子倡导的学以为政，为政以德，治国以礼的观念，无疑为封建等级秩序的建立，王权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自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经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取得独尊的地位始，儒学便由私学转变为官学，儒家经典也就成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思想工具。历代统治者都在提倡尊孔读经，甚至有些贵为天子的皇帝亲自注经，以至于我国封建社会一切典章制度、政策法规都必从圣人那里寻找理论依据。更为可叹的是，历史上的一切社会改革，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能引经据典，从孔孟之道中寻找理论支持。儒家经典成为万世不移的治国法典。其实，之所以把儒家经典奉为治国之圭臬，实在于它维护了思想的统一性，而思想统一的直接目的又在于政治上的一统。当儒家被钦定为官方哲学之后，造成了知识与权力的联姻，经学知识为权力的维护提供理论依据，反过来权力的保护又使儒学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为了保证儒学思想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汉宣帝亲自裁决对经义理解之不同，使其归于一统。至唐实行科举制，皇帝钦定儒学大师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将其定为科考试卷的标准答案，应考者解释经义必须一概以《正义》为准，否则概不录用。自此以后，不但经书的范围扩大，由五经增至十三经，而且对经书的理解与解释都由最高统治者统一为一家之言。学者不但须读钦定的五经或十三经，还须读钦定的注释，即使注释是错误的，也照读不误。经学由此成为大一统专制政治的思想工具，一批靠科举取仕进入统治阶层的官僚在一统的思维模式下行使维护国家统一的管理职能，同时又不断强化着政治大一统。中国的集权化君主专制政治在思想大一统的前提下，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地存在达两千多年之久。大一统的思想，不仅维护并强化了最高统治者君临天下的绝对权威，而且使各个民族共存于封建大家庭之内，增加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因此，封建王权统治时间长久而且政权巩固并造成强大的封建帝国的功劳，不得不归结于孔子儒学思想中的大一统观念，历代统治者之所以能尊孔崇经，实在是因为其思想内容有利于树立、巩固和加强封建专制统治。

“学而优则仕”开创了“唯才是举”的人才选拔格局，为封建官僚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

尽管学仅限于修身养性、道德践履及儒学经典，但相对于无学，相对于奴隶制的世族世官、世卿世禄来讲，应该算是一种进步，毕竟它体现了人的某些方面的“才”能。察举制的实施，曾产生过一批品德高尚、廉洁奉公的官吏。一些无显要门第的博学有德之士得以就任高官要职。西汉的一些名臣，如贾谊、晁错、公孙弘、董仲舒、严助、东方朔等都是以此径入仕的。特别是在汉武帝设太学而置“五经”博士并让其招收弟子以作官吏候补者之后，知识分子从政的机会大大增加，充实了官僚队伍，提高了官僚队伍的素质。据统计，在《汉书》中武帝以后立传者共188人，其中士人150人，占80%。东汉继承了西汉的读经入仕政策和察举制，知识分子入仕者更多，所占比例更大。《后汉书》正传中记载的491人中，出身士人者407人，占整个大官僚数的83%。

随着科举制代替察举制面向社会各阶层公开考试的选拔机制的建立，人才的选拔更趋于科学、合理。一方面人才的选拔范围扩大了，使很多来自下层的贫穷的知识分子也可以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国家机关，甚至跻身高级官僚的行列，体现了相对的公正与平等; 另一方面，由于选拔范围的扩大，有助于整个官僚队伍素质的提高。据统计，在唐代特别是唐代后期，科举出身的人，尤其是进士出身的人在高级官僚中占有很大比重，甚至可以说居绝对优势。对这一问题的说明，可以从唐后期就任宰相的官员的出身来看：

(* 资料来源： 刘笃才： 《极权与特权》，118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录取人数的增多，这种优势继续保持。《宋史·选举志》记载，“仁宗之朝十有三举，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 其甲第之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在进士科考试中名列前茅者绝大多数都跻身高级官僚的行列。“整个北宋七十一名宰相中，有六十四名为进士或制科出身，除去一些特殊情况，真正不由科第而任宰相者，仅有三人。”[20]

明代的高级官僚几乎由科举进士出身的人所垄断。明代选翰林“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21]翰林后来几乎成了宰相 (内阁大学士) 的必由之途。“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自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22]

清代汉人官至大学士者共119人，皆为科举出身，且除左宗棠一人系举人出身以外，皆起家进士。科举选士，注重了人的文化素养，使统治阶级具备了比较人才优势，对于其政权的巩固和有效地治理国家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才”举仕的封建官僚选拔制度，还注重了人才的地域分布，有效地稳定了国家统一。察举制有分地域选人和按人口数量比例选人的机制，实行科举制后，各地方向中央解送参加全国考试的人数也有比例规定，官员自四面八方聚拢于朝廷，容易形成向心力，对于维护国家统一非常有利。另外，由于“学”优则“仕”的目标激励，激发了人们为学的积极性，一时间，社会从上到下都极其鼓励读书，宋真宗《劝学文》：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王安石“劝学文”也说： “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窗前读古书，灯下寻书义，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从而造成偌大古老中华民族，处处弥漫着书香，充满着文化的气息，对于提高我国封建社会人们的识字率及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在人才选择学上首辟茅塞，令世界各国竞相仿效。

孔子生活的朝代，对于官员的考察和选用采取的是乡举里选制度。能否授予官职，一方面要看一个人德行如何，另一方面要考察其是否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即是否明了治国之道，是否了解社会的兴衰治乱及其根由，也即德与才的兼顾。在乡举里选的基础上，秦、汉两朝把人才选举和官员选举合而为一，开创了察举制。自隋朝开始，“罢州郡之弊，废乡里之举”，一律实行分科考选，按照考生成绩的优劣决定录用与否以及任命品位的高低，自此揭开了科举的帷幕。从此，春来秋往，举子络绎不绝于长安大道。经唐宋元明清五代，直至1904年，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漫漫科举长路，有一千多万各类官员走上治理国家之路。这些人有的出将入相，文武之道皆通; 有的清廉一生，为后世永远传颂; 有的多才多艺，诗词歌赋、绘画文章俱佳; 有的不骄不馁，品行文章有口皆碑。他们把自身和整个封建社会的兴衰紧密相连，成就了封建王朝对国家的有效统治。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以学取仕的考试制度。这种制度所显示的是科学的程序和“平等”的竞争。从人才选择学的角度看，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不可否认的是，平等竞争的起点，即不论应考者的出身与地位，上至国亲皇族，下至平民百姓，或是京都的巨富，或是僻壤的农子，皆可投牒报考。朱熹曾言： “居今之间世，虽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23]它曾鼓励人们奋发读书，以成就士人“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它曾促进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巨大进步，引导人才的崛起。

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方式尤其是科举制度，曾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据说最早了解中国科举考试的是阿拉伯世界。因在唐代时，大食等国与唐朝有着较好的政治文化交流关系，他们每年都派留学生至长安学习，并参加科举考试，回国后，便把中国的考试制度介绍给了阿拉伯国家。而朝鲜、越南等国家则直接搬用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在近代，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实施的文官制度，也脱胎于中国的科举，以至于不少西方学者将它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并列，称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

后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致力于研究中国为什么当时国家强大、社会发展迅速的原因，结果发现： 中国以科举考试选拔优秀人才治理国家的制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16世纪时，葡萄牙著名的传教士克鲁兹和胡安·贡萨雷斯来中国游历传教并研究中国的社会现实，他们相继出版著作，介绍中国的情况。1569年克鲁兹出版的《中国游记》和1583年胡安出版的《伟大的中国》两部著作，都特别对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做了详细说明，并将这一制度作为当时最优秀的行政制度推荐给西方各国。《伟大的中国》还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在欧洲广泛传播，由此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走向世界。

英国借鉴中国的科举制于1870年前后正式形成了西欧早期的文官系统，即通过考试选拔官吏。汤因比曾说： “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成功。约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或大或小，它成了统一中国和巩固秩序的支柱。但是它也同样是有限度的。鸦片战争时，在侵略中国的英国人心目中，当时的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以后英国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同样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广泛普及。”[24]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还影响了美国。在19世纪中叶以后，斯皮尔专门著述《中国与美国》，运用两国政治制度的比较，使得美国参众两院清楚地认识了中国的科举取仕制度的优越性和自己现行制度的弊端，并逐步建立文官制度。《北美评论》在评价这一制度时表述道： 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严格考核，论功行赏，是美国新制度的开端，但又是中国古老科举考试的尾声。所不同点就在于一个是走向新生，一个在堕入死亡。

历史的玩笑有时太具有讽刺意味。创造了人类历史文官制度的古老京城北京，在1985年的盛夏迎来了世界各国学者和高级文官，在这里将举行文官制度的改革研讨会，其中许多国家都向会议提交了书面报告，系统地介绍了该国文官制度的沿化及现状。大会主席、联合国技术合作发展部行政司的司长法基尔·穆汉德先生讲了一段非常有趣的话： “我们又回到了文官制度的发源古都来研究文官制度的改革。中国政府向我们发出的这一邀请，其正充满了历史折射的意趣。”由中国开创的制度为其他国家所利用，并展现出它的勃勃生机，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一股清新的活力。而古老的中华帝国却因对它的不恰当应用险些陷入亡国灭种的境地，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但无论如何，制度本身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及对世界的贡献，却是不得不承认的。

二、“学而优则仕”不利影响

孔子之“学”，由于内容所囿，必然导致思维水平的停滞。孔子追求人格的自我实现与完善，强调道德教化对治理国家的作用，期望建立君臣有道，长幼有序，以礼而治的理想社会，因而他所强调的“学”，实际上就是要人修身养性，不断提升完善自身的道德品质，时刻谨守社会的伦常秩序。以此为出发点，他在考察人的道德品性时，首先从人能够直接观察和亲自经验的孝道出发。他认为，在家居孝，为臣则能忠。当儒学沿着孔子所奠定的基础和指明的方向向前发展时，其理论形态不断发生改变，内容也不断得以充实，然而由他所制定的基本原则却始终未曾改变。既然学优则能仕，学的内容或仕的标准也只能是道德品质的崇尚和对儒学宣扬的纲常礼教的掌握程度。基于这一思路，两汉推行的“察举制”，是以儒学作为取士标准的开端，察举的主要对象是“孝” “廉”。对于“孝”和“廉”的解释，《汉书·武帝纪》中这样说： “孝谓善事父母者，廉为清廉有廉隅者”。汉武帝强调，只要具备“孝”或“廉”这两种品质之一者便可被举荐为官。也就是说，对于统治者来讲，品质是至关重要的，在家为孝，为官就能忠君，确保君的意旨的顺利贯彻和对君的绝对服从; 清廉廉隅，不贪财货可保全国家财产不流失。但“孝”和“廉”毕竟没有硬性指标规定，无从检测其真假，只能靠长期观察才能得知，而观察只需感官，无须思维，只需经验，无须智慧。社会没有磨练人的思维能力的内在需求，思维水平无从也无法得以提高。随着察举制的实施，其弊端日益暴露。汉代曾有“察孝廉，父别居; 举秀才，不知书; 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等良将怯如鸡”[25]的民谚，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察举制的名不符实。有些士人为了得到荐举机会，便故作姿态、弄虚作假甚至不择手段，造成一种声望，以便使自己“孝”、“廉”之名远扬，为负责举荐的郡守所重视。宋代苏轼曾揭露说： “夫欲兴德行，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 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26]相传东汉有个人，名叫赵宣，父母死后，他为了表示尽孝，住在父母的墓道里，二十年不出，孝名越传越大。官僚多次请他做官，他也不答应。后来郡太守改派，一名叫陈蕃的新郡太守上任，前来同他见面，问及妻子儿女情况，发现他五个孩子都生在庐墓服孝这一期间，至此，尽孝的骗局才被揭穿。而且，由于郡守直接掌握举荐人才的权力，日积月累，荐主与举荐人之间极易形成大大小小的私人集团。甚至有些名门世家，“门生故吏遍天下”，这些团体势力的存在和扩张，必然危及统治者的利益，导致整个动乱乃至一个朝代的覆灭。

自隋唐时代科举制代替察举制，人才选拔制度逐步趋向公开与平等，所选人才也不仅仅限于道德上的完善而更侧重于人的才学。但衡量人才的标准是儒家经典，读书人只须读经，考试只需考经。儒家经典成为读书人的唯一选择，考取功名入“仕”成为读书人的单一目标追求。读书人为了通过科举这唯一上升渠道改变自身命运，只有埋头读书，皓首穷经，消磨尽了锐气与精神。因而，中国自汉代董仲舒之后，没有产生过一个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

明清两代虽仍旧采取前代科举取士的制度，但内容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取消了其他诸科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取士。《明史·选举志》说：“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朱熹所编《四书集注》) 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取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俳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也就是说，严格规定了考试内容与答题形式的统一标准。出题须从《四书》《五经》去找，而答题又须按一定的格式，即在破题、承题之后，必须有起讲、领起(入手)、提比 (起股)、中比 (中股)，后比 (后股)、束比 (束股)、落下等八个部分。行文还要模仿古人语气，“代圣人立言”。这种考试方法和答题技巧规定，无须人们开动脑筋去思考、理解，只要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以及朱熹等人的注释，模仿圣人的语气学作八股文章即可。因每年的考试都从《四书》《五经》中出题，题目覆盖内容差不多了，很多人连《四书》《五经》都不用认真读了，只要背熟百十来篇八股范文，考试时如法炮制一篇，照样可以高中，得到一官半职。

因为八股文对文章如何开头，如何衔接过渡，如何收束，皆有固定的格式，因而也就容易应付。在封建社会里，作为跻身官僚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的科举考试，由于竞争的激烈性，而人皆怀欲得之心，便不可避免地去寻找捷径。于是，应付八股考试的“制义墨卷”便应运而生，《清史稿·选举志三》中描述： “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延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古人毕生沿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原来为参加考试还需耗费心神，刻苦读经，至此，几个月就可以速成，本来应该学而优则仕，如今演绎为所中者大多“不学无术”。清代以医学知名的徐灵胎专作《道情》一首，抨击了那些专门揣摩八股文章，而对国计民生、历史文化茫然无知的士子：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 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 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 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算是百姓朝廷的晦气。”[27]顾炎武也说：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 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28]鲁迅先生更是尖锐指出： “八股是愚蠢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至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种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29]

刘周全先生认为，“儒学是中国的经院哲学”。从董仲舒以后的汉朝始一直到清朝，几乎各级各类教育机构都变成了专门讲习经学和儒学的“经”学院。儒家经典的解释由皇家指派或任用的儒家代表人物来作，任何私学都以官方的注释为正统，权威注家以孔子以述为作的精神，成为后代儒学传统，经书世代相传。他们以这种精神对原文写出无数的注释，后来的《十三经》也是以这种精神写成的，所以儒学可称为注释哲学或中国的经院哲学，儒学教条事实上承担着约束中国封建社会所有社会成员的教义的职责。尽管中国封建社会最高学府——国子学 (监)、太学，名称上不同于西方中世纪的教会学校，但以讲授《四书》《五经》为宗旨，设博士为经师讲学，《四书》《五经》实际上成为国家教义。

既然儒学有宗教化的倾向，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必然要它就束缚人的思想，禁锢人的思维，具有独断、专制的性质，而专制的目的在于确保统治者对社会的绝对统治，臣民对权力必须绝对拥护和顺从，以满足专制权力自我巩固的需要。而思想如果只能对现存秩序采取肯定态度，就无法事先发现现存秩序的弊端，就无法发挥引导社会在自我否定中不断前进的功能; 同时，不同的思想如果始终把专制权力的意志作为彼此的共同本质，那么，它们之间就不可能发生真正的分歧，不可能反思思想、提升思想，民族的思想生产永远处于贫瘠状态，理性思维就不具备得以滋生和成长的良好环境。正因为如此，当西方人以船坚炮利打开中华封建帝国的大门时，也洞穿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殿堂。我们思考了自然几千年，但对脚下的星球是圆是方、对方来自何方、与我中华帝国有无陆路联系一概不知。对方利用了自然科学知识，带着先进的科学武器，打开了中国一直封闭的大门，结果惊讶地发现古老的中华民族还在固守“三纲五常”，还讨论着“义利之辨”，还执意于“夷夏之防”，中华民族的思想“成就”如此不堪，2000多年来严格的等级观念、君臣秩序及貌似强大的国家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下轰然倒塌。该反思的应该是我们民族的思想，是我们思想中究竟有多少合理的内核，是我们民族思维水平何以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难以得到提升。

贫瘠的思想储备和抑制思想成长的传统体制，使中国在力求自保的同时无情地遭到了历史的淘汰。当我们痛定思痛，自我检讨之时发现，西方不仅在器物方面，而且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在思想产生的保护机制方面领先于我们几个世纪。于是，自19世纪中叶，我们开始了持续不断的思想引进，然而，要引进的思想本身尽管是科学的，但由于无法与我国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社会融为一体，思想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其真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试图另辟蹊径，尝试用自己的思想指导经济与社会发展，但由于当时的思想生产已经与社会生产一样采取了严格的计划方式，缺乏了竞争及相互辩驳，思想也就无法真正诞生，以至于数亿人的命运只能由个别人的思想来支配，以至于后来发生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也就无足为奇了。在“文革”结束时，中华民族的思想只表现了几条语录，其思想的贫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思想市场也渐趋开放，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的同时，也逐步解开了思维的绳索，在我国理论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随着知识经济大潮的冲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过去，谁拥有土地和人口谁支配世界; 后来，谁拥有商品和资本谁支配世界; 如今，谁拥有科学和知识谁支配世界。但支配科学与知识的根基在于思想。没有发达的思维能力作为基础，人们对自然界及整个世界的认识与理解就不可能超越经验的层面，科学就成为无源之水，知识的获得更是无从谈起; 没有正确思想的引导，人们对科学与知识的运用就会出现偏差，科技异化的问题就难以解决。因而，我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也不是技术人才，而是整个民族思维能力的提升，是思想大师的涌现。要达到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积极参与，充分开发自己的思维智慧，勇于表达自己的思维成果; 另一方面，需要社会为思想的创新，为思想的冲突和斗争提供更好的激励、更好的保护。

由入“仕”必须“学”优的制度安排，必然导致科学理性的丧失。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及统治者的意愿所定，“优”仅认定为文史之优或哲理之优，选拔人才中的重文轻理，重墨轻工，暴露出严重的倾斜性。尤其是二十世纪初期，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清醒地看到，忽视人才的选拔，忽视人才的全面发展，尤其忽视科技人才的培养，使国家在危难之际无科学人才后盾，在洋枪洋炮面前无能指挥作战的官员，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也不能不说是对曾经发明了指南针和航海术却失去了海上作战的基本能力的古老中华帝国莫大的讽刺。而一个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政治人才，还需要各种专门人才。但孔子讲“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是根本排斥专业知识的，这从他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稼穑方面的知识而遭到不冷不热的讽刺就可以得到说明。然而，各种专门人才，如在天文、历算、医学、建筑、音乐、绘画等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人，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因而，在一个社会中，各级各类的专业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但我国在唐代之前，专业教育的学校并不多见，医学、建筑、冶炼等专业技术教育，主要靠家族世代传承或民间师徒相授。在此阶段，学校教育基本上是围绕统治阶级的需要，培养政治人才的。

隋唐以来，专业教育发展很快。唐代不仅有国子监下属的律学、书学、算学等属于专业性质的学校，律学以律令为主要教学内容，专门培养朝廷命官; 书学教授书法; 算学教授数学算法及基本原理，而且还设立了太乐署和太医署两个衙门，专门教授音乐舞蹈和医药卫生知识。太乐署又分科精细，设有乐人 (器乐) 与音声人 (声乐) 两大部。器乐又有笙、箫、笛、筝、琵琶等科，学生择一科从师问学，岁终考试，成绩优异者，上报礼部，以备朝廷舞乐机构选用; 太医署既是医务行政机关，又是医学教育机构，设有医师、针灸师、按摩师、咒禁师等部，各大都督府、各州郡也设有医学专业学校，培养社会所需医学专业人才。由于具有各方面的人才支持社会发展，所以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盛唐”局面，远远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引导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潮流。尽管如此，专业教育仍不能与儒学教育相比，因为取“仕”要“学”优，而学又首推儒家经典，朝廷重臣基本上都是饱读经书，而各种专门人才，只不过是供他们使用的工具。二者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不会有政治和人格上的平等。

明清之际，科举发达，八股盛行，专业教育受到压抑和摧残，科学技术被视为“雕虫小技”，科技产品被视为“奇技淫巧”。读书人只要掌握了儒家思想便可以应付所有的现实问题。随着取“仕”的方法不断技术化，儒学完全演化为一种道具，一块步入仕途的敲门砖。科举考试做官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把读书作为手段，把当官视为目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自然科学、生产技术方面的知识，对儒家经典以外的一切有用学问，对社会存在的种种实际问题漠不关心。即使是作为决定世人人生命运的儒学，人们所关心的也不再是思想内容本身，因为内容逐步被演化为一些固定的口号和语录，僵死的形式代替了活生生的内容，儒学由僵化走向僵死。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落后，学校教育的陈腐不堪，以至形成全社会的封闭保守，归根到底，都与以经取仕有关。

对比中西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在中世纪也曾经历了漫漫长夜的黑暗统治。这种统治比中国的儒学更为严厉，思想禁锢几近完全封闭。教会垄断了一切知识领域，学校完全操纵在僧侣手中，教会敌视科学、敌视理性，伟大的科学理论的发明者遭到残酷的迫害。但欧洲有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这场运动的主旨在于提倡理性，反对愚昧，主张人权，鄙薄神权，是一场鼓吹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运动，它一方面为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鸣锣开道，同时也为科学摆脱宗教获得独立自由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在这场运动中，两个重要哲学流派的形成对以后欧洲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和人类理性的自由张扬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一是弗兰西斯·培根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它从正面批判了经院哲学的繁琐和诡辩，提出观察和实验是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马克思对培根作过全面的评价，他说： “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的眼中，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30]培根哲学为各门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充分的理论前提。

比培根稍晚，另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是笛卡尔创立的唯理论哲学，他强调概念和感觉之间存在质的区别，主张按照几何学原理的样式去创立理性自然科学的体系。笛卡尔哲学为当时已接近成熟的近代数学和物理学提供着理论指导。就是在这两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科学举行了反对教会的起义; 资产阶级需要科学，因此参加了这个起义。”[31]这次科学起义，涌现了一大批科学家，哥白尼通过30年观察和计算的结果经刻卜勒归纳出太阳系行星运动的三大规律; 伽利略制造出高倍望远镜; 笛卡尔创立了解析几何，研究了积分问题; 莱布尼茨完成了微分学和积分学; 伽利略开创了实验物理学，奠定了运动力学的基础; 牛顿用数学公式表述了物理学的三大定律，完成了经典力学体系，解决了天体运行的力学问题，开创了“牛顿时代”。

就在科学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连续取得一系列科学成就并把这些成就运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时，引发了技术领域的全面革命，在欧洲接连发生三次工业技术革命，把欧洲推向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顺利完成，表明科学理论已经走在生产实践的前面，这是理性文化成熟的标志。从科学思维形式的产生，到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的形成，再到一次接一次的科学技术革命，这就是理性文化由产生到成长，到开花结果的发展历程。

从这一历程中，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谁拥有了思想的独立与自由，谁拥有了科学的理性，谁拥有了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伟大思想，谁就会拥有繁荣与富强。相反，一个思想禁锢、文化统一、知识与权力牢固结合，自然科学没有独立的发展空间与良好的社会激励、理性思维不健全的民族，永远不可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学优唯有为做官的单一性目标指向，官本位意识得以强化，必然带来一系列社会弊端。何怀宏先生把学优唯有为做官称之为士人改变自身命运的“单一性”机会，这种机会的特点在于： “第一，它是一种最优的机会，一旦入仕就会带来最大好处，最大利益，不仅获得权力，也获得声望和财富; 第二，它越来越成为社会上的一种主要上升机会，虽然还有其他途径出人头地，但那些都是异途，后期只有科举才是正途，对于贫寒者还可以说是唯一的上升之阶; 第三，它接近于单一的制度性机会，只有它提供了稳定的、一贯的希望。‘单一’意味着把社会上人们的主要和最高的价值欲求整合为一个： 即仅仅指向官场，‘单一’还意味着古代选举和取人的途径和标准也日趋为一。”[32]学优作为为官的前提条件，本无可厚非，但随着官本位意识的确立，它越来越远离了最初的宗旨而走入极端，暴露出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

首先，为“仕”而学所带来的损害，不仅是人的学识，还扭曲了人的人格。因为它要求大家把目光都盯在读书为做官的经书上，限制了人的思辨能力，研究科学技术，不仅得不到鼓励，反而有“旁门左道”之嫌，制约了人的全面发展，更重要的是这种所谓“仕”，扭曲了读书人的人格，一旦他们入仕成功，头上有了乌纱，谋取了官位，便不可一世，对上奴颜卑膝，对下飞扬跋扈。而若久试不第，便会一蹶不振，甚至导致人格分裂。蒲松龄写道：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 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 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 其归号舍也，孔孔伸颈，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 其出闱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 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 忽然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情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之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痛哭欲死; 而自旁观者观之，其可笑孰甚焉。”[33]“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出笼之病鸟”“似被絷之猱”“似饵毒之蝇”“似破卵之鸠”，这就是对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真实写照，其心理创伤可见一斑，完全处于一种绝望悲哀的心境之中。这样的结局，不仅造成了他们人格的分裂，堵塞了他们的仕途，而且还会使他们遭到家人的奚落、辱骂和社会的鄙视，有的甚至被家庭所抛弃。经过仕途上的折磨，他们的人性已基本为“官性”所代替，即使那些进而为“仕”者，尽管表面上趾高气昂，却也丧失了健康人之人格、品性而异化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小小的零件。

其次，官本位意识的副产品是铁饭碗和等级制。自“学而优则仕”提出之后，中国士人的学习目标就非常明确，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读书可以带来功名利禄，做官可以显示尊严和地位。葛承雍曾说道： “等级制度在古代中国人眼中，就是神圣、尊贵的‘官’。成功者，被信任者，必委以官职，事业成功却无官职的人，则往往令人感到脸面无光。人们追求和向往的，就是入仕做官。官的特权，官的等级，官的待遇实在太具有诱惑力了，某些人无法不趋之若鹜。中国古代虽然入仕参政有多元途径，但唯有步入官场、攀上官座方是有价值的正途。从这个意义上，古代中国是一个官国，等级与相应的权力意味着一切。”[34]正是由于官员的这种种特权，在中国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源远流长的艳羡、崇拜、追求和保守官职的心理。一旦十年寒窗终得回报，完成了官职的授任，品位和俸禄便源源而来，而且它基本要伴随着入仕的开始一直到人生的终结。艰辛的付出终有回报，使得一部分人沉溺人生各种享乐之中不能自拔，统治阶级求得“贤才”以治理国家的企图化为泡影。

封建社会的选官授权制度，从一开始就把终身制的概念灌输于每一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脑海之中，以至于对现代意义上的按劳计酬产生强烈的抵抗; 与此同时，等级观念又始终贯穿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始末。凡官皆有品，以品决定各自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地位，这种观念世人皆认同，以至于到现在还根深蒂固。现今我国社会中的房屋分配、收入分配、电话、用车，依然是“官分十等，衣分五色”，等级和身份十分明确。这种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直接带来政治上的官僚统治，而官僚政治的弊端有目共睹。费正清在分析了我国的官僚政治体制之后，指出： 一切事情在形式上都须由下层发动，层层上报到最高的皇帝由他决定。低级官吏倡仪举办没有前例的新事业，既困难又危险。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墨守成规，以致在下层就扼杀了主动性。而最上层的那一个人，由于瓶口狭窄而形成梗阻，就往往影响他的效率; 更为严重的是，官僚要依靠我们今天称作系统化的贪污来生存，这种贪污也时常变成勒索。每一官吏必须在他的上司、同僚、下属之间维持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下级官吏在履行他们职责的过程中，照例要对上司馈送礼物。这种礼物的数量，像旧中国的一切物价一样，是看个人关系而定的。中国官僚政治的显著特征就是揩油和任用亲戚。费正清的分析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他所指出的官僚政治的各种弊端，在今天的社会中是决不陌生的。

再次，官本位意识的牢固确立，必然带来对民主与自由的抑制。由于官僚等级观念的确立，政治上就无民主可言，政治的非民主，必然导致人的自由丧失，也就是说，在以官为本位的社会，人们没有行为和思想的选择与自由。自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是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向往并追求的目标。由于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竭力宣扬以官为本位的观念，而做官的唯一途径就是熟读儒家经典，尽管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向往官位，乐于做官，但人各有志，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从志向、性格、爱好等方面来说不愿意做官或不适合做官，他们更适合于从事科学研究或其他事业，然而以官为本位的文化对此则大加贬抑，迫使这些人士不能自由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有一部分思想敏锐者对社会矛盾认识较清，甚至有些人产生了初步的变革思想，但这种思想只要萌芽，就会受到官文化和统治者无情的封杀，以至于在我国历史上多次掀起大规模的“文字狱”。“文字狱”消灭了思想者，也消灭了思想。思想的自由无立足之地，思考者的自由便无从谈起。

另外，官本位意识还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由于官本位的文化观念深入植根于社会各阶层人士大脑之中，因而也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情感判断乃至社会生活。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做官而读书，“十年寒窗”为的是“一举成名”。他们不仅饱尝了读书的艰辛，还必须随时代要求为入仕做种种准备。科举制的确立，就使他们辗转参加诸多的科场考试，经受考场的种种磨难。如果一个学子不积极应试，就会遭到家庭的责难和社会的鄙视。清道光、咸丰年间，一个人十五岁不应试，其父、其兄就会认为他没有才学;二十岁不入生员，乡邻就会鄙薄他。对此种社会现象，陈独秀有透彻剖析：“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普通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 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用人的气都得受; 贫苦农民的儿子……如果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过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哪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相看，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名流行的谚语： ‘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35]

读书做官这一实用价值取向不仅激励了我国古代的读书人，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所积淀起来的种种文化污垢仍然继续侵蚀着中国人的心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困扰着人们在实现人生价值过程中的职业选择。随着我国考试制度的逐渐完善及人才标准的不断提高，我们正致力于建立以素质教育为主的人才培养体系，选拔人才的考试内容也由对学生基础知识、记忆能力的考查转向对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上来，学校教育越来越走向科学，选拔人才的渠道也趋于多元化，人才结构也呈现出多层次、覆盖面广的特点。应该说，这样一种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分布结构正逐步满足社会对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人才需求。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是，有诸多的高校毕业生依然把党政机关作为自己步入社会的首选目标，梦想着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近几年国家及各省、市公务员招聘考试的报名人数可以看出，几百分之一、甚至几千分之一的希望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大批莘莘学子，他们煞费苦心积极准备，期盼日后榜上有名。当然，其中不乏受过专门教育并有志于行政管理工作者，但大量与所学专业不着边际者趋之若鹜就很难说具有什么优势、发挥什么特长了。

当官意味着地位、意味着特权、意味着财富，这在我国体制转轨时期似乎已成人们的共识。所以，社会出现一种怪现象，许多人不断提高自己，不断提升自身的学历层次，不断深化专业学习，付出了十几年的汗水，接触到了本专业的前沿研究，也具备了继续深入探讨本领域高深课题的条件。在人们期待他在自己研究领域做出不凡业绩时却转而进入领导层，做起了行政工作，从而在忙忙碌碌之中，在显赫与荣耀的光环中，终其一生而无所作为。并且现在的许多高校还在助长着这种风气的蔓延，它们为吸引高层次人才，动辄允诺具有博士学位者可做校级领导或处级领导，随之住房标准提高，各种待遇大大改善。当然，行政工作需要有人做，需要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去做，我党也一直提倡领导干部要“知识化”，这本身标志着我国对领导干部自身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有利于我国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建设。但如果把掌握了各领域高、精、尖知识的人才都推向领导岗位并使这种做法成为一种时尚、一种风气的话，这不能不说是对人才的巨大浪费。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各领域的高级人才，那将是十分可怕的。早在十七世纪，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在他的《寓言》中就曾提出过一个发人深省的假设： 如果法国突然失去了50名优秀的物理学家，50名优秀的化学家，50名优秀的作家，50名优秀的军事工程师……其结果： 法国马上就要成为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圣西门的这个寓言给了我们后人深刻的启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脊梁是那些在各领域具有独特建树、做出突出业绩的优秀的人才，而并非某些权倾一时的政治人物。

在我国提出领导干部要“知识化”的要求时，确有一部分人在处理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利用业余时间抓紧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文化素质的提高也为他们提升自己的领导水平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随之也出现了我们不愿看到的现象，最具代表性的是少数干部在求“学”过程中以权谋私。这些人为了给自己职务晋升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积累更雄厚的资本，便不择手段地捞取硕士甚至博士学位，他们动辄以权力给办班单位种种好处，以期在学业考核中能一路“过关斩将”，如愿以偿。更有甚者，一些财大气粗的领导干部直接出大钱买学位。这些掺了水分的所谓“知识”不仅没有使他们“知识化”，反而助长了社会不正之风，玷污了圣洁的知识殿堂。

再来看我国今天教育的现状，尽管教育教学改革取得不少成绩，但我国现行教育仍以应试为目的，衡量教学水平的高低仍以成绩为标准，而成绩的考核绝大部分属于基础知识，即以记忆为主要学习手段。亿万青少年，挣扎在比“八股文”繁琐得多，科目又杂得多的考试之中，与其说我们在教育人，不如说是对人身心的摧残。只要我们稍微留意那些为了中考、高考、硕考、博考而死记硬背教科书和外语单词的学子们，其神经之紧张，思维之压抑，就不难得出结论，他们要想出人头地，有一个好的发展前程，所受之苦不在古代科举士子们之下。

由学优入仕的人生目标设计和人生道路选择，必然导致知识分子依附人格的形成。在封建社会的早期，我们的至圣先师就为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安身于社会的便捷途径——做官。这条途径由于为封建帝王带来了行使统治权和贯彻统治意识的便当，逐渐被程式化、制度化、固定化为知识分子的上升之阶。通过这一阶梯，千千万万的读书人自觉自愿地进入这座无形的囚笼，在身份、地位、人格上彻底依附统治者。这种依附关系体现在：

从政治上看，读书为了做官，是因为封建帝王实行的制度给了他们做官的机会。读书人的权力和地位既然是皇帝赋予的，同样，皇帝还可以随时剥夺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也就是说，选官的制度化，一方面，为广大的士子们铺设了通向高官厚禄的阶梯，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套上了对专制君权依附的绳索和镣铐。本应是重思考、尚个性的知识分子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得不收起自己的本性而一味地迎合甚至谄媚统治者。我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其人生道路的平坦与否及人生命运的最终归宿来看，凡能逢迎、讨好、投帝王所好者，大抵都春风得意，功名利禄一应俱全，而“不识时务”者，即使是一身正气、满腔热血为了国家前途、民族利益，也难免削官免职甚至生命难保。因此，我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其聪明才智多表现为，为统治阶级的合理统治、为社会的合理秩序做论证，而较少敢于直抒胸臆、直言进谏的正直之士，“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36]是知识分子日益加重对封建权力依附性原因的真实写照。并且，由于封建官僚机构只能容纳全社会知识分子中的极少部分，因而造成为官途中的激烈竞争，竞争的直接结果是： 竞争越激烈，知识分子就越易顺服，对皇帝和上级官吏就越是卑躬屈膝，越易于控制，依附性越明显。

从经济利益来看，基于人类本性所需，每个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都需要并希望尽可能从质和量上获取较其他人更优裕的物质生活资料。而我国长期处于自然经济形态之中，这种经济形态没有为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提供可能又可行的途径，再加上我国长期被“重农抑商”的传统文化观念所左右，稳定而体面的致富之路只有做官。只有当了官，才能改变自己无权无势的贫贱局面。看得见的高官厚禄就像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广大的读书人，以至于许多人一生苦读经书最后老死科场而无怨无悔。在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为了个人的“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而转化为统治阶层一员的同时，也使他们加重了自己固有的软骨病和依附症。

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依附，必然导致思想意识的依附。由学优为做官造成的知识分子依附身份的确立，使本来以善于思维、善于独立创造为特征的这一社会群体，变成了只会应承、模仿、揣摩的会说话的工具。他们依赖上级官僚和帝王的意志发挥文思的本领与日俱增，在做限定的命题、韵脚和字句数量的文章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思想和文化的创造能力却日趋衰退。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完全同化为官僚阶层，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这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选拔机制所决定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具备超越封建统治而获得独立的能力，专制统治也不可能提供使其获得独立的社会条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知识分子永远并且也只能是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

如此三重依附关系，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不仅自己的一生，而且整个社会群体完全陷入对统治阶级的从属地位不能自拔，而封建王权以施舍给他们一官半职和相应的利禄权位作为回报。这种交换关系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从根本上摒弃自己的意志和思想，心甘情愿地充当封建统治者有文化的高级奴才，整个社会以逐步削减甚至消灭真正有思想、有理想、有追求的表里如一的中国社会的脊梁为代价。封建帝王统治下的社会思想界一片死寂，封建王朝在表面统一的虚假面纱掩盖下，代代相沿，重复着相同的道路，但却没有社会的实质进步。

由所学内容的严格限制及取仕的目标激励，中国古代的教育必然是畸形的，具体表现为“儿童教育成人化”和“成人精神儿童化”。为迎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当时的教育，无论是官学、私学，还是半私半官的书院，几乎都把儒家经典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而且都把伦理道德教育放在中心地位。用传统的既成的道德对活生生的人，尤其是天真烂漫的儿童进行种种强制灌输，人要“存天理”“无人欲”，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儿童所听到的也无非是“卧冰求鲤”“老莱娱亲”“郭巨埋儿”这些无视人伦道德的歪理邪说、无稽之谈。成人化的教育内容生搬至儿童期，把儿童作为“缩小的成人”来看待，不注意他们的年龄特点，儿童稍有怠慢或怀疑，便招致肉体的惩罚。为学优，为取得仕的地位，儿童不得不收起天真的幻想、丰富的想象、爱美的天性把自己深埋故纸堆。整天之乎者也，三纲五常，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以摧残人性、扼杀思想的所谓“道德”“礼仪”规范塑造出来的一个个少年老成的形象。

同样，在经过了理论论证和权力保护的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中，个人也失去了作为人的充分成长可能性，个人心理上的儿童期被无限延长，即使身心发育已达到成年期标准，个体依然被认为是不能取得独立人格、需要不停地“教”与“养”下去的“儿童”。在家族生活中，由于父权无所不在的渗透，成人就无法长大，不可能独立，更谈不上自由个性的充分发挥; 在社会生活中，由于等级秩序的神圣化、法律化，永远有卑贱者与高贵者的分野，卑贱者对高贵者处于依附地位，对皇权要匍匐跪拜，整个社会，似乎只有高高在上的皇帝才能充分发育，自由成长。权力统治下的人民，恰如一群身心都未充分发展与成长的“儿童”，权力者之上又有更高的权力者，大家都是一级依附一级的自然年龄上的成人，精神上的儿童。人在儿童期是不能独立的。儿童在成人的严格管理下可以整齐划一。封建纲常伦理所宣扬的礼治文化成功地做到了成人儿童化，社会取得了仿佛儿童社会的秩序效果，但代价是失去了人的个性尊严与主体自由。表面看似稳定、和谐的社会只能以发展脚步的迟缓和被统治者的愚昧而宣告其真实的存在。

正因为如此，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从孩提时代起，就是一种奴性教育。它对人的培养与教化，一开始就以一种单一的定向思维模式来进行。它所造就的“人才”，是唯封建道德、礼教是尊的扭曲式的人才，这些“人才”不可能具有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而这也正是专制统治者所设定的教育目的。他们需要的是忠臣与顺民，而不是具有独立人格意识与批判精神的学者与批判家。封建社会历代的教育家也正是为这种奴化式教育提供理论论证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要求人们按照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标准，消除人的一切私欲，培养起符合“天理”的完善人格。所以，他为“学”与“教”作了明确界定，他说： “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圣贤教人，只是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又说： “盖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稍长，而传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微，各有以知其义礼所在，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学于大学，则其洒扫应对之间，礼乐射御之际，所以涵养之者，略已小成矣。于是不离乎此，而教之以格物而致其知焉。”[37]由此可看出，朱熹所谓的教育，就是要从小孩起，实施奴化式的道德教育，诚心正意，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这种教育，一方面否认个人独立存在的可能性，不把人的一生看作由自己来组织，自己来负责的自我实现过程。相反，个人逃脱了礼治秩序，就与禽兽无异，在这种礼治秩序下，个体永远不能获得主动性，具有明显的成人儿童化特征。另一方面，礼治秩序将人的个性、主体性、能动性消融在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名分之中。每个人都被规定了各自的名分，并只能按名分行事。社会把人分成有序的产品系列，每个人只允许有此系列的共同特征，而不许有属于自己的个性，不允许僭越此系列规范的哪怕一小步，人也永远成了长不大的孩子，被秩序、被权力所控制、所操纵。

由学优取仕的人才选拔机制最后异化为封建帝王统治国家的手段和工具。张仲礼在阐述科举制的功能时说： “官学和整个科举制度旨在迫使绅士以及谋取绅士地位的人沉湎于‘科举生涯’，将他们的思想导入以纲常名教为重点的官方思想渠道中去。再由接受灌输的绅士将这些原则印入民众的头脑中。目的便是造就一个满足于清朝统治和现存社会结构的清平世界。”[38]在封建帝王的视野中，江山社稷最为重要，江山社稷的稳固为第一要务，确保江山社稷千秋万代不易其主为任何一代君主梦寐以求的愿望。为达此目标，选良才辅佐帝王治理国家必不可少，但良才干将也是社会稳定，政权巩固的一大隐患。如何使天下思想敏锐、能成大业的才子聚拢于帝王周围又确保其忠心效力于帝王，成为每一代君主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而由孔子倡导的学而优则仕最后演化为科举取士的人才选拔机制，不仅保证了国家有良才贤将，同时更重要的是可保政权的稳固。因为科举考试，一方面把天下所有精英都放入四书五经之牢圄，让其潜心攻读道德文章，致力博取功名利禄，转移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视线，减少思考改革社会现状的空暇。通过对经学的刻苦钻研及受经义熏陶而提升自身道德，更加效忠于帝王。还由于道德素养的提高，可以淡化官员对聚敛财富的欲望，起到约束利欲、端正品行的作用，无疑又增添了保障统治者的利益的砝码。另一方面，也有效地缓解了知识分子与封建王权的张力。由于学优是为了做官，也只有学优才能为官，强化了官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凝聚作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被知识分子在追求自己唯一正途的过程中自然接受。知识分子一旦入仕，又不断宣扬和强化官方意识形态，巩固了现政权统治的思想基础; 另外，由于入仕是知识分子个人上升以实现自己的志愿与抱负的一条和平途径，学优则可以入仕，这就为他们带来了一种稳定的希望，无论这种希望实现的路径多么曲折，成功的可能多么渺茫，但毕竟由于社会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平等的机会，在学而不能入仕的情况下，只能责怪自己学而不优或竞争的残酷，从不深刻思考所谓机会是否真正的公平，也从不把壮志未酬的怨气发泄到统治者身上。一旦他们出人头地，便会对帝王感恩戴德，对国家加倍报效。

由此可见，意在选拔优秀人才的机制最后异化为帝王的统治之术。然而，帝王的一厢情愿不可能阻止历史前进的步伐。千秋功业、万代江山的美梦在历代王朝的不断更替中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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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华龙： 《孔子出仕思想初探》，浙江师大学报 (社学科学版)，1996年第5期。

[1]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上册，84页，中华书局，1984。

[2]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上册，84页，中华书局，1984。

[3]《论语·子张》。

[4]《论语·为政》。

[5]《汉书·儒林传序》。

[6]转引自谢谦： 《经学与中国文化》，42页，三环出版社，1990。

[7]转引自黄留珠：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8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8]《汉书·武帝纪》。

[9]《宋书·百官志下》。

[10]阎步克：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3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1]《管子·小匡》。

[12]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举目详说》。

[13]王士性： 《广志绎》卷四。

[14]田况： 《儒林公议》。

[15]《论语·为政》。

[16]《论语·为政》。

[17]《论语·雍也》。

[18]《论语·八佾》。

[19]转引自谢谦： 《经学与中国文化》，26页，三环出版社，1990。

[20]黄留珠：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200～20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21]《明史·选举志》。

[22]《唐语林》卷3。

[23]转引自： 《清会典事例》卷389。

[24]《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275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25]葛洪： 《抱朴子》卷十五。

[26]《宋史》卷155。

[27]转引自孟广林等： 《凸凹文心》，222页，改革出版社，1997。

[28]《拟题》，《日知录》卷十六。

[29]鲁迅： 《伪自由书》。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3页，人民出版社，1960。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2卷，104页，莫斯科中文出版社，1955。

[32]何怀宏： 《选举社会及其终结》，139～140页，三联书店，1998。

[33]《聊斋志异》卷十六，《王子安·异史氏曰》。

[34]葛承雍： 《中国古代等级社会》，31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35]《陈独秀文章选编》下，556～557页，三联书店，1984。

[36]《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37]转引自谢谦： 《经学与中国文化》，47页，三环出版社，1990。

[38]张仲礼： 《中国绅士》，205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