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有罪性·意向

在上一堂课的结尾时，我已经开始向你们讲述1914年战争的原因，把它当作是一段外交叙述，或者一段国与国间的事件的叙述来讲。我的目标是要向你们非常简要地说明这类外交叙述到底是什么，接着告诉你们，当人们讨论责任问题的时候，争论无止无休，这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那些无尽的争论并非是出于主观性——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另有缘故，即微观事件叙述本身的内在不确定性。

我要提请你们注意，我已经就原因性责任和有罪性责任做出了区分，而我还要补充一下意向性责任。

那么叙述到底是什么呢？我会草草地谈几点看法，然后进入有关责任的讨论。

1914年战争的源头，我们可以定位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在1914年6月28日弗兰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和1914年8月4日德国对法国宣战之间。叙述1914年战争的源头便是追溯这段时间里在欧洲各个国家的首都——维也纳、柏林、圣彼得堡、伦敦和巴黎——所发生的事情——行动、讲话、照会、对话、旁注等。在阿利森的那本著作里，他同样仔细叙述了华盛顿方面在国务院官员、总参谋部以及肯尼迪成立的专案组之间的思虑、讨论，他也试图说明这些不同的争论是如何进行的。同样的，在国际关系科学出现以前，一段外交叙述试图一小时一小时地详细追溯这不同首都中所发生的事情，和平或战争的命运就维系于此。阿利森的叙述和有关1914年战争源头的叙述，两者间的区别是，阿利森知道华盛顿所发生的事情，但不知道莫斯科所发生的事情，很显然，他很想知道克里姆林宫的密室里在同样这段时间里做出了怎样的深思熟虑。

对不同的首都里所发生的事件、深思熟虑进行重建，这符合我多次提及的模型：每时每刻，人们尽可能重建行动者当时所见的局势；人们试图通过掌握的文档来追溯每个行动者所瞄准的目标，并且作为方法原则，假设这些皆是或多或少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每个行动者之所以使用某些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达到某些目标。在威廉二世的情况中，人们并不一定总是要执着于做一番“合理性化的”诠释，因为从他在收到的急电边上所做的注释来看，他时不时爆发出怒火、愤慨、莽撞，这说明这个德意志皇帝并不总是理性地做出反应，至少在语言上如此。

就这样，人们做了无数研究，研究当时那几个首都中所发生的事情，人们研究得很严格，带有一腔热情以及客观上的考虑，于是人们就无法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关责任的讨论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显然，这是因为观念本身的难懂、模棱两可。

第一点模棱两可在于，战争从一场局部冲突发展为了全面战争。局部冲突是由大公被刺杀一事而引起的，或者用更加精确的方式来说，是因为7月23日奥匈帝国发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引起的。在维也纳，肯定有一个党派要给塞尔维亚一点教训，一点野蛮的教训，因为塞尔维亚是南斯拉夫复国宣传的源头，而在奥匈帝国领导人的眼中，这种宣传就是在动摇奥匈两极帝国的存在本身。大公本人可算是支持自由主义的，所以对他的刺杀也同样是一个至今无法完全搞清楚的谜团。你们可能知道那天上午就有第一次刺杀，而下午，尽管也是好心，尽管也小心翼翼，但警察还是让大公和大公夫人又一次经过人山人海的街道，那里进行刺杀真是轻而易举，几乎是肯定的了；这不仅让人猜测——尽管永远无法证明，警察中的一些人并不太想阻止刺杀。但是这些只是猜测，是对基本问题无关轻重的猜测而已。

第一个真正基本的问题如下：奥匈帝国的领导人在发出最后通牒的时候，是否从意志上想要发动战争（意向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必须给予否定的回答；他们决心要教训一下塞尔维亚，可能并非要摧毁这个独立的国家，但是无论如何，至少要挑起一场持续一段时间的战争以减弱这个国家的实力。他们希望有一场全面战争吗？可能大多数奥匈帝国的领导人并不希望。他们知道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即发送最后通牒的时候，是冒着全面战争的危险的吗？肯定知道。换言之，我相信我们能诚实地说，奥匈帝国的领导人用那样的措辞来写最后通牒，他们一定事先就知道这样的最后通牒几乎是不可接受的，或者至少，最后通牒不被塞尔维亚全然接受的概率很大。所以，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发送这一最后通牒，于是只要在接收时想做出任何改变就意味着一种拒绝，而这就给了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借口：断绝与塞尔维亚的关系，并在三天以后轰炸贝尔格莱德。所以说他们决心要挑起一场局部冲突。他们是否知道这场局部冲突有挑起全面战争的危险？显然，他们是知道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局部冲突会发展为全面战争？在这里，我们不能绝对肯定。他们肯定知道从概率来看，这项对抗塞尔维亚的行动会使得俄罗斯介入，因此通过联盟的博弈，全面战争便会爆发。他们更希望避免全面战争而获得外交胜利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予以肯定的回答。他们是否知道没有全面战争，这一地区胜利就不可能办到呢？可能是的。不肯定的一点就在这里：他们如何从一场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局部冲突来判断冲突全面化的概率？

你们是否记得这些情况：大公在6月底被刺杀；在后来的几周里都没有什么公开的事件，但到了1914年7月15日发生了重要的事情，奥匈帝国的代表在那一天会见了德国代表，并从德国代表那里得到了正式承诺，如果塞尔维亚危机上升、扩大的话，德国人会支持到底。就这样，德国人答应全力支持奥匈帝国，至少在加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进行惩罚性征战一事上。问题又重新提出了：在柏林，谁是想打仗的人，而谁只是想要一次局部外交胜利？于是我们又一次碰到意向性的不确定问题。毫无疑问，在德国向奥匈帝国承诺全力支持的时候，德国便也承担了一部分全面战争的风险；德国领导人——贝特曼-霍尔维格、总参谋长、威廉二世——在同意为奥匈帝国提供无条件支持的时候就是在清醒地接受全面战争的风险。这样说来，接受全面战争的风险并不意味着主动、有意、深思熟虑地想要进行全面战争。而这恰恰是个问题：接受全面战争的风险，还是想要全面战争？一部分争论就是有关这个问题的。

假如我们考虑原因性责任这一问题，那么我会说主要的、最初的原因性责任首先落在贝希托尔德伯爵身上，他在当时的维也纳负责外交事务，同时还有奥匈帝国的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这两个人都完全清楚，他们为了达到攻击塞尔维亚的目的而冒着全面战争的危险。而德国领导人也同样得承担一部分责任。但这样一来，当我们想要精确衡量原因性责任的时候，总是有并将一直有一丝疑虑，因为衡量这一原因性责任便意味着是从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出发来衡量全面战争的概率。然而，回过头来从最后通牒出发来衡量全面战争的概率超出根据微观事件的顺序来进行客观研究所能做到的，这是客观研究永远也做不到的。那么我们怎么能证明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拒绝接受塞尔维亚相对克制的回复、轰炸贝尔格莱德这一系列事件就应该确定了全面战争呢？我在想，人们从这样一种判断中能够推出什么普遍命题，我想可以得出这样的命题：在欧洲这样的体系中，几大势力之一想要攻击某一小势力的完整性，而这一小势力处于某一大势力的保护中，那么后者的干预概率是很高的。换言之，奥匈帝国、塞尔维亚以及俄国的处境，使得俄国面对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进行惩罚性征战时出面干预的概率极高，而我还要补充一下：根据1914年时的结盟体系，俄国的干预又使得另一方的德国出面干预，这一可能性是很大的，于是，从这里开始，根据现存的结盟体系，战争就是全面战争了。但是，在我看来，比起大家今天都接受的东西，这些命题也无法给得更多：毫无疑问，奥匈帝国挑起危机的方式引发了一种风险，关于这种风险，历史学家有权把它评估为一种近乎确定的风险，或者相反，若历史学家更加宽容，则会认为因为其他国家的激烈反应而把一种简单的可能性转化为了现实。

这样一来，显然，从局部危机升级为全面战争，这意味着另一边的各个国家也接受了战争的或然性；假如俄国和法国放任奥匈帝国把它对塞尔维亚的行动进行到底，那么1914年就不会有全面战争，这一说法也完全正确。因此完全可以说哪一方的国家都不是吃素的，都不是老实人；一方是挑起危机的国家，而另一方则是几个国家联合起来不许前面那些国家得逞。所以，从其本身来看，这是在8天内把一场局部危机上升为全面战争，因此有些人会说，直接对全面战争具有责任的是那些拒绝把冲突限制在局部的人。这一命题，在总体上我认为是错的，却也带有部分的真理：假如俄国和法国允许奥匈帝国获得外交胜利而牺牲塞尔维亚的利益，那么就不会有1914年的全面战争了。实际上，这一命题在我看来是真的，但是它产生了这样的问题：1914年的外交世界是那样的，联盟体系是那样的，奥匈帝国和德国能不能打如意算盘，指望俄国人还有法国人对此事袖手旁观、毫不干涉呢？而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这样回答——大多数历史学家也会这样回答——奥匈帝国和德国都清楚，俄国和法国对奥匈帝国针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袖手旁观的概率很低很低。而且还很有可能的是，假如我们要寻找责任人——想要找一场全面战争的责任人，那么在维也纳和柏林一定能找到；很可能德国总参谋部就想在1914年打一场全面战争，但我们不能说贝特曼-霍尔维格、威廉二世也这么想。所以我们不能以简单的方式来说一边想打仗而另一边不想：全面战争的爆发是从一场局部危机开始的，在这场局部危机中，一方阵营想要获得胜利，而另一方不许，在很大程度上，判断取决于我们对在德国支持下的奥地利所想进行的行动是否正当、是否合法。所以，意向性问题总是带有模糊性，因为至少在德国与奥匈帝国的案例中，想要一场局部成功的意向是显然的，而对所有行动者而言，想要一场全面战争的意向则难以确定：我们在一些行动者身上可以看到某些可能性，但无法在所有人身上看到。

而关于俄国，能否说它因为接受了奥匈帝国的挑战而有罪呢？俄国，根据当时的外交惯例前往支援塞尔维亚，它是否以一种外交上显得过分的方式在行动呢？我很想说，根据1914年当时的外交情况，且不论那些我们能无尽地讨论下去的细节，俄国的干预是高概率事件，没有任何有罪性责任。而如果说有原因性责任的话，那就是当时的外交体系，在这个外交体系中，俄国无法放任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实现其目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引发了无穷的论战：在危机发生的最后几天里，27日与28日，柏林方面是否犹豫过？似乎在27日、28日左右有过一丝犹豫，一些人认为这是害怕全面战争，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因为同盟国所处的外交处境不利。实际上，从行动上来看，奥匈帝国和德国处处显示了他们的责任、有罪性以及原因性。实际上你们知道，在奥匈帝国发向塞尔维亚最后通牒的第二天，德国同时向巴黎、伦敦、圣彼得堡发了极其严厉的照会，说任何干预巴尔干危机的行动都将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因此有人说德国挑起了战争，而实际上，德国的这一预见很正确。另一方面，奥匈帝国拒绝了英国人的调解企图，而战争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爆发的：7月27日或28日，柏林方面的统治者感到，英国的干预概率很高，意大利也不会站到奥匈帝国一边，因为只有同盟国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和意大利之间的同盟才会成立、有效。我们也只能说这些，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一切至今仍有不确定之处。

我自己的判断是这样的，当然其中还有可商榷之处：假如只考虑6月28日到7月30日之间的事，那么我认为很难否认原因性责任在奥匈帝国-德国一边，而不是在协约国一方——这根本不牵扯到任何参与者的全面战争意向，或是必然的有罪性，因为奥匈帝国的领导认为他们这个两极君主国对塞尔维亚施加惩罚是必要的事情。

我们还可以来看看另一个例子，也是一系列挑战与回应引发了战争的例子：所谓的“六日战争”，1967年的一场战争，我会尽可能平静、公正地给你们讲一讲。

纳赛尔总统接连关闭亚喀巴湾，在西奈集结部队，并和约旦国王侯赛因达成军事协议。他完全知道，这每一步都会被以色列政府看作战争挑衅，因为以色列早就明确地宣布过这一点。我认为，人们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纳赛尔总统很清楚他所采取的步骤，这样做引起以色列军事反击的概率很高。从道德上来看，以色列人是对是错，这个问题我先放在一边。回到当时的外交博弈来看，奥匈帝国和德国挑衅协约国，而通过挑衅协约国，他们最终得到的是全面战争，同样的，纳赛尔总统的一系列挑衅得到了反击，以色列政府的预防性反击。这就是为什么各种争论持续不断，尽管我们想要在一方或另一方找到进行全面战争的决绝意志，但是在文档中看到的更多是我们对于这些集体行动者所没有料想到的犹豫、踌躇。在这一意义上，把作为一个统一体的集体行动者替换为一系列个体行动者，也使我们能纠正、微调当时那个时代的神话表象。

假如要知道哪些人民更和平，哪些人民更好斗，我们会无止境地讨论下去，只要我们无法客观衡量人民的脾性。在1914年，最为惊人的便是，在危机的开始，甚至在危机期间，大家看起来都是热爱和平的，但是一旦宣战，所有的战斗者便热血沸腾起来。最后，我们不能忘记从1914年7月27日或29日开始，原因，或主要的原因性责任，就在各国总参谋部：他们掌握着不容更改的计划，从7月27日开始，他们都提前担忧起来，担忧他们的对手会先发制人。你们都知道，德国的计划首先就是要攻击法国，然后攻击俄国，而总参谋部的一些负责人恨不得立刻形成战争条件，从而可以执行计划。俄国方面恰恰也是这样，俄国的动员比法国的动员多用了一两个星期。于是，各国总参谋部都不想落后。

从中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这些讨论无法得到确切的回答，因此这些讨论也完全容得下最严格的客观性或最大的公正性：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根本没有理由强迫自己断然地站在一边或另一边。我们可以用严格的逻辑语言来说，这些判断中有不确定性，而并非一种根本上的相对性。

为什么原因性责任永远无法摆脱不确定性？或者更一般的：在逻辑上，当我们出于微观事件水平上时，哪些手段能使我们得以建立一个事件的原因？

第一步得参照一条普遍规律，或者至少是一条普遍命题，我给你们讲了一个例子，而这个例子告诉你们一条这样的普遍命题在多大程度上排斥定言判断。实际上，奥匈帝国的领导们所能做出的判断——向塞尔维亚发送最后通牒以及轰炸贝尔格莱德是否必然会引起全面战争——是一种概率论的判断。他们表达了这一判断吗？是的。他们是否认为战争是可能的？当然。他们是否认为概率很高？可能吧。概率多大？他们无法提前知道，而我们回过头来也说不出。

建立原因性的第二步是我们今天在逻辑上所谓的非事实建构法，通过这一方法，我们假定事件——即我们要确定其原因性责任的事件——并未发生。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曾用过这一方法来建构铁路的发展，从而证明即便没有铁路美国的经济发展也会相同，然而这一方法很难用在我们所讨论的那些复杂事件上^[1]。当然，假如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奥匈帝国换一种方式处理塞尔维亚危机，1914年战争还会在那个时候爆发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假如俄国军队动员延缓24小时或者48小时，战争是否会同样打响？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确定回答了。换言之，反事实方法，当它用在一系列互相回应的行动上时，并不能比半直觉式的概率判断走得更远，因此在我看来，这种方法本身只适合于衡量一个事件是否有效果，而就算在这一情况中，它也无法给出太有说服力的结果。

还有第三种方法，美国人也应用过，但实际上，这不是一种好方法；这就是模拟法：我们重建某一时刻的全体局势，把一些变量独立出来，然后把它们放在电脑中，看看会出来什么结果。我想赫尔曼·卡恩正是这样来做1914年局势的研究的，而正如你们所想的那样，电脑给他的回答是，战争将会爆发。实际上，他根据我们对于1914年局势所掌握的认识来选择变量，而其实在1914年，一切都是按照战争爆发的样子来组织的——俄罗斯不肯接受奥匈帝国对于塞尔维亚的惩罚性征伐，于是俄罗斯军队动员；德国不肯接受俄罗斯的军队动员，于是德国军队动员；德国在向俄国开战的时候不可能不对法国开战——这根本不需要电脑：只需要重建这些有关局势的主要元素就能得出系列事件的近似结果，甚至简化为有限的步骤。

假如我们在电脑里置入所有那些未发生或尚在发生的局势来看看会产生什么结果，这会更有益处。总之，我们可以说，尝试在事后重建局势、从某些决定开始推演后事，这至少对锻炼思维有帮助，对思考未来的外交处境也有帮助。

在某种意义上，我所得到的结论是不合常理的，与通常人们的想法相反。实际上，我想，当我们叙述一段外交史的时候，或者当我们通过追溯那些行动者、追溯他们的思考方式来叙述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客观，即站在行动者的一边。而我要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我所要维护的不合常理的论点是，有关叙述事件或者重述行动者的决定时，逻辑上的客观性，也就是公正性，特别容易做到。相反，在心理上，很难不和行动者的一方站在一起。实际上，从逻辑上来讲，要达到客观性并无障碍，但是这种客观性很少达到，因为人们只有在寻找责任人，或者说有罪的人的时候，才会就责任提出问题，也就是说除了激励着历史学家的好奇心，没有什么会阻挡客观性。而历史学家，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一种预审法官的方式去探寻事件的责任；而以这种方式去探寻事件的责任，他便会站在一边或另一边，从而无法做出他本来完全可以做的事情，也就是从不同行动者的意向与利益去看待处境。相反，假如我们研究不同行动者的意向和利益，就没有问题：奥匈帝国认为有必要教训一下塞尔维亚；俄国决定——出于某些我们能够进一步探讨、商榷的理由——不容忍别人向塞尔维亚出手；而法国因为它和俄国的结盟关系，决定一旦俄国卷入巴尔干半岛的事务，它绝不袖手旁观——在这种外交博弈中，或者我们所谓的魔鬼博弈中，这一切都完全可以想到，都是完全正当的。假如你们依次站在不同的行动者一边，你们就能诚实地重建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而这一诚实的重建不会阻碍你们思考哪个行动者才是或多或少的原因性责任方。在这一情况中，我告诉了你们我自己会回答什么，并补充了一点，精确衡量责任取决于事后的概率计算，但这一计算始终是不确定的。

用同样的方式来分析人们所谓的冷战的责任，也是很容易的。我并不会讲很多，我只是点到即止，只是要让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了解一下我在自己有关美国对外政治一书中讨论修正主义的那一章的主要内容。

在我看来，以正确的方式提出冷战的责任问题比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问题更加困难，至少如果有人像我所做得那样，也就是说把时间限定在6月22日与7月28日之间。当然，一个历史学家若是认为1914年战争的直接源头是无关紧要的，这也完全正当；而一个历史学家若是认为当时只需一点火星就能引爆火药桶，他就会有兴趣知道为什么当时欧洲到处是火药桶，这也是完全正当的研究法。这里所涉及的是另一个问题，有关研究外交处境的源头的问题，而在这样一种处境中一个小事件就会挑起一场全面战争，而在这上面人们又会问原因性责任、意向性责任、有罪性责任的问题。实际上，人们可以针对原因提出同样类型的问题；我只是想说，假如人们考虑直接原因，就不会找到那些所谓的深层原因、经济原因——就其定义来说：当我们处于外交官行动的水平上时，我们无法找到这些同盟的源头可能是什么。

有关冷战，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模糊的问题，因为没有人知道如何精确定义今天所谓的“冷战”。在1914年的案例中，问题很简单，因为有宣战这一事件；而在冷战这一情况中，我按照惯例把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决裂称为“冷战”，极端紧张的时刻发生在1947年到1948年以及1953年——斯大林之死。

假如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冷战？我们便重新回到原因性责任、有罪性责任、意向性责任的问题上了。简而言之，我会告诉你们我那本书的核心部分：一开始，在英美人和苏联人之间为了对抗第三帝国而临时结盟，但是英美人对斯大林毫无感激之情，斯大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遵守了其和希特勒之间的协定，假如时局有利，斯大林可能很迟才进攻，最终他进入战争只是因为苏联被第三帝国攻击了。

第二个命题：苏联人对于帮助过苏联的英美人更没什么好感，因为英美人帮助苏联打第三帝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第三个命题：1943年在德黑兰，英美人承诺斯大林保留寇松线，同时他们还同意把波兰划归入东欧，把一部分属于第三帝国的领土并入波兰——这些领土本来就是波兰的，但在几个世纪里被德国化了。

第四个命题：对于德国占领区的划分也是在德黑兰决定的，而负责划分占领区界线的则是伦敦的大使委员会。

最后：三巨头在雅尔塔达成一致意见，宣布所有被解放的国家成立民主政府。

从此以后，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盟国之间决裂了呢？假设是一方或另一方引发了决裂，是否应该将这一决裂怪罪于这一方或另一方？我的回答是，在那些被解放的国家里，苏联领导人要求大家建立起苏联模式的政权。苏联人有权这么做吗？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根据斯大林对吉拉斯所说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新型战争，每个战胜国都引入了它自己的政权体系。这一政权是当时人民所希望的，还是苏联人强加的呢？显然不是人民所希望的。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相对强权政治传统，苏联人有本质性的罪过呢？这很难说。似乎苏联不是第一个扩张自己影响力的国家，而根据苏联人政权的本质，他们自认为有权要求东欧人民采用或多或少类似的体系。在这一意义上，他们在行使战胜国的权利。在冷战时代，英美人愤慨地抗议；而今天，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认为，苏联只是做了他们有权做的事，他们有权建筑一片安全地带，而这一安全地带则要求东欧搞苏联化，在深层上，英美人应该接受这一点而不是抗议东欧所发生的事情。在这点上，就我个人而言，不管我对某种政权怀有怎样的感情，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把目光落在不同的阵营上都不是什么难事：苏联就是那样的苏联，他们试图把自己的政权扩展到他们的军队所占领的国家里，这一点也不奇怪。那么美国是否因为抗议或者没有阻止此事而有罪呢？25年前，有人指责他们没有阻止此事；而今天，又有人指责他们抗议此事。他们是否能够阻止呢？很难说。不可能的概率很高，并非是指在实践上不可能，而是出于美国政权的本性，出于美国人民对于在战争期间遭遇了巨大损失的苏联人民的感情。

他们是否应该不抗议呢？在这里，我又要提出问题：他们能不能不抗议？在那些苏联占领的国家里，他们能不能任自己的朋友被人消灭呢？比如1945年，斯大林把波兰抵抗组织的领导人请来莫斯科，接着就把他们投入监狱，一关好几年，英美人绝不可能不表示任何惊奇与遗憾。换言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斯大林对东欧这样做；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人一边抗议一边听之任之；我们既可以指责他们容忍了，也可以指责他们抗议了，但是由于原因性责任成了一种有罪性责任，那就必须假定美国政府是有罪的，不管他们想要抗议还是想要阻止。但在我看来，难以想象美国人能够阻止苏联做想做的事，同样的，也难以想象当把视线转向东欧所发生的事情时有人会面带微笑。而且，我们可以说，根据这些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如果说苏联强加给邻国一种苏联模式的制度，那么美国人有时候也通过一些不同的手段努力给予那些制度接近的近邻国家以好处；我们可以说东欧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而加勒比海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从此开始，我们在两大强国、两种行为方式之间建立了某种平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用不同的观点来看问题，看出来的东西没有差异。人们完全有权倾向于一种制度，而不是另一种制度，并且据此道出不同于我所勾勒的历史，假如宽容点的话，可以把它当作一部所谓现实主义的历史，而假如不宽容的话，则是犬儒主义，也就是说一部历史接受各国根据自己的传统或惯例来行事，也能相继从各个利益方来进行观察。因此可以总结说，我们能够不选择站在任何人一边来叙述历史。事实上，我并没有说不应该站在一边或另一边，因为一段根据感情中立原则叙述出来的历史——我正在描述的历史——很可能是一段枯燥无味的历史，而叙述历史的趣味所在，可能就是站在某一边。最佳证明就是那些研究古代的历史学家，当他们叙述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时，很难不站在某一边，即使今天也是如此，而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也是如此。这可能会使我们认为，尽管历史作为一种回溯性的政治，可能不偏袒任何一方、理解所有的行动者、理解他们的思考方式、理解他们的思想体系、理解所有行动者的价值观、不站在任何一方，但是只要历史学家在历史中探究着什么，他们所实践的历史就并非总是客观的。

在进入下一个论题之前，我还要谈谈最后一点想法：这种外交史，旨在重建事件序列、不同行动者的思想与行为，这是距离所谓的科学最遥远的一种叙事史形式。确实，在所有的自然科学中，都有几章是历史性的；实际上，我们可以说物种史是一种重建，人们根据化石、根据地球上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生物来试图重建物种的历史，并确定产生这一物种史的机制（目前，生物学家掌握了两种解释这段历史的机制：变异与选择）。无论如何，在物种史和有关行动中的政治叙述这两者间，在我看来有重大差异，可能是本质性的差异：在地球史或物种史中，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要参考行动者的意识、行动者的意向性。换言之，只有人才有微观史、才有细节的历史；自然的微观史几乎不可能，就算有也几乎没什么有趣的。

在我所处的水平上，即行动者与事件的水平上，我认为难以抽象掉个体的意向性而重建一种全体性的历史，当人们叙述战争史或者战役史的时候，所有能做的，便是试图追溯某一冒险经历的大致脉络。我所说的是最为有限的微观历史——1914年战争开始前的几周——但是我们肯定可以重建一段相对更长的历史，比如拿破仑的冒险，甚或法国大革命与第一帝国的战争，等等；在这一情况下，除了事件发生的大致线条以外，别无其他。当我们叙述这些事件所发生的大致线条时，我们所关注的既不是体系，也不是发展演进的必然性，并且可以采用反事实方法。实际上，我们总是可以用这样的问题来自娱自乐：“假如……会发生什么？”

这种推理的另两个例子，我将留给你们思索，这种推理关键就是问：“假如……会发生什么？”第一个例子是《滑铁卢的胜利》，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这是罗贝尔·阿隆所写的一本著作的标题^[2]。显然，想象一下假如拿破仑在滑铁卢赢得了胜利会发生什么事，这会很有趣，这让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某些条件下，我们能否设想拿破仑在法国范围内继续掌权？不清除篡位者便解决革命危机？没有人能肯定地做出回答。我的回答是，想象——这很容易做到——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赢得胜利，那么只需假设布吕歇尔没有听从格内森瑙的建议，把军队撤到了那慕尔，让格鲁希侯爵去迎接炮火；只需改变两个人的决定，假设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聪明，而这并不牵涉到人的普遍命运。尽管这样，拿破仑在离开厄尔巴岛之后，即使取得胜利，长期被君主集团接受的概率也很低。如果我们假设他并不为君主整体所接受，那么我们便会看到事件性历史的决定论到底是什么：它意味着，在一个给定的处境中，某一结局的概率极高，我们所谓的历史主线就是某种必然性概率的连续时刻。从西班牙战争开始，拿破仑的历险就开始走出那种胜利的概率了，而从攻打俄国开始，我觉得失败的概率就相当高了：假设法国就是那样的法国，技术手段就是那样的技术手段，那么法国统治全欧洲的意愿，在我看来，实际上实现的概率非常低。我对此十分肯定，正如事件就那样发生一般，因此也没什么人说我说得对或者我说得不对。但是，假设我说得对，那就说明了当人们在思索事件的时候，概率决定论的本质进入了博弈。

第二种反事实假设则有趣得多，但是并没有答案：这就是1914年德国在马恩河上的胜利。实际上差一点就是如此了。所以根据处境的总体情况来看，极有可能德国军队以几乎决定性的方式一战击败法国军队，那时人人都能想象德军在马恩河的胜利会产生什么后果，并关注这一事件性的历史会产生什么意义。这类历史的目的、意义、有趣之处，便是通过那些没有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来思考，尽管大多数历史学家还有我们大家总是倾向于相信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皆是宿命的，而未来却是未定的。但过去其实就是那些行动者的未来；只有在一种意义上，即过去不能被改变的情况下，过去才是宿命的。而在它变为现实之前，它便不是宿命的：请你们意识到已经发生了的过去和还未到来的未来，它们之间是根本同质的，我所草草概述的这一事件性历史的本质功能可能就是这样的，而下周我将走得更远，寻求国际关系理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令叙述具有一种它尚未有过的科学性。

[1] 此处指的是福格尔，《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有关计量经济学史的论文》（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Press，1964年。

[2] 罗贝尔·阿隆，《滑铁卢的胜利》（La Victoire à Waterloo），巴黎，Albin Michel，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