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 当代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
1.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国模式
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后,把科学理论首先变成现实的是列宁。列宁根据苏俄的国情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由于列宁的过早去世,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形成了持续半个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扩大到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苏联模式是伴随着高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运动形成的。
苏联模式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成功地解决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抵御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苏联的工业化和成为当时世界的强国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世界其他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是过度集权,政治体制上高度集权,经济体制上高度集中。其在政治方面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国家政权缺乏有效的监督,民主制度不健全,人治重于法治,国家安全机关地位特殊。在经济方面表现为:在所有制结构上单一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在经济管理上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为主的经济管理方法,实行按劳分配,但平均主义严重,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为:过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领袖言论成为真理与错误的唯一标准。
随着苏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苏联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政治上集权过多,民主不足,容易产生个人专权;经济上管得过死,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国民经济缺乏活力;思想文化上严格控制,导致个人崇拜盛行,思想僵化;对外关系中与美国进行势力范围的划分与争夺,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思想盛行,导致苏联走上霸权主义道路。
2.社会主义发展的多国模式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都照搬了苏联模式,废除了多党制,建立了单一经济所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体制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掀起了改革的浪潮,寻找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改革的思路、主张和方针也有不同的特点。
南斯拉夫是最早进行改革和抵制苏联发号施令并突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从1950年开始了全面而系统的改革,并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应南斯拉夫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
关于农业集体化,强调合作化一定要坚持“自愿原则”,从1950年1月开始在农村主要发展“综合农业合作社”,即供销和技术援助性质的合作社,但在实践中没有严格执行。1953年3月后开始允许农民退社,农民劳动合作社亦可解散。到6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20来个合作社。关于工人自治,1950年6月,国民议会通过工人自治法,规定生产资料为“社会财产”,交给工人管理经营,工人通过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管理委员会”行使职权。1951年底国民议会通过《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宣布取消原来的计划体制,代之以年度的“社会计划”。这种计划制度使国家不再向企业下达指令式的“生产计划”,国家通过控制基本的分配和投资环节对企业发出指示性计划,企业可以自行决定其产品的类型、数量和质量,使企业有一定自主权。同时取消联邦主管经济的各个部,其职能转交共和国,扩大地主权力。1953年南联盟国民议会通过一部新宪法,宣布南斯拉夫的主权属于“劳动人民”,赋予地方政府机关(人民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以及在教育、文化和保健部门的“公民委员会”以自治权利。联邦的国民议会设两院:一是联邦院,多数代表由选举产生;二是生产者院,由生产者工人代表和消费者工人代表组成,间接选举产生。1952年11月,南共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基层党组织会议公开举行,欢迎非党群众参加。取消国家机构和群众团体中的党组织,党员在这些机构中以个人身份或积极分子进行工作。南斯拉夫的许多改革措施,有利于防止干部官僚化、特殊化,形成正常的干群关系,有利于发挥地主、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改善民众的生活。但自治社会主义模式也存在缺陷:一是工人自治的“社会财产”,同传统的国有制一样所有权人不明显,影响了生产经营的模式和生产者的积极性;二是过分强调非集中化,削弱了中央政府权力,联邦缺乏有效的宏观控制和调节的能力。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后,在苏联支持下成立的以卡达尔为首的政府为了稳定局势、恢复秩序,采取措施缓和社会矛盾并实施改革措施。1957年开始,匈牙利先后在农业和工业领域进行了尝试性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农产品收购采用官定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结合的混合价格机制,工业生产部门指令性计划指标减少,成本利润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分配方面采用了利润分红制。在经济方面,改革的目标是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国家和企业之间明确划分决策权,宏观决策权属于国家,中央的宏观计划主要贯彻于投资和发展领域;微观决策权属于企业,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使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取消中央政府向企业直接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实行指导性计划。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手段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调节管理。分配权主要由国家控制,生产权主要下放给企业。在政治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实行联盟政策和改善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爱国阵线这一组织形式来团结和协调各种社会力量;初步实行党政分开,精简机构,减少行政管理体制,完善干部的选拔、考核和奖惩体制等。实行新体制后,匈牙利的经济表现出比过去更多的活力,1968~1973年国民收入和工业年均增长率超过6%,农业产量也有更大幅度提高。
但是,卡达尔的改革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并顾虑苏联的态度,加之受到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认识上的分歧使改革出现停滞和不彻底。
1956年哥穆尔卡上台,提出了要走适合波兰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对原有体制进行改革,在政治上,建立工人自治机构,扩大议会的立法和监督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党的领导作用,发扬党内民主,开展反对“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在经济领域,调整农业政策,主张通过各种集体生产的组织形式,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强调发展合作社的自愿原则。主张实行中央计划与企业自治相结合,削减中央计划中的指令性指标,成立企业联合公司,扩大企业自主权。20世纪60年代,由于国内外的复杂因素,改革中断,改革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自1958年开始。1968年初,改革派杜布切克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4月捷共公布了推行政治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行动纲领》,掀起了被外界称作“布拉格之春”的全面改革。捷克的改革遭到苏联的猜忌和反对,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把捷共全面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尝试看作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企图。这场只进行了8个月的改革因苏联共产党的干涉而失败。
3.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
从1989年夏天开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相互作用和冲击下,发生激烈的动荡,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短的时间内纷纷下台,并在政治上推行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在经济上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东欧各国的剧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面临着严重的困难的情况下,党内出现了反对派。二是执政党在国内外的各种压力下,不断向反对派妥协退让,甚至放弃社会主义原则。三是反对派向执政党夺权,最终社会主义制度解体。
东欧剧变首先是从波兰、匈牙利开始,然后蔓延到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20世纪80年代初,波兰经济恶化,引发了许多城市的工人罢工,产生了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团结工会得到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不断挑起罢工,导致局势动荡。1989年,波兰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方针,团结工会合法化。6月在大选中,团结工会获胜,组织新政府。1990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宣布停止活动。团结工会上台,标志着波兰政治经济制度的剧变。
匈牙利的反对派出现在党内,1988年5月,卡达尔被解除总书记职务,1989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圆桌会议,同意修改宪法,改变国家性质,党组织从各单位撤出。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社会党,共产党发生分裂。1990年3~4月匈牙利举行国会选举,反对派获胜。改名后的社会党沦为在野党,原社会主义工人党未能进入国会。
1989年9月开始民主德国出现全国性动乱。在国内外压力下,执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被迫采取让步措施,1990年3月,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在选举中失利,丧失了执政地位。10月3日,以联邦德国吞并民主德国的方式实现了两德的统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结束了它41年的历史。
1989年12月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因抗议解除一名持不同政见的神父职务举行的群众示威,演变成骚乱。不久,布加勒斯特也开始了骚乱,群众与军警和军队发生冲突,并蔓延到全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捕,并被秘密处决。救国阵线委员会取得执政地位,罗马尼亚共产党被解散。
1989年下半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天鹅绒”革命,政局开始剧烈动荡,捷共失去执政党地位,国名改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1992年6月,捷克和斯洛伐克政府就联邦国家解体达成协议。1993年1月1日,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正式成立,捷克斯洛伐克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1990年,东欧局势动荡,12月阿尔巴尼亚发生动乱,国家开始实行多党制。1992年3月举行大选,反对派民主党获胜,改名后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为在野党。
1990年初,南斯拉夫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在1990年下半年的选举中,南共联盟在几个加盟共和国失去了执政地位,民族矛盾随着多党制的出现而加深。1991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宣布独立,遭到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反对。1992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宣布为主权国家,波黑三族间爆发了历时三年半的战争。同年,在全民公决后,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1999年,西方以南联盟政府拒绝执行西方国家主导的和平协议为由,美国领导的北约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空袭。6月,米洛舍维奇接受和平协议,联合国和北约接管科索沃。2002年,米洛舍维奇被引渡到荷兰海牙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受审。为了避免巴尔干半岛继续分裂,欧盟促成塞尔维亚和黑山建立松散的国家共同体。2006年黑山全民公决决定成立独立的黑山共和国,南斯拉夫彻底消亡。
1989年保加利亚政局发生剧变。1989年11月保共解除了总书记日夫科夫的职务,并对反对派做出重大让步。12月7日,反对派组织组成的“民主力量联盟”宣布成立,联合向保共施加压力。1990年4月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社会党。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政党法和选举法。社会党在随后举行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但在国内动乱和反对派的压力下,放弃了总统职位和组阁权,沦为在野党。同年11月15日,改国名为保加利亚共和国。
东欧国家的剧变,是各国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有:首先东欧各国共产党执政后,照搬苏联模式,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苏联,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寻找到适合各国国情的具体道路;执政党自身建设存在问题,严重脱离群众,民主和法制受到破坏;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改革成效不大。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和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推动了东欧各党的改组、分裂和蜕变。西方国家以经济等各种手段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扶持反对派,拉拢和收买共产党内的右派人物,利用这些在国内制造动乱,进而达到颠覆共产党政权的目的。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首先把经济改革作为重点,但没有取得成果,并遇到了很大阻力。从1987年开始戈尔巴乔夫进行政治改革,提出要对苏联整个社会进行根本改造,提出并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代替“科学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发生逆转。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党章及一系列决议,苏共中央决定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和议会制,取消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同时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反而使经济出现下滑、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党内斗争日趋尖锐和公开化,国家处于半瘫痪状态。
1990年,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接着,以俄罗斯为首的许多加盟共和国发表“主权宣言”,宣布本国是主权国家,本国法律高于全苏法律。1991年,苏联就是否保留苏联进行全民公决,大部公民表示赞同保留苏联。面对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传统派”发动了“八一九事变”。1991年8月19日晨,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休假,由副总统履行总统职责。不久,又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全部国家权力,军队开进莫斯科。而委员会的行动遭到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的反对,在事件发生后不到72小时便宣告失败。不久,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自行解散。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明斯克签署协定,决定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宣布苏联已不复存在。12月21日,俄罗斯等11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签署议定书,决定共同创建“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存在了74年之久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
苏联社会主义政权解体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苏联模式本身的弊端以及与美国的军备竞赛,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二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错误改革路线;三是西方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四是民族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民族分裂势力抬头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除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的共产党以外,很多共产党的人数锐减,有的共产党改旗易帜。西方资产阶级舆论大力鼓噪的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失败了的论调给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的压力。苏东剧变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存在的时间不长,它有一个成长、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苏东剧变后各国共产党经过反思和各自的实践,依然坚信社会主义,世界大多数共产党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都更加重视根据各自的国情调整方针政策,寻找适合各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特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展起着鼓舞和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通过改革开放政策,努力开拓创新,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寻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坚定了中国与世界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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