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财观辩证分析

“重义轻利、德本财末”，重视道德，崇尚社会公义，有其合理之处：

首先，它对于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在一贯重视道德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比较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注意扼制个人私欲，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关心他人疾苦，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统一。在国家遭受严重困难，尤其是在外敌入侵的紧要关头，由于人们在人生选择和社会发展上具有价值上的共识，因而极易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历史上，我国曾涌现出无数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大义凛然、舍己为公乃至自觉贡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民族英雄。他们捍卫了祖国的尊严，成为人之为人的楷模，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次，它对于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并体现出的一种比较稳定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为崇尚奉献精神、牺牲精神和利他精神，这同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重德轻财的思想，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再次，它强调了道德的纯洁性，对于形成高尚的人格提供了理论支持。由于重义轻利、重德轻财更多地强调的是道德的理想和精神价值，并以对善的追求看作是道德的根本目的和动力，因而它作为调节人们利益的社会手段，始终看重的是对公众利益的追求和维护，对公众利益的维护需要个人做出必要的节制和牺牲。而“重义轻利、德本财末”推崇的正是作为道德个体的每个人的这种自愿牺牲精神，这就使行为的动机具有了超然于个人利益得失的纯洁性，有利于形成高尚的人格。

最后，它有利于舒缓人们由于物质生活资料匮乏而带来的心理压力。中国传统社会，其经济的发展一直没有突破自然经济形态。尽管我国的农业文明曾领先于世界，但作为人口一直相对稠密且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一直处于欠丰富的状态。并且由于生产的简单重复，人们在生活水平上长期没有质的提高。这与人的本性中避苦趣乐，希望生活富足、生活水准不断提升的自然要求不相吻合。正是在重义轻利、德本财末的文化观念引导下，才使人们由于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悲观、失望心理合乎情理地消融于人的道德修养过程中，以道德的完善弥补利益的缺失，使人们贫且安道，有效地转移了人们关注功利的视线，有助于人们良好心态的保持，为生活上苦苦挣扎的广大民众找到了心灵暂时放松的空间，使占人口大多数的贫苦百姓能够自足地生活于即使非常恶劣的种种境遇中。

然而，由于这种文化“是从过去传递到今天的观念、制度、行为规范。它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完善、积淀而获得了牢固性; 它支配了多数社会成员而获得了广泛性; 它超越了个人性格而具有了社会性; 它在制度化和不断宣传的过程中又具有了神圣性”。[41]正因为这众多特性集中于传统文化中的义利、德财观，它作为历史进程中的惰性力量便越发显现：

首先，重义轻利、德本财末以至割裂双方辩证统一关系，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历来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包括道德在内的精神生活过程。人类历史的发展也一再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尽管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且对社会存在具有极大的反作用，然而这种反作用的力量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越社会存在的层面直接制约、规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德本财末”从根本上说，与这一原理是相背离、相对立的。“重义轻利、德本财末”，尤其是其极端形式——只讲德不讲财，只要义不要利的种种说教，把道德绝对化，把人生价值仅仅归结为道德价值，把德与财、义与利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导致了对人的自然属性的严重贬抑乃至抹杀，用抽象的道德原则否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需求和追求，使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社会本质从根本上遭到扭曲。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一直把社会的物质生产，人们的物质欲求看作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而善良、公正的奉献精神，避利求义的伦理原则相对于利益与财富，只能退居其后，正如恩格斯所言： “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到今日的动力; 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人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42]

其实，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还是生长在具有悠久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中华民族的伟人，都强调功利主义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毛泽东曾说：“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43]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和党的七大政治报告等讲演和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的义利观。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又强调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切实做到“公私兼顾”;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对于义利关系的认识，邓小平做了明确的回答，他指出： “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44]“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而奋斗”。[45]又说： “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的共同富裕。”[46]把物质利益提高到社会及个人奋斗目标的高度，打破了传统文化中耻于言利的保守心态。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又旗帜鲜明地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他说： “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决不是提倡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奋斗，决不是提倡个人都向‘钱’看。”[47]科学地解决了义利关系，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伦理建设奠定了基础，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标示出明确的发展方向。

江泽民同志近年来多次指示，要求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两手都要硬”。阐发了要鼓励人们通过合法手段发家致富，保护个人合法所得的思想。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明确指出： “要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并且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际上也就是要重视广大人展群众的物质需求，要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

总之，利益是道义的前提和基础，“正确理解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48]否则，义一旦离开利，“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49]一切道德只能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50]而重义轻利，德本财末，甚至只要义、德，不要利、财，则完全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则，是纯粹的虚妄空洞的抽象概念。

其次，重义轻利、德本财末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追逐物质利益，注重财富的获得，反映了人类的真实需要，植根于人类的本性之中。人之所以为人，首先体现为它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费尔巴哈的“我欲故我在”，将人看成知、情、欲的结合。作为自然存在物，人在其实践本质上表现为一种趋乐避苦的本性，即要求把现实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因为，只有人们满足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而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德本财末思想，只强调义对利的规范和制约，营利性的经济活动从未被赋予道德合理性，主体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受到社会文化的约束和压制。注重道德修养，维护伦理尊严的儒家道德中心主义，将道德的自我完善当作终极目标，完全忽视或抹杀了物质利益在道德完善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因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也就无法形成统一的合理性经济伦理，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由于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我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整个社会不是努力发展生产，积累物质财富，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而是整天谈仁说义，重义轻利、德本财末。舆论导向的错误，使偌大的中华帝国沉睡于仁义道德的温床不思进取，整个民族自甘落后。洋枪洋炮下的溃败这一残酷的现实，挫伤了大国的尊严，也警醒了近代一大批有识之士，他们通过对比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找到了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源，对中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义利、德财观进行了彻底的反思。魏源提出“使商获利”[51]和“利国、利民、利官、利商”，[52]倡言追求物质利益对强盛国家、富庶百姓的作用。王韬在《兴利》中说：“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53]使利益追求一改传统的躲在道义背后不能公然走向社会发展舞台的萎缩形象，成为左右当时社会走向的主流声音。之后的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及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不仅批判重义轻利、德本财末的传统道德义利观，提出改良社会、富强国家、救贫济困的具体措施，还倡导人们要有独立的人格，要从各种各样的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要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以共同的对物质财富的创造谋求国家的富强。至此，中国传统的义利、德财观的基本理论框架被肢解。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及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传入，中国文化也一改过去注重“义”之虚妄而代之以重实利，强调个人利益追求的正当性。然而，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及传统的义利、德财观并未彻底退出社会生活的舞台，因而我们一直没能解决好发展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我国顺利地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但计划经济体制在伦理方面的要求依然是重视整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个人正当追求物质利益的权利依然受到极大限制。在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在一味强调生产资料公有的“左”倾主义思想包围中，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生产者的积极性被严重压抑，商品经济无法发展，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缺乏应有的活力，极大阻碍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在农业方面，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之后，农村经济曾一度活跃起来，出现了土地租佃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的发展势头，但由于这“四大自由”被认定为资本主义势力在农村的抬头，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遭无情的批判。随之而来的人民公社化活动，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农民失去了土地的经营权和财产权，不仅一切生产要素都由集体支配和使用，连同社员本身的劳动也由生产队长安排。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和个体自主权的农民，被完全捆绑在集体的土地中默默地为国家、集体尽自己的义务，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念头被严肃的政治气氛消蚀殆尽; 在城市中，同样也是国家对企业和个人实行集中管理。社会主义公有体制下的企业主体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统收统支，企业盈利全部上缴，亏损由国家负担，企业的生产和流通靠单一的指令性计划，产品价格由国家统一确定，劳动力也由劳动部门统一调配，企业领导由上级任命，企业的运作方式完全与商品经济无缘。在世界资本主义建立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广袤的土地上，不仅没有顺应世界的发展潮流，甚至连建立市场经济的土壤也没有，这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还剥夺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在利益分配上，由于排斥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使得平均主义、大锅饭盛行，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者缺乏积极性，最后导致整个社会收入降低，出现了普遍的贫穷; 在意识形态领域则大力批判“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人们满足安贫乐道的“穷过渡”，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又一次主宰了社会发展的方向，我国不得不遗憾地又一次错失发展的大好时机。

因而，我们不得不说，单靠空虚的“义”与“德”，是不能为经济腾飞提供动力的。尤其是我国处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如果社会各个阶层、团体都轻利，企业不追求高效益，个人不追求高收入，市场经济的活力便无从谈起，国家的富强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再次，重义轻利、德本财末的道德中心主义，与其原旨背道而驰，根本无益于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晚明时期，有一首名为《题钱》的民歌，宣称作为财富标志的金钱是腐蚀人的道德情操的祸根，是人心败坏的罪恶根源，劝导人们不要为金钱奔忙。它描述道： “人为你跋山渡海，人为你觅虎寻豺，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细思量多少伤怀，铜臭明知是祸胎，吃紧处极难布摆; 人为你亏行损，人为你断义辜恩，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忘忠信。细思量多少不仁，铜臭明知是祸根，一个个将它务本;人为你东奔西忙，人为你跨马浮舟，人为你一世忙，人为你双眉皱。细思量多少闲愁，铜臭明知是祸由，每日家蝇营苟苟; 人为你烦惹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细思量多少英豪，铜臭明知是祸苗，一个个因它丧了。”[54]对物质利益的鄙薄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客观地说，重义轻利、德本财末的倡导曾激励人们为德修善，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但由于日趋极端的主张，根本无视广大平民百姓的物质生活，严重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觉悟水平，因而它不可能为广大老百姓普遍接受并化作实际行动长久地加以坚持。然而强制性的舆论又迫使人们如此讲，其结果就是弄虚作假行为横行于社会。既然道德中心主义强调道德修养，加强道德修养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了完善人的人格，净化人的灵魂，使人成为真正的、高尚的人。而我们崇尚道德、推崇道德的结果却使人言行不一，造成了人格的扭曲，这无论如何不可能促进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史学鼻祖司马迁指出： “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55]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之一。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力倡导重义轻利、德本财末的同时，民间社会从人的现实需要出发所遵循的依然是“发财”、“享福”等实利主义原则，这与官方的理论之间呈现出矛盾、分裂的“二律背反”状态，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当人们发现，无论自己的人格多么伟大高尚，但总不能拿来当饭吃、当衣穿，更不能满足荣华富贵的天然欲望时，跃然于文人笔端，反映世俗社会对金钱与财富的魅力与诱惑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魏晋之际，饱学贫寒的隐士鲁褒撰写的《钱神论》对钱的无所不通、无所不能的巨大神威作了如下阐发： “(钱) 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 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钱之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匮。无远不往，无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劳讲肆 (习)，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祐，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宝贵……官尊名显，皆钱所致……由是论之，可谓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 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 恕仇嫌恨，非钱不解; 令问笑谈，非钱不发……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 子夏云：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吾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 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天何与焉! 天有所短，钱有所长。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钱不如天。达穷开塞，振贫济乏，天不如钱。”[56]鲁褒作为一介穷困儒生，在文中对世人受役于金钱的现象难免有愤世嫉俗的心境，因而过分夸大了金钱的威力。但他对当时社会片面强调“义”“德”，极力推崇人们的道德修养，无视人们的物质需求，压抑人们的物质欲望的泛道德主义现象，无疑是有力的反叛与嘲弄。与泛道德主义相比，因为更接近人的自然本性，更具有实在性与可操作性，因而也更能获得普通市民的认同。

价值理性与实用理性的矛盾与冲突，在经济伦理极不发育的市民社会，是无法找到一种很好的解决途径与方法的。因而，在人的自然本性的驱使下，有悖于重义轻利、德本财末的道德中心主义的利己主义思想和行为大肆蔓延。甚至在正当的逐利活动得不到保护，获利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就采用欺诈和暴力等方式聚敛财富，完全背离了道义论的基本要求而走向其反面。

由于重义轻利、德本财末的道德中心主义违背了人类的生存本性，它不仅不能完全约束广大的贫民百姓，同时也不可能约束极力鼓吹这一理念的封建君王，以实现社会各阶层都希望的真正的君明臣贤民顺的社会目标。当然，在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阶级中也曾有过一部分王公大臣、仁人义士节制物欲、权欲的自觉行动，亲自书写了自己一生清正廉明，为国为民效力的历史，为后人树立了为官做人的楷模。但个别人的行为对于挽救整个统治阶级的命运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纵观历代封建王朝的衰败和灭亡，基本上都与统治者的贪欲与腐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因而所谓的重义轻利、德本财末，其着眼点是广大贫民百姓，希望的是老百姓单方面的实行，而统治者从来不会受这种观念的约束。否则，他们怎么能过得上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生活呢? 于是，重义轻利、德本财末思想一出现，就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便有了双重标准。统治者希望的是广大平民百姓在“义”“德”的引导下甘心舍“利”，而他们也在同样美丽外表掩盖下，放心逐利，聚敛天下财富。由此可见，这种义利、德财观之所以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并极力推广，其本质在于： 要求广大臣民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以义制欲，号召人们在名利面前不争、不夺、不抢、忍让求和、安分守己、泯灭个性，以求得与统治者共生、共存、共安。

可见，重义轻利、德本财末，既未能深深植根于广大社会成员心中，为人们提升道德、升华人格提供理论保障，也没有促使封建统治者恪守自己倡导的义、德范畴以建立清正廉明、和谐共处的社会。因而，我国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并没有达到理论本身预期的目标。

第四，重义轻利、德本财末，反映了统治阶级的伪善性质，具有欺骗性。任何一个有阶级对立的社会，对立双方之间不可能有统一的“义”。但是，在我国二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总是把自己的“利”说成“公利”，并把反映自己的利的“义”说成“公义”，把本来只对统治者适“宜”和有“利”之义，硬说成对被统治者、对整个社会都适“宜”和有“利”。这就必然使他们的“义”带有伪善的说教性质，欺骗了广大老百姓，使之恪守实际上对己不“义”之“义”，就像恩格斯所说： “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统治阶级是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的——也应该是好的。所以文明时代愈是向前发展，它就愈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57]也就是，传统的义利、德财观超越了阶级之间的对立，没有真实反映不同利益集团对“义”和“利”的不同需求，具有非现实性。统治者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的认为自己之“义”“利”与老百姓所追求之“义”“利”是一致的，而正是在看到了二者区别与对立的基础上，为了保全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一种道德说教。他们既侵犯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又想教育受害者放弃夺回正当利益的斗争; 同时，因为他们的阶级私利已转化为当时的“公义”，所以维护这种利益的最佳方案就是重义。另外，说传统的义利、德财观反映统治阶级的伪善性质，具有欺骗性，还因为，他们在阐述义、德与利、财的关系时，混淆了概念。义、德与利、财本来反映的是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二者的不同在于，义、德是属于人的精神追求，利、财是属于人的物质追求。然而统治阶级在使用这些概念时，把“利”理解为个人的物质利益，而把“利”中属于社会整体利益部分归结到“义”的范畴之中，追求社会整体利益被赋予“公义”的内涵。在封建社会中，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社会整体利益自然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样重义轻利自然也就是舍个人利益而重社会整体利益，个人的物质需求消融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中，以追求个人私利的不“义”性质限制个人物质欲望，从而保障了统治阶级的最大利益。

第五，重义轻利、德本财末，导致畸形人格的形成。在中国历史上，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表现为对国家和家庭的双重依附关系。在个人权利方面，国家对占社会主体的绝大部分的农民实行严格控制，表现在人丁、户口、赋税征敛尤其是在个人的私有财产方面。统治者为保证其政权的稳定性，制定许多政策限制私人财产拥有的规模。除此之外，任何一个个体，都是家庭中的一员，每一个人都依附家长权、族权，女性还要依附夫权。不论家庭规模大小，成员多少，祖在则祖为家长，父在则父为家长。家长在家庭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家庭所有收入都上缴家长，家庭的财产，无论房产、地产，甚至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也都由家长控制，不允许有私产。由此，个人人身与财产权利被控制在家庭和国家双重关系中，个人也就完全失去自由，只有对家庭和社会尽双重的义务，按照“义”的标准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此时之义，在国家，不管等级合理不合理，只要遵从，就是义; 只有合乎封建制经济、政治、伦理要求的才叫义。不问自己私利是否应当保护，只要国家需要，就应“舍利趋义”; 不考虑统治者的行为是否合理，只要社会认可，就应“舍生取义”; 不问国君是好是坏，个人只有忠诚拥戴，才符合义。在家庭，不管父母说得对还是不对，都一概遵从，是义;丈夫死了，不管年龄大小，只要守节才是义。这样，由于“义”之重重限制，使人处于极端不平等状态，极大地剥夺了人的自由权，严格限制了人的正当的物质欲求与自然本能，阻碍了人的才能的发挥。带着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生活上了无希望备受心理折磨的人，不可能形成健全的人格，不会洋溢出生命的活力，不会激发起主动的创造欲望，而只能是没有个性、没有热情、唯命是从、俯首贴耳的奴才。

第六，重义轻利、德本财末的文化观念，异化为封建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和手段。由于我国封建社会一直处于严格的宗法等级秩序之下，权力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倾其一生精力奋斗的目标。权力意味着地位、财富。如果统治者在其官方意识形态赋予财富、利益一定的地位，势必会为了利益导致权力争夺。而对财富与权力的无止境追求必然会威胁集最高权力和最大利益于一身之所在的王位。为了防止犯上作乱，保证权力的稳固与长久，统治者找到最廉价最便捷的统治工具，即要求人们言义不言利，重德不重财。利、财是有限的，而义、德是无限的，把人们逐利的目光有效地牵引到无穷无尽的义、德追求过程中。再加之统治者对这种行为及时给予精神上的鼓励以激励人们全力关注自身道德修养，以对统治者尽己之“义”。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都不再把目光盯在有限的物质利益上，不再计较自己的财富得失，也就再也不会对政权构成任何威胁，或许还能把有限的财富心甘情愿地奉献给他人、社会 (也即统治者)。对于统治者来讲，真是一举两得，难怪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总是抓住它不放，把它作为对老百姓进行思想统治的重要工具，拼命加以宣扬。

第七，重义轻利、德本财末的价值取向，导致中国社会历来重德治、人治而轻法治，由于道德中心主义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把义与德作为处理一切社会事务与决定人的行为的出发点，整个社会文化不仅勾勒了个人成圣成贤的目标追求，也建构了社会整体的道德乌托邦体系。实现政治抱负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最佳选择便是重德治人治轻法治，意欲通过人自觉自愿的道德行为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与稳定和谐。但由于这种设计既超出了在物质生活条件相当匮乏情况下人们所拥有的道德水平，又因为没有相应的强制性的法律约束，一旦产生利益纠纷，便极易引起社会动荡，因此，在传统道义论统治下的社会，不仅没有出现统治者期望的永保社稷江山长盛不衰的盛世，反而，呈现出周期性的动荡与朝代的频繁更迭。

缺乏法治约束的社会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文明进程中法律链条的薄弱必然制约社会前进的步伐。由于我国具有德治、人治传统，并且这种传统影响深远以至今天，致使广大人民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观念淡漠，不知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甚至有些人由于不懂法，不仅是物质利益的受害者，还是法律的触犯者，受到双重的打击与惩罚;在法律的制定方面，我国许多领域还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影响了我国文明的进程及处理问题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在执法过程中，还存在着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这些问题的存在，无不与历史上重义的价值取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