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权力

以下的篇幅从福柯开始，到布迪厄结束，都是叙述当代法国社会理论。正如本章一开始所下的判断那样，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是20世纪晚近理论运动更有活力和声色的发生地，以法国卷结束本书社会思想的历史叙事够得上继往开来的象征意义。

1．尼采/福柯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主流思想的最激进的反叛者和最犀利的批判者之一。反讽的是，福柯1984年逝世时，西方主流社会却对他表达了极大的敬意，哀痛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断言他对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影响，如同尼采对这一世纪最初二十五年的影响一样，无人可与之匹敌。就个人生平而言，福柯自然比尼采远为幸运。四十五岁这一年(1970)福柯被选入法国最高学术殿堂法兰西学院，担任思想体系史教授直到谢世。而尼采正是在四十五岁(1889年)时疯了。穿凿这一巧合自然不免勉强，但确有几分象征意味。当尼采借一个疯子之口喊出“上帝死了”时，他是一个孤独的先知，直被人当作疯子。而在福柯预言“人之死”时，在经历了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人思想轰击的西方世界似已有雅量容忍手持解剖刀和燃烧瓶的福柯了。而福柯担心的正是他的思想被体制化为怪异而无害的学问，丧失其批判的锋芒和品格。

福柯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他的著作可资证明:研究疯人院和医院的《癫狂与文明:古典时代的癫狂史》(1961)和《诊所的诞生》(1963)，研究人文学的《词与物》(英译名《事物的秩序》)(1966)和《知识考古学》(1969)，这四部构成考古学系列;研究监狱和现代规训社会的《监督与惩罚》(英译名《规训与惩罚》)和研究性的《求知之志》(《性史》第一卷，1976)等，这些构成权力系谱学的探究。把握福柯的困难在于福柯本人似乎刻意地消解任何确定性和一贯性，“别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始终如一”。他的著作致力于使人明白所有的学识都会转瞬即逝，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学问。尽管他每一本著作几乎都做成了一种范本，但他始终一往无前地超越自己，探索新的领域。因此每一部福柯新著问世，就有一位新福柯出现在读者面前。

福柯的思想来源极为丰富，却又融为一炉，别开生面。你可以在福柯著作中发现前辈和同代的复杂影响，但他不落窠臼，看似了无师承。影响之一是韦伯的理性化理论，但对福柯来说，理性化既非无处不在，也非一“铁笼”，而始终存在着对理性化的抵制和反叛。马克思是福柯怀有敬意的少数前辈思想家之一。马克思和福柯都反对抽象的人性本质观，都在真实的历史实践中发现人性生成的秘密，但福柯不赞同马克思主义仅仅关注宏观社会层面和建制化的权力。他提出一种“权力的微观政治学”，关注像毛细血管般弥漫的权力关系和细微的强制技术。福柯也曾尝试解释学的方法，但他不仅没有表层和深度的区别，相反还不遗余力地要消除这种区别。他断言:“只要出现这种区别，就表明组织化的权力在发挥作用。”^[22]我们亦可发现现象学的影响，但福柯完全拒绝一个自动的赋予意义的主体概念。结构主义对福柯岂止是思想影响?福柯曾是法国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的学生，他一向也被归在最重要的法国结构主义代表人物之列。福柯与结构主义的关系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这里只限于指出，福柯本人不仅拒绝这种归类，而且其考古学方法和系谱学方法归根到底是反结构主义的。正如福柯研究专家谢里登(Alan Sheridan)所言:“他的全部著作远非希望以结构去‘凝固’历史的运动，而是关于历史变化本质的考察;远非把语言视为结构，而是把语言看作行动与事件。”^[23]

对福柯影响最大最深最久的人当然是尼采，福柯几乎就像是尼采的精神产儿。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他看到各时代的世界观并非建立在“客观真理”的基础上，毋宁说它们是人们所作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其有助于维持和提高一个民族的生活时对他们是有价值的。“真理”一词真正指的仅仅是被一个特定民族所采纳的那些对他们生存有帮助的价值和观念。“求真理的意志”千百年来已渗透于西方哲学家之中，即所谓“真诚”和“客观”，与此对应的是纯粹的“客观真理”观念。尼采问道，究竟是我们身上的什么想要“追求真理”?这个问题是解开真理的斯芬克司之谜的关键。尼采的谜底是人的生命本能和强力意志、种族求保存的需要，而非纯粹的“认识冲动”。“真理就是这样的一类错误，要是没有它，某一类生物就活不成。”“‘真理’这种东西，在我的想法中，是并不必然表示与错误对立的，相反，它在一些最根本的情况下，只是表示各种不同的错误彼此之间的一种对比;比方说，这种错误比那种错误更古老、更深刻，甚至是不能消除的，因为我们这一类有机生物没有它就活不成。”“真理是什么?是一堆可变的隐喻、转喻、拟人化，简言之，是一堆人类关系，它们被诗意地、修辞地提高、翻译、修饰了，由于长期使用，一个民族便以为它们牢不可破，奉若神明，具有约束力。”因此，问题并非“什么是真理”，而是“什么被说成是真理”。“‘我相信如此这般’这样一个价值评价，就是‘真理’的本质。”^[24]

福柯认为，尼采的真理观实际上已经涉及欧洲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对真理如此迷恋?为什么要真理而不要谎言?为什么要真理而不要幻觉?我们不要把真理当作谬误的对立面去努力寻找，而应该着手解决尼采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至于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从尼采以来，真理的问题已经改变了。不再有“什么是通向真理的最确定的道路”这样的问题，而变成了“真理走过的艰难历程是什么”。求真的意愿千百年来已经贯穿全部欧洲社会，如今已经被普及为所有文明的普适法则。这种“真理的意愿”的历史是什么?它的后果如何?它与权力的关系如何交织在一起?^[25]

2．福柯问题:知识和真理的生产

什么是福柯问题?在1977年的一次谈话中，福柯称他向来关心的问题就是“权力的效应和‘真理的生产’”。在他去世前的最后一次访谈中，福柯总结他研究的问题是三类:真理、权力和个人行为问题^[26]。他对学界和公众对他著述的误解颇感不满。“别人为我描绘一个对禁止和压抑的权力满怀忧虑的形象，仿佛我只讲两类故事:疯狂和对疯狂的钳制、异常状态和对异常状态的排斥、犯罪和监禁。其实我的问题往往建基于另一个概念之上:真理。对疯子施加的权力是如何生产精神病医生的‘真实的’话语的?这也适用于性:唤醒一种意愿，去探究施行于性行为之上的权力的来源。我的目的不是要写一部有关禁令(prohibition)的社会历史，而是要写一部有关‘真理’的生产的政治历史。……西方的历史无法同‘真理’创造及发生效应的方式分割开来。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正在‘迈向真理’。我指的是，这个社会生产和流通以真理为功能的话语，以此来维持自身的运转，并获得特定的权力。获取‘真实的’话语(可是这些话语又在不停地变化)是西方的核心问题之一。”^[27]

讨论福柯当然要从“知识”入手。“知识是可能的吗?”福柯会同康德一样作肯定回答，但康德的肯定完全不同于福柯，康德肯定“知识之为真理”的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如牛顿力学的真理性是毋庸置疑的。福柯肯定有一大块被人认定为“知识”的东西，而且在多数场合，福柯笔下的“知识”与“真实的知识”或“真理”是同义的。但所谓“真实的知识”或“真理”绝非排除一切人为的主观因素的事物的实在性质(福柯压根怀疑这类客观性实在性)，知识也非理性不偏不倚地认知探究和“为知而知”的产物，知识的生产不是知识人的劳作，或不主要是他们的精神创作史，而是政治力量、社会力量的交互作用，是政治史和社会史。问题不是“什么是知识?或什么是真实的知识?”而是“知识是如何构成的?”“通过何种机制构成的?”或“是怎样被认定为真实知识的?”

知识与话语知识是一个总的说法，知识总表现为按一定规则、通过一定机制构成的一套语言。福柯称之为话语，福柯的所有研究和著述甚至可径直称为“话语分析”。他研究疯人院、医院、人文学、监狱和性，实为精神病学话语、医学话语、人文学话语、权力话语及性话语的研究。这样福柯的知识分析进入话语分析。

话语的具体例子是某时代的医学，如19世纪在欧洲诞生的近代临床医学话语，它当然包括具体陈述，但话语分析并不关心具体陈述本身。在《词与物》中，福柯分析的焦点是各个不同时期的知识型。知识型指的是“词”如何存在，“物”为何物，是特殊知识和科学的存在条件的一个关系维度。“知识型”是一种必然的、无意识的和无名的思想形式，一种“先天”知识，在一特定时期界定经验总体性中的一个知识领域，限定出现在该领域中的客体的存在方式，向人们的日常知觉提供理论力量，并定义人们借以能提出有关事物话语的种种条件。知识型作为各种知识领域的基础，对应于西方思想文化中的不同时期概念的基础^[28]。在《知识考古学》中，知识型概念已被福柯弃之不用，通篇是关于话语构成(discursive formations)、话语实践的话语分析。福柯用话语生产代替了知识型概念，保留其作为一个时期知识范型的基本意涵。

话语首先被定义为陈述的整体。以精神病学话语为例，它不仅从精神病学话语本身看是一个陈述的系统，即既包括精神病的分类、诊断、化验、治疗等方法的规定，也包括精神病医生的地位、权威及其与病人关系的规定等;而且从精神病学话语与非精神病学话语的社会机构及实践的关系方面也构成一种系统，正是在此陈述系统和关系系统中产生了精神病学的对象:疯子。“这些关系是:区分刑事责任范畴和程度不同的缺少责任能力的具体规定与心理特征(官能及能力的发展或衰退的程度，对环境的不同反应方式，以及性格类型:是后天的、先天的还是遗传的)的关系;医学诊断的权威与司法裁定权威之间的关系(这确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因为医学诊断完全承认司法当局对罪行、犯罪事实和罪犯适用惩罚条款的判定的权威性，但坚持其对犯罪起因及承担的责任大小拥有分析的权利);由司法审讯、警方情报和调查及整个司法信息机构构成的甄别机器与由医学诊询、临床检查、病史研究和病人主述构成的甄别机器之间的关系;个人行为的家庭规范、性规范及刑事规范与测定表征各种疾病的症状的病理学标准之间的关系;医院的治疗的管制(它有自己收治病人的制度、治愈标准以及区分正常与疾病的方法)与监狱的惩戒的管制(它有自己的惩罚与教育学系统，有其界定好行为、行为改善及获得自由的标准)之间的关系。”^[29]这段文字虽只字未提及“权力”，但将精神病学话语及医学诊断联系警方调查、司法裁定、刑事规范和其他种种非精神病学话语的社会机构和实践关系的这种分析，分明预示了其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工作:知识/权力的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正如他在1977年的一次谈话中所说的:“我不认为我是提出这个问题(指权力——译者)的第一人。相反，我被我讨论的难题所困扰。如今当我回顾时，我问我自己，我在《癫狂与文明》或《诊所的诞生》中所谈论的问题，除了权力还有别的什么吗?”^[30]

精神病学是文明事实而非自然事实权力之在场，首先表现为是权力制造出精神病学的对象:精神失常只有在它预先成为驱除对象时才能成为一个认识的对象，这对我们的文化来说难道不重要吗?^[31]罗兰·巴特称赞福柯的精神病学研究，“将‘自然’的碎片归还给历史，并且将一个我们视为医学事实的东西即精神病转变为文明事实”^[32]。福柯在1969年写的《资历和研究成果》中，介绍他精神病学的研究逻辑，指出有一个领域没有开发，即应探索精神病人是如何被确认、隔离，又是如何被社会抛弃、监禁和治疗的;专门用来接受他们、收留他们、有时还治疗他们的是怎样的机构;他们的精神病是通过怎样的审查而确定的，依据什么标准、什么方式进行抑制、处罚和诊治。简言之，精神病人在什么样的机构和实践的网络中能同时被接受和确定^[33]。在1977年的谈话中，福柯明确指出精神病学具有医疗和警察双重功能。“一方面是精神病学的医疗功能，另一方面则是警察严厉的压制功能，在某一特定时刻，走到了一起。这两个功能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同一的。从它在19世纪初开始发展时，就不局限于在精神病院内发挥医学功能，而是普及和延展到社会各个角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样一种混乱的格局——在法国还算有所约束，在苏联就肆无忌惮了。从一开始起，精神病学的目标就是要发挥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社会里到处都有大量的问题，在街上，在工厂里，在家庭中，是我们精神病医生在发挥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些混乱得靠我们才能平息。我们在建设公共卫生事业。这就是精神病学真正的使命。这就是它真正的语境和命运。精神病学到现在为止从未放弃过它的这个梦想，也没有摆脱这个语境。苏联并不是要把医学功能与警察功能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骇人听闻地结合在一起。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一种强化而已，把过去从未停止发挥功能的一种相似的结构发展得更为冷酷无情。”^[34]不仅精神病学，全部医学都可作如是观。就在这同一次谈话中，福柯指出健康计划并不仅仅针对疾病，更涉及一种对人的驯服制度。他以寄生虫病为例，寄生虫病在巴西东北的发病率达到100%，疾病确实存在，也是可以消灭的。问题在于知道，如果不设立某种类型的医学权力、某种类型的身体关系、某种类型的独裁统治——一种驯服的制度的话，我们怎样才能取得实际的治疗效果。这就是我们今天与医生和医学的关系的特征^[35]。

福柯越是进行持久的研究，就越是认识到，对于话语形成和知识谱系所进行的分析，不应该根据意识的种类、感知的方式和思想的形态，而应该从权力的战略和战术的角度出发。他在《规训与惩罚》中开始明确展开了知识/权力的系谱学分析。

3．权力—知识

在《规训与惩罚》之前，福柯已经写了《癫狂与文明》(1961)、《诊所的诞生》(1963)、《词与物》(1966)和《知识考古学》(1969)等多部著作，但他却说《规训与惩罚》是他的第一部著作，视其为他的思想和方法的真正成熟之作。他继续用考古学概念来概括自己的方法，同时更明确地也更频繁地称其为系谱学方法，并联系比较尼采的道德系谱学，自称为权力系谱学。在《何为启蒙》一文中，他曾下了一个定义:“所谓考古学，而非先验学，是指，批判并不试图发现有关一切知识和一切可能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而是力求去分析将我们的所思、所言和所为的一切都叙述为纷繁历史事件的种种话语。批判所以是系谱学的，是在于它无意从我们现在之所是的形式中推断出什么是我们不可为的和不可知的，而是从使我们成为我们之所是的偶然机缘中，分析出不再是我们之所是、不再做我们之所做或不再思我们之所思的那种可能性。”^[36]运用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方法，福柯在《规训与惩罚》，连同其先前的《话语的秩序》及后来的《性史》第一卷《求知之志》中的工作，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权力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及将这两方面分析综合而成的权力—知识的社会学。

权力社会学福柯在紧接着《知识考古学》后的《话语的秩序》一文中正式提出权力分析。该文是1970年福柯在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的思想体系史的教授在该院所作的第一次公开演讲的题目。他演讲一开始就谈及话语生产与权力的关系。“我假设，在每一个社会中，话语的生产即刻会受到某些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这些程序的作用是消除话语生产具有的权力和危险，控制其引发的不测，躲避其沉重的令人可畏的物质性。”^[37]福柯认为社会建立的旨在平息话语纷争和喧嚣的约束性体系有三种。第一种是从外部对话语进行排斥的机制:禁止与禁忌(人们不能口无遮拦)、隔离与抛弃(如可以弃置疯子的言论而不顾)和求真之志，这是对话语进行排斥的最有效机器，因为真理可以证明禁忌的正当和确定谁是谁不是精神病。第二种限制原则是那些在话语内部发挥作用的活动:如评论，它成倍地增加文本或言语的意义以消除其偶性;再有各种学科，科学的或其他类型的学科，它们对知识进行分类和整理，把所有不能类比的东西排除在其范围之外。最后一种约束原则是加之于话语的操作规则，它是话语进入社会的礼仪，是在拥有说话权利和能力前就应遵守的要求。“人们应该考虑科学与技术的秘密，应考虑医学话语流通的形式”，还应考虑学校的作用。“任何教育体系都是一种用它们带来的知识和权力控制或改变话语归宿的政治工具。”^[38]是不是要使由权力建构起来的话语秩序归于无序?这正是福柯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即便不能解构它，至少也要剖析它，使它显形，揭开它借以藏身和掩蔽真相的面具。福柯提出一种双重的方法:首先是批评的方法，它应该解开束缚话语的禁忌和排斥之罗网;然后是系谱学的方法，它要在话语出现的地方发现话语，即便它是与限制它的体系一同出现的^[39]。七年后，福柯在谈到这篇演讲时承认那是转型时期写下的东西，其中对权力问题的分析是不充分的。“到那时为止，我一直接受了传统的有关权力的概念，即把权力看成本质上是一种司法机制，它制定法律，实行禁止和拒绝，产生一系列否定的效果:排除、拒斥、否定、阻碍、掩藏等。现在我认为这种概念是不充分的。在古典时期，权力对癫狂的最重要的实施形式就是排斥;对这些事实进行分析时，我能够没有太大问题地使用否定性的权力概念。但后来就觉得不够充分了。那是我在1971到1972年同监狱具体打交道的时候。接触了刑罚系统之后，我确信权力的问题不应该过多地从司法的角度来考虑，而是应该关心它的技术、战术和战略。于是我在《规训与惩罚》中用技术和战略的分析代替了法律和否定性的概念。”^[40]

福柯认为权力在西方隐藏得最深。在社会机体中，权力关系可能是隐藏得最好的东西之一。19世纪以来对社会的批判基本上从其经济本质入手，这当然是一种对“政治”的有效还原，但同时却忽视了构成经济关系的基本的权力关系。另一种倾向，即认为权力不具有国家机构以外的形式，这同样会掩蔽权力关系。福柯声称要致力于四项研究:调查在权力关系中隐藏最深的是什么;把它们定位在经济基础之中;不仅追踪以政府形式出现的权力，还要追踪以亚政府形式或超政府形式出现的权力;在物欲性的活动中发现它的踪迹。

首先，福柯反对仅仅把权力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样只会把权力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如果不拥有权力机器，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以18世纪大工场里的劳动分工为例:如果没有在生产力管理层面上新的权力分配的话，这种任务的分工怎么可能达到?现代军队也是如此。光有新式的装备、新的征兵制度是不够的，同时还必须拥有新的权力分配，即所谓的纪律，带着它全套的结构和等级、检查、操练和各种制约。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从18世纪以来的军队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福柯声辩他不想把国家权力的重要性和效应减到最低程度，而只是认为过分强调其作用会导致忽视所有不直接经过国家机器的权力机制和效应，这些权力机制和效应在维护国家方面比国家自身的机构更加有效。

显然，像军队、工厂这样的机器，或类似的机构和权力体系，都具有金字塔式的结构，当然有一个最高的顶点。但即使是这样，这一顶点并不像光线汇聚的焦点那样(这是君主权力的意象)构成权力生成的“源泉”或“原则”。在这一等级制度中，最高点与较低级的要素处于相互支持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中，一种相互的“维持”(权力是相互的和不确定的敲诈勒索)。但是如果有人问:“这种新的权力技术在历史上是否起源于某个可以确定的个人或群体，他们决定实施这种权力技术，以扩展他们的利益和对社会机体的利用?”回答是:“不是这样的。”从一开始，这些策略就是根据局部的条件和特殊的需要创造和组织起来的。它们是零零碎碎地出现的，并没有一种系统的策略把他们融合成一种庞大而严密的整体。还应该注意到，这些结合体的内部分布并不是均匀的，不同机制的权力带着它们各自的特质，在相互的纠缠中进行运作。权力和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体的，它构成了一部分生产力。而且权力不断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改变^[41]。

其次，福柯认为权力不仅是可见的宏观现象，更是不易发现地弥漫在一切人群关系中的，甚至深入于我们的肉体中。福柯将这种渗透进身体的权力过程与近代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联系起来。18世纪的经济变化要求权力在更具有连续性的微观的渠道也能得到流通，能够直接贯彻到个人，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姿态和日常行为。通过这种方式，权力即使是在统治各色不同的人的时候，也能像对一个人那样起作用。权力关系能够在物质意义上深深地穿透身体，不需要依赖对主体的自我再现的思考。如果权力掌握了身体，这并不是首先通过在人的意识中扎根来实现的。有一个生物权力或身体权力的网络或流通渠道。这样在社会身体的每一个点之间，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在家庭的成员之间，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在有知识和无知识的人之间，存在着各种权力关系。它们不仅仅纯粹是巨大的统治权力对个人的投射;它们是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统治权力赖以扎根的土壤，它们使得统治权力的发挥功能成为可能。即使到了现在，家庭并不是国家权力的简单反映和延伸，在对孩子的关系上，它并不作为国家的代表，就如同男人在同女人的关系上也不是作为国家的代表一样。为了让国家能够正常地发挥功能，在男人和女人、成人与儿童之间就必须建立超特定的具有自身结构和相对自律性的统治关系^[42]。

再次，要研究权力的策略而非仅仅关注谁握有权力。福柯称在他研究癫狂和监狱的过程中，发现一切事物都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什么是权力。说得更具体些，权力是如何实施的?当某人对另一个人实施权力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另一方面，谁在替我们做决定?谁在阻止我做这件事，又强迫我做那件事?谁在设计我的行为和活动?谁强迫我住在某个特定地区，虽然我在另一个地方工作?构筑我全部生活的这些决定是怎样做出来的?福柯以为这些才是今天的首要问题。他相信，像“谁实施权力”这样的问题，不可能与“权力如何发生”这样的问题割裂开来解决。我们当然要找出发号施令的人。我们要注意像议员、部长、秘书长这样的人。但是这并不很重要，因为即使把这些决策者一一指明，我们仍然并不真正知道那些决定为何做出，怎样做出，怎么为大家所接受，又怎样对某些人造成了伤害。如果不研究“权力的策略”，我们就无法研究权力。资产阶级清楚地知道，新的宪法和法律并不足以保障它的统治。他们认识到，必须发明一种新的技巧，来确保权力的畅通无阻，从整个社会机体一直到这个社会的最小的组成部分。这样，资产阶级不但发动了革命，还成功地建立了他们从来未曾放弃的社会霸权。法兰克福学派断言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劳动具有根本性的价值，强迫犯罪者去工作是一种最有用的惩罚。福柯认为这仍然是一种经济学的解释，他不相信这种解释，监狱工作带来的利益从来都可以忽略不计——这不过是为工作而工作而已。事实上，现在的研究表明，在18世纪末，最终决定把监狱作为惩罚的基本模式，这时，综合多种技术手段，终于能够把人固定在特定的区域，强制他们做出特定的姿势，服从特定的习惯——简而言之，这就类似马戏团的驯兽。于是我们看到了17世纪末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某种类型的部队营区;出现了大型的基督教寄宿学校，那也是17世纪所没有的;在18世纪我们看到出现了有上百工人工作的大型工厂。于是就发展出一整套对人类进行驯服的技巧，把他们禁锢在特定的地方，进行监禁、奴役、永无休止的监督。简言之，出现了一整套“管理”的技巧，监狱只不过是其表现之一^[43]。

在《规训和惩罚》中，一种清晰的权力模型在福柯笔下产生了:微观权力的播撒，网络机器的散布，但却没有单一的管理体制，没有中心或焦点，没有对异质的制度和技术的横向的统摄。但是，与此同时，必须注意到国家对学校、医院、教养所的控制的实施，这些机构原来都是在教会或者慈善机构的手中。与此过程平行的是中心化的警察机构的创立，它实施永久的、彻底的监禁。这种监禁使一切事物成为可视的，而它自己却不可视。在18世纪，对警察的组织认可了监禁的普泛化，并使它达到了整个国家的范围。福柯说整个社会成为一座全景敞视的监督规训的监狱。这是权力命令创造的技术发明，就如同蒸汽机是根据生产的要求创造出来的一样。它先是在局部得到运用，在学校、兵营和医院。这是监禁实践进行实验的场所。人们学到了怎样建立档案，怎样建立打分和分类的体系，怎样对个人的记录进行审核。某些程序已经在经济和税收的领域得到应用。但是对一群学生和病人进行长久的监禁又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到了某一个时期，这些方法得到了普遍的运用。与其说是国家机器征用了圆形监狱体系，倒不如说国家机器建立在小范围的、局部的、散布的圆形监狱体系之上。在现实中，权力的实施走得要更远，穿越更加细微的管道，而且更加雄心勃勃，因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因此也能成为传播更广泛的权力的负载工具。然而，个人本身不是一个被权力的实施抓牢的预先给定的实体。个人及其身份和特性也是权力关系、权力的策略对身体、运动、欲望、力量施展作用的产物。

因此，最后，权力绝非仅仅是禁止、否定、限制和惩罚的消极力量，它更是构造的、能动的和生产性的积极力量。当社会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行为变成供人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时，福柯相信这一切都与权力的机制有关。这种权力机制分析对象——社会、人及其他，把它作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来。所以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44]。这样，福柯的权力社会学分析自然同时也是一种权力—知识的社会学分析。

权力/知识社会学福柯说他的工作假说是这样的:各种权力关系(以及反对它们的斗争和保护他们的机构)不仅对知识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它们也不只满足于怂恿或激励、歪曲或限制知识;权力和知识不是唯一由社会利益或意识形态的作用来联结的;因此，问题不在于确定权力如何征服知识并使它侍奉权力，或是确定权力怎样在知识上打下权力的烙印并把意识形态的内容和限制强加于知识。倘若没有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并以它的存在和功能与其他形式的权力相联系的传播、记录、积累和置换的系统，那么知识体系便无法形成。反之，假如没有知识的摘要、占用、分配和保留，那么权力也无法发挥作用。在此层面上，既无知识也无社会，抑或既无科学也无国家，唯有知识/权力的根本形式^[45]。

在《规训与惩罚》第一章里，福柯坚决抛弃关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传统想象，“即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或许我们应该抛弃那种信念，即知识使人疯狂，因此弃绝权力乃是获得知识的条件之一”。紧接着福柯发出了他的权力/知识关系宣言，是的，只有宣言一词才能最好地表达福柯在此论述上的革命性意义:“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对这些‘权力—知识关系’的分析不应建立在‘认识主体相对于权力关系是否自由’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相反，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被视为权力—知识的这些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总之，不是认识主体的活动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知识体系，而是权力—知识以及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46]

福柯断言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切不可分。若更具体言之是从权力对人实施的规训中产生的，而非如启蒙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是人文学者不偏不倚的智力探求的结果。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别是了解福柯权力/知识社会学的入门关键。首先关于规训知识的起源问题，福柯就给出了一种地道知识社会学的解释。在他看来，对人实施规训以便既使人驯服又使人有用的历史形势出现于18世纪，人文学科的诞生实际上与一个规训社会的到来是连在一起的。“这种形势的一个方面就是18世纪的人口猛增，流动人口增加(规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给人定位，它是一种反流动的技术)，需要加以监督或管理的群体的数量范围发生变化(从17世纪初到法国革命前夕，学生的人数猛增，无疑，医院中的人数也猛增;到18世纪末，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超过二十万)。这种形势的另一个方面是，生产机构发展，变得愈益庞大和复杂，生产费用也愈益增大，利润也必须增长。规训方法的发展适应了这两个过程，或者说适应了调解它们相互关系的需要。”^[47]但无论是封建权力，还是君主制的行政机构、地方监督机构，或它们的不稳定的组合，都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它们的权力运用是讲究仪式的、炫耀的、粗暴的和成本昂贵的。规训要解决的正是旧的权力经济学不足以应付的问题。首先，它必须消除从密集人群中冒出的反权力效应，即规训要达到人群的驯服效应。其次，它必须增进人群中每一因素的特殊功用，从肉体中最大限度地榨取效用和力量。由此而产生一种新型的权力和此权力施加于人群而产生的新的人文知识体系^[48]。它并非人文学者想象的旨在解放人的知识的创造，恰恰相反，而是要造就近代复杂社会所需要的驯服而有用的个人的权力规训过程的产物。它之被称为规训知识，是包含了以规训方式实现的“谦恭而多疑的权力”和行使了权力效应的书写知识。福柯对作为规训手段之一的“检查(或考试)”的分析中充分揭示了权力/知识的奥义:检查导入了一个完整的机制，这种机制把一种知识形成类型与一种权力行使方式联系起来。

第一，检查把可见状态转换为权力的行使。在规训中，规训的对象必须是可见的。“他们的可见性确保了权力对他们的统治。正是被规训的人经常被看见和能够被随时看见这一事实，使他们总是处于受支配地位。此外，检查是这样一种技术，权力借助于它不是发出表示自己权势的符号，不是把自己的标志强加于对象，而是在一种使对象客体化的机制中控制他们。在这种支配空间中，规训权力主要是通过整理编排对象来显示自己的权势。考试可以说是这种客体化的仪式。”^[49]

第二，检查也把个体引入文件领域。检查留下了一大批按人头、按时间汇集的详细档案。“检查不仅使人置于监视领域，也使人置于书写的网络中。它使人们陷入一大批文件中。这些文件俘获了人们，限定了人们。检查的程序总是同时伴有一个集中登记和文件汇集的制度。一种‘书写权力’作为规训机制的一个必要部分建立起来。”^[50]这是军队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军队里必须杜绝逃兵，避免重复注册，纠正军官上报的虚假“信息”，了解每一个人的表现和价值，确定失踪者或死亡者的减员数额。这也是医院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医院里必须辨认病人，驱逐装病者，跟踪疾病的变化，研究治疗效果，确定类似的病例和流行病的起源。这也是教学机构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那里必须确定每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及其可能利用的因素:“名册能使任何一个人了解孩子们在学校期间的品行，在信仰、教义和知识方面的进步。”^[51]

第三，由各种文牍技术所包围的检查把每一个人变成一个“个案”。这种个案同时既成为一门知识的对象，又成为一种权力的支点。个案既“是那个可描述、判断、度量及与他人比较的具有个性的人。而且，它也是那个必须加以训练、教养、分类、规范化、排斥等的个人”^[52]。

在福柯看来，普通的个性向来是不能进入描述领域的。被注视、被观察、被详细描述、被一种不间断书写逐日跟踪，是一种特权。“规训方法颠倒了这种关系，降低了可描述个性的标准，并从这种描述中造就了一种控制手段和一种支配方法。描述不再是供未来回忆的纪念碑，而是以备不时之需的文件……自18世纪起，与规训机制的发展曲线相一致，儿童、病人、疯人、囚徒都愈益容易成为个别描述和生平记载的对象。这种把现实生活变成文字的做法不再是把人英雄化，而是一种客观化和征服。”^[53]

由于检查是同时从仪式上和“科学”上对个人差异的确定，是用每个人的特点来确定这个人，检查就清晰地标示了一种新的权力运行方式的出现。在这种方式中，每个人都获得自己的个性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份标志，他通过这种身份与表现他和使他成为“个案”的特征、计量、差距、“标志”联系起来。

在传统社会里，个人之被书写、被关注，此种个人化代表着社会地位的“上升”，而在一个规训制度里，个人化是一种“下降”。“随着权力变得愈益隐蔽、愈益有效，受其影响的人趋向于更强烈的个人化。权力的行使所借助的是监视而不是盛大仪式，是观察而不是纪念性文字，是以‘规范’为参照物的比较度量而不是以祖先为参照物的家谱，是‘差距’而不是功绩。在一个规训制度中，儿童比成年人更个人化，病人比健康人更个人化，疯人和罪犯比正常人和守法者更个人化。在上述的每一种情况中，我们文明中的个人化机制更偏向于前一种人……所有使用‘PSyCh-’(精神或心理)这一词根的科学、分析和实践，都起源于这种个人化程序的历史性颠倒。当个性形成的历史—仪式机制转变为科学—规训机制、规范取代了血统、度量取代了身份从而用可计量的人的个性取代了值得纪念的人的个性时，也正是一种新的权力技巧和一种新的肉体政治解剖学被应用的时候。”^[54]

自然法学家说过，以个人为构成元素的社会模式是从契约与交换的抽象法律形式中借鉴而来的。按照这种观点，商业社会被说成是孤立的合法主体的契约结合。对此福柯不失风度地说:“情况或许如此。”但他马上提醒:“不应忘记，当时还存在着一种将个人建构成与权力和知识相关的因素的技术。个人无疑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表象中的虚构原子。但是他也是我称之为‘规训’的特殊权力技术所制作的一种实体。我们不应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隐瞒’的。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及从他身上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生产。”^[55]

一个多世纪中曾使我们“人类”感到欢欣鼓舞的人文科学，在福柯冷峻的审视下，其技术母体乃是那些卑微、恶毒、烦琐的规训及其调查。“这些调查对于心理学、精神病学、教育学、犯罪学以及其他许多奇怪的科学的重大意义，与可怕的调查权力对于有关动物、植物或地球的冷静知识的意义是相同的。”^[56]福柯称自己并不认为人文科学源出于监狱，但“如果说它们(人文科学)能够形成，能够在‘知识型’(episteme)中造成如此之多的深刻变化，那是因为它们是通过一种特殊而新颖的权力渠道而传递的，即一种关于肉体的政策，一种使人的群体变得驯顺而有用的方法。这种政策要求把确定的知识关系包容进权力关系，要求有一种使征服客体化重合的技术。它本身就带有新的造成个人化的技术。这种权力—知识造成了人文科学的历史可能性，而‘监狱网络’则是这种权力—知识的盔甲之一。”^[57]不仅人文科学如此，一般意义的科学也是如此。福柯最感兴趣的是分析科学在欧洲怎样被制度化为权力。他明确指出把科学仅仅看成一系列程序，通过这些程序可以对命题进行证伪，指明谬误，揭穿神话的真相，是远远不够的。“科学同样也施行权力，这种权力迫使你说某些话，如果你不想被人认为持有谬见，甚至被人认作骗子的话。科学之被制度化为权力，是通过大学制度，通过实验室、科学实验这类抑制性的设施而实现的。……科学当然产生我们服从的真理。真理无疑也是一种权力。”^[58]

所有这些观点是惊世骇俗的，它与启蒙的人文精神和解放的哲学似乎格格不入，与高扬人文知识分子的欧陆左翼传统也不在一路。但福柯确是左派，也不应该忽视福柯的洞见:即“人”只是一种知识论述和具体权力交织生成的一种以所谓“主体”形式出现的效果，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它只能是整个“管治工程”(governmentality)体系的产物。在当代社会，各种权力机制在知识专业和生活领域中起着操纵和渗透的作用，知识分子不能再幻想成为社会的自知先觉者，负担领导社会的作用。只有福柯强调的具体微观的(local)抗争，才可以保留批判工作的有效性。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认同什么先进的社会改革事业，而是踏实地去认清自己身处的知识权力体制，致力颠覆，扰乱真理的生产制造过程和规训制度，因为这些才是各社会主体被权力的网络不断转化、利用和配置的地方。一句话，知识分子所应从事的不是梦想在体制外，以高超的道德姿态进行意识层面的批判，而是具体而微的体制内的反体制抗争，因为这些体制才是知识分子真正起作用的处所。只有走进权力体制的内部(当然在毛细血管般的权力机制下，世界上已没有什么是在体制之外的了)，知识分子才可以有一种局内人的批判观点^[59]。知识分子投身社会批评，不是要指出事物没有按原来正确的方向发展。它的职责是要指明，我们的行为实践是在怎样的假设、怎样随便和不假思索的思维模式上建立起来的。我们不应该把人类生活和人类关系中极为重要的思想看成是多余的。思想存在于话语的体系和结构之上。它经常被隐藏了起来，却为日常的行为提供了动力。甚至在最愚蠢的制度中也存在着思想，甚至在沉默的行为中也存在着思想。批评可以把思想进一步擦亮，并努力改变它:表明事物并不是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不言而喻的，使人看到不言而喻的东西将不再以这种方式为人们所接受。批评的实践就是使得自然的行为变得陌生化^[60]。

福柯告诫自己和同志:“身处批评的时代，不应由我们来提建议。一旦我们建议——我们提出一套语汇、一种思想，这只会导致支配性的后果。我们应该奉献的是人们可能会发现有用的零件和工具。通过组建致力于这种分析的小群体，进行不懈的斗争，运用这样或那样的工具:在此过程中新的可能性将会得到开辟。”^[61]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其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其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同时，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政治问题并非被设想成联系科学去批评意识形态内容，或确信与他自己的科学实践相伴随的是正确的意识形态，而是去确定构成一种权力的新政治学的可能性。问题不是去改变人们的意识——或他们头脑中想的是什么，而是去改变真理生产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机构的罗网^[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