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角度社会问题及解决方法

这是一个有关学科论域界定的问题，它并不像初看之下那么简单。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对象问题入手来考察社会学思想史的对象问题，不管社会学家把什么确定为社会学的对象，社会学史总是以曾在历史中流行过的或正在流行的各种社会学说为其对象，故其对象应当是由对被定义为社会学之对象的研究所产生的知识系统所构成的。

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在他的《社会学是什么?》一书的开头，提出了确定社会学研究内容的三条可能途径。第一条是历史的途径，即力求通过对经典的社会学著作的研究，寻求社会学作为一门知识学科最为关心和感兴趣的是什么。简言之，我们是问:“创始人说了些什么?”^[11]采用这一途径，我们自然会从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开始，考察那些被公认是社会学的创始人的思想，从而我们知道了诸如“社会静力学”、“社会动力学”、“社会有机体”、“社会事实”、“社会结构”、“社会行动”等社会学的概念和主题。这条途径并非没有麻烦，在把谁视为社会学的创始人的问题上向来是有争议的。美国社会学家科塞(Lewis A．Coser，1913—2003)的社会学史名著《社会学思想名家》是从19世纪的孔德开始的，而另一部同样声誉卓著的社会学史著作、法国社会学家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写的《社会学主要思潮》则将近代社会学的创始人上推至18世纪的孟德斯鸠(Charles L．Montesquieu，1689—1755)。英克尔斯知道要说清楚社会学的传统是不容易的，他相信只有四个人，即孔德、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社会学界的每个人，无论其专长、倾向和偏好是什么，都能接受的现代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人物。上述四人的确对社会学这门知识学科的构想施加了强大的个人影响，且不说在这份名单上漏掉马克思是何等轻率的错误^[12]，我们的分析若仅仅局限在为数甚少的几个公认的社会学的中心人物的著作上，就会遗漏影响社会学发展的另一些重要人物、情节和过程。我们知道，在孔德宣布用“社会学”一词命名一门知识学科之前，明确的社会分析意图就已体现在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的文化史著作、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经济学著作、孟德斯鸠的法学著作、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政治学著作、康德的哲学著作及其他许多作者的不同主旨的著作中，现代社会学的传统最初正是起源于这些著作的，尽管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人确定为社会学的创始人都不免引起争议。因此，为使历史的途径真正富有成果，具有理念的深度、时代的容量及历史的敏感，我们不能限定社会学史于“公认的创始人”或“标准的社会学家”的著作范围内，而应超越这类关于学科发明权的学究式争论，把那些给予社会思想发展以重要影响的人物、情节及过程都纳入我们的视野中。

英克尔斯说的第二条途径是经验主义的途径，即研究现代的社会学著作，以期发现这门学科最关心的是些什么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问:“当代社会学家在做些什么?”^[13]这里所说的方法可称之为“问题线索”，社会学史家可以研究社会问题的发展，且主要是当代社会学家仍视为社会学焦点的那些问题。循此线索，我们发现社会学家在社会思想史上将不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人们甚至可以设想孔德是社会学的边缘性人物，因为正如英克尔斯所指出的那样，从孔德那里得不到有关社会学的任何论题;令当代社会学家着迷的许多问题也很少有孔德思想的印痕。这样，社会学史应研究所有研究了或正在研究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学问题的思想家，不论他们的正式身份是什么:法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或任何其他学科的学者;也不论他们本人对社会学这门知识学科采取何种态度。以问题为取径，一向被排斥在社会学主流之外的狄尔泰(W ilhelm Dilthey，1833—1911)、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等人将合法地进入社会学史家的视线内，这有助于摈弃门户之见，开阔学术胸襟;而“问题线索”也能使研究者习惯于思考社会学问题的历史源流、学理脉络，有助于磨砺敏锐的历史感。

与“历史途径”一样，“问题途径”也有其难题。第一，把有意义的社会学问题限定在为当代社会学家感兴趣的范围内，势必将许多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学问题排除在社会思想史的视野之外，而历史意义的探究正是思想史的首要关怀和兴趣。第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社会学家们对于有意义的、真正的社会学问题是什么，从未达到过一致意见。社会行为主义依据动物行为的条件作用原理解释人类的行为，故把刺激—反应与奖惩驱动的行为机制视为社会世界的核心问题;符号互动论则反对这种将人类行为等同于动物行为的自然主义，它更关心行为者对刺激的解释，以及依据这种解释所赋予意义的行为，简言之，核心的问题是以符号为中介的行动者的互动。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视为一个功能互补的有机体，故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社会整合;然而，冲突论看到的却是世事纷纭的对抗与分裂，它批评功能主义歪曲了社会现实，现实是社会分成地位不等的阶级、等级，分成有权有势者和无权无势者，因此各种社会冲突才是基本的社会事实。原子主义把个人看成终极的实在，社会是个体的集合，并不存在超越个人的社会，因此，真正的社会学问题无非是心理学问题;社会学主义则根本不把个体心理当作社会学的问题，因为它认为社会是自成一类的独立实在，绝不能还原为心理现象。各个学派的观点如此分歧，又遑论确定共同的问题范围?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Kuhn，1922—1996)的范式理论认为，任何学科，只有在形成了为一学科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手段的范式后才成为一门“常规科学”。按此标准，社会学似尚未成为一门常规科学，它的基础还有待构建。但这样的“常规科学”对当代释义性传统的社会理论是否还有足够的吸引力却又是十分可疑的^[14]。

英克尔斯建议的第三条途径是分析的途径，采用这一途径，我们是在问:“理性的指示是什么?”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一书堪称“分析取径”的典范，他这样定义分析史:“所谓经济分析史，我是指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15]

社会分析史无疑是社会思想史的重要方面，我们总是热衷于把具有明确的和隐含的社会分析意图的思想、方法从社会学的或非社会学的著作中析解出来，按其学理脉络予以逻辑化，揭示分析工具的精进和思想的历史律动;分析取径简明快捷，直探思想的精髓，是最具思辨性的进路。如社会心理学传统的“自我”概念，往前可追溯至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的“镜中自我”，中经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主我—宾我”，下接布鲁默(Herbert Blumer，1900—1987)的“互动的自我”，勾勒出互动论的人性图景:自我既非只是被动接受环境刺激的一生物组织，也非一装备了全部性情和禀赋的心理组织，而是一个在与他人的有意义的互动中成长的社会组织^[16]。但“分析取径”也会遇到“问题取径”遇到的同样问题:选择标准的主观性、党派性问题，即研究者必定是依据自己的分析范式和标准来析解和评价社会思想的分析性内容的。此外，采用分析途径，研究者感兴趣的将不再是所有重要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学问题，而只是那些符合其社会学范式的分析观点和方法论。熊彼特自觉地将经济思想的社会成因之类问题排除在经济分析史的范围之外，坚持经济分析与经济思想的区别。按熊彼特的方法，社会分析史也将排除掉大量有意义的社会学问题。

以上的讨论表明，合理地确定社会思想史的范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可以经由不同路径切入。以“经典传统”为取径，我们可以说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一些欧陆思想家的著作，因为社会学的传统是从这些著作开始形成的。而以“问题线索”为取径，则可以断言社会学“古已有之”，因为任何时代都会提出研究社会问题的要求，事实上，在“社会学”这个词出现以前很久，人们对道德、宗教、法律、家庭、社区、国家、社会已有范畴，因为这些范畴是其生活的必要条件。若以“科学分析”为取径，未尝不能说社会学尚不存在，因为社会知识并不具备如同自然知识所具有的那种成熟可靠的方法。上述每一种角度都既有所洞悉，又有所缺遗，因为任何一种角度都只能观照世界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十分需要提倡一种“整全的多重远近观”(holistic multi-perspectivism)，它要求研究者“始终能够站在‘中道’立场，从各种高低不同的角度设法如实知见诸法实相，而尽量避免任何偏约化的过失”^[17]。我们尽可以对社会思想史这项研究自由地选取角度或命名，或“社会学思想名家”(科塞的角度)，或“社会学的中心问题”(吉登斯的架构)，或“社会分析史”(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写法)，或“知识考古学”与“权力谱系学”(福柯的知识/权力的视角)，但我们应清楚各种角度的适用范围，并且不在各种角度间强分高下。本书赞赏全面性的多元透视观，故合理的选择是兼容各种不同的取径和视角，使之互补和融通，以便涵盖社会思想历史的丰富多样的层面和向度。这也大体确定了本书的范围，既不宽泛无边，又不作茧自缚，力求从社会思想与文化精神、社会制度、历史环境及时代兴趣的多重关系上把握本书的题材。据此，我们可以将西方社会思想史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1)第一阶段:古代及中古社会思想智者学派从一个整全的宇宙秩序中划分出一个人类自身活动创造的社会秩序的领域，标志着社会分析的开端。古希腊人使社会秩序问题具有了经验的、独立的性质，并在城邦社会学的架构内表现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最初自觉和洞见。地中海世界大一统政治的伟大规模使古代希腊化罗马时期的社会思想突破希腊社会学的城邦狭隘性，促成人类平等、四海一家、世界主义的理念;而古代世界后期的堕落、苦难、混乱与衰败，则使当时思想日益疏离社会世界而折向个体生存处境的意义探求及终极关怀，折向拯救与解脱之道，这就为人心普遍接受基督教准备了条件。基督教哲学主导了中古欧洲的学术旨趣及思想路线，经验知识不仅遭到鄙视，还从属于神学而丧失其独立的价值;政治学与神学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正是构成中古社会政治发展主线的俗权与教权之争的反映，并随二者的此消彼长或加剧或缓和;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的“地上之城”与“天上之城”的对立之说代表了前者，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的“天恩不夺走人性，人性也不夺走天恩”的学说代表了后者，神学与政治学的这种和解透露了中古后期教会与封建制度趋于一体化的信息。

(2)第二阶段:近代社会哲学古希腊人未能区分国家与社会，是因为城邦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基督教思想家未能区分国家与社会，是因为“君权神授说”使这种区分的问题无由产生。当市民社会在封建制度内部孕育而成并与封建国家之间的对抗日益加剧时，区分自主的(市民)社会与派生的(政治)国家的思想就被明确提了出来，社会学因此始有独立发展的自觉和动力，并在当时人文知识的各个领域里都表现出社会分析的意图和成果。这时期大多数思想家还是从个人主义的人性论演绎社会政治理念，仍然属于社会哲学的范畴。社会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从16世纪至18世纪，它包括文艺复兴、古典自然法和启蒙运动。

(3)第三阶段:古典社会传统将社会学建成一门以科学为楷模的独立的知识学科的努力，在孔德、斯宾塞、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人的著作中达到了顶点。他们致力于确定社会学在人类知识系统中的位置，以及社会学的性质、对象、任务和方法;他们构造了宏大的社会理论体系，开创了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并以其卓越的成果为社会学家们提供了社会分析和社会研究的方法论示范。“他们前后一共度过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现代社会学就是在这期间形成的。他们代表了几个主要的国家——法国、英国和德国，社会学最初就是从那里盛行起来的，现代传统是从那里开始的。”^[18]第三阶段被正确地称为社会学的古典时代，它包括第一代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德国人文主义社会学。

(4)第四阶段:当代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以后，社会学进入了当代发展的阶段。一方面，社会学仍深受欧洲伟大传统的影响，继续着诸如社会阶级、社会分层、文化冲突、经济制度、社会变迁等宏观社会学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社会学理论的中心逐渐从欧陆移至美国，欧洲思想与美国本土的哲学相结合，遂产生美国传统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取向的互动理论，20世纪30年代是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期。4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勃然兴起，重新回到了或确切地说综合了欧洲各主要学派的传统，并力图扭转美国实用主义社会学的经验主义的方向。功能分析的道路，从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一直主导着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方向;而这一时期的美国社会学又在某种程度上了主宰了西方世界的社会学(吉登斯语)。随着功能理论的衰退而起的是各种反主流的社会学理论:交换论、冲突论、民俗方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理论等。它们互相辩驳，竞短争长，都在谋求一种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但在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以后，美国不再有一种主导的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理论了。走向多元分化的新格局乃是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趋势。但也须注意的是，尽管各种传统的新一代理论都十分活跃，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仍保持其强大的影响力，故实证的社会研究一向为美国社会学所倚重。与理论社会学“诸侯割据、群龙无首”的局面相对比，经验社会学似乎从不想放弃一个多世纪前孔德所提出的目标:一门有着与自然科学一样严格可靠的方法的统一的实证的社会科学。但在20世纪结束时，实现孔德目标的希望似乎比孔德时代更加渺茫。“城头变幻大王旗”，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发展是社会理论的大局面已从美国转回到欧陆，新的论题和话语在福柯、吉登斯、哈贝马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著作中汲取灵感。从学院制度中成长起来的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却不像其美国同行那样推崇学院，其理想也非美国学者最重视的学科规范和专业化精神，而是怀抱天下、介入当代社会发展潮流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公众期待于知识分子的也即在于他们对民族文化所作的贡献。法国的社会学研究因此就与时代的道德和政治状况发生更紧密的联系，它在获得战后美国社会学那样的影响力的同时，更成功地将其影响播及学院外的广大公众。20世纪后半期的另一个重大发展是各种以“后”字标榜的理论运动。它对现代人熟悉和珍视的制度、价值和事物都采取了诘难和颠覆的态度，而乐于把向为人们所忽视的、遗忘的事物，非理性的、无意义的、被压抑的、怪诞的、边缘的、例外的、脆弱的、碎片的、被放逐的和被分离瓦解的事物确定为他们关注的焦点^[19]。哈贝马斯曾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规划;就其试图消解和超越现代性的目的言，“后现代”也是一个未完成的规划。

一部从公元前5世纪的智者写到21世纪的布迪厄的社会思想史之作，的确容易写成如斯温杰伍德所担心的“大人物的推销单”。为了避免这种流弊，本书在章节结构、体例方面作了一些新的尝试。全书以社会历史的重大时代(如伯里克利时代、经院哲学时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产业革命、“后工业和后现代”等)与社会思想的主要潮流及学派(如城邦社会学、自然法思想、苏格兰学派、实证主义、德国历史主义社会学、美国主流社会学、后现代理论等)为经纬组织章节篇目。所有入选的思想家，待讨论的概念、理论、方法与问题，均放在时代的框架内和学派的脉络中加以处理并获得其地位与意义。同时力求学理的分析紧扣社会思潮的主流而具有思想的理趣;史实的叙述呼应社会进程的律动而具有历史的节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