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

我把外交史或者国际关系史作为研究历史世界建立的第一个例子。这一选择有多种原因：有一个非常个人的理由是，假如我严格说来写过一本历史书的话——这还并非定论，那就是在这个领域了；我请你们参看《帝制共和国》一书，我在其中分析了美国1945年到1972年的对外政治。

另一方面，也有一个科学理由使我确定这个题目：实际上，正是在这个领域中，最常出现叙述，并且修昔底德那样风格的叙述仍然有其正当性。最后，还有第三个理由，可能也是最为重要的理由，便是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特殊性质，可以说是似非而是的悖反性质：一方面，所涉及的是全体的、宏观的关系，因为在战争中，一个个国家总是被当作尺寸巨大的实体，但在另一方面，导致各种事件发生的决定常常由那些大人物们做出。所以，在这个国与国间关系的领域中有一种内在矛盾，因为在表面上常常存在个体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行动后果之间的不成比例。最简单也是最惊人的例子，莫过于一个希特勒那样的人在我们这一时代里所起的作用了。

于是，我又回到了本次课程的根本题目上，也就是意向微观事件和非人所愿的后果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之所以会存在这种似非而是的关系——个体行动与不成比例的后果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我所要进入的政治世界是一个等级制世界：政府元首或者政府给军队元首下命令，而后者又对他们的部下下命令。因此，就有了一个命令等级，而这一命令等级，在其本质上，使得那个处在顶峰上的人能够引发、决定上百万人的行为，一个元首或者一个政治家的决定能够实际上决定上百万和他差不多的人的生死。显然，我们赋予这些个体的角色具有一种前瞻性的效果。在《战争与和平》中，那些所谓的历史英雄的分量被减到最轻，它向我们展示了沙皇和拿破仑是如何受到其他力量牵制的，而且没有人能抵抗那些力量。但是，我们先把这一理论放在一边，也不去理会相反的理论。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一种领域，在此领域中，我们无法不参照意向行动，我们无法不追叙不同行动者的行动的交错，我们无法不去思考那种先于某一决定的深思熟虑。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至少部分地保留了其魅力，因为书里有那些面对议会的演讲，修昔底德把它们复制出来，这些演讲以雄辩而又壮观的方式例证了当时的人们是如何进行深思熟虑的，而这也就是历史学家一直力图重建的。当然，在书写20世纪的战争史时，我们无法通过重建人们的深思熟虑过程来进行——这些深思熟虑就发生在重大决定之前的大臣会议里，而即便我们掌握了1940年停战前大臣会议中决议的细节，即使我们同样知道英国大臣会议中的大量决议，我们也无法办到。同样的，我会对你们说，在做出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中，我们也只是差不多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当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情况中，深思熟虑会展现出更多的戏剧性力量，因为那些演说者们表达了他们的理由，他们为何支持或反对种种决定，而在理论上，是由人民议会来做出决定的；相反，杜鲁门决定使用原子弹的方式带有某种官僚性，没有诗意可言：其中当然有过分析，有一些论据支持或者反对，但是这件事接着就被呈现到他面前，而他则决定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出决定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假如在这类历史中，即外交史中，伯罗奔尼撒战争成为一种范例、一种模型，那么就得强调一下风格、方式上的差异：现代历史学寻求重建那些君主之间展开的深思熟虑。在古巴危机中能找到这样一个例子，而我们能够从细节上重建这种深思熟虑是如何发展的。

在国际关系中，对历史事件之重建进行分析，其目标如下：

1）我将努力说明，事实上，历史学家如何叙述或者重建国与国间的关系、如何建立起叙述所展开的那一领域；

2）我将追问，在外交史的情况中，客观性的要求意味着什么，假如这一客观性的要求令人满意的话；

3）我将追问，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科学是否对人们叙述外交史的方式做出了修改，国际关系科学是否使我们进入一个新世界——相对传统的外交思维或司法思维而言的一个新世界；

4）作为结论部分，我将展示微观事件和整体是如何衔接起来的，而这就是我的基本论题。

传统型的外交史首先是和那些政治实体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政治实体是有组织的、被设定好的。外交史便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历史，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便是那些国际关系专家所操控的关系：他们包括军事专家、外交专家、政府。

今天，我们倾向于把对象的本性搞得完整一些，或不如说更复杂一些，便区分出了三种关系，它们皆出自人们传统上所谓的国际关系。我把它们区分为国与国间的关系、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以及跨国关系。

国与国间的关系，就是国家之间所缔结的关系，是由国家所主导的，涉及那些有关武器限制、商业条约签订、进攻联盟或保卫联盟等谈判。国与国间的关系是所谓的国际关系整体中的传统核心。

在我看来，把国与国间的关系和国际关系区分开是很正当的，国际关系是那些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体与集体之间所缔结的关系：在法国人与德国人之间有相当紧密的往来——信函、电话还有货物买卖。某些美国作者还研究了各种往来方式——从信函的交换到货物的交换，还有书本的交换、学生的交换。这些国际关系首先在本质上不同于国与国间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并没有考虑到国家这一因素。当然，国与国间的关系也是以这些国际关系为条件的：只要有个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有时就由国家来决定是否把这些个人建立的关系降低到最少。然而，相反的情况也有可能，属于不同集体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会在这样那样的意义上对国与国间的关系施加影响。我们可以讨论这样的事实，国际关系——在我刚才所指出的这一意义上——的强度对国与国间的善意理解或和平共处是否是一项有利或必要的条件。

第三种关系类型是跨国关系。这种关系的缔结超越边境，取决于集体，却属于非严格政治实体的组织。我会用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些跨国关系之间的不同模态。

在很多个世纪里，天主教教会便是跨国关系的源头。尽管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候，教皇所在地自成一个独立国家，而今天梵蒂冈也还是如此，可事实上，教会之间的关系或者统一教会的信徒之间的关系，在严格意义上，既不是国与国间的关系，也不是国际关系：确定这些关系的那一集体脱离了国家实体。

第二个例子是今天很流行的东西，便是跨多国的公司。这一表达在意义上是不精确的，因为跨多国的公司是某些国家的公司，只是在全世界多数国家有分支机构：IBM便是这样一个组织，其母公司在美国，在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有大量分公司。所以，这是一个跨边境的组织，其决策中心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个国家实体框架内的，但是它既不能被视作一个国家，也不能被视作是私人。因此，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是一个集体，其组织本性便意味着它忽视国境线或者对于国家实体的依赖。在国家政府和这些跨多国的公司的分支机构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呢？在这个问题上有大量文献：说到底，这一关系类型不同于前面两个我提到过的类型。

第三个跨国关系的例子，便是共产国际，或者说，政治国际中所存在的关系。我们都知道20世纪的第二国际，它自认为是一个跨国组织，定期召开大会，把来自不同国家党派的代表们聚集在一起。经验证明，在1914年危机的时候，这种组织的跨国程度很低，它的超国家能力为零，它只是一个多国党派集会而已。而在第二国际的内部，一些思想、口号超越国境线而传播，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很自然，由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第三国际更加具有跨国性了，其决策中心在苏共——各国党派的自治程度是政治争论的对象，我不能把分析（和我这里所要证明的东西关系不大）推得更远。

经济关系同时包括国与国间的关系、国际关系以及跨国关系。实际上，经济关系的本质是超出国家的，取决于国与国间所签订的贸易条约：我们现在是在国与国间的范畴内；或者说，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是由国境两边的经济主体来决定这种关系的：这样我们便在国际关系内，而在IBM的例子中，我们又是在跨国关系内。

相对而言，传统的外交史忽略了国际现象和跨国现象。在我有关美国政治的书中，我试图把国与国间的研究和国际研究、跨国研究结合起来。传统的外交史之所以把国与国间的关系当作中心，是因为在社会现象的研究中，国与国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呈现出最为独特的性质。实际上，在各种社会现象中，国与国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唯一的性质：诉诸武力一直是，或者曾经是，合法正当的。独立政治统一体所构成的集合便意味着缺乏一个能够强加其选择的决策中心；甚或：在独立国家所组成的整体中，不存在正当暴力的垄断者。这一素来为人所知的特点，古典哲学家们称之为国家间的“本质状态”，你们可以在《利维坦》一书的开头看到一段经典而又悲剧性的描写，这在今天也仍然适用：至少我个人倾向于相信在今天仍然如此，然而美国作家们对此有质疑。并非事实本身难以否认，而是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国与国间的集合表现并不应该以这种传统特征为纲，而是应该以某种正常组织的交流系统为纲，只要没有爆炸或者故障——即所谓的战争，这一系统便能运作下去。这些作者们认为，当人们把重点放在诉诸战争的合法性、正当性上时，便会倾向于把国与国间的政治表现为一种强权政治。

我暂且不对这一辩论发表意见，我还会重新讲起的，而且还会讨论国与国间关系的不同理论。而现在，我只想从这一简略的分析中得出这样一种想法：国与国间的关系应该放在国际关系、跨国关系的总体背景中来看，特别是在我们这一时代，但我要补充一下，这经过适当修改以后便也适用于一切时代。当然，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并没有等价于复杂多国关系的东西，但在所有的时代里，国与国间的关系总是处于一个更加广阔的整体内部的，即处于个体、集体以及超越边境的国家所缔结的多种关系中。

对国与国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便一定牵涉到国家的界定，这应该是一些行动者或者一些政治实体，无论人们怎么称呼它们。这种建构可以说是在对象本身之前的，或者说是在文档里的，而我们从文档出发来重建行动者。在建构国与国间的世界时，我至少要区分两个步骤：第一是对于国与国博弈中的行动者内部结构的分析；第二是对于行动者所处的情境整体——外交情境——的分析。

一、建构国与国博弈中的行动者

显然，当我们叙述一段外交史的时候，我们都倾向于把一个国家表述为一个统一体，有时还把一个国家所做出的决定当作是一个个体所做出的决定。实际上，这一简单化的表述，正如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者常常使用的那样，便是理性行动者的表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谈论美国政治仿佛美国是一个统一体一般。很显然，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表述，而最近这些年以来，特别是在美国，人们对集体行动者进行分解，并分析了决策实际上是如何做出的；这样一来，就把“将国家化身为唯一的行动者”变成了努力确定个人——真正的人——的位置，人，通过其思想和讨论，是真正的最后做出的决定的源头。这类思想中最为有名的研究便是美国专家阿利森所做的，他围绕古巴危机写了一本名为《决策的本质——对于古巴导弹危机的解释》的书^[1]。阿利森说明了，假如人们在叙述古巴危机的时候把美国仅仅想象为临床的个人，面对苏联的挑衅用一种人的反应方式来做出反应，那么我们可能错过大量真正发生的事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误判集体行动者的行动方式所引起的风险和危难。实际上，他说明了，在我们所谓的君主，即做出终极决策的人以外，还有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人，这里至少有两类行动者：一方面是整体，安插在某一组织中的大量人员——教育组织、军事组织、总参谋部三巨头；另一方面是那些我们能称之为君主顾问的人，由肯尼迪组织起来专门为他出谋划策的专案组。然而在古巴危机中，还有一些集体行动者发挥功能的典型桥段。比如，在古巴装备上导弹的几周之前，中情局首脑就给出了建议，但是人们不相信这些建议，于是他去法国南部度假了，并且在好几周里，人们应该能得到的文件、应该传达的信息都没有到达总统办公室。另外，在危机的某一时刻，肯尼迪查问了在土耳其安装弹道导弹的事宜。他曾在几个月前命令撤出，但是当他查问此事时，这些发射器却还在土耳其；所以我们应该明白，君主下达命令也不足以使命令得到执行。此外，民事顾问还常常和军事顾问争论，而后者建议立刻轰炸古巴所置的弹道导弹。当时有过这么一场对话，肯尼迪总统问军人是否能向他保证完全无误地彻底轰炸摧毁这些导弹，而回答是可能性为80%，总统说，这个百分比还不够。

阿利森的这一分析，我在此仅仅告诉你们最粗略的一些元素，而在他的著作中，却对美国政治机器本身的结构做出了精确而严格的分析。但还必须补充一点，历史学家一直以来都知道的东西，政治学专家刚刚才发现，即一个国家从来不是一个个人，总是有大量个体参与才会产生一个决策。就说一个例子吧，所有那些叙述了1914年战争之源头的历史学家们都明白，在沙皇或者威廉二世的周围总是有大量意见不同的顾问，说到底，君主所做出的决策是顾问之间的冲突、对话和辩证的结果，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身边所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取决于君主本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当军队首领要来进行一场动员的时候，沙皇回答说，他同意动员，但只能是部分的动员。而俄罗斯总参谋部对沙皇解释说，只能有一个动员计划，那就是全面动员，于是沙皇想做的决定——部分动员——完全不可能。而我要说在德国方面也是如此——看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啊：德国也只做了一个作战计划，包括首先进攻法国，接着进攻俄国，这就迫使它编造出飞机轰炸纽伦堡的谎话，从而有权快速宣战；这一切之所以如此决定，都是因为俄国总参谋部和德国总参谋部的战争动员计划都排除了部分性的措施。一直以来这一教训已经被人反复讨论，我们可以想象这种错误会得到纠正。

把人格化的、理性的行动者替换为政治机制的复杂性，为了说明这一做法的重要性，我还要给你们简单概述一个例子，一个关于广岛和长崎的例子。假如你们抽象地思考，你们便会问，为什么杜鲁门总统命令轰炸广岛和长崎呢？而从实践上来看，当时的日本已然败了，军舰覆灭，船队失踪。我们现在到处可见的推理是这样的：之所以下决定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其唯一解释是，杜鲁门想要威慑苏联人，这些轰炸是用来诠释尚未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幕的，或者说是诠释冷战的第一幕的，而并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假如你们以抽象的风格来呈现事物，这也有一定的说服力。即便这样，假如人们追寻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便会想到杜鲁门是“无条件投降”这一提法的囚徒，而当时日本人还不准备无条件投降。最佳证据就是，在两颗原子弹爆炸以后，日本天皇更难迫使军人投降了。而且美军还告诉杜鲁门说，假如美国人试图在日本城市强行登陆——当时日本人还有几百万人的军队，那么伤亡会达到几十万人。于是，杜鲁门总统既被“无条件投降”这一提法所束缚，又听从了那些向他汇报的军人——军人们说，登陆会带来巨大伤亡，而在另一方面，用上两颗原子弹就能避免登陆，只要这两颗原子弹能让日本天皇战胜那些抵抗到底主义者——我们知道日本天皇是想要和平的。我要说的是，大家都知道日本天皇爱好和平，这是因为美国人成功破译了所有的日本密码，他们完全知道驻莫斯科的日本大使接到指令要去请求苏联居间调停、敦促美国签订和平条约——这是奇怪的举动。之所以说这是奇怪的举动，是因为在外交博弈中，苏联一方的利益是，战争不要立刻结束，这样才好从战胜日本上得到利益；因此日本希望从莫斯科一方获得和平调解实在是令人惊讶。有一次我在日本的时候，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一些日本的高层人士，他们的回答对理解当时那些大事件的发生非常有意义，他们的回答是，我没有想到在当时日本人是如何的与世隔绝，以至于他们无法对处境做出多多少少准确的判断，彼也不知，此也不知。

所以，假如你们想要说明所有这些事件，那么杜鲁门所做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看来便是自动的了。而事实是，要比较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下决定的方式和今天的官僚国家中下决定的方式，没有什么例子比这个更惊人：那些顾问们，在觐见杜鲁门总统、向他提出解决方案之前，当然在他们之间有过讨论，那么可以说，他们之间有过某种深思熟虑，这是古希腊城邦中在人民议会前所发表的演讲的复制。而不同之处在于，所有这些都是发生在官僚统治的后台，也没有什么风格或者修辞。实际上，当人们到达总统那里，人们向他呈现出一些问题的元素，呈现的方式本身就常常使得总统的决定是不可避免的；换言之，用亨利·基辛格喜欢的表达来说，“给出选项”常常是一种强迫君主做决定的方式。至少在使用原子弹的案例中确实如此。

古巴导弹危机案则不同：顾问们之间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一些人建议轰炸，另一些人则主张孤立，而民众一方大多数认为应该分步操作。于是肯尼迪总统必须在矛盾的建议中做出选择，在这一意义上他才是在行使君主的功能，这不是古希腊议会所代表的那种集体君主，而是个体君主的功能。

在我有关美国对外政治的叙述中，我有时谈到这种美国政治机器的运作，因为比起我们在美国和特定处境之间所能理性地建立起的关系来，这种运作更能解释很多决策；尤其是假如我们想要理解美国是如何介入越南战争的，在我看来最好的途径就是阅读五角大楼的文件。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决策是如何逐步做出的。假如我们抽象地提出问题，想要知道什么国家利益使得美国要派出一支60万人的远征部队去越南，我们是不会找到答案的；又或者，我们非得用伪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去寻求一个神秘的经济原因，这一原因便是在战争不成比例的成本和或然的利润之间的某种对等。然而假如我们走相反的路，分析检查事件发生的细节，谜团便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开。

我觉得这些看法具有一定的方法论价值。假如我们想要理解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就必须确定该从什么层次去理解，也就是说在什么水平上提问，是全体水平上还是微观水平上，这完全是一种艺术。实际上有很多种提问方式会让你找不到答案，或者仅仅找到一个荒唐的答案：假如人们抽象地问为什么美国人要去越南，那注定会胡乱回答，或者说他们去寻找越南周围无尽的石油资源，那些人所未知的资源；又或者会找到另一类型的答案：只要美国人输了一场战役，他们就会输一场战争，这一点奇异地成了“鹰派”的借口和伪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但是，假如我们从细节上去看每位相继上台的总统是如何做出决定的，就能轻松地从美国政治机器的运作中给整体找到一种可信性。

二、行动者与系统

在此我要开始讲建构的第二步。

系统一词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有一套普遍的系统论。这个词或者可以指通过某些政治实体之间形成的关系而多少指向现实的具体整体，或者可以指一种人们用以确定这些真实整体的智力建构。系统是现实中的还是一种智力工具，这一问题我先放在一边：我只是想说，任何历史学家，当他力图理解某个外交行动者的行为时，他就不仅得分析这个行动者的内在结构，而且还要分析行动者所处的政治地理整体。细节我就不谈了，我只想说，对于某一外交局势的分析或描述至少包括以下几点考虑：

1）在某个局势中，主要行动者或者人们所谓的大势力是哪些？

2）这些行动者所掌握的军事手段、经济手段是什么？他们的力量关系是什么？

3）这些政治实体之间永恒缔结的联盟，其本质是什么？有一些临时联盟，之所以结盟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正如苏联和英美力量联合起来对抗希特勒德国这一例子中的那样。还有很多联盟，看起来就算不是永恒的——政治世界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至少也很长久。在20世纪里，英美联盟就是一种差不多永恒的联盟，然而美苏联盟则是一种临时联盟。

4）必须研究不同国家在经济、政治问题上的制度与意识形态。

5）应该描述或者分析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模态与战斗关系模态，而这些模态同时取决于惯例与可供使用的军事手段。

在这些外交整体的不同特征中，我认为有两点具有本质性的意义：第一点是我所谓的武力分布图式，另一点我称之为外交整体的同质性或异质性特点。武力分布图式指的是物理的集中或者分散：当整体上的可用武力主要集中在两个国家时，便是两极制；当有多个武力行动者而它们之间的力量差不多的时候，我们便称之为多极整体。我们可以说，一直到1945年为止，传统欧洲体系便是多极体系，而自此以后的世界体系则是两极制的；这些是趋势，而这些趋势说明了整个外交史应该考虑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外交整体中的武力分布。

至于同质性与异质性的区分，这有关各个国家的立国原则是否接近，或者是否对立。18世纪时的系统，或者说整体，是同质性的；国王、君主在仪式上互相称为“我的兄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之间有一种团结感，或者至少每个君主都不会把另一位君主的附庸当作自己的潜在盟友。相反，当主要行动者之间在立国原则上根本不同时，系统就是异质性的了，因此在极端时期，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而挑起敌人附庸的热情，让他们反对他们的君主。简单一点，我们可以说在外交整体的内部有两种典型的理想处境：一种是神圣同盟，所有害怕革命的政府、君主的联盟，他们如此害怕革命以至于他们保证为对抗各自的革命者而互相提供支援；1815年以后，神圣同盟认为法国对西班牙的干涉是正当的，因为西班牙发生了革命。这是一种古老的做法，因为我们在埃及统治者那里就能看到，几千年以前便有一项条约，互相之间要交出对方的革命者。相反，在所谓的“冷战”处境中，情况相反：每个统治者支持对方的革命，把他们当作潜在盟友。

我们还可以加入两个特征，但意义不大：联盟的弹性程度或僵硬程度，这取决于外交领域中，一个国家对于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联合能力。我们还可以考虑系统中个体行动者的自由度，这里的系统一方面是外交整体，另一方面是内政体系。在此我认为，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那些负责对外政治的人可能有很大的行动自由，或相反，只有很少的行动自由。比如，斯大林可以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谴责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但也能只花上几星期就转变对外政治，和第三帝国联盟并庆祝两国革命的会合。这是一种制度类型，保证了对外政治的负责人相对于受统治者以及舆论而具有其行动自由，这在代议制或民主制类型的体制中是得不到认可的。

这些区分当然是基本的，并不试图带来任何新东西。在深层上，历史学家即使不用我所用的那些词语，也总是认可这一双重必要性：即分析政治实体内部所发生之事从而理解它们是如何对外反应的，以及建立起每个国家实体和外交整体之间的关系。如果要理解一个外交行为，便只有通过这种双重考虑来进行。实际上，只有同时说明了外交家们眼中所见的那个外交世界以及美国内政系统的运作方式，我们才能理解美国的对外政治。

我们同样还可以引入对于总的整体与次级整体之间的区分，或者总体系与次级体系之间的区分。一个系统，或者一个外交整体，在一个个其他系统中是由这样的事实来确立起来的：它相对外界而言代表某种自治性；而我们所谓的次级系统，指的是一些互相之间有规律性联系的政治实体，它们在总的整体中切割出一块相对自治的整体。比如，在当前的外交世界中，印度次大陆就构成了一个次级体系，同样的，在近东或者中东地区也有一个次级体系。很自然，这是有关相对自治性的问题，因为大势力显然还在，但是可能在这些次级系统中有局部行动者的自治博弈。直到1973年的战争为止，以色列一直独自在对阿拉伯国家作战，而并未有美国的直接干预，也没有在冲突期间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对于以色列的功能最多只是中和一下其他可能的大势力的介入。而在最近这场战争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以色列为了能继续行动，需要在敌对过程中保持军需供给。于是以色列便失去了一部分对外政治独立性，次级体系本身也就发生了变化，其自治性降低，而后果将会是最终达到某种和平。

1914年以前的巴尔干半岛也是一个例子，它是一个欧洲体系内部的次级体系，而一个次级体系以内的冲突常常把大势力牵扯进战争：实际上这就是1914年所发生的事情。

这两种分析——对于行动者的政治体系运作的分析与对于外交整体的分析——并未消除叙述的有用性或者必要性。我会通过两个例子来提出叙述本身所暗示的问题，这两个例子是1914年战争的起源和冷战的起源。我之所以选择这些例子，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对它们比较熟悉。当然了，我不会做出一段叙述，我只是假定你们都知道这些事实，并且认为假如有人对1914年战争的源头有兴趣，那么就应该并且必然会重构那段时间里的——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一直到大战爆发的那段时间里——事件系列、行动、话语、照会、事实。假设了这段叙述以后，我们便算是认可了叙述的必要性，我会提出有关责任的问题，从而尝试说清楚这样一个问题是如何提出的，并就这些责任问题给出一个针对其客观性与客观性之可能性的回答。

作为开始，首先应该尽可能清楚地提出这个客观性的问题，在这里，为了说清楚，我们需要区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1914年8月爆发了欧洲战争？假如这一问题涉及1914年战争的责任方或者战争爆发于1914年8月这一事实，那么很显然，责任应该从弗兰茨-斐迪南被刺杀和宣战之间的这段时间中寻找。在这里，我的意思是，不管当时的外交处境如何，没有人会在大公被刺杀之前想到全面战争的开始；所以，1914年战争的责任就在大公被刺杀和战争爆发两者之间的时期里。

尽管如此，寻找1914年8月战争爆发的责任不同于寻找20世纪第一个25年中一场欧洲战争的责任。换言之，我们可以认为，当时的欧洲处境如此严峻，即便战争没有在1914年8月爆发，也必然会在6个月后或一年后爆发，那么讨论战争的直接源头，或者说它在那个时候爆发的直接原因，便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暂时把这个直接源头问题的重要性放在一边；我只是想说必须把这两个问题区分开，否则就无法清晰地讨论1914年战争的起源了。在历史学家的言语活动中，常常使用“直接源头”和“远因”这些术语。我不喜欢这样的表达：“远因”什么意思也没表达出来嘛。我想说的是，人们所寻找的，要么是为什么战争在1914年8月爆发，要么是谁造成了这一处境——在这一处境中，只需一点点外交事端便能爆发一场全面战争。

第二点先决意见是，把“责任”一词的两层意义区分开是很重要的。“责任”可以意味着原因性的责任：我们可以说，进行了某些挑起某一事件或提高某一事件发生概率的人是有责任的；这样责任便和原因性等价。但是责任-原因并不必然就是有罪性。只有在两种假说中，原因性才等同于有罪性，我们又得区分这两种假说：假如行为被认为是非道德的，或者与惯例相反的，或者太过分的，那么原因性就是有罪性。比如，假如我们判定奥匈帝国致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是过分的，那么在这一情况中，就有因违反当时的外交惯例而构成的有罪性。原因性成了有罪性，这还有第二种意义——为什么在1914年战争的情况中，所有人都把责任-原因等同于责任-有罪性：这涉及在某些情况，事件本身似乎到达了灾难的地步，于是回过头来看引起了这一事件的一方就像罪犯一样。然而，对1914年战争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人们从来没有讨论过之前的战争的源头，因为那些战争在我们看来并不恐怖。相反，因为1914年战争变得恐怖，于是责任-原因就同时成了原因-有罪性——原因上的责任方似乎直接就成了可怕事件的源头。但是假如我们必须对抗自己的感情而从理性上来思考的话，那就必须说1914年8月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战争会成为一项罪行，没有人会把发动战争判定为犯罪，因为欧洲人，自从他们成为欧洲人开始，就没有停止过战争。换言之，因为战争本身的夸张，于是责任-有罪性就带有一种过高、过分的性质——这样一来，原因似乎就和事件本身的可怕性掺杂在一起了。这并不是说我想要开脱任何人或怪罪什么人：我只是想说，责任本身之所以带有可怕的性质，这只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战争事与愿违的后果，而这从历史上来看，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尽管当时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里，舆论还是相对爱好和平的，但事实是宣战以后的日子里，所有的人民，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都狂热地主战。历史事实是这样的：对战争焦虑而害怕的日子过去以后，所有的人都冲去屠杀，带有某种骄傲感、某种热情，这些感情禁不住战争的考验，但我们有必要考虑到，假如我们想尽可能冷静、客观地来对待责任这个老问题的话。

[1] 阿利森，《决策的本质——对于古巴导弹危机的解释》（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波士顿，Little Brown，1971年。在《帝制共和国》一书中，雷蒙·阿隆就这本著作写了一条很长的注，见该书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