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与历史哲学

那些被卡尔·波普尔爵士用于反驳所谓的历史主义的主要论据，今天我要结束对此的讲授。在法国，卡尔·波普尔爵士并不为人熟知，但是他在英美学界享有盛名，人们把波普尔主义当作一种哲学流派来谈论；波普尔参加了社会科学中的论战：一方面是通过我给你们引用过的那本著作，另一方面是通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的讨论，比如霍克海默、阿多诺，还有该学派最为著名的成员，赫伯特·马库泽^[1]。

上个星期，我讲了波普尔就全体性的概念所做的分析，讲了“全体性”一词可能具有的两种意义：或者是某种我们所考虑的全体性的各个方面、各种元素的穷尽枚举，或者仅仅是从某个观点出发来对整体进行考虑。

对于历史规律这一概念的拒斥，构成了波普尔论题的另一部分。从逻辑上来讲，我认为他的论证可以归为以下的反对意见：

1）只要整个人类历史是只发生一次、表现为一系列事件的单一展开，那么就不会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为历史是不会重复的。实际上，只有重复发生的事件才会有规律，然而，人类历史从总体上看来，只发生一次。当然，历史中可能有规律，但是不会有历史的规律：至少这是波普尔试图证明的论题。

2）在发展演进中的某些时刻，或者在人类历史的某些领域中，辨认出人们所谓的“进化趋势”是可能的；人们也可以冒着风险、危险而预测进化趋势，从而预见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历史，人类的未来，是无法预知的，原因非常简单——大概波普尔是第一个如此强烈地把它表达出来的人：人类的发展演进取决于科学的发展演进，而从定义上来看，我们无法知道这门未来的科学，因为这门科学，假如我们知晓的话，便已然掌握了；因此，在逻辑上，因为无法预知人类未来所掌握的知识，所以人类的未来是无法预知的。

这两个论据代表了某种对于相对原始的历史规律概念的驳斥，假如说那些支配人类总的发展演进的规律类似于自然规律的话。但是，一个这样的逻辑证明有一些局限性，根本无法排除存在着人类发展演进的局部规律。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马克思关于利润率降低的理论是真的，那么首先就要假设价值取决于一件商品中所投入的劳动量，接着还要假设剩余价值只从工资中所凝固的价值和劳动力所产生的价值之间的差值而来；又假设全部剩余价值是从剩余劳动或者活劳力所带来的剩余价值中抽取出来的——死劳力或者凝结在机器中的劳力在转化为商品时并不产生剩余价值；最后，假设一件商品总价值中凝结的死劳力部分，比活劳力部分增长得更快（我正在提请你们回忆马克思有关利润下降趋势规律的证明）。假如所有这些我以“假设”为名而呈现给你们的命题是真的，那么结果便是，只要商品价值中的原材料部分、机器部分相对活劳力部分增加，那么利润率便会降低。而我的意思是，所有这些命题都是假的，或者只是部分正确。但是我们不去进入有关这类命题之真假的讨论，我们就假设这些命题是真的。很显然，在一个建立在市场或者竞争的经济体制中，当把活劳力替换为死劳力，或者通过把手工劳动替换为机器而提高生产力的时候，每一个个体都会获利。然而，因为这种以机器取代工人劳动的做法会带来好处，于是每个人都为实现其条件而做出贡献，而在这些条件下，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规律便为真。这一例子说明，每个根据其自身的理性来行动的经济主体，为了制度本身的转变而做出贡献，没有什么能阻挡，而这是和现有制度的领导者们的共同利益相悖的。换言之，很可能每个个体都是理性的，而个体行动组合起来，所带来的结果却与行动者所针对的理性相反。在这类情况中，便有人们所谓的利润率趋势性下降的规律，甚或还有资本主义通过本身的简单博弈而自我毁灭的规律，这一机制和波普尔肯定没有历史的规律的看法也并不矛盾。这里所谈的只是一种科学规律，适用于历史现实的某个特殊领域，在给定的条件之内；这是历史中的规律，是大量个体行动的种种无法预见、事与愿违的后果所加在一起所产生的结果。这个例子具有说明与论证的双重价值：假如在历史中有一些这种类型的规律，这些规律也未必源自一种超历史的力量或者某种让人违心行动的神秘鬼怪；只需要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行动，那么——在某些经济科学有时能精确阐明的条件下——这些人行动的结果就会有悖于他们的意向，甚或对于维持体制本身也相当危险。换言之，个人行动的理性和集体行动那或然的非理性，两者并不矛盾。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简单、最容易的例子了：这是从经济学中借来的例子。

波普尔用他那些普遍论据所要驳斥的东西，便是这种表达：即古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中世纪经济，中世纪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社会主义经济。但是，让我们来重新看看资本主义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经济的例子。就算马克思未能展示出一种堪比自然规律的历史规律，因为在他提出这类必然转变的那个时代里，尚没有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例子，他也并非不可能设想这样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资本主义体制通过其本身的运作而摧毁自身。在分析利润率趋势性下降规律中，我要提请你们注意的是，有关机制通过自身运作而自我摧毁，这是一种暂时性的图式，而这一机制根本不会受制于逻辑批判。这样一种批判仅仅指出，不可能从发展演进的重复来证明这些总体发展演进规律的真理性，这是因为发展演进只发生一次。

而有关进化趋势，当然可能说明某些趋势，但是无数例子让我们相信，每个时代都有一种趋势，即无限地延长那些同时代人所观察到的运动，直到某一时刻，趋势颠倒了、加速了、变慢了，发生各种事件，最后，足够多的年数过去，推测便是极其危险的了。假如我们试图找到一种进化趋势，它对历史和人类整体皆有效，那么可能只有一种，并且要极其谨慎地来诠释它：假如实际上有什么东西，似乎能标志历史与人类的特点，那就是知识的累积增加，特别是科学知识。这一命题并不意味着不会有往后的倒退，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忘记所学东西的风险，但是假如人们想要粗略地指出什么是人类发展演进中最看得出的趋势，那么我们似乎能在科学知识的进步中找到。这里只需要想想帕斯卡的话，他说，人类可以被比做一个不断学习的个体^[2]。

历史进化的大多数趋势都会引起争议。我给你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斯宾塞到帕森斯，人们常常把人类社会的转变描写为由某种社会机构的不断多样化为标志的过程；社会越是化为分散的各种组织机构，便越是进步。然而只需要比较一下社会主义或苏维埃型的社会，就能证明，在某些方面，这些社会相比西方社会，展示出极少的组织机构多样化。但是我觉得，认为西方型社会才是这些社会的未来，这是不谨慎的，而倒过来的想法也不严谨：在这些情况中，最好承认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总体上看，这些波普尔式的分析倾向于拒斥历史先知论，而代之以一种社会技术论，它是建立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根本上是相似的”这一论点上的。而哈耶克，尽管在方法论个体主义上非常接近波普尔，却支持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为了说清楚这两种立场，我选择了一个哈耶克的文本，而波普尔引用了这一文本，在这段文本中，我们同时可以找到这两种思想的共同点和差异点。这段哈耶克的文本出自《科学主义与社会科学》，是这样的：“那些个希望理解社会科学问题的物理学家，会借助来自他自己领域内的类比，他会想象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通过直接观察来认识原子的内部，却既不可能用原材料来做实验，也没有很多机会观察，只能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观察到比较少的原子而已。^[3]”这句话令我们想起哈耶克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所做出的区分：社会科学是一种直接的知识，至少是部分直接的，其中的元素或者原子是由行动的个体构成的，我们作为学者，具有就人们的行动方式做出假设的可能性，而物理学家则逐渐发现原子，并花费巨大力气去领会原子的内在机制。

当然，波普尔也承认，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说到底是有差异的，但是哈耶克的文本中有这样两句话，这使得他坚持两种科学类型在根本上相似的论点^[4]：“自从他认识了不同种类的原子，他就能把这些原子所有可能的组合模型建构为更大的统一体单位，并使得这些模型越来越密切地复制出那些标志性特征，从而使他能观察更复杂的现象。但是，从他自己对于微观的认识中，他能推导出的宏观规律始终是‘演绎性的’；这些规律不能使他预言特殊形式的精确发展出路，因为他对于复杂形式的情况仅有有限的知识；他从不能通过受控制的实验来验证规律，尽管通过观察那些理论上不可能的事件确会削弱规律。^[5]”哈耶克有关社会科学所说的话，波普尔认为对自然科学也同样为真。换言之，他认为，自然科学不是某种从经验现实出发、根据观察而归纳出规律的东西，而是某种假设或理论的建构，并使得这些假设、理论、模型受制于经验。实验控制的本质在于，无法证明，却常常能驳斥。这就是常用的、经典的表达，而根据这一表达，任何科学命题在本质上都是一条无法驳斥的命题：一条命题，不可能驳斥，不可能受制于某个会将其证否的实验，这样的命题就不应该被当作科学命题。这里所谈的是一种旧想法，今天我们把这一想法归到波普尔那里，而它同时被当作是波普尔主义的本质所在，但是我的老师莱昂·布兰斯维克早就说过他的想法——这说明，在逻辑学内，正如在其他学科内一样，基本思想不是什么昨天、前天才找到的东西，是早就有了的。无论如何，在科学的方法步骤上——比如问题的提出、假设或模型的建构以及通过经验来检控这些假设、模型，波普尔并没有在这类方法步骤和社会科学的方法步骤上看到本质差异：在社会科学中，我们也建构假设和模型（比如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我们也把他们置于经验的检控中。我们甚至还更进一步，波普尔说，在社会科学中，我们能够通过假设行为是合理的来建构模型，这在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中尤为如此。但是，纯粹的经济学理论并不是在所有形势中均为真的，但即便如此，它仍然符合经验的检控。至于不可能从细节上预见具体处境中会发生什么，根据波普尔的看法，这并不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差异：科学从来不能穷尽地展现任何一个具体现实；我们从来都只能从某个观点、某个问题出发，通过提出某个题目来研究一个具体的现实。所以，这种方法步骤——即提出问题、建立假设或模型、用实验来检验，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是同样的，它也同时是工程师和社会技术的程序。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中，都不是把总的现实当作对象，而是提出具体问题、试图解决这个具体问题，我们只能通过简化问题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把我们所知觉到的具体、复杂的现实转化为一个简单的世界。

然而，我们可以说，波普尔低估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两三个差异，尽管我们认可他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所做的诠释：

1）他自己认识到，经济学中的基本参数是一些比自然科学中等价的参数变化得快得多的变量。于是他下结论，社会科学中的科学命题，包括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是这类科学中相对最发达的一种，较之自然科学中的一般命题，并没有那么多的真理价值。

2）波普尔忘记了或者忽视了一个极其简单的想法，即只需要建立起一个社会机制的规律，那么人一旦意识到这一机制，便倾向于改变它。再来看利润率趋势性下降的例子：假设这个规律是真的，那么意识到这一规律就会使人做出修正性措施。换言之，假如社会科学的规律本质上是由个体行动的无意后果所决定的，意识到了这些机制便会激发他们在机制引发不利后果时做出修改。对于社会规律具有意识，变成了社会现实改变的一个因素，同时也是这些规律本身改变的一个因素，于是预见的可能性常常是有限的，因为人们会对各种期待做出反应，无论它们是建立在正确的想法上还是错误的想法上。换言之，在人类发展演进的机制中有一个元素，这一元素在我看来，并不以相同程度存在于物理世界中：这就是人们对自身行动的后果具有意识而带来的效果。实际上，我并不认为电子的机制会因为原子物理学家掌握了对其的知识而改变。而与之相反，经济机制和个体行为，却会因为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而受到改变。我想我们还可以把分析进一步推下去，并说明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两个分别的领域中原子的行为表现有什么差异。

3）我想要强调的第三点差异是这样的：在理论上，可能在几个世纪以前便建立起了一套原子物理学，只要今天这个微粒物理学或原子物理学规律所适用的世界在当时也同样适用就行；而相反，难以想象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论会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之前。换言之，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会变化，即使是在一个规律不变的世界上，人的知识也会增加，更何况是在那不断变化的世界上，人们会不断发现新生事物（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不会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之前就被揭示出来）；我觉得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有一天我把这一简单的想法告诉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他立刻发火了，对我的提议完全不信服。

无论如何，波普尔把他对科学的一般概念运用到了历史学上，这使他强调一点：并没有全体性的事实，永远只有现实的某一方面，只有部分的历史，只要我们关于过去而提出的问题使得我们关注某些方面、忽视另一些方面，那么就会是这样的结果。波普尔补充说——在这点上他同意维特根斯坦和解释学的支持者们——历史好奇心的特点，严格说来吸引历史学家的那种东西，并不是普遍规律，而是特殊性。所以，为了说明自己所研究的东西，历史学家便倾向于寻找初始条件，而不是规律。他还强调，历史学家使用普遍规律是为了说明特殊事件的顺承，但在总体上，这些普遍规律都是一些老生常谈，俗套到我们没必要把它们表达清楚，因为它们或者和简单的物理现象联系在一起，或者和心理现象联系在一起，而当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的好奇心是针对特殊事件以及那导致了某一唯一事件的事实交错。实际上，假如我们对1914年战争的起源感兴趣，我们并不认为需要提起这一普遍命题，其本身当然是真的，而根据这一普遍命题，在独立的、武装的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和平，但是我们对于1914年战争爆发的特定形势有兴趣。而我们也并不认为需要提起“人是战斗的动物”，也不需要援引康拉德·洛伦兹和他的进攻性理论（假设洛伦兹的论点是真的）。当我们对某个特殊事件感兴趣的时候，我们便会去寻找那些特殊的前件条件。很显然，某些普遍规律帮助我们设想一个特殊事件是如何走向另一个特殊事件的，我们的好奇心便朝向那特殊事件的顺承。

在“处境的逻辑”这一概念上，我们到达了波普尔引入历史认识理论的最后一点思想^[6]。当我们想要说明在一个特殊的事件铰接中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想要说明行动者是如何行动的时候，我们便努力重建波普尔所谓的处境的逻辑，也就是说根据逻辑，行动者本人所见到的处境提示他采取的行为。实际上，假如我们试图重建1941年希特勒所做出的进攻苏联的决定，我们便要努力重建处境的逻辑，当然这也就涉及了重建希特勒这位行动者所见到的处境的逻辑。

以上这些科学概念、想法，尽管非常简单，却是波普尔不同于那些启示录型的历史哲学的地方，他给我们提出了一种相对经典的历史认识概念，使得人文科学为社会工程师所用，并压迫哲学家放弃那不可实现的野心，即领会发展演进的全体，仿佛这种发展演进能够为人类精神所全面容纳一样，仿佛未来早已被那些还未生活于其中的人所认识到的一样。

就这样，我们便走到了严格逻辑分析的终点。现在我要简要概述一下这些分析所厘清的几点想法，并引入本课程的下一部分。下一部分是有关我们如何建构历史世界，而第一个例子则有关在我们要进行叙述时——尤其是要叙述国际关系时——历史世界是如何建构的。

我们所得到的结果主要总结为以下几点：

1）并没有第一个意义上的全体性，而我们也不能认识全体发展演进的规律：对于追求第一个意义的全体性（即穷尽地认识）的驳斥也同样针对那套宣称要决定全体历史规律的做法。

2）方法论个体主义，即参照个体、个体行为，并不排除，甚或还意味着这样一点：系统、半永恒的关系是历史对象——我们所想要认识的对象、我们所建构的对象——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参照意向微观事件并不排除系统、理论和模型：只需要记住，个体行动常常在集体水平上产生与意向相反的后果，这样才能去建构机制或者专门的、部分的规律。

3）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中，这种意向微观事件与系统之间的二元便又产生了一种二选一的选择，即通过意向进行解释和通过意向以外的东西来进行解释。这样说来，社会科学中的解释理想是什么呢，那便是同时重现出行动者的意向以及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行动者建构出一个不同于他有意向建构的世界。通过意向来进行解释和通过意外后果来进行解释，这种二选一体现了历史认识中的两大目标之间的选择。我们可以说，当人们研究过去的社会时，甚或在更一般的情况下，研究与我们自己的社会不同的社会时，有两种基本目标，两种特定的好奇心：或者说我们想要认识、理解那些不同于我们的他者——这样，对他者的好奇心可以构成历史认识的原动力之一。在此，我们可以援引《波斯人信札》，这本书为维护这种好奇心提供了某种我所谓的“人类道德教育”的东西，不管是哪种人类，其道德教育都旨在告诉他还有其他的做人方式、其他的自我实现方式，而不仅仅只有这一人类所选择的那种方式。而历史认识的第二个目标——该目标和社会学的好奇心更加接近，在历史认识中也并不少见——便是要理解、领会个体行为之间、社会角色持有者之间的永恒关系、半永恒关系。换言之，认识、解释那些社会整体，并从这一点出发来解释社会体制的变化。

4）对于意识的好奇心与对于体制的好奇心，或者说对于人的好奇心与对于这些人所生活其间的历史现实的好奇心，这种二元在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中都可以找到。在这里，我的意思是，认为历史学家只对人的相异性有兴趣、社会学家只对体制感兴趣，这种说法并不对。实际上，有一些历史学家对不同于我们的那些社会体制有兴趣，作为例子，只需读一下马克·布洛克有关封建制度的著作便能看到其中对于一种社会体制的重建，而并不仅仅是一种对于过去人类的存在方式的好奇心。在我看来确实为真的一点是，对于他者的理解和历史本身的好奇心是分不开的，它是我所谓的历史叙述或者事件性历史的特征。

作为结束，我要就叙述或者叙事再给你们说明几点：下学期我会就叙述或者叙事的细节部分仔细讲述，我还要讲一下事件性历史与非事件性历史之间的论战，在我看来，这一论战根本没有逻辑上或者哲学上的意义，但是显然它在历史学家的派别对立上有意义，每个学派都相信自己所做的比别派更有意义：于是这同时带来了知识上的和实践上的后果。

在叙述一词最一般的意义上，我们所谓的叙述指的是这样的事实：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某一实体所经历的状态系列；在这种意义上，所谓叙述，只需要有一个时间顺序和一个我们可以关注其发展演进的实体。在这第一种意义上，书写法国史时，我们可以把个体人物的数量压减到最低，因为叙述法国史，简单说来就只要追溯“法国”这一实体所经过的一系列状态即可。而第二种定义是叙述最为受限、最为严格的定义。实际上，当我们通过追溯、挖掘意向微观事件来报道一系列连续事件的时候，便是在第二种意义上谈叙述或者叙事。假如你们要叙述刺杀奥匈王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宣战之间的几个星期中所发生的事情，你们就不得不引入个体行动者，因为不考虑这些不同的行动者便不可能叙述这段外交史。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一段严格、完整的意义上的叙述，并不仅仅是一个实体的状态组（并不必然有一个实体），而是这样一种事实：历史学家应该充分挖掘所发生的事情的细节，这就必然得考虑个体，也就是行动者。人们可以设想那些其中只有集体行动者或非人的行动者的历史叙述；而在我这方面，则会讲几个叙述的例子，其中有个体行动者的参与，尤其在国际关系或者军事事务的领域中，几乎不可能不考虑个体行动者。

在英美国家，逻辑学家就历史认识与历史叙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有过无数争论。实际上，在最近这些年，就有一场论战，但我觉得没什么意思：英美逻辑学家努力证明叙述的体裁和历史的体裁不能混淆，这在我看来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啊。我会说，他们确实是有道理的。实际上，有一些历史学家，在本质上，是一些叙述者；最为著名的例子，便是修昔底德和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部伟大的历史书在本质上就是一段叙述，而那些非叙事性的元素（上帝说有……）也插入叙述中，仿佛这也是带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诠释的叙述本身。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深具伟大艺术的叙述并不是伟大历史书的唯一模型。假如我们考虑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或者马克·布洛克有关中世纪文明甚或那些魔力国王^[7]的著作，我们就会立刻毫无困难地承认，把历史和叙述混为一谈是错误的^[8]。纯粹的叙述，如我们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或者李德·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所看到的那样，在我看来，是一种正当的历史体裁，但把它和历史认识之整体混为一谈则是荒谬的^[9]。为了便于维护叙述的地位，我要补充一点，还有一本伟大的历史书，它同时也是一部叙述，这就是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是一部典型的叙事性历史，然而其中的行动者却时而是人，时而是阶级。

为什么人们常常把历史和叙述当作一回事呢，或者认为叙述便是历史之典型呢，理由是这样的：尽管在现代科学史中，叙事或者叙述根本不重要，但是历史叙述是其区别于自然科学的东西，是历史认识最大的特点。当然，可能存在一段关于太阳系或者地球的历史，但很肯定，在自然中不会有对应于历史叙述的东西——个体的意志与决定交织在一起，逐渐发展出那些非人所愿的事件，事件无所不有却又总能根据行动者的意向而得以理解。这样一类叙述，其中有人的意志和种种意外，便是离开自然科学最远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库尔诺那样的人倾向于把历史理解为发展演进，其中有种种个人、个人意志以及偶然。他把理论与偶然区分开，并从严格意义上来理解历史，即历史是一种发展演进，其中带有各种元素，如偶然、意向、相遇、系列，它们使得一部历史叙述具有戏剧性维度，而这在物理科学中是没有的，甚至在物理学试图追溯某个自然实体所经过的连续阶段时也不会有。那些分析哲学家反对把叙述和历史混为一谈，他们认为不应该仅仅为了事件、行动、决定、意外而牺牲那些长时间作用的因素（long during factors），即以一种延长的方式来作用的因素，他们当然是很有道理的。很显然：一段好的叙述，无论是对于一种存在的叙述还是一场战争的叙述，都会在叙述本身中融进各种持续的事件、对处境的分析，甚或是深层结构，而叙述从这些深层结构出发变得富有解释性。

还有第二个问题，我只是要提一下，不会耽搁太久：逻辑学家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历史认识总是对于某个实体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重构，这一说法是否为真。我只想简要地回答，假如我们想要叙述某事，或者我们想要重构过去的某个事物，就必须使得某个事物成为一个实体。但是，统一性并不一定是某个穿过时空的实体的统一性。说到底，“法国”这一实体可能是一个神话，同样的“德国”这一实体也是如此，在这一意义上，这些词汇所指的是不同时代里的不同现实。说到底，我们可以在一个历史、社会整体中切分出一个元素，并且进行历史比较。只谈一个著名例子吧，我们可以像德尔布鲁克所做的那样，写一部战争史，把我们所谓的“战争”条目和历史整体分隔开^[10]。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尝试领会某个实体经历的各个连续状态，而是比较不同社会中带有某种相似性的一个组织机构所采取的不同形式。

我还要就事件性历史的伪争论向你们说一下。我方才证明了，或者不如说肯定了，在我看来叙事或者历史叙述是一种可能的体裁；但我根本不是说这是最重要、最科学的体裁。此外，事件性历史这一概念常常使人觉得有贬义；尤其是那些对社会现象、经济现象特别感兴趣的历史学家，他们很有蔑视所谓的事件性历史的倾向，也就是那些战争史、革命史、政变史，总的说来便是政治史。这其中的原因很容易便能发现：那些对经济或者社会现象感兴趣的历史学家不太愿意挖掘到意向微观事件；他们努力领会那些重复的事件、那些能形成系列的事件。假如你们像我的同事勒鲁瓦拉迪里那样写一本关于朗格多克农民的书^[11]，或者研究一下17世纪的小麦价格，你们就会自动且正当地忽略那些关于大人物、关于战役的历史，而只要你们选择了这类对象，你们就会感到达到了一种更高级的科学性；尤其是当你们选择了那些经济、社会现象的时候，你们会觉得更有机会达到一种计量史学。但是，即便这一命题也并不完全为真。实际上，美国人通过和法国人合作进行了一项非常有趣的量化研究，研究了全国三级会议的陈情表；他们在计算机上研究这些陈情表中所显示的主题，这使得人们能有史以来第一次严格地确定法国的各个地区因其社会结构而产生了哪些不满，不同的社会阶级有哪些要求。换言之，他们并没有用纯粹叙事的风格来做一段关于全国三级会议的叙述，而是根据对这些全国三级会议陈情表的研究来为精神状态、不同社会集团的要求给出一个依据，或者在我看来基本上就是统计。

当我们说起事件性历史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法国大革命的叙述这样的例子。而事实是，仍然有很多历史学家叙述这段历史，因为这是一段美丽的伟大的历史，一个多世纪以来，法国人持续对这段历史热情似火。此外，很显然的是，在人们书写法国大革命历史的时候，无法回避地对1789年7月14日、1790年的联盟节以及路易十六的出逃说上几句；我们无法回避对那些行动者的评头论足，甚至假如我们首先是一个研究社会、经济的历史学家，我们也无法抽象掉那些个体行动者，无法抽象掉那些先与后的关系以及某些微观事件留在人类意识上的回忆。有关这一主题，我想特别提请你们注意当代历史编纂学的一桩发现：对于旺代与法国西部叛乱的重新诠释。这样一种重新诠释完全更新了人们对于叛乱原因的看法：西部并非因为保皇而叛乱，而是因为对某些地区的极端不满；只是后来贵族们利用了这一叛乱，于是叛乱者们的后裔在回顾叛乱时的感情便可以理解了，这场叛乱被认为是为了维护旧制度。旺代叛乱的参与者们的后裔固定在某种政治态度、心理态度中，因为他们对于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进行了错误的诠释，他们歪曲了叛乱的意义；你们只需去看看蒂利的著作，便能得到这一证明的细节^[12]。

为什么事件性历史常常受人轻视，还和轶闻野史混为一谈呢？我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的时代，而正因为整部历史都出自对无数对象中某一对象的选择，便可以理解，在一个民主的时代，重建无数普通人的生活方式比无尽地叙述宫廷阴谋更加有意思。但是，在深层上，与其说这是一种科学决定，又不如说这里所涉及的是一种好奇心所驱使的决定，我们甚至能这么说：我们越是盯着系统、系列、反复出现的事件，便越有机会达到某种接近于量化方法、科学方法的东西。我已经告诉了你们一些政治史内的科学方法运用的例子，但是确实，历史，只要它揭露一些人物、一些意外的角色，便保有某些元素，这些元素使得历史认识像是某种真正的小说一般的东西，像是一部激动人心的叙述——我觉得，这也正维护了历史本身，但可能在那些瞄准科学的人看来，是一种使得历史失去价值的东西。

那么我个人为什么给事件性历史留出余地呢？

1）首先是因为所谓的事件性历史，也就是那些并不忽视人和意外所扮演的角色的历史，是一种回溯性政治：这是在人的水平上来构建过去，这些人做出决定，这些人面对各种局势、努力追求胜利。假如说政治便是面对某一现实处境的决定，那么历史则是对于这些他人所做出的决定的回溯性思考。有时候，是一种把自己放回决定当时的设身处地的努力，并以此推测那些事实并非如此的种种可能。当我们思考所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从这样的想法出发——总是确信——可以做A或B，而选择A或选择B都会有某些后果。当我们研究回溯性的政治的时候，也就是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总是倾向去想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不得不发生。但有一点是真的，过去所发生的确确实实是发生了，而这并不意味着在那个事件的当时，不能做出另一种决定：政治史或者事件性历史的一大特点，便是它的戏剧性或者说悲壮性，而历史学家的努力正是要讲出那个做出决定的时刻。

2）政治史，不同于计量史学，因为它倾向于从人在他的条件下的生活方式去理解；它构成了对于人的历史条件、政治条件进行反思的一个方面。政治史不可避免地要建构出一个行动者所生存的世界，然而某些经济史的形式却能达到对人的发展演进去人化，从而只把握那些抽象机制。

3）正如今天大家都承认的那样，事件常常在历史进程中留下持久的痕迹。对于事件的兴趣似乎重又兴起——在事件这一术语的严格意义上。作为证据，可以看看一两年前出版的《通讯》特刊，上面在谈“事件的回归”，仿佛事件一度消失过一般。确实的一点是，事件性历史的反对者们最终承认了拒绝关注事件是很难的，但同时认为只有行动者和意外在重建中消失了，这样的历史才值得一写。希特勒与斯大林时代里有这样的幻想，真是奇怪。

[1] 这场论战的主要部分已经在1969年出版：《德国社会学实证主义论战》（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Darmstadt-Neuwied，Luchterhand Verlag；法译本，De Vienne à Francfort. La querelle allemande des sciences sociales，巴黎，Complex，1979年。

[2] 帕斯卡，《论虚空》（Traité du Vide）前言，《全集》（Oevres complètes），巴黎，Seuil，1963年，第232页。

[3]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之法译本《科学主义与社会科学》，第59页及以下。这段文本哈耶克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中引用过，第134页。

[4] 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第134页：“我承认这段话的第一句指的是社会科学与物理科学之间的一些差别。但是其余部分，我相信，谈的是一种完整的方法统一体。”

[5]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之法译本《科学主义与社会科学》，第60页。

[6] 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第147页。

[7] 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过去的某些时期、某些地区传说国王的触碰有医治病痛的效力，他边触碰病患边说“国王碰到你，（愿）上帝治愈你”，这样的国王人称“魔力国王（rois thaumaturges）”。——译者

[8] 布洛克，《魔力国王：有关人们赋予王权（特别是在法国和英格兰）的超自然特点的研究》（Les Rois thaumaturges. Etudes sur le caractère surnaturel attribute à la puissance royale，particulièrement en France et en Angleterre），斯特拉斯堡，Istra，1924年，重版中有勒·高夫的前言，巴黎，Gallimard，1983年。

[9] 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Cassell，1970年；法译本，Histoire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巴黎，Fayard，1974年。

[10] 德尔布鲁克，《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Die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im Rahmen d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柏林，Georg Stieke，四卷，1920—1921年。

[11] 勒鲁瓦拉迪里，《朗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u Languedoc），巴黎，Flammarion，1966年。

[12] 蒂利，《旺代：1793年反革命的社会学分析》（The Vendée.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1793），Cambridge（美国），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年；法译本，La Vendée. Révolution et contre-révolution，巴黎，Fayard，19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