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中权力冲突类型

科林斯(Randall Collins，1941—)运用冲突的观点对现代复杂的组织、国家、分层等现象作了十分透彻的分析。科林斯相信社会学确有一个解释原则的坚实核心，但它首先是包含在冲突传统之中的。科林斯力图提出一个适用于整个社会的概括性的冲突理论。他根据各种团体在利益、社会位置、可利用的资源和选择等方面的冲突这样一个一般假设来分析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按柯林斯之见，存在有不多的但重要的社会生成性机制，而“权力过程和地位过程”则是社会分层化和组织化的基石^[18]。他并未特别钟情于几位社会冲突理论先驱者中的任何一位，而同样接受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米德、舒茨及戈夫曼等人的影响，他也汇合了符号互动论、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的观点，力图提出一种社会冲突的综合理论。他声称他的目标在于:

采用马基雅维里的一般观点，而不只是他为佛罗伦萨设计的纲领;采用尼采与弗洛伊德的主要洞见，但没有他们的生物主义与泛性论。冲突论是没有君主的马基雅维里;没有唯心论的韦伯;没有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时尚的弗洛伊德——最好说是恢复尼采的历史学假设的弗洛伊德。它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将社会学中解释性成就的主要线索纳入视野之中。^[19]

科林斯承认他从韦伯和涂尔干的理论中获得灵感最多。从韦伯那里，他认定分层和正式组织理论不仅是韦伯对社会学的永久贡献，也是“研究社会学其他所有领域的两个关键因素。也就是说，实质上所有群体都可以看作分层的某些方面，而人类社会的各种体制——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教育的等等——要根据组织理论的原则才能得到最深入的分析”^[20]。

柯林斯的分析始于对韦伯权力理论的阐释。权力是韦伯分层理论中的一个维度，但却是一个关键性的范畴，因为它指涉国家及政治。而国家在韦伯看来是一个关键组织，因为它是强制性权力和合法性权力的最终归属之地。韦伯的国家理论还指涉其官僚制理论和正式组织理论。柯林斯如此理解的韦伯权力理论，实际上已经将分层的三个维度的理论(阶级、身份和权力)连接成了组织理论，因为权力指涉正式组织中的各种身份。柯林斯进而扩展了韦伯的政治权力理论，发展出一个一般的权力分析理论。在柯林斯看来，“权力并不只存在于国家领域。每一个组织，包括企业、教会、学校和俱乐部，只要是在划分了各种地位的正式结构的地方，都有政治性的一面”。因此，“经济阶级的基本生成性结构是真正的权力。个体维持生计、获取生产物质的方式，是最直接地由他们在组织中的权力位置所决定的”。

进到微观层面，柯林斯发展了一个以上述权力/阶级分析为根据的互动的冲突论，权力和阶级被化约为一个简单的分层关系:发出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两者正是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仪式中展开着为权力决定的冲突关系。那些处在权力位置上的人是日常生活中的发布命令者(order-givers)，他们是“前台”(戈夫曼拟剧论意义上的)人物，“他们始终处于表演状态中，扮演着其组织的官方方面。这是内在于权力本质中的。发出命令者必须让他人确信，他或她代表着组织，而组织则支持他或她所提出的任何要求”。

接受命令者(order-takers)则代表了不同的阶级文化。“他们是其上司所上演的权力仪式的被动观众。不管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他们感觉到这些仪式就是为了摆布他们。相应地，接受命令者倾向于规避官方的各种理想。”柯林斯继续使用戈夫曼的术语，将接受命令者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喻为一种“后台文化”，强调个人的私人生活，并对前台正在发生的持嘲讽态度。

只要有等级化的正式组织存在，权力阶级就存在，不仅存在于国家和企业，也存在于教会、学校和其他领域。柯林斯的阶级冲突观点由此而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区别开来。“发出命令者与接受命令者的对立是一个根本性的划分，但由此划分出来的两部分通常都不是很平等的。”发出命令者在很高程度上被动员起来，并已经结成相互联系的人际网络，他们通过日常的互动而增加能量。而接受命令者则往往是地方化的、被动的和离群的。在组织的上层和底层都存在大量潜在的紧张，但它们很少会表现为公开的冲突。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命令的阶级是分裂的、分散的，其成员在心理上疏离于他们所属的正式组织。

当柯林斯说大部分冲突发生于发出命令者的不同派别之间，如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主要是高层阶级卷入相互间的冲突时，柯林斯的冲突论与马克思传统的阶级斗争观点几无共同之处了。权力阶级不同派别间的差别源自他们所工作的、所认同的组织不同。保守派主要来自商界，而自由派则多为非营利部门的雇员。因此，“基本的分裂存在于各组织之间，而不是各权力阶级之间”。这样，政治就被定义为“发出命令者中的各对立群体间的对抗”，他们利用他们的普遍性声明和宣称自己代表下层群体的利益，掩盖了他们自身的地位^[21]。

以上所述，是透过互动仪式展开的社会冲突的微观图景。柯林斯固然将冲突理论视为整个社会学领域中的一种总体性方法^[22]。因为冲突本身就体现为分层结构、支配的强度以及使群体得以组织和动员起来(或阻止他们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各种资源。而冲突理论的经典形式也主要是宏观历史冲突理论。通过对宏观历史模式的反思，马克思、韦伯、帕累托以及其他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不断变化的分层形态、政治派别和冲突、意识形态争论以及教条和道德方面的统治时期。但柯林斯自诩:“我对冲突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给这些宏观理论增加了一个微观的层面。我尤其试图说明分层和组织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互动的基础之上的。”柯林斯进而指出，两个最重要的现象需要恰当的冲突论的解释:一是表现为“阶级冲突”之微观面的敌对、统治和冲突的模式;二是将群体联结起来的团结的模式。正是对这两个重要现象的解释，柯林斯做出了他的贡献:

我认为，通过对戈夫曼有关互动仪式模式的发展，这两种现象均可以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发出命令和接受命令的表演中，前台和后台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动机和意识类型;另一方面，在同级的人之间由仪式交往活动(ritual sociability)所形成的团结，包含着丰富的感情和话语交流。我进而试图去说明，当人们谋划某些活动并且存在一定的物质资源的时候，围绕微观控制权所展开的斗争就会催生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结构形式。既然组织是建构资本主义企业、政党、国家、军队、教会和几乎其他一切的砖石，那么冲突论的解释就可以前后一致地贯穿社会学的所有经验领域。^[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