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里(N．Machiavelli，1469—1527)是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有研究者说:“谁能不惮其烦地梳理、谈论这位佛罗伦萨人的浩瀚文字，都不难找到五十七个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人见人异。恶之者怒指他存心引导人类下地狱，好之者称美他有心牵引人类得拯救。”[13]招致争议的主要是马基雅维里的传世小册子《君主论》，该书毫不晦涩，几乎他的所有解释者都赞扬他的文风简洁、直率而清晰。世人至今为马基雅维里而争，不在文字，而在思想，表明马基雅维里之重要且历久弥新。究竟马基雅维里的什么东西让无论是他的同代人还是后人如此着迷?首先是他谈论政治的方式惊世骇俗。马基雅维里笔下看不到自然法，几乎不谈原罪，不援引经文，也完全不提奥古斯丁及早期教父。马基雅维里是饱学之士，每谈一事必援引古今事例，对以上种种一直被教导应视为常规的知识前提他并非无知，却全然抛弃，不屑一顾。这一事实意味深长，他在告诉人们，他走的是一条前人从未涉足的道路。如果我们同意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现代性的本质就是“青年造反运动”的观点，那么，其根源就在由马基雅维里开端的西方现代性对西方古典的反叛[14]。这确是一条史无前例的道路。
其次，他以自然人性的分析作为政治学的基础，新颖而前瞻，被赞为遥启现代性。他不从人性的神学观点(原罪论)或理想化了的抽象观念(古希腊的“政治人”观念及当时的人道主义人性观)出发，而是从人的实际本性以及它所固有的全部毛病和缺陷出发，讨论政治学的人性基础。他认为人天性自私，亘古不变。他说:“任何人要建立国家、制定法律，他就必须假定，所有人都是恶的，只要他们一有机会，就总要依这种恶之本性行事。”[15]这位意大利社会学家经常反复强调:人与其说向善，不如说向恶。他们是自私自利的、贪得无厌的、嫉妒的、胆怯的、变化无常和忘恩负义的，他们学坏容易学好难[16]。如果我们对人性有足够的了解，我们就能预言人类的行为。马基雅维里对人性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在《君主论》著名的第十五章中他说，慷慨、怜悯、恭敬、仁慈、坦诚、忠贞和虔诚等等，当然都是美德。如果世上都是好人，强调践行这些美德就是多余的;如果他们并不都是好人，希望他们全变成好人就是枉费心机，我们必须如实地看待人性，用可能的而不是不可能的方式去改善人。
再次，正如马克思所说，从马基雅维里开始，“权力都作为法的基础”[17]。他绝不拿基督教义上的或圣经上的根据当作政治议论的基础。他在《君主论》中说，人们可以很快地忘记丧父的悲痛，却难以忘掉财产的损失，并且总的说来，在他们心目中财富比荣誉更珍贵[18]。由此可见，马基雅维里是最早认识到物质利益对于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人士之一。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他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受财产利益制约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特别是立法的基础。他抛弃了中古思想家的所谓“合法权力论”，他说权力归于自由竞争中有手段抓到权力的人，而无须到教会和皇帝那里寻找什么合法性的根据。
最后，马基雅维里发现，政治的价值在于公共事务的成就，是现世而非来世的安全、独立、成功、荣誉、强盛、活力和幸福，所以他敢于声称，统治者和国家的行动本身即是伟大的，“不管他们属于哪一类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似乎总是给人带来光荣，而不是给人带来责难”[19]。个人只有生活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统治的社会里，才能保证不受他人侵犯，才有安全感。基于这种思想，马基雅维里强调社会高于个人，政治高于道德。政治致力于社会的安定与秩序，这是国家和君主的利益之所在，为此利益和目的，政治家可以不择手段而不能受道德的约束。马基雅维里是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同伦理学分家的人，因此被称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奠基人。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这样概括马基雅维里的贡献:“马基雅维里发现了政治的必要性及其独立地位，即超越了道德善恶的政治，它有自身的、与其对抗纯属徒劳的规律，依靠圣水是无法将它从世界上驱除或禁止的。”[20]
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教训是将政治与宗教、道德捆在一起，使前者依附于后者，使精神事务获得有组织的权能(政治资源)。这导致或是精神借组织的权能维持、强求一统的信念，消灭异己的精神，阻碍人类精神自由地开展;或使精神追逐世俗的权益，致使精神事务发生变质。在基督教支配中古欧洲的这一千年内，这两种灾难不幸全都发生了。在这个背景中，马基雅维里走出的这一步确是跨越时代的飞跃。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基雅维里有很高的评价，说马基雅维里及后来的一些思想家所确立的是与神学世界观不同的法律世界观，因为它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把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法跟宗教的主要是道义性质的指令区别开来。他们“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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