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到科学

上星期，我从大公被刺杀开始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性或者责任性，如果你们感到失望，这样很正常。实际上，对于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进行研究，在今天便带有一种讽刺、悲剧的色彩，因为当我们简化了叙述，那就可以说整个欧洲之所以卷入战争，都是因为奥匈帝国想要和塞尔维亚算账，因为俄国不愿对塞尔维亚不理不睬，因为德国不愿对奥匈帝国不理不睬，并且最终，法国也不愿对俄国置之不理。这些意向或者决定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正常的。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那些做出决定的人，在我们看来，可能既不比我们更好，也不比我们更坏；这些行动者遵守着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的种种规则，或明或暗。他们可能对于自己行动的后果判断有误，但是，从这些决定——这些看上去并不可怕的、并不病态的决定——发展出了一系列可怕而病态的后果。因此，人们不可避免地对于这种关于叙述的诠释感到不满意，人们试着想找到某种更像是科学解释的东西。在我看来，要超越这种关于事件的叙事性诠释，人们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路——至少目前我不会走——是那些探寻事情何以发展到这一步的历史学家们所走的道路；为何行动者接受其行动的后续发展——有些是可预见的，如何接受的？

第二条路则是就美国25年来的国际关系之科学目的性做一番研究，这是本课还有下节课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我想向你们呈现某种关于理论的理论，或者某种国际关系科学理论的类型学，甚或某种关于研究途径、研究方法的理论。我要提前请求你们原谅，因为为了展开研究，我不得不常常提到我所知道的那些作者，可能你们对他们并非都熟悉；我会尽可能在提到他们的时候说明清楚，但有时候，如果你们不了解我提到的那些作者，你们就会因为其内在的晦涩而感到困难，至少会难以明白具体在谈什么问题。

这一类型学是我从三种东西的区分上得到的：

1）在有关科学目的性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区分出带有量化倾向的经验社会学方法与模型法。这就相当于你们在政治经济学中可以看到的，一边是经验研究，比如有关国民生产或经济发展的研究，而另一边是模型法，比如有关纯粹状态下的市场模型——瓦尔拉斯模型——或者有关垄断、卖主控制市场的模型。

2）我们可以或者分析行动者，或者分析行动者所处的危机处境，或者最终分析人们所谓的系统——不同的行动者在相互关系中所构成的系统。

3）第三种用于理论类型学的区分可能是最为重要的，这是在国与国间、国际与跨国之间所做出的区分。实际上，可以把国与国间的关系作为出发点，其模型就是照会或外交官、外交部长之间在各自特定的角色中的对话，甚或是军队之间的交火。另一方面，两个国家社会之间的通信、电话或者货物往来则代表国际关系，而非国与国间的关系，即使这些社会与社会间的关系密度和国与国间的关系密度之间大有关系，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我会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即国际关系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了国与国间的关系。

我要用来重建理论体系的基本区分是国与国、国际、跨国这三者间的区分。实际上，我想我们可以把大多数理论，或者人们所谓的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要么整理在“国与国”范畴中，要么归入“国际”范畴中，而在这每一种理论中，我们都能找到经验社会学的方法，或者模型的方法，或者是有关行动者的行为、危机或体系的研究。我在此就根据这些区分把黑板一分为三。

一

我从国与国间的关系开始。作为讨论国与国间的关系的出发点，我要讲一件人们所谓的危机。1914年的危机，是由大公被刺杀开始的，或者像人们所愿意说的那样，是由奥匈帝国给塞尔维亚发送最后通牒开始的。我们可以说，在几个行动者之间有危机，因为有一位行动者想要达到目标，而另一行动者认为该目标和他们自身的目标不能相容。而我说：“让另一个行动者认为这和他自身的目标不相容吧”，这样便保留了一种可能性——行动者会搞错自己的真正利益，或者那些历史学家在事后认为并没有理由在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目标上焦头烂额。在同盟者之间也会有危机——这就是昨天华盛顿所发生的事情，基辛格先生为了研究某些问题而在高级官员们之间组织召开了一场历时不短的会议，而法国官员若贝尔拒绝响应这一要求，因为他认为这和他所定义的国家利益不相容。盟友间的危机有一点令人满意，就是这些危机不会引起武力风险，一切常常仿佛在一杯水中掀起的小风暴一样。相反，假如是敌人之间出现危机，不同行动者所针对的不同目标之间的不相容则有武力风险。在一个给定的政治体系或者国与国间的体系中，武力从一场次级危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扩张，这种可能性正是因为存在着联盟。然而大多数国与国间体系的本质，就是同时有许多行动者，而在这些行动者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长期结盟关系：国际大危机并不直接与主要行动者相关，但是通过联盟的博弈，国际大危机便把可能的刺激行动者间的意志对立、利益对立转化为了主要行动者间的冲突。

对于这样的危机，有哪些可能的研究类型呢？

A） 经验社会学研究

第一种研究类型是这样的：运用于危机或者危机间比较的经验社会学研究。在这一情况中，这是一种关于行动者间的交流的研究，就像人们在社会学实践中常常做的那样，或者像是一种刺激和回应之间关系的研究。刺激是一种输入，它决定了行动者B的回应，而行动者B的回应又回过来决定了行动者A的第二次行动；因此在危机的主要行动者之间就有信息交换，而我们可以从经验上来研究一场特殊的危机是怎样发展的。事实上，某些关于1914年危机的经验社会学研究就是这样的类型：仔细分析从发送最后通牒给塞尔维亚一直到宣战之间的每一天里行动者间的信息交换内容，努力衡量这些信息的进攻性，而这一进攻性由中立者根据信息内容分析来衡量，接着把这一信息和信息接收方的感知拿来进行比较。这样一类研究是一种经验社会学的研究，它被用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上，这一特殊关系介入个体行动者之间，而这些个体行动者代表着政治实体，它们的行动会牵制这些政治实体本身的运动。这类经验研究常常会超出一场特殊危机的范围，并走向危机间的比较。然而有一项特别出色的经验社会学研究，和我所说的模型法有接近之处；这是阿利森针对1962年10月到12月间的导弹危机进行的经验研究。这一研究不仅分析了互相交换的信息，而且还包括美国这一集体实体内部的行动者的不同举动。

对1914年危机和导弹危机进行比较，使得美国作者们就以下这一问题得出不少关键性的概念：即哪些是推动一场国际危机的战事发展或非战事发展的条件。在我看来有三点很重要：信息、取舍或选择以及时间。

在1914年危机中发生了什么？大多数行动者并没有所谓的选择，每个行动者在对另一方的行动做出反应的时候都被预先钉死了，都被总参谋部预先制订的僵硬计划限制死了。俄国各朝各代的沙皇都不能发动部分动员，威廉二世皇帝不能在对法国宣战之前等上几天。实际上，对于这些预见了的事情，什么都不能改变，因为总参谋部的计划只设想了一种选择，只设想了一种战争，这就是从法国开始的战争，于是就只能尽快开战，因为军人们所设想的胜利条件，就是在俄国对德国领土做出相当大的破坏之前，首先有时间对法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中可以发现，今天若要和平地、非暴力地解决危机，就要有三项必要条件，一方面在政治实体内部要有尽可能多的信息流通，因此敌对双方和一个实体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都要多交流，另一方面，在危机处境中，决策者或君主不能华山一条路，只做唯一一个决定，面对某一处境的时候，建议者们总是要告诉他可以选择A或者B。换言之，在危机中，保持选择的自由，这并不是避免战争爆发的保障，但却是一个避免事与愿违的战争的机会。最后，第三点，不应该被迫做出过于草率的决定。1914年危机和导弹危机之间的巨大差别就是，导弹危机持续了两个星期，肯尼迪总统有时间等待，而1914年危机是在一周内发生的，因为在战争爆发前的两三天里，两边的总参谋部——特别是俄国和德国——都不愿落后。还要补充一点，除了刚才提到的几个元素——信息、选择、时间——以外，1914年危机和导弹危机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1914年，行动者们并不知道世界大战意味着什么，而在1962年10月，装备了原子弹的国家完全知道什么是世界大战。事实上，在这类比较研究中总是有一种天真，人们能找到一套使用不同变量的理论，但这些变量是次要的，人们往往会忘记最主要的差异——这主要的差异大得令我们的双眼捕捉不到，这就是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还是在传统领域中思考，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人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

无论如何，对于危机进行研究，就是把国际关系表现为一个交流或交易的整体，甚或是互动的整体。国与国间的政治在根本上成了交流和谈判，不仅仅是在集体行动者之间——他们在思想上统一起来并转化为一个等同于个体行动者的东西，而且还有一系列双重的谈判与沟通：在个体之间、集团之间甚或组成我们所谓的国家机器的行政部门之间，还有在集体行动者之间。换言之，我们最终把一种国与国间的生活表现为一系列无止境的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的沟通谈判。

在我看来，这第一种研究比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更加系统、更加精致。从实践上来看，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危机时，也达到了某种类似的东西：只是今天我们对于这类研究——有关集体行动者互相做出决定或者有关君主在一系列行政部门和顾问人员的磋商之后做出决定的研究——做得更加严谨、更加系统化、更加概念化。

B） 模型建构

在比经验社会学研究更加抽象的水平上，这一集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可以成为模型对象，也就是说，关于一个国家内以及各种集体行动者之间的谈判沟通所做的具体的、描述性的分析，可以替换为抽象模型的建构。在我看来，在分析集体行动者间的交流上，有两位美国作者是这类模型研究最有特色的代表：他们是赫尔曼·卡恩和托马斯·谢林。确实，他们两人都特别研究了核武器下的国与国间的关系，而他们研究中的一大部分有关核威胁的威慑，但事实上，他们对于行动者间关系的模型分析并不一定和核武器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我想说，这里所涉及的是对立的行动者间的抽象处境模型，是人类行为学模型，在这一意义上，这些是不太明显地说明了某些行为标准的模型。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大多数美国学者关于危机的研究都或明或暗地假设，危机中的国家不愿意走向战争。在核时代，这是一个可信的假设，特别是涉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的危机时；但是在有关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时，这就不是一个能够成立的假设了，而有关1939年希特勒和他的对手间的处境，这一假设也显然不为真。但是，从传统上来看，美国人一直倾向于相信，战争起源于误解或者意外，并假设没有人想要打仗。因此，我所提及的这些人类行为学的研究都是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的：没有人想引出战争——在有关核势力之间的对抗时，这一假设是有效的，但是它并非普遍有效。即使在今天，在某些处境中，一些次级行动者也会使用军事手段来达到某些目的。

有关赫尔曼·卡恩的抽象思想，我们可以说他的模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回应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本身并不可信的威胁，如何保障其可信性？这是一个他通过模型法而得出的问题，而并非通过具体的研究途径。我在别的地方也写过：“并没有总体的或者抽象的威慑，必须了解我们能威慑谁，要求什么，在什么形势下、用什么手段来威胁。^[1]”赫尔曼·卡恩在他题目为《论升级》的书中，明确说他并不提出我所提的那些问题，即历史学上或社会学上的具体问题，相反，他要提出抽象的问题，即可能构筑的威慑模型有哪些^[2]。

在这种威慑模型的构建中，他把我之前对你们讲过的想法推进得更远：选择多样化的必要性。他想象出了一个包括44个级别的阶梯，从面对挑衅时的最无动于衷的反应到最为激烈的反应。他当然解释了这是一个抽象的建构，显然不一定绝对有44级而不是24级，这不是绝对的事情，但这是一桩智力上的练习，以此来帮助那些政治家预防1914年危机所挑起的那种危险，即精神上受到唯一一种回应的束缚所带来的危险。当极端回应意味着核战的时候，政治家实际上在面对危机处境的时候，必须时刻记着，在世界末日与投降之间，有许多种可能的选择。这是国际关系的专业教授成功教给政治家们的想法之一，今天它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人们在美国大学中就能学到。另一方面，赫尔曼·卡恩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在用非军事手段和军事手段回应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在这里，他说明了，在国与国间的关系和国内商讨之间存在着一种沟通、一种连续性。说到底，工会组织与爱国团体之间的谈判，若贝尔和基辛格之间的谈判，还有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谈判，这些谈判之间都有共同的模型；无论出场的行动者的本质如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无论博弈的本质是什么，都有一些普遍有效的谈判模式。比如，有一种谈判方法，相当危险，可能同时烧了自己的船只和背后的桥：假如人们想要保证让另一方做出让步，有一种手段就是对他说，我们不谈了，除非这一最低要求得到满足。比如，以色列政府就在某种程度上烧了自己的船只，因为它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和叙利亚谈判之前，除非拿到以色列战俘的名单，否则就不谈了；在某些情况下，这一谈判法是有效果的，但是显然这很危险，会阻碍谈判，并使人不可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谢林也贡献了一些想法，在我看来，他对谈判关系研究的主要贡献是这样的：

1）他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样一件事：集体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正是冲突与合作的混合物。他向所有的人说明了这样的想法：在同盟之间的关系中，也有冲突元素，这你们都很清楚，但是在敌人之间也有合作元素。对于伟大的克劳塞维茨战略传统而言，这一想法毫不奇怪：它正说明了物极必反，但是谢林对于这一合作与冲突相混合的想法做出了更精确的表达。国与国间的关系很少是零和博弈，即很少是一方的利益自动并完全等同于另一方的损失这样的博弈，其中永远有合作与冲突的混合关系。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合作是渐渐在它们认同其混合的对立本质上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面对核战风险时，在敌人之间，至少在反对战争这点上，大家能达成同盟，这点简单的思想公众花了很久才理解，但是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了这类抽象研究如何使得历史现实更能让人理解。

2）假如在敌人之间有合作元素，那么在根本上，敌人是有能力理解对方的。这就有了一种敌人之间的隐蔽沟通理论。这种敌人之间的沟通，今天有了其正式形式，这就是不同首都和莫斯科之间的红色电话或各种颜色的电话，但是红色电话不是永远存在的，沟通的可能性也并非一直都有。然而，我们可以说，在危机期间，敌对双方的消息必须要心领神会——危机的非暴力解决方案的关键问题，就要靠心领神会地理解拒绝战争的信息。比如，美国在导弹危机中想把这样的信息传达给苏联：他们把古巴装置弹道导弹一事看得很重，他们坚决要求撤除。为了使这一信息具有可信度，美国方面便大力集结部队，召集必要的船只、战士准备最终登陆古巴。在莫斯科那群人的眼中，这一军队集合的意思应该就是美国的决绝意志必须引起重视。所以，假如人们想避免因误解而引起的战争，关键问题就是敌对双方应该找到起码的共同基础来交流，从而使他们之间的语言信息、非语言信息能够准确地被对方阵营诠释。当然，这中间始终需要假设行动者们不想走到危机的极端，或者说希望事情得到非武力的解决方式。

3）在我看来，在谢林的分析中，第三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是他在威慑（deterrence）与胁迫（compellence）之间所做出的区分：一种是吓唬吓唬，另一种是非服不可；在一种情况下，一方恫吓另一方，要另一方做某事，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一方试图让对方就范^[3]。假如我有更多的时间，我就会向你们说明，这是在通信时代，对于军事上防与攻之分的翻版：威慑是在对方想改变现状的时候，通过威胁对方而保持现状，而制服或胁迫则是通过威胁来强迫对方收回某一行动或更改某一行动。经验似乎证明，威慑比胁迫更为成功，这便延续了防比攻具有更大的内在力量的版本，并把我们带回到克劳塞维茨的论点上。所有这些美国理论家的模型都具有一种根本的模糊性或者说根本的困难之处：他们运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概念。实际上，这些作者为了建构他们的模型而假设所有的集体行动者都是合理性的；然而在国与国间的关系中，合理性这一概念至少有两层意思，因此有某种模糊性：

1）合理性行动最起码的意义：一种经过思考的行动，行动者尽可能从容地考虑过这样做或那样做的利弊。

2）第二种意义复杂得多：当人们把目的和手段这两者区分开的时候，所谓的合乎理性指的是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中，假如仅仅把合乎理性定义为手段符合目的，那么胁迫就难以产生后果，因为人们不知道行动者赋予其目的的价值。我们就来看看越南战争这个例子吧：北越想要支持南越，帮助南越夺取西贡政权（有关这是自发的还是北越挑动的叛乱问题，我先放在一边，在此对于这一历史事实问题我并无兴趣）。美国人对北越进行轰炸，其功能正是胁迫——用谢林的话来说。这是要通过惩罚或者轰炸来胁迫或者制服北越，从而让北越放弃支持南越的叛乱。对北越而言，放弃自己的行动是否合乎理性？他们对于自己的目标所赋予的价值，以及他们所受到的惩罚，一切取决于这两者间的关系。从这里开始，要说一方继续下去是合乎理性的，而放弃是不合理的，这就要假设一种关于价值——行动者对自己的目标所赋予的价值——的判断，这一判断从定义上而言便脱离了合理性的范围，因为目的的合理并不能决定目的的内在价值。

换言之，只要手段和目的之间有区分，合理就只能用于与目标相符的手段，而不能用在行动者为达到目的而能够接受的代价上。因为，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是否接受某一代价，取决于人们是否认为某个目的具有相当的价值。然而，在这类模型中，总是有一种混淆两种合理性的倾向：即局限于衡量手段是否符合目的的合理性与对于目的合理性的判断。但是，只有当人同时选择手段与目的或者根据手段来选择目的，才能确定目的的合理性。实际上，假如人们身处经济世界，假如人们决定要么使利润最大化，要么使成本最小化，他们就同时在衡量手段与目的，因为在这里目的决定手段。在这一情况下，这类合理性并没有预设这样的不确定性：即某种脱离了手段的目的，它的内在价值的不确定性。

为什么要强调这种合理性概念的模糊性，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在卡恩模型和谢林模型中的地位？这是因为谢林在他题为《武器与影响》的书中似乎暗示着，对于北越进行轰炸应该会导致北越的放弃。这就是错误使用一个抽象图式的典型例子，因为即使这一图式能使我们对现实进行思考，它也不能在一个具体的案例中取代对于局势和行动者的具体认识。正如我曾说过的，假如有人想要驾驭越南战争，那么了解越南人比读这本书重要多了。专家们对于这些抽象模型的解读可能在智力上十分兴奋愉悦，这对培养先知精神也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回到我最喜欢的作者上来，我又要说，我们从来不能从抽象模型中得到具体处境所定义的规则。具体处境从来不会完全符合模型所预见的处境，因此，这些抽象模型虽然一度相当时髦，但今天信的人就不多了，因为使用模型所得到的结果大家都知道。

C） 博弈论

当我们达到更高的抽象水平时，我们就接近博弈论模型了。当然，我并不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向你们解释博弈论是什么；我假定你们都是知道博弈论的。自从诺依曼和摩根斯顿的那本著作出版以来，我们都知道，在某些形势中，或者说在某些定义好的抽象模型中，面对非确定性时总是有一种关于合理决定的数学计算，而这一非确定性并非由自然的偶然性所产生，而是由对立行动者的或然合理的决定所产生^[4]。

布莱克特，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指责那些研究国际关系的美国理论家参考博弈论^[5]。事实上，假如在国与国间关系的模型研究和博弈论之间有什么模糊的关系的话，那也不过是一些类比，因为在国与国关系的现实中，理性决定的严格计算的必要条件并不存在。从来就没有被分开的部分，人们也从来不能确定地认清博弈的不同结果的回报，因此，在博弈论所考虑的冲突处境，和战略家所面对的冲突处境之间，从来就没有一种方法论上的类比。而事实上，博弈论激发了很多专业的、业余的战略家清楚地去思考过去的那些战略家们一直在做的是什么，并在某个特定的处境中反思对手对于一种行动会有哪些可能的回应，同时考虑对于对手回应的可能回应，等等。实际上，一个伟大的国际跳棋玩家或国际象棋玩家能够提前预计到好多步，他知道对于一系列自己决定的走步对方会有怎样的回应，而对于对方的回应自己又有哪些可能的选择。

事实上，有两种模型，它们在本质上和博弈论不同，但是多多少少有联系，它们在国与国关系的抽象模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两种模型，我给你们简要地讲一下：尽管它们也有可怕的一面，但仍然能在这严肃的课上松弛一下气氛。一种是人们所谓的“傻×博弈”，另一种是“囚徒两难困境”^[6]。这两个模型都很有名，但是我并不肯定大家是否都知道，因为就在两天前，我的一位学院的同事来问我什么是囚徒的两难困境——尽管他已经是一个职业经济学家了。

傻×博弈是这样的（弗朗索瓦·萨冈常常玩这个）：两辆汽车面对面冲刺，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开向对方，问题是要知道谁会刹车、在什么时候刹车。假如一辆车比另一辆车先刹车，那么另一辆车的车手就能叫对手一声“傻×”，也就是说先刹车的人跌了面子，不刹车或者后刹车的人风光了一回。假如两个人都不刹车，那么两个人就都毁灭了。这有点像1914年战争的开始：奥匈帝国说它不刹车，而俄国说它也不刹车；实际上，双方都没有刹车，于是双方都毁灭了。

对这一博弈进行反思是有用的，它可以告诉我们，在面对先刹车而引起的丢面子和一起毁灭时，必须要想一想——特别是国家必须要想一想——两者间的不成比例：先刹车而丢面子，以及不刹车而失去一切。似乎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发送最后通牒的时候就玩了一下傻×博弈。实际上他也确实在玩，也就是说他试图让人相信他是不会刹车的。然而他刹车了，而其他人没有相信他不会刹车，于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事情和平地解决了。在国与国间的博弈中，所有的行动者确实都在时不时地玩这个阴暗的博弈。在工会与老板的谈判中，这个博弈又有了具体而多种多样的翻版：只不过当人们不刹车的时候，有一场罢工，没有人会死——只是带来不便罢了。

至于囚徒博弈，这就更加有趣、更富哲学性、更加美国式了。囚徒的两难困境是这样的：假设在一所美式监狱中有两个嫌疑犯；预审法官、检察官知道他们是有罪的，但是对他们的罪行没有绝对的证据；我们假设囚徒无法互相沟通，每个人都在单独的囚室中，他们会做什么呢？第一种假设：假如他们两个人都保持沉默，假如没有一个人认罪，那么他们最多只承担很小的惩罚，仅以持有武器或者预审法官及法官所能找到的其他任何动机为由，因为法官抓住的是公认有罪的罪犯（你们知道在美国，人们在惩罚某个大家都知道其有罪的人时，常常只能以一个并非其真正罪行的动机来定罪：一般来说，大流氓都是因为税务问题而受罚，因为人们无法以令人满意的方式为陪审团确定其罪行，于是只能曲线救国，通常用税务问题来定罪）。

因此，第一种假设：他们两个人都沉默，于是他们两人日子都很好过。

第二种假设：一个人招，而另一个人沉默。招了的那个人，根据美国的特殊法律，只需入狱3个月即可；相反，另一个人，因为同伙的招认而罪行确认，要入狱10年。

第三种假设：假如两个人都招，那么他们两人都算是态度良好，因此得到的惩罚尽管比两个人都沉默时重，但较之一方招而另一方不招时不招的一方的惩罚来说则算轻。

这就是囚徒的两难选择，你们可以在美国作家的著作中读到很长的分析。在此我就不画出这一博弈的矩阵了：人们把B玩家放在上面，把A玩家放在下面，然后在两个框内放入不同的可能性——A不招而B招；A招而B不招——你们会看到结果是什么。

这个博弈的合理解决方案是什么？假如我们把嫌疑犯的心理活动抽象掉，假如我们仅仅为他们考虑最小风险或者谨慎策略，那么最佳情况是两个人都招。实际上，假如一者不招，他应该会害怕另一者招，假如另一者招了，那么这个人就会获得最大惩罚。但是，另一者也是如此推理的，既然他不能指望另一方，因为他们互相之间无法通气，对每个人来说，最小的代价是要提防最坏情况，即使这一代价比两个人都沉默时所需的代价更高。

我对你们说，这一博弈比傻×博弈更加有趣，因为这是一个相当哲学的博弈：实际上，它发挥了谨慎策略——人们要提防最坏的情况、要保证双方在总体上代价最小，即使对一方来说，这并非最佳解决方案。最佳解决方案是双方都沉默，因为假如双方都能保持沉默的话，他们每人只需入狱一年，然而假如双方都说的话，那么可能每人需要入狱5年。因此，双方都说，这是由谨慎所决定的解决方案，每个人都害怕另一方的背叛。事实上，这一所谓的谨慎需要一项关键条件，就是这两位无法沟通的当事人对对方都缺乏信任。从深层上来看，这一囚徒两难困境，有点像军备竞争的两难困境：假如人们同意限制军备，这当然最好，但是假如一方限制而另一方不限制，那么我们便会看到相当于一方招认而另一方沉默的最坏解决方案。问题就在这里：在没有交流的时候，如何在囚徒之间建立起象征性的沟通与信任，而在真实情况中，在历史现实中，如何在价值体系对立或者目标对立的双方建立起沟通与信任？

囚徒两难困境是一道哲学思考的题目，甚至在博弈论以外也是如此。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结论呢？正如通常那样，当涉及相对复杂的模型时，最简单的结论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一切取决于这两位嫌疑犯是谁、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换言之，抽象模型是必不可少的智力练习，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对对手的了解可能更为必要。

[1] 之前罗贝尔·阿隆在期刊《幸存》（Survival）中提出过该问题，该期刊由“战略研究院”（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出版，伦敦，1963年1月至2月，第40页。

[2] 卡恩，《论升级、隐喻与局势》（On Escalation，Metaphors and Scenarios），Hudson Institute，1965年，第23页。该书法译本收于雷蒙·阿隆主持的“精神自由”（Liberté de l'Esprit）丛书中，卡尔曼-列维，1966（De l'escalade. Métaphores et scénarios）。分析请见雷蒙·阿隆《思考战争——克劳塞维茨》之二（Penser la guerre，Clausewitz，II），第152页及以下，以及文章“论战略思想的演变”[Remarques sur l'évolution de la pensée stratégique （1945—1968年）]，《欧洲社会学文献》（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IX，1968年，重版于《政治研究》（Etudes politiques），巴黎，Gallimard，1972年，第530—559页。

[3] 谢林，《武器与影响》（Arms and Influence），纽黑文与伦敦，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年，第69页及以下。

[4] 诺依曼与摩根斯顿，《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u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4年。

[5] 布莱克特，“当代国防思想批评”（Critique of some contemporary defense thinking），《相遇》（Encounter），1961年4月。

[6] 有关囚徒两难，参见拉波波尔与A.Chammah，《囚徒两难问题》（Prisonner's Dilemm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