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考茨基主义”的批判

第三节 对“考茨基主义”的批判

在列宁《帝国主义论》一书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对“考茨基主义”谬论的批判，成为这部著作中的重要文本精神之一。他在该书第七章中给帝国主义作出科学定义的同时，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给帝国主义所下的所谓的“定义”。列宁以科学、细致、认真的态度，对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作出逐字逐句的研究与分析，指出并论证其谬误所在，以此来证明这种“定义”给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帝国主义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巨大危害。另外，考茨基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超帝国主义”论，列宁同样对他的这种谬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为了彻底清算“考茨基主义”，列宁在第七章的基础上，又专门在第九章中更加详细地、彻底地批判了“考茨基主义”。本书经过对原文内容的整合，将列宁关于批判“考茨基主义”的内容统一起来，展现在大家面前。

一、对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定义”的批判

考茨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列宁要对他的观点和论断作出批判？首先，让我们大致了解一下这个人物。考茨基，全名卡尔·约翰·考茨基，著名的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他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曾经为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作出通俗的论述，并受到恩格斯的肯定和赞扬，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人士。1914年之后，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沦为机会主义者，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种思潮严重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抹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掩盖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幻想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实现永久的和平。列宁曾经说，这种思想“是根本要不得的”，并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需要的背景下，同这种机会主义思想积极开展了一场理论斗争。

1914年，考茨基在自己作为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上发表文章，并提出了他所谓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他认为不应当把帝国主义理解为一个经济上“时期”或者“阶段”，而应当将它理解为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因此，不应当在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划等号。基于这样的思想，他对帝国主义的“定义”说：“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

列宁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一“定义”的错误之处。

首先，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一“定义”对于帝国主义在政治方面的描述仅仅是“力图兼并”，并强调只是一个民族问题，把兼并其他民族视为帝国主义的全部内容，而忽略了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力图使用暴力和实际行动；不仅对“农业区域”，而且对“工业极发达的区域”力图兼并。事实上，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政治上表现为对内极力强化国家机器、实行残酷镇压；对外广泛推行战争政策、实行武力征服的全面反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考茨基注意到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只强调民族问题就显得过于片面。它仅仅是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忽略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重新瓜分世界领土争夺霸权所采取的侵略、扩张的战争、殖民政策，掩盖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动实质；同时，抹去了帝国主义对内政策及国家内部的基本矛盾，尤其是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企图抹杀帝国主义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施暴力镇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其次，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定义”错误地认为帝国主义是工业资本高度发展的产物。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本质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正是由于金融资本的垄断统治，才使帝国主义极力采取殖民扩张政策，在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同时，打击和削弱对手，破坏和减少对手在世界霸权中的基础和分量。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映着经济基础。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会产生与其相适应的有关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方面的观点，以及适合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而一定的制度、政策同时也必然是相应的经济基础的反映。简单地说就是，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政策。因此，帝国主义在政治上采取全面反动的政策，必然是金融资本垄断统治的结果。也就是说，只要金融资本垄断统治仍然存在，那么，帝国主义就绝对不会改变其反动政策。要想结束帝国主义给世界广大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只能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必须联合起来发动的社会革命，战胜帝国主义、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

再次，这个“定义”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沦为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工具。考茨基将帝国主义归结为根据其“喜好”而“自由选择”的、“随意更改”的一种政策，而不是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一个“阶段”；将帝国主义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认为帝国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现代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形式之一，似乎在让人们相信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还存在着可以选择的、非暴力的、和平的其他政策形式；表面上是在反对帝国主义，而实际上是在误导人们，企图让人们去同帝国主义政策作斗争，而不去触动这种反动政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列宁把考茨基的“定义”与霍布森在1902年《帝国主义》一书中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作出了比较，认为考茨基标榜自己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可是比起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的定义来，他的“定义”也是一种退步。霍布森在书中谈到帝国主义时说：“新帝国主义和老帝国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一个日益强盛的帝国的野心，被几个互相竞争的帝国的理论和实践所代替，其中每个帝国都同样渴望政治扩张和贪图商业利益；第二，金融利益或投资利益统治着商业利益。”尽管主张政府应当利用其掌握的权力来改善社会福利的霍布森是一位社会自由主义者，但是起码他还是比较正确地指出了现代帝国主义形成的原因在于经济而非政治和军事；现代帝国主义的两个具体的时代特征，即几个帝国主义相互竞争和金融家比商人占优势。考茨基的“定义”就其性质而言，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观点的背离与背叛。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掩盖帝国主义矛盾的本质和根源，美化资本主义；反对暴力革命，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和阶级合作；企图麻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达到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目的。

我们可以从列宁对考茨基“定义”的严厉批判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代帝国主义的一切现象及本质的根源在于金融资本垄断统治这一经济基础，只要这一经济基础还存在，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就不会改变。

二、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

考茨基在他的帝国主义“定义”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超帝国主义”论。1914年9月，他在其发表的文章《帝国主义》中写道：“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即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他所说的这种“超帝国主义”阶段，实际上是一种“全世界各帝国主义彼此联合而不是互相斗争的阶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停止战争、达到永久和平的阶段，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阶段。

列宁对考茨基这种“超帝国主义”谬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先在第七章的后半部分中，从纯粹的经济方面的角度，通过大量的、确实的资本主义世界具体经济材料，以实证的方法论证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超等废话”。列宁首先列举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理·卡尔韦尔归纳的、能够准确反映世界经济内部相互关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最重要的纯粹经济资料。理·卡尔韦尔在他写的小册子《世界经济导论》中，将全世界划分为五个“主要经济区域”：中欧区（除俄国和英国之外的全部欧洲地区）、不列颠区、俄国区、东亚区和美洲区，并把殖民地列入其所属国所在的区域之内。在区域划分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列举了这些世界主要经济区域的面积、人口、铁路长度、商船吨位、煤炭和生铁产量以及棉纺织业纱锭数量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反映出中欧区、不列颠区和美洲区是交通运输业、贸易和工业都十分发达的地区，其中包含的德国、英国和美国是统治世界的国家。以这些现实材料与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进行对比，指出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但不能消除反而加强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和斗争；不但不能缓和反而加剧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并随着矛盾的加深是不可能达到永久的和平的。

列宁还列举了能够反映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的铁路发展状况的具体资料，用以进一步说明整个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发展的速度极端不平衡。这部分资料以两个表格的形式展现出来。第一个表格体现的是1890年和1913年欧洲和美国及其殖民地铁路长度的统计数据，通过铁路长度的变化来说明铁路发展最快的不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欧洲和美国本土，而是他们的殖民地以及亚美两洲独立和半独立的国家。第二个表格列举了1890年和1913年美国、不列颠帝国、俄国、德国和法国五大势力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铁路长度以及增长数据，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对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从殖民地获利的多少并不均等，取决于他们占有殖民地的数量；从海外和殖民地获利最多使经济实力迅速提高的国家不一定是其自身生产力发展最快、实力最强的国家。因此，在帝国主义世界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矛盾，即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与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在不断加深。同时，在传统的帝国主义大国的殖民地和海外国家中，出现了如日本这样的新兴的帝国主义大国，也积极加入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争夺之中，这样一来，加剧了本来就十分尖锐的全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按照资本与实力分割世界领土的时代，那些占有殖民地较少却经济实力增长迅速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即使暂时可以达成某种帝国主义的同盟，但最终也只能通过非和平的、也就是战争的方式来重新瓜分世界。

列宁通过旁征博引，用事实说话，充分证明只要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根源不发生改变，那么，帝国主义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它们之间也就没有什么“永久和平”可言。即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可能达成某种联盟，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这种联盟基础是脆弱的，只能暂时缓和而不能永久消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形式可能在这种短暂联盟的过程中体现为一种和平的形式，但随着利益冲突、摩擦、竞争的加剧和升级，通过达成协议、结成联盟的方式无法调和之时，斗争的形式仍然会从和平式的转变为非和平式的。“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因此，考茨基在痴人说梦，他的“超帝国主义”论完全也只能是一种虚构。就此，列宁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在第九章中，列宁对考茨基的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作出了更加详细、更加严厉的批判。同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批评对比，揭示出考茨基对帝国主义所谓“批评”的欺骗性、虚伪性，进一步揭露“考茨基主义”的反动和谬误。

1．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对帝国主义政策所抱有的相应态度的评价

列宁评价这种态度时指出：“所有的有产阶级全都转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了。”有产阶级会有这种态度是由他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随着金融资本统治的不断加强，少数大资本家逐渐控制了大批的中小资本家，尽管大资本家与中小资本家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日益深刻，但是，他们在剥削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是一致的，中小资本家很想并且能够从金融寡头攫取的高额利润当中分得一杯羹，可以说，在这样一种经济基础之下，资本家们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因此，他们想方设法地美化、维护和捍卫帝国主义政策。小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被称为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主要包括中小资本家、中小商人、小业主、城市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等等。这一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分化，其中少数人的财富积累、资本增值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而进入到大资本家行列，而多数人则在资本集中和竞争中失去手中那点生产资料成为无产者。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大资本家的指缝间求得一席喘息之地，但最终也无法摆脱被排挤甚至被消灭的命运。到了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全面反动和民族压迫的不断加强，小资产阶级的小私有制、自由竞争和民主等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使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派，他们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对帝国主义进行批评。列宁在书中列举了这样几个例子。

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被美国的小资产阶级批评为“罪恶的”战争，他们认为这种兼并别国土地的行为是违反美国宪法的，对菲律宾土著人领袖艾米利奥·阿奎纳多的行为更是一种“沙文主义者的欺骗”。但是，这些批评既不敢承认帝国主义与托拉斯、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基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不敢与受到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人们站在一起，因此，列宁批评他们的这种“批评”是一种“天真的愿望”。

霍布森在批评帝国主义的时候基本上也采取了这样的立场，他认为政府应当改变不合理的财富占有和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提供社会福利，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通过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来缓解社会矛盾，从而避免选择帝国主义的“政策”。他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实际上是否认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

法国作家维克多·贝拉尔写了一本比较肤浅的书，名为《英国与帝国主义》，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是在用自由竞争和民主来反对帝国主义，谴责势必引起冲突和战争的建筑巴格达铁路的计划，表达了维护和平的“天真的愿望”。

一般来说，资产阶级学者和政论家们，总是以相对隐蔽的方式来为帝国主义辩护，鼓吹和宣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广泛散布和平主义的幻想，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阻止人们对于帝国主义根源的追溯。受到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以及资产阶级的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被分化了，成为工人中的“上层分子”、“工人贵族”，这些人构成了形成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并堕落成帝国主义的帮凶，表面上支持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表面上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帝国主义，实际上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同流合污。

2．对考茨基理论的全面批判

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上，考茨基一屁股坐在了资产阶级一边，他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所谓“批评”，本质上其实和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改良主义论调如出一辙。列宁认为，批评帝国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能否通过改良主义的方式来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是继续前进，去进一步加深和加剧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还是选择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正是本着这样的观点，列宁展开了对考茨基帝国主义理论的全面批判。

首先，批判了考茨基从经济上对帝国主义的批评。考茨基列举了1872年和1912年英国对埃及进出口的统计资料，数字显示英国对埃及的进出口数量比英国进出口总量增长得慢，他便就此得出结论：“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不用武力占领埃及而依靠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英国同埃及的贸易就会增长得慢些。”“资本扩张的意图”，“不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办法，而通过和平的民主能够实现得更好”。他要说明的意思就是，通过使用武力，英国将埃及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但是这样一来，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反而比英国的对外贸易总量增长速度慢，这就表明武力占领埃及是没有必要的，仅仅依靠经济因素的作用就能使贸易增长速度加快。

列宁先引用了希法亭的观点对考茨基进行批判。希法亭认为，无产阶级不能拿已经过去的、落后的自由竞争时代的政策去反对现在的、已经向前发展了的资本主义政策；在金融资本统治的帝国主义时代，恢复自由竞争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也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现在，无产阶级政策只能选择通过消除资本主义制度来彻底消灭竞争。希法亭的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说明考茨基幻想已经进入金融资本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倒退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有多么荒谬。

如果假设考茨基的言论可以成立，即不动用武力，就没有帝国主义、也没有金融资本，自由竞争能够让英国同埃及（或者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贸易发展得更快些。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得越快，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也就越高，必然导致垄断的形成。可以说，垄断恰好是从自由竞争中产生出来的。即使现阶段垄断的发展速度已经开始变缓，但是，垄断一旦形成再想回到自由竞争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了。

列宁还引用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兰斯堡的有关德国的金融输出的统计数据，进一步批判考茨基论调的错误。阿·兰斯堡提供了两组数据：一组是德国对在金融上依附于它的国家的输出；一组是德国对在金融上不依附于它的国家的输出。尽管列宁认为阿·兰斯堡的统计数据并不是很完备，但是也算是较为科学的整理。从这些数据上可以看出，德国对在金融上依赖于它的国家的输出比对在金融上不依附于它的国家的输出速度要快。在金融上依赖于德国的国家也就是德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说明帝国主义国家在控制它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基础上与其进行贸易往来，要比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容易很多，这也就不能说明自由贸易比垄断剥削优越在哪里。列宁批评考茨基连阿尔弗勒德·兰斯堡都不如，片面地抓住个别情况，不以全面的综合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比较，就牵强附会地加以推论，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所以，考茨基对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批评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其次，列宁从政治上深入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所偏好的、一种可以被代替的政策，完全可以选择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来代替帝国主义政策。他设想这种“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形式为金融资本国际联合来共同剥削世界，从而，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消除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带来“永久和平”。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这种“超帝国主义”论调，其实和霍布森在1902年提出的“国际帝国主义”没什么两样。霍布森曾经说：“基督教在各自占有若干非开化的属地的少数大联邦帝国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很多人觉得基督教正是现代趋势的最合理的发展，并且是这样一种发展，它最有希望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巩固的基础上达到永久的和平。”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实际上就是霍布森“国际帝国主义”论的另一种说法，只不过考茨基在他的基础上，为自己“高明”地涂上了一层马克思主义的伪装。列宁指出，霍布森和考茨基之流，企图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去安慰和欺骗人民群众，使人们不去注意眼前的最尖锐的问题和矛盾，而去注意那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他们的“理论”其实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理论，除了欺骗群众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

列宁再次以事实为根据，阐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揭示出冲突和联盟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奉行帝国主义过程中，根据需要交替采用的两种手段而已。他以八国联军瓜分中国为例，用以说明考茨基所谓“超帝国主义”的“国际联盟”，在现实中已经多次出现过，但是，这种联盟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实现永久和平，而本质上，这种联盟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达成的、暂时的一种妥协。因为，帝国主义赖以瓜分世界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随着帝国主义之间极不平衡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每当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必然加剧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引起重新瓜分世界的新的斗争。而斗争的形式，可能是激烈的冲突，也可能是暂时的联盟，但最终只能是爆发战争。1900年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联盟共同对中国实施军事侵略，但此次联盟并没有阻止参与联盟的八个国家之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战争与和平或者冲突与联盟，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和平与联盟，是在新的实力对比形成之前为新的战争作准备；而战争与冲突，必然打破现有的实力对比，从而形成与新的实力对比相适应的和平与联盟。帝国主义之间的两种斗争形式，必然在不同的条件下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又彼此转化。事实证明，考茨基勾画的那种“超帝国主义”联盟的场景只是两次帝国主义战争之间的“暂时和平”状态，将战争与和平割裂开来，以点带面地无限夸大和平的环节，否认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列宁还分别列举了美国人戴维·杰恩·希尔的著作《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中对“现代外交史分期”的观点、齐格蒙德·施尔德尔博士的著作《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中对1870年以来大不列颠“世界政策”史分期的观点以及雅·里塞尔的著作《德国大银行及其随着德国整个经济发展而来的集中》中有关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的分析，进一步说明帝国主义采取战争与和平两种斗争形式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考茨基之所以大肆宣扬、粉饰帝国主义和平，目的就是为了瓦解世界工人阶级的思想武装，使之彻底放弃对垄断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

列宁认为，考茨基对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所谓“批评”并没有全面揭示出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掩盖了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垄断并没有消除竞争，反而使改头换面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金融资本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为了保持在经济上垄断地位，必然要在一切政治制度上实现全面反动的统治。对内的残酷剥削、镇压，对外疯狂压迫、掠夺，于是，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尖锐的阶级冲突和殖民地此起彼伏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为了维持统治，分化工人阶级、分裂工人运动，用威胁、利诱和收买等方式使工人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革命，堕落成为帝国主义走卒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不但不敢触及帝国主义的最根本矛盾和最尖锐的问题，甚至不敢触及机会主义者，反而与他们站在了同一阵线，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代替了马克思主义，“是最精密最巧妙地以科学性和国际性伪装起来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

列宁注意到了“考茨基主义”这一国际思潮极易混淆视听，影响人们对帝国主义的来源和本质正确的认识和作出判断，对国际工人运动也有巨大危害，因此，必须正本清源，告诫人们在帝国主义时代，绝对不能同机会主义统一，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认识和理解帝国主义。正是在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形成以及以金融资本和垄断为时代特征的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有了更加清醒和准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