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主义再定义
（一）问题的提出
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指作为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说它是老问题，是因为早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人们就在探讨这个问题。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发表的《乌托邦》（全名《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一书虽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概念，但书中所谈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设想的“乌托邦”就是代替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蓝图。社会主义思想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共产党宣言》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全面系统的阐述。说它是新问题，是因为我们很长时间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直到今天，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对于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并没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他们只是在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说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他们认为未来社会是在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来组织社会生产。当然，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后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见解，对社会主义下了许多定义。
列宁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共产主义（我们将它作为社会主义的同一语使用——引者注）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个定义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结合上给社会主义下定义，简短而明确。但是在实践中出现了问题。苏维埃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时期是这样，到了斯大林时期也是这样。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特定含义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对抗的阶级，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不存在阶级镇压的职能，当然也就不需要阶级专政了。
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主义下了这样一些定义。有的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经济特征的社会制度”（参见《科学社会主义百科全书》关于社会主义的词条）。有的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给社会主义下定义，说：社会主义，就是经济上坚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和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思想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制度。有的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给社会主义下定义，说“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等等。
上述定义的共同特点是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或者说对立。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泾渭分明。在所有制关系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分配关系方面，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在社会生产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产品生产。在交换方面，资本主义货币交换，社会主义取消货币。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政治上，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政党制度方面，资本主义多党制（一党长期执政、多党联合执政、两党轮流执政等都是多党制的变体，其实质还是多党制），社会主义一党制（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是一党制的变体，其实质还是一党制）。在思想文化领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多元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元化。
实践证明，这样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地对立起来，不利于我们的发展和进步。比如，我们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曾经有一段时间为公有制而公有制，排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政治建设中排斥发达国家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制度，结果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主要对过去的经济体制，包括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以及经济运行机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采取了许多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措施，大大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的认识并不是一致的。这些认识都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分不开。
具有“左”的思想的人，对改革开放中的重大举措左也不顺眼，右也看不惯，对改革开放提出了种种责难。他们认为，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改革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并时常挑起姓“社”姓“资”的争论。这些人把社会主义看成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东西，只要我们采取了与发达国家某些相似的做法，他们就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仍然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本本上的社会主义，是过去“左”的一套搞法。他们要坚持这样的社会主义，反对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很显然，如果按照这些人的主张去搞，那不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而是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从“左”的方面葬送社会主义。
具有右的思想的人，认为我们过去搞社会主义已经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我们再也不能搞社会主义了。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也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他们也把社会主义看成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东西。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我们现行的改革措施只能对原有体制起修修补补的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主张进行急剧的变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很显然，如果按照这些人的主张去搞，天下就会大乱，从右的方面葬送社会主义。
赞同改革开放政策的人中也有一部分人存在着糊涂观念。他们打心里认为，还是资本主义好，资本主义灵。我们搞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要按照资本主义的一套去搞。有人甚至用赞美的口吻说：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指鹿为马。明明是在搞资本主义，但他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讲，人们思想上容易接受，不至于发生剧烈的社会震荡。还有人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其实，这些人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与前面具有“左”的思想的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回事，把社会主义看成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东西。所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不能坚持那样的社会主义，而要改革它，但改革的前途是资本主义。这显然是一种糊涂观念。
20世纪70年代，我国有位领导人访问英国后发出了一番感慨。他认为，英国发展得相当不错，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失，社会公正，社会保障制度也很健全，如果是共产党执政，那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了。我想这位领导人的意思是说，英国的物质条件或者说经济基础已经达到社会主义的水平了，只是上层建筑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如果改变了上层建筑，像我们一样，由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地地道道的发达的社会主义了。他的这种说法显然是受列宁定义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上层建筑决定论。按照这样一种说法，只要改变上层建筑，社会形态就改变了。这无疑有唯心主义之嫌。
近年来，由于我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到发达国家访问的人特别是各级各类干部越来越多，他们亲眼目睹了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许多人发出了类似的感慨，只不过他们比前面提到的那位领导人感受更深罢了。
中央党校的学员在讨论社会主义相关问题的时候，一些学员在发言中说，怎么觉得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北欧国家越来越像社会主义，而我们倒越来越像资本主义。其论据是，发达国家贫富差别并不大，中等阶层的人数越来越多，三大差别基本消失，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人们生活安定，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普遍比较高，呈现出共同富裕的趋势。而我们国家贫富差别不断扩大，还存在着许多血汗工厂、血汗矿山，劳动者的权益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在这些工矿企业里，私营企业主就像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早期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一样。
所有这些看法都涉及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定义问题。
（二）社会主义再定义
那么，应该怎样给社会主义下定义才算确切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这段话至少有这么两层意思：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是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社会形态。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人们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发展。社会主义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人们可以自由地发展。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的这段论述将社会主义作如下定义。
1.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
这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形态的关系下的定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不是绝对排斥、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或者说，不是一种简单的否定的关系，而是一种扬弃的关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这个定义就是对这种关系准确的表达。
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社会主义要继承人类社会（当然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社会主义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社会主义不仅要继承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成果，而且要继承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成果、政治文明成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是继承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社会。”
过去，我们对继承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成果没有什么疑义，但对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成果往往持排斥态度。我们要从过去狭隘的认识中解放出来，改变过去一些错误的做法，认真进行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改革，实现三个转变。
第一，在经济运行机制上，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现代市场经济不同于传统的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一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提出未来社会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对生产实行预定的控制，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对生产力极大破坏，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这种情况而提出来的，目的在于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弊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并不排斥资源有效配置的其他方式。过去，我们片面地强调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的作用，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结果吃了大亏。
实践证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在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上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突破了许多传统观念的束缚，逐步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们一定能够建立起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在政治体制上，从集权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变。民主政治体制是古希腊罗马人的伟大创造。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政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提出的“主权在民”学说在发达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民主政治的健全和发展是资产阶级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民主政治就是阳光政治、流水政治。这种政治的优点就在于，人民群众能够广泛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国家公职人员处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不仅能够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且能够使政府肌体保持健康，不至于腐败变质。道理很简单：阳光杀菌，流水不腐。大量事实说明，在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下，可以有效地防止腐败。相反，在非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府官员的腐败是一种普遍现象。民主政治是人类进步的方向。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这份遗产。
在继承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的问题上，巴黎公社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巴黎公社是怎么产生的？巴黎公社是巴黎人民1871年3月18日起义成功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由于法国的民主传统，巴黎人民在起义成功后没有片刻的犹豫就通过自由民主的选举方式产生了公社委员会。被选入公社委员会的既有蒲鲁东主义者，也有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的经验，特别是普选撤换制和工人工资制。他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说：“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2]马克思认为，普选权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不能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他指出：“普遍选举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个人选择权服务于任何一个为自己企业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雇主一样。大家都很清楚，企业也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一般都懂得在适当的位置上使用适当的人，万一有错立即纠正。另一方面，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3]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公社实行的是无产阶级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巴黎人民的创举。
发达国家成功的民主形式我们是完全可以采用的。我们不能将其一概斥之为虚伪的骗人的东西，简单地加以抛弃。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我们以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着某些不足而搞专制政治的教训是够惨痛的了。斯大林破坏民主和法制，搞个人专断、个人独裁，清洗和迫害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也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赫鲁晓夫曾说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伊凡雷帝式的暴君是不无道理的。这种体制后来推广到其他国家，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
鉴于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教训，毛泽东曾说，斯大林那样的问题在英法美等国不可能发生，我们要从制度上解决民主和法制问题。但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很好地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而是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辙。在实践中，他发动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使受迫害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党内一些领导人被清洗，而且要求社会上一部分居民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过去，我们有一种观点认为，指出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错误就是给社会主义摸黑。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要知道，没有政治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如果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制度上解决好这个问题，建立起顺应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民主政治体制，那就是在发展社会主义，而且是给社会主义添彩。
第三，在思想文化上，从思想控制向思想自由转变。思想自由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并在资产阶级革命后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的一条重要原则。思想自由原则的确立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
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思想自由有利于理论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科学的昌盛、制度的创新、社会的稳定。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实行高度统一而严格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精神文明成果往往采取批判的态度。比如，对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法治等观念，我们首先要问到底是哪个阶级的？这么一问，我们就把它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似乎社会主义与这些价值观念有着根本的不同。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我们对于社会上的不同意见、不同观点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压制，甚至党内都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人们因意见不同而受到迫害的现象在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中普遍存在。以至于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强思想控制，如果不加强思想控制，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这种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不仅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而且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给西方人士攻击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
其实，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争取思想自由的，这与资产阶级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的开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就揭露和批判了普鲁士出版法和书报检查的法令。他指出：“有这样一种法律：哪里还存在出版自由，它就剥夺这种自由，哪里应当实行出版自由，它就通过书报检查使这种自由变成多余的东西”。马克思质问普鲁士当局：“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4]可见马克思对普鲁士当局限制人们新闻出版自由的法令是极为不满的。
1850年1月3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了一篇“国际述评”。在这篇国际述评中，他们谈了这样一件事情。当时一个德国有名的传教士居茨拉夫离开德国到中国，20年之后回来，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述评中说：“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R?PUBLIQUE CHINOISE
LIBERT?，EGALIT?，FRATERNIT?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5]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看成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
我们再看看巴黎公社。巴黎公社颁发的所有文告的上方都写有“自由、平等、博爱”。说明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当然也是无产阶级追求的目标。《国际歌》也唱道：“让思想冲破牢笼”。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使思想获得自由的意思。
我们今天讲的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使思想获得自由。思想自由就是思想的彻底解放。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6]大量事实说明，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压制，就容易压掉正确的意见，压掉真实的想法，压掉人们的积极性，就会使问题越积越多，使社会失去生机和活力。
一个社会，人们如果没有思想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创造的活力。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民群众不敢讲话，思想不活跃，缺乏创造性，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希望。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
当然我们离思想自由这个目标还相距甚远。在我们一些人的话语里，解放思想的意思就是更宽松一点，但笼子还是有的。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我们是共产党人，不是专制主义者，没有必要害怕人们说话。我们在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建立允许不同观点、不同学派自由交流和讨论的机制，使不同的意见有表达的渠道、阵地、方式和氛围。如果在思想文化问题上随便给人戴帽子、打棍子，那迟早是会出问题的。
总之，社会主义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我们的改革就是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从非自由思想向自由思想转型。
毛泽东曾说，经过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换句话说，在到达社会主义之前，必须完成民主主义的任务。如果我们连民主主义的任务都没有完成，那么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历史证明，那些不能继承人类文明成果，脱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当然也是不能长久的。
（2）社会主义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社会主义除了继承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外，还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能代替资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是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社会。”
资本主义的弊病很多，但主要有两个核心的问题：一是贫富差距问题，或说两极分化的问题；二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弊病就是社会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是以资为本的社会，其结果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一级是财富的积累，一级是贫困的积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赚钱发财是资本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7]
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是社会全体成员共享文明成果的社会。要想社会全体成员共享人类文明成果，就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可以说，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是所有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者都十分关注的问题。他们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方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消除社会的两极分化，使社会成员共享文明成果。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也强调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只要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措施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措施。
人们为什么会发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像社会主义的感叹，就是因为当代发达国家所采取的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和社会的各种措施有助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这里涉及到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问题。一种是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解为暴力的、直接的、赤裸裸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即通过暴力措施来剥夺有产阶级的财产使它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共产”。过去我们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不管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哪怕是在刀耕火种的生产力水平上。实践证明，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的情况下，通过强力措施简单地将生产资料公有的做法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也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只是将富人也变成了穷人。而社会主义是要将穷人变成富人。另一种是将社会主义理解为和平的、间接的或者说含蓄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即通过和平的、曲折的、迂回的方式使社会创造的财富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来享用，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共产”。当代发达国家正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来达到这另一种形式的“共产”。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国家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劳工组织与资方就职工工资进行谈判等都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中，国家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尽可能地使社会全体成员共享劳动成果。比如国家通过累进所得税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进行调节。发达国家累进所得税的税率最高可达55%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财富均等化的作用。我们应该正视这一点。还有，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社会全体成员共享劳动成果的一种保障机制。
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暴力的、赤裸裸的、简单的社会主义或说共产主义，因此，我们往往对于发达国家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视而不见。我们的眼睛总是盯着人家的生产资料充公了没有？其实，生产资料所有制只是一种形式，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只要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先进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再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发达国家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可以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是社会全体成员共享人类文明成果的社会”。
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弊病就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每个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都由资本家个人决定。社会上什么赚钱，资本家就竞相生产什么。于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就陷入无政府状态。这样就必然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资本主义就是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社会。马克思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由社会对生产实行预定的控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计划调节”或“计划经济”。他指出：“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8]只有这种对社会生产实行有计划的调节，才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至于对社会生产如何有计划地调节，马克思并没有做很多的论述，但他特别强调“社会簿记”的作用。他说：“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9]也就是说，对生产实行有计划的调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就是要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社会生产能够协调地发展，从而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通过调整生产关系，通过对市场的调控，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了。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一切有助于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社会生产协调发展的措施，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就是使社会生产协调发展的社会”。
总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它必须继承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因此，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社会。同时社会主义必须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资本主义的弊病核心是社会两极分化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此，社会主义是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社会财富的社会，是社会生产协调发展的社会。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成长的过程。
2.社会主义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发展的社会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1]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2]
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私有制的消灭，社会化的人在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去征服物质生产领域这个必然王国。由于人们认识了物质生产领域的客观规律，并顺应客观规律进行活动，因而能够合理地组织社会生产，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同时，联合起来的人们，能够用最小的劳动消耗来获取最大的物质成果。由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水平提高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增强，人们就获得了一定的自由，进入自由王国。随着人们对必然王国不断提高的认识和改造，自由王国日益繁荣起来。共产主义社会为人类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马克思还认为，自由王国的繁荣，根本的条件是工作日的缩短。要缩短工作日，除了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外，还必须有劳动的普遍化。他说：“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必须用于物质生产的部分就越小，从而个人从事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13]的确，在资本主义社会，一部分人的自由发展是以绝大多数人受奴役为代价的。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消灭了人奴役人的现象，人人都参加劳动，每个人的工作日可以大大缩短，人人都可以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的自由发展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物质基础。人的自由发展首先需要有基本生活的保障。如果一个人的生存都没有保障，那么谈自由发展就是一句空话。这样的条件，在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具备了。在这些国家，任何人，哪怕你出身再穷，社会都可以保障你的基本生活，保障你受到基本的教育。每个人都有创业的机会，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取得成功。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每个人只要努力奋斗，就有成功的可能，那么这种社会就是一种进步的社会。二是时间保证。人的自由发展需要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果一个人整天被工作所累，没有闲暇的时间，那也根本谈不上自由发展。这样的条件，发达国家可以说是越来越具备了。在资本主义早期，工人每天劳动的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由于工人的斗争，再加上国家的干预，人们劳动的时间不断缩短。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到10小时工作日，再到8小时工作日；从每周工作6天到每周工作5天。不少国家还实行每周工作35小时的制度，即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7小时，距社会主义思想的奠基人英国的托马斯·莫尔主张的未来社会人们每天劳动6小时只差1小时了。不仅如此，国家还实行带薪休假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闲暇的时间越来越多。这就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三是社会环境。人的自由发展离不开自由的社会环境。如果社会对人的发展有着种种限制，动辄得咎，那么，人的自由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的条件，发达国家也基本具备。在这些国家，人们可以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社会给了你这样一个平台。这样社会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有可能发挥自己的天赋，每个人都有可能为社会作出最大的贡献。这样的社会当然是具有活力的社会。
社会主义要为每个人创造平等的自由发展的机会。发达国家现在的许多作法可以说是在向这种方向努力。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或说共产主义正在实现中。
马克思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社会主义也是这样。它不是人们创造的产物，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打起社会主义旗帜的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没有打起社会主义旗帜的不一定就不是社会主义。正像有国王不一定就是专制制度，没有国王不一定就是民主制度一样。我们不要被名称所迷惑。邓小平曾说，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要因为有社会主义这个名称就光荣、就好。他的这种简洁而通俗的语言说明了很深的道理。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9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5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5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第10页，第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1版，第265页。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4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第1版，第707页，第708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20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2月第1版，第15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9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第1版，第64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926～92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第1版，第5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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