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帝国主义的新变化

第一节 二战后帝国主义的新变化

一、竞争的加剧与垄断统治的增强

二战后，实现了以核子、电子、原子能代替传统能源使用为代表的第三次科学技术大革命。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和海洋开发技术的开创使各生产部门都开始了伟大的技术改造。从20世纪50年代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起许多新兴工业部门，如信息技术部门，航空航天部门，生物科技部门等，社会物质生产各个领域面貌焕然一新，经营管理也实现了现代化。由于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比较大的提高，有力地推动了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这为个人企业生产进一步扩大提供了可能性，同时，资本与生产的集中越来越快，导致了更多的、更大规模的垄断企业出现，这些巨型企业进一步控制了本行业和部门中的产生、流通，甚至在其行业的上、中、下游都起到了管控资源分配与定价的作用。在新兴行业中，由于生产高度依赖技术的新特征，少数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与拥有强大资金能够支持技术开发的大财团合作或合并，在新工业部门中形成垄断组织。这一时期，科技进步并没有分化生产和资本的规模，反而导致了竞争的进一步激化，如列宁对过度的竞争导致生产集中的论述那样，大规模的生产与资本的集中使垄断统治也进一步增强了。

1．美国企业竞争的加剧与垄断的进一步发展最为明显

美国是新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也受新科技革命的影响最深，获利也最大，同时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最严重。在美国最大的100家工业公司中，几乎每隔5年就有20%的大公司被垄断组织排挤出本行业。1946年后，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从14家开始成倍增长，到1970年已有107家，13年后又翻了一倍多，达到234家。但激烈的竞争也使资产不到10亿美元的大公司在1955年—1983年间倒闭一半以上，随之而来的是资产超过100亿美元的超级公司的诞生和数量的不断增加，1983年资产超过100亿美元的公司已达到25家，这些大规模和超大规模的生产制造企业的资产总额几乎占据了美国制造业资产总额的一半。500家最大的资源产业公司，如煤矿企业、工矿企业等产品的销售额占全国总额的2/3，且其中的2/3又仅集于两家超大型企业手中。在汽车、炼钢、制铝、电机制造、火车机车、化学、烟草等部门中，也各有4家最大的公司，控制着各部门3/4的产品产量。在日本和西欧几国中，也存在着在一个产业部门中投入的全部资本已融合为一个产生单元的现象，一个产业部门中的全部产出和利润几乎都归属于几家超大型企业，而中小型企业只能沦为其压榨利润的对象或附属公司，要么就在残酷的价格竞争中宣布破产，退出本行业。

2．生产和资本集中的新发展

5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和资本集中的方式日趋向跨行业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并开始从资本垄断过渡到资本与技术的双重垄断。这也成为二战后竞争与垄断发展的新特征。混合型的垄断组织在美国比比皆是。1948年—1968年，美国制造业和采矿业的企业合并成为混合型垄断组织模式发展的先驱，到1951年时，几乎一半的混合合并企业都来自于这两种行业的合并，1968年其占合并总数的比例更升至86.8%，混合合并占各种合并资产额的比重，由41.3%升至90.4%。在跨行业合并的浪潮下，垄断企业的发展开始分流，主要向两种经营模式转变：一种是传统的某一行业中的垄断企业，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杜邦化学公司等，它们通过合并或建立新厂，向一些新兴工业部门或其他领域投资，展开多样化经营。1900年美国的汽车销量还不到8000辆，美国人拥有汽车的梦想才刚刚开始，100多家汽车制造公司也才刚刚进入美国汽车制造产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自1908年创建开始，就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兼并了20家小型汽车企业，此后在内燃机应用于汽车动力系统后又联合合并了别克、凯迪拉克、雪佛兰、奥兹莫比尔、庞蒂克、克尔维特、悍马等公司，自1927年以来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之一，在80年代几乎垄断了全球汽车市场。通用电气公司是1892年，爱迪生电灯公司和汤姆森-休斯顿电气公司合并后成立的。此后，在技术领域和服务产业中，它几乎囊括了所有电气开发与生产部门，从航空、船舶、军工、家电、高端精密仪器的开发、制造、销售到能源、交通、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服务部门资源供给，都有财团或技术提供商、制造商与其联合合并，至今成为全球最大的提供技术和服务业务的跨国公司。通用汽车和通用电气公司都是在传统行业中已经拥有大型资本和技术的企业，通过吞并和联合同行业企业，扩大自身企业生产规模和技术开发，发展为该行业内部的垄断企业。另外一种模式则是普通的企业在借助银行贷款或业务合作等支持后，大规模地兼并和收购与本行业无关的其他企业，合并企业来自各行各业，大规模跨领域合并公司成为这种垄断企业的主要特点。它们在短期内便可以形成巨型的混合联合公司，如：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坦尼科公司、LTV公司等都是这种新型垄断企业组织。特别是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曾通过大量混合合并，跃居美国最大垄断组织的前列，长期垄断美国长途和本地电话市场。60年代后，成为全球最大的流体技术设备和系统的供应商之一，其公司的业务涉及各种潜水泵、干式泵与搅拌机，风机、监控设备、工厂运行系统、生物技术等，以及工业、住宅、农业，市政系统的设计、开发、销售，铁路交通、航空航天、国防通讯等众多领域。美国LTV公司的发迹亦是如此，其原本的产业领域是钢铁制造，1942年开始商业性生产，制造飞船、侦察摄影机以及各种飞机零件。但在这种新兴行业中它没有任何技术优势，因此并没什么影响力。但其创办人善于兼并，在1960年兼并特姆科飞机制造公司，又于1961年兼并沃特公司（制造飞机和导弹）和休斯飞机公司，这就使其公司拥有了技术支持和生产销售渠道。LTV公司在80年代后进行多样化经营，以制造军火和军用飞机为主，生产涉及电子控制系统和其他电器部件，在美国飞机制造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该公司生意兴隆，营业额大增。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和LTV公司都是典型的跨行业混合联合垄断企业。20世纪后期，在美国经营电子信息业等新兴产业的公司也在向垄断组织发展，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市场占有份额和利润。例如，微软公司，苹果公司等，在技术上占垄断地位，因此在电子科技产业中长期占据垄断地位。

垄断组织的新发展使竞争日趋激烈，且不仅止于行业内部和本国，其影响范围正在急剧扩大。但二战后的科技革命和垄断组织形式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及其实质，也没有改变其瓜分世界资本的目的，因此，帝国主义的断垄和竞争并没有消失，而是越发激烈了。

二、新殖民主义的出现

二战后，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民族解放运动的展开，许多殖民地和附属国纷纷摆脱了殖民国的统治，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旧殖民体系随之土崩瓦解。但帝国主义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不可能放弃原有的对殖民地的剥削。在这种背景下，帝国主义国家迫于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得不放弃对原有殖民地的强制控制，而开始采取新的渗透与控制方式，对原殖民地、新兴民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更隐蔽的剥削，旧的殖民主义体系演变为一种新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体制，新殖民主义开始盛行。

1．新殖民主义的实质

加纳前总理恩克鲁玛在《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一书中指出：“新殖民主义的实质是，在它控制下的国家从理论上说是独立的，而且具有国家主权的一切外表。实际上，它的经济制度，从而它的政治政策，都是受外力支配的。”正如这位总统所说，新殖民主义主要采用的就是以经济渗透的方式，使其要剥削的国家对它产生经济依赖，从而进一步控制其国家政策甚至扶植自己的傀儡政权管理国家，以此确保它们在此地区的经济利益得以实现。通常这种隐形的侵略与剥削的持续时间更长，却又不会受到法律或国际公约的限制，实现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

2．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

帝国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作为新殖民主义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为现代帝国主义国家牟取了巨额利润。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援助”之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输出，以此控制受援国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资源开发和对外贸易等内政外交事项。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持续猛增。1946年时美国私人企业主和资本家在海外的直接投资额只有72亿美元，到1981年年底时已增长到2252.7亿美元，增加了近30倍。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占其总额的1/4。1979年底，美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中，每4美元就有1美元投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回报中的每3美元就有1美元来自发展中国家。1976年美国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利润率为11.3%，在发展中国家高达24%，1981年美国直接海外投资收益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收益增长了3.3%，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润率要比发达国家的投资利润率高一倍以上。60年代后期，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在部门构成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从对企业注资获利转向直接投资制造业部门。在发展中国家直接就地设厂，将本国的低端制造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建立纯外资企业，扩大企业产品的销量和市场占有率，并向金融投资领域发展，同时，又把重要的和新兴的工业部门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可能迫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和经济发展走上西方经济的轨道，长期处于对外国资本的依附地位，成为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附属物和牺牲品。

另外，跨国垄断企业的直接投资也是新殖民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们一方面使用殖民地的廉价资源与劳动力，一方面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和项目向他国转移。这些行为和方式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造成巨大威胁，甚至导致经济结构发展的失调、单一化和单纯依靠外资生存，这就使跨国公司对生产和资本的垄断遍及被投资国的各大领域，本国却无力改变这种被深层控制与掠夺的现状。

新殖民主义的手段还表现为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各种名目的贷款，与发展中国家建立起债务关系，以此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放贷，其实质也是资本输出的一种隐蔽形式。这是现代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和进行金融剥削的重要渠道。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于向各国银行和世界银行的借贷，这些国家负债总额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对这一数字感到不安。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外借贷的依赖程度之大，已经危及国家安全。一些国家不仅在发展经济、对外贸易中需要依赖国外或国际借贷，有时连偿还债务都要靠外债，举新债还旧债。有资料表明，外债最多的拉美地区新借外债的2/3是用于支付旧债利息的。阿根廷作为拉丁美洲的第三大经济国，到2000年已经举债1550亿元，2001年12月23日，圣诞夜的前一天，阿根廷代总统萨阿在就职之后立即宣布暂时停止偿付阿根廷的外债，这是全球经济史上最大的一次债务拖欠。阿根廷国家已经没有能力偿还其外债，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创下，阿根廷只能宣布“经济破产”以逃避巨额债务的偿还。这使阿根廷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随之带来的是人民生活的困窘和政局的动荡不安。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对外债务关系越多，它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独立性就越少，被国外资本剥削和控制的程度也就越深。在帝国主义世界里，没有无私奉献的国家和资本家，他们都是要通过对外的巨额贷款，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这些贷款中必然包含着多种不平等的要求和条件，有时甚至对债务国的主权进行践踏和侵略。发展中国家接受各种形式的借贷数目越多，越是将帝国主义的禁锢缠绕在自己身上，国家安全受到的威胁也就越大。

3．单一经济的当代发展及影响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一书中，论述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其中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经济与领土的瓜分就是建立在殖民地政策上的，在谈及殖民地相关部分时，列宁本要以印度为例来说明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在经济政策上的施压，迫使殖民地经济向单一化发展。虽然列宁最终没有在原著中引用印度的相关材料来说明问题，但他还是提出了殖民地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就是单一经济或畸形经济的形成，这是帝国主义推行控制殖民地政策的恶劣后果，也是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直到今天，现实仍然验证了列宁的这一论断。

在当代，新兴民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独立上已经取得了胜利，并一直在努力寻求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和合理的经济发展结构，改变旧的“单一经济”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不是一时可以克服的，这就使发展中国家难以改变旧有的经济结构，加上现代帝国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又开始推行新殖民主义，为实现资本主义国家和个人财团的既得利益而阻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改革，甚至加深了其经济的片面发展。因此，经济的单一性仍然是亚、非、拉广大发展中民族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就如列宁所述，通过各种手段强化前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单一化结构，是现代帝国主义对其进行新殖民主义的剥削、掠夺与控制的经济基础。这些国家的单一经济结构一旦持续维持下去，就会一直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供应地，任其予取予求。石油丰富的国家尤其受到帝国主义的“关注”。“大油库”、“大粮仓”、“大矿山”、“橡胶园”等成为了这些国家的代名词。新殖民主义的手段使旧殖民地依然扮演着为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廉价原材料的角色，其受剥削和压榨的性质在这种畸形经济结构中没有丝毫改变。另外，单一经济结构所导致的单一产品生产，导致旧殖民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产品和人民生活物资大量依赖进口，使工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进一步受到阻碍，这也使这些国家继续成为帝国主义商品倾销的主要市场，不对等的经济交换模式和经济结构转型与发展的重重困境，使旧殖民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被动地保持着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和经济发展的畸形性，从而使之继续发挥了旧殖民地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作用，即提供廉价原料来源，占领商品输出市场和进行资本投资、转移，为现代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和霸权扩展提供了难以改变的经济基础。

新殖民主义的主要特点是经济性，在经济上，通过“援助”、投资，以输出商品和资本，通过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掠夺别国资源，剥削廉价劳动力，控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命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纯经济的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在大力进行经济扩张的同时，并不放弃种种非经济的手段。在政治上，力图收买和培植代理人，维持其长期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对于不屈服帝国主义压力的前殖民地国家，进行破坏，制造民族纠纷；在军事上，从帝国主义的军事战略出发，组织军事集团，在这些国家设立军事基地，供应军火、派遣军事顾问、控制部队的训练和指挥，等等。

新殖民主义的实质，就是仍具有帝国主义属性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的平台实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垄断，并主要以经济渗透和“援助”、借贷等隐蔽手段攫取别国的国家财富，控制别国的经济发展，干涉别国的政治独立。在经济手段无计可施时，就通过政治、军事等强制力来继续剥削、掠夺与控制已经取得政治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使其或主动或被动地从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力范畴，形成这些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强力依附关系，使新型垄断组织和垄断资本主义能够持续实现追逐高额利润和维持垄断地位的目标。

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早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最发达的时期，马克思在论述股份公司的产生及其活动时就曾预见到：“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的干涉。”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由于金融寡头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处于统治地位，就有可能凭借其经济实力，操纵国家机器使之服从于垄断组织。这样，资产阶级国家同拥有巨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就日益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国家同垄断资本相结合的一种垄断资本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已出现萌芽，这一时期，铁路、兵工厂及某些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的修建、经营已经属于国家，在垄断统治确立后，它们就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早期形式。但究其发展的根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始于私人垄断资本的过度膨胀及其与国家权力的相融合。

在生产高度集中和资本加速集聚的同时，货币资本的主导行业——银行业也在战后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中，银行间的垄断组织越来越庞大。20世纪50年代中期，银行资本积聚和集中同产业垄断行为一样，呈现出银行巨头间合并的新特点。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的私人大银行和财团都纷纷进行了合并，英国的国民银行与五大银行之一的威斯特敏斯特银行合并改组为国民威斯特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斥巨资买下了纽约第一国民银行，改名第一花旗银行；美国的洛克菲勒财团通过兼并曼哈顿银行的方式，将旗下的大通国民银行扩大，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实际上是洛克菲勒财团与库恩-洛布财团两大金融财团的强强联合；日本的第一银行也与劝业银行联手，合并后改名为第一劝业银行，其规模一举成为日本第一大银行。这些合并后的巨型银行在国家金融和资本系统中更加稳固了其统治地位，并且在60年代初开始将触手伸向海外，以上提及的几家银行和财团在各大洲均拥有庞大的分设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中都建立起了合作性质的或共同出资建立的国际性垄断银行。欧洲国家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也在国际银行的建设上达成过一致看法，并且有六家大型私人银行出资建立了国际能源银行，八家来自英、法、美、日等六国的银行进行联合收购与重组，成立了欧洲金融银行。

二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的金融寡头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合并资本，拓展经营模式的方式更加增强了其实力和势力。大金融资本家已经不局限于商业银行的经营，还力图通过多种多样的金融机构获取更多的资金收益，将垄断范围进一步向市民阶层扩展，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统治，例如，人寿保险公司就是战后积聚大量居民和民间资金的重要金融机构。

列宁曾指出：“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税。”战后，利用持股公司和银行信托业务，金融寡头的统治更为加强。一个财团支配着许多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它们在持股份额和借贷巨款上很容易取得对任意一家企业的经营支配权。美国在1951年到1976年间，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发放贷款数额及其增长率都逐年攀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这25年间，美国的企业和个人贷款增长率从4.0%增长到了9.5%，一倍多的增长速率昭示着美国金融巨头在战后对国民生活的控制又进一步增强，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通过金融资本更大规模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更加显著。除美国外，战后落败的德国、日本也在急速的经济恢复中放宽了贷款的范围，银行借贷的金额和增长率甚至超过了美国，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国内贷款年增长率高达17.9%，德国在这一期间开放了消费贷款业务，其中私人商业银行在1970年间就借贷出100多亿马克，占借贷款总数的35%。金融寡头是私人巨额资本的代表，它们的目的是寻求资本的进一步扩大和占据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甚至有的财团企图控制国家机器，实行刺激经济的金融政策以谋一己私利，尤其是在私人资本发展遭遇危机时，大型财团和金融资本家要寻求公共权力对其私人利益进行保护，资本与权力的交换更加普遍，而且随着金融资本的跨国发展，这种资本家与公共权力之间的联合也不止于国内，而在整个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都普遍存在了。例如，美国总统选举中的财团政治献金情况就是典型的二者相融合的例子，甚至在美国，大财团的首脑出任总统也不无先例，我们熟悉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就曾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银行董事长，其家族在美国金融业中举足轻重。当金融寡头与政府的联合从“私人”性质过渡到“国家”性质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开始发展起来。

一战爆发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各国都对国家的经济生活加强了管制，大力扶植重工业发展，尤其是钢铁、军工企业的发展，有的国家还采取了政府订购、给予补贴、贷款等政策来支持这些行业进行垄断性生产。但这种因战事需要而进行的国家干预并没有持续多久，战后这种干预渐渐势弱。直到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病暴露无遗，各国为摆脱危机，开始进行制度改革，其中经济制度的改革就是大规模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国家承担起对生产的引导和控制职能。各国都通过了重大的经济调整方案。美国实施了“罗斯福新政”，英国开始了“产业合理化”进程，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法西斯国家，以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方式干预和组织国民经济生活。虽然这一阶段各国都出台了政策使国家对经济生产生活进行干预，但都是以度过经济危机为目的，并没有在国家权力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中作出关键性调整。到了二战时期，各交战国对国家的战时经济进行了全面的管理和调节。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剧和尖锐化的结果。这一时期的市场问题日趋严重，需要运用国家力量来扩大国内外的市场需求；生产过于集中和巨大规模的扩张所需的巨额投资也只有国家才能调节和负担得起；另外，对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国家直接干预经济，做出宏观规划。科学技术研究的社会化和高成本化也使私人企业无力承担。私人垄断资本的利益需要同国家相结合，借助国家力量解决个人和企业的问题，这就使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日益脱胎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二战后初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主要表现为国有经济的空前发展，国家除了对一些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大量增加投资外，还把一些银行和老工业部门的一些企业收归国有，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通过相互融合共同创办企业。国家在社会总资本与再生产过程的调控方面占据了重要地位，有时还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衡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是，国家财政支出在GNP（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已占到GNP的30%—40%以上，这表明目前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水平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和欧洲的积极救市再次证明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依旧占据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统治地位。

二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和结构都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转变，不再是战时临时性的干预和小范围的只干预某一产业的生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有了新发展，发达国家都扩大和加强了对全国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并将其制度化。虽然这些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各具特点，但基本上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国家直接投资兴办企业，对一些国家经济命脉产业实行部分国有化；国家投入资金兴办和扩充科研机构，使技术发明和改良过程社会化，并从事技术推广工作，实际上是国家为垄断组织提供科技成果，便于其进一步扩大生产，获得更多利润；政府使用国家财政预算为某些部门产品开辟市场，通过货币和金融政策刺激内需，扩大生产，并实行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收入分配政策；对工人阶级和普通市民实现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救济，以确保阶级矛盾不会升级；国家运用税收、折旧和各项补助金办法，调节各部门的生产、流通，拟订全国性的经济发展长期规划；国家作为社会的代表签订双边的、多边的经济协定，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促进资本和商品输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但无论形式如何改变，它的实质都是为了调节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而进行的尝试，它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矛盾性质，也不能掩盖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