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G．W．Friedrich Hegel，1770—1831)在其《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阐述了研究哲学史的理由:
思想的活动，最初表现为历史的事实、过去的东西，并且好像是在我们的现实之外。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领域里，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在的、那个有共同性和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我们在现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本质上原就具有的一种遗产，确切地说，乃是一种工作的成果——人类所有过去各时代工作的成果。一如外在生活的技术、技巧与发明的积累，社会团结和政治生活的组织与习惯，乃是思想、发明、需要、困难、不幸、聪明、意志的成果，和过去历史上走在我们前面的先驱者所创获的成果，所以同样在科学里，特别在哲学里，我们必须感谢过去的传统，这传统有如赫尔德所说，通过一切变化的因而过去了的东西，结成一条神圣的链子，把前代的创获给我们保存下来，并传给我们。……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犹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1]
黑格尔由此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哲学史并非外在于哲学，“哲学史的本身就是科学的，因而本质上就是哲学这门科学”[2]。
奥裔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在《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的导论中则从教学的角度解释了研究思想史的必要性:
除非最近的论著本身反映出最起码的历史面貌，否则不管它怎样正确，怎样有创见，怎样严密或者优雅动听，都不能阻止学生产生一种缺乏方向与意义的感觉。[3]
黑格尔和熊彼特的上述观点，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而非仅仅适用于哲学或经济学等特定学科。正如熊彼特所解释的那样，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留下的创痕。当前的问题和方法都是对以前的问题与方法作出的尝试性的反应。如果不知道以前的问题和方法，那么对现在的问题和方法的意义与正确性就不能充分加以掌握。科学分析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种持续的对话。任何特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
与自然科学相比，学科思想史的研究对于社会科学似更显重要。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明显的累积的和进步的性质，对一个学物理的学生来说，真正的科学典范是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等，而不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的“物理学”，因此，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兴趣总是优先集中在各门学科的最新发展上。社会科学的历史不是按在时间中进步的序列发展的，而且很难以自然科学的进步标准对之进行处理。在这点上，社会思想的历史地位更相似于哲学、艺术、文学与宗教等学科。差不多每一种现代的方法都有其古远的历史起源。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把政治社会视为一个功能互补的有机体，这样一种真正的社会学的思考方式仍对今天的功能方法具有启发意义;现代一般系统论的创立者L·V·贝塔朗菲(L．V．Bertalanffy，1901—1971)称赞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及其固有的整体论和目的论的观点就是宇宙的系统秩序的一种表达方式。“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是基本的系统问题的一种表述，至今仍然正确……基本的系统问题至今尚未过时”。亚氏之被尊奉为现代系统理论的伟大先驱，确有学理脉络上的根据。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更从亚氏“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中，发掘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分的最早起源[4]。我们的头脑很容易从社会学史的研究中得到新的灵感，有些人比别人得到的多一些，但完全得不到裨益的大概很少。“一个人如果从他自己时代的著作站后一步，看一看过去思想的层峦叠嶂而不感受到自己视野的扩大，那么这个人的头脑肯定是十分迟钝的。”[5]我们不能不读前辈思想家的著作，不能不吸纳巨人的气息。如果我们对社会学的遗产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恐怕很难有大的作为。我们的视野和思想深度必然受到限制;我们会犯本可以避免的或低级的错误;我们会忽视最吸引社会研究者注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可能是社会生活中最有意义的问题;我们自以为是的新观点也许早已为前人所提出。中外许多学者早就认识到，“超过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6]，这一洞见也是研究社会思想史的主要理由。
对于任何一门思想史，我们所能提出的最高要求是它能向我们展示气象万千的人类思维方法。研究社会思想史可以训练社会学家学会理解、欣赏和公正评价与己不同的各种思维取径。过去的著作为我们保留了各种看问题的方法。前人依据这些方法看待各种社会事实，从而开阔了我们的历史视野和社会学视野。与过去时代的思潮的代表人物的对话，有助于培养多元开放的胸襟，发展理性的怀疑精神，戒除囿于一己的偏见。
一个易被忽视却相当重要的事实是，社会思想的题材自始便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本身就构成一种独特的历史过程，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境遇造成了多少不同的社会事实与问题，从而形成多少不同的社会分析的兴趣和思路，仅此事实就足以使我们加倍注意社会思想的历史。让我们对这一点稍加说明。在古希腊，城邦制度及生活就是希腊人所能感受和想象的整个世界，故其社会学的视野也以城邦的城垣为界。希腊社会思想的主题关乎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基本单位的城邦共同体;关乎城邦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善的问题(政治学)与城邦公民的个人行为的善的问题(伦理学)，希腊社会学因此可恰当地被称为城邦社会学。而在希腊化与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的大帝国将城邦制度无情地逐入历史的后台，社会学的旨趣亦为之一变。世界公民的观念、人类的观念取代了城邦公民的观念，世界主义的理想取代了城邦主义的理想。进入中世纪，在世俗社会组织之外，出现了依共同的信仰组织起来的信念共同体——教会。在基督教思想家眼里，一切其他的社会组织或关系都失去了重要性，只有信念共同体才是最完美的团体;“拯救”被视为人生和社会最重要的事业。这样，中古思想较之古典思想又有一重要变化: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被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所代替;在时空中产生和消亡的东西，只有纳入人与上帝的关系的架构和短暂的尘世与永恒的来世的概念结构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直至近代两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诞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社会，则是一个彻底世俗化的和日趋技术化的社会，这样，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重新获得了世俗的和经验的性质而被置于社会分析的中心，但其题材和旨趣也与先前极为不同。工业社会是以国家(政治共同体)与市民社会(经济的与社会的共同体)分离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方面，“社会从前工业的、高度集权的系统向着分权的、复杂的工业系统发展，其特点是各种独立的组织的增长，它使不同社会集团和社群能够根据同其他人的关系确定和表达自己的特殊利益，扩大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7];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的发展与科层制集权的加剧，导致了一种更有组织和更加集中的国家，这样，分权的市民社会与集权的国家的矛盾及调适的关系，就成为现代社会学关心的重点，从中发展出社会流动、社会分层、交往、角色扮演、民主化、理性化、现代化、异化等概念和主题。而这种社会与国家相分离的现代主题是古希腊人所根本不知道的，因为希腊的城邦是一个包含了生活共同体(自足的经济单位)、政治共同体与道德共同体在内的广涵的社会共同体。今天，西方社会是否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则是一个争讼纷纭的问题，但以工业化、城市化、高技术、民族国家为主要标志的现代性是否如它承诺的那样将人类从愚昧和非理性状态中解放出来，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无数次地区战争、集中营、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等事实后，已无法遏止人们的疑虑。质疑有关现代性的道德主张、传统规范、中性程序和客观法则的后现代的社会理论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勃然而兴的[8]。今天，更有人要求以地球为参照点，发展一种可名之为“全球社会学”的视野，以全球性(globality)来取代现代性(modernity)，有学者概括出能使我们超越现代性种种假设的五方面的原因:由全部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性的环境后果;由具有全球性破坏性武器导致的安全感的丧失;通信系统的全球性;全球性经济显著现象的涌现;以及全球主义的反省性[9]。
以上简要的历史回顾表明，只有把社会思想当作一种历史学的题材，注意其与时代兴趣、社会背景及当代生活的互动关系，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分析的旨趣、思路、特点及实质。西方社会经历了城邦制度、世界帝国、基督教信念团契制度、工业社会组织等发展过程，并且正在经历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最新的社会变迁，相应的就有城邦社会学、世界主义社会学、基督教会社会学、工业社会社会学及各式各样的“后学”。社会思想是关于社会过程的系统化的观念，是川流不息的社会生活的理论反映，但其本身也是社会过程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除非这些观念得到社会学的处理，否则，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会遗漏在社会学分析的领域之外。“获取有关一个社会的社会认识的知识，意味着同时便获得关于那个社会本身的知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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