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学者都对历史学表示了相当浓厚的兴趣，这与他们倾向于把社会与文化视为一个自然的演化过程的观点有密切关系。休谟本人是声誉卓著的史学家，他的四卷本《英国史》常被认为可与伏尔泰的历史著作媲美。佛格森1765年出版的《市民社会史论集》被龚普洛维奇(Gumplowicz，1838—1909)誉为“第一部关于社会的自然史”，是18世纪颇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然而，苏格兰学者最重要的贡献不在历史编纂学或编年史方面，而是历史哲学。如佛格森的《市民社会史论集》，它关心的不是重建过去的事件，而是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和规律，关心社会的变迁以及社会从一种类型变为另一类型的原因。佛格森对研究初民社会表现出浓厚兴趣，他认为了解野蛮民族的生活有助于正确理解社会的变迁规律和文明社会。苏格兰学者开始纠正当代人对野蛮人的种种浪漫的成见，他们认为野蛮人既不比文明人更自然，也不比当代人更幸福。卢梭的野蛮人概念是进行社会批判的武器，而苏格兰人的野蛮人概念则是为了支持一种从野蛮到文明的社会发展理论。
把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的变迁视为社会发展的主导线索，这是苏格兰学派社会变迁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他们的社会类型学，即原始、野蛮与精致(佛格森)，狩猎畜牧、农业和商业(米勒、斯密)，亦是根据社会的主导生产方式进行分类的。这就把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统一起来，把生产方式的变化与社会关系、财产、政治组织及意识的变化结合起来。
斯密指出，商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划分为三个主要的阶级: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斯密的三个社会“等级”同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分别依靠地租、股份和工资取得收入。财产是社会分化的基础，是与社会变迁有密切关系并且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的“权势的天然根源”。斯密还讨论了不同阶级的利益与它们对整个社会的公益的关系，其结论是阶级利益并不都与社会公益相一致，包含有矛盾的不调和的因素[31]。
佛格森对劳动分工的社会后果的分析，显示了他卓越的社会学的洞察力。同斯密一样，他在劳动分工中发现了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整合机制，但他也注意到分工导致的其他后果，直到19世纪人们才注意到这些后果。对他来说，劳动分工是一个导致意义深远的社会分层的因素:“在任何一个商业社会里，无论人们如何标榜平等权利，少数人的成功必定意味着多数人的倒霉”;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除了亲属和邻里联系外，对任何联系都失去了感觉;除了谈生意，再没有共同感兴趣的事情可交流”[32]。简言之，对佛格森来说，劳动分工既是社会整合因素，又是离心解体因素，这是初民社会所不知道的。它构成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基础，这是除了人的天赋差异和私有财产外最重要的社会等级制的基础。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他的著作中看不到那种对自发的社会秩序之可能性的自由主义的信念;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对进步是否真正需要的怀疑情绪。
在马克思以前，佛格森是对分工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和非人化后果进行批判的最早的思想家之一。他有一段名言:“凡是工业十分发达的地方，那里的人就最无须用心，那里的工场无须想象便可视为一架机器，而人则是机器上的零件。”[33]佛格森沉痛地看到，专业化使人的智力变得愚钝;任务分得越细，用脑越少;工人越劳动就越没有时间思考和研究。总而言之，佛格森的进步概念比其同代人远为复杂。社会发展实际上是利弊参半。
苏格兰学派的另一位学者米勒比佛格森更清楚地阐述了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利益对抗，并将他们间的关系分析为权力与隶属的关系。他写道:
人们的财产分配情况，是使他们受世俗政权管辖并决定他们的政治结构形态的最根本的事实根据，不消说，穷人总是依靠富人糊口谋生;并且根据个人财产状况和差异，逐渐形成等级依附关系，各种权力等级也就顺顺当当地为人们所接受。[34]
米勒视社会发展主要为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化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政治和风俗两个领域中。他极其关注18世纪仍存在的奴役现象，在他看来，“这证明了人们的行为归根到底很少受任何哲学原则的指导”[35]。
【注释】
[1]参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00页。
[2]G．Hawthorn:Enlightenment and Despair，pp．28-29．
[3]休谟:《人性论》，第441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1年。
[4]转引自《哈耶克思想精粹》，第55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0年。
[5]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193页。
[6]休谟:《人性论》，第453页。
[7]Jerzy Szacki: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ought，p．72．
[8]休谟:《人性论》，第453页。
[9]休谟:《人性论》，第526—527页。
[10]同上书，第532页。
[11]同上书，第530页。
[12]同上书，第531页。
[13]同上书，第535页。
[14]同上书，第536页。
[15]休谟:《道德原理探究》(芝加哥，1912年)第37页，转引自《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第369页。
[16]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London:G．Bell and Sons Ltd．，1911，p．1 92．
[17]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p．1 62．
[18]Ibid．，p．1 92．
[19]罗尔:《经济思想史》，第153页。
[20]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22页。
[21]转引自《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第283页。
[22]同上书，第284页。
[23]参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52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94年。
[24]同上书，上卷，第13页。
[25]同上书，上卷，第14页。
[26]斯密:《国富论》下卷，第27页。
[27]科恩主编:《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
[28]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第200页，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此处引文转引自《读书》杂志1993年第1期，第91—92页。
[29]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2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31]斯密:《国富论》上卷，第240—241页。
[32]佛格森:《市民社会史论》，第24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1999年。译文有改动。
[33]同上书，第201页，译文有改动。
[34]转引自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20页。
[35]Jerzy Szacki: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ought，p．8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