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新帝国主义论”

第三节 美国的“新帝国主义论”

一、“新帝国主义论”的产生

“新帝国主义论”的主要代表国家是仍然垄断世界事务的霸权国家——美国，也被广泛称之为美国帝国主义论。

1．“新帝国主义论”的出现

“新帝国主义论”一词的明确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老布什在1991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并宣称美国将肩负起这一重任，承担领导资本主义世界国家建立这一新秩序的职务。此言论一出，立刻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讨论，各欧洲老牌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都对此表示谴责，老布什和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在加强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霸权地位，充当世界管理人的角色，对此，时任英国首相的希思公开表示，老布什政府想把世界美国化的想法和强权干预世界秩序的行为是“新帝国主义”的霸权行为。在美国发动具有侵略性质的海湾战争后，这种“新帝国主义”行为愈加明显，21世纪初期，英国外交政策高级顾问罗伯特·库珀发表了几篇具有重要代表性的文章，论述以美国为首的“新帝国主义”国家的行为、手段和目的，并为其发展提供了很多可操作性议题，构成了“新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基础。

此外，“新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还以美国国家领导人的公开性讲话为产生标志。2002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女士，在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作了关于“反恐战争”的演讲，她认为“9.11”事件给美国带来了安全的巨大警示，作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应该把握这次事件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机遇，必须以美国的国家安全为目的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紧接着，2002年6月，小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他说“面对新的威胁，需要新的思维，美国必须做好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捍卫我们的自由和保护我们的生命的准备”。这实际上就是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控制全球的安全和军事事务，将“新帝国主义”的体系扩展到全球事务的各个领域，重拾19世纪中叶的霸权政治。

2．“新帝国主义论”产生的根源

“新帝国主义论”的兴起与“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阶级力量对比大变动的新局势、美国在全球化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及其国内矛盾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1）恐怖组织和国际恐怖主义的促进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以美元垄断着金融霸权地位，并借助电子信息科技行业的发展，依托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扩大了其在世界经济、金融领域中的主导作用，使资本巨额增值，更加强化其国家综合实力。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凭借其在经济、技术、军事和媒体传播上的巨大优势，成为了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这使国际政治局势时常被美国所左右，各国的外交政策也带有了美国倾向。这种无人能敌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起了“决策者”的角色，并越来越多地开始干涉他国内政，其借口有时冠冕堂皇，有时牵强附会，但不管什么理由，这都是不合理的干涉，也是其强权政治的直接体现。但由于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的强大实力，被干涉国家通常也无计可施，只能在舆论上表示谴责。这使美国的霸权地位更加凸显，成为美国践行“新帝国主义”的立足点。而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大国也同时分享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垄断资本的海外投资获取高额利润和他国资源。在这一过程中，那些被攫取财富的发展中国家却被排挤于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过度金融投机和金融掠夺所导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果一夜颠覆，建设和发展努力屡屡受挫。更为严重的是，民族、宗教冲突和边界纠纷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使这些国家常年遭受战火之扰，又被借口“援助”的外国势力占取资源。这些被帝国主义国家压榨的国家和地区，不但没有机会发展自身国家经济，还被西方国家视为影响国际秩序和安全的文明落后国家，对他们的人民予以歧视和排斥，将其边缘化处理。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家的极端分子和原教旨主义者感到愤怒，认为自己国家的动荡、贫困都是被资本主义国家暴力干涉和掠夺所致，因此渐渐有组织地采取报复行动，对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实施恐怖袭击，使恐怖主义成为国家和国际安全的新威胁。“新帝国主义论”者却认为，那些充满疾病、暴力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愤怒和失控是极度贫穷所导致的，那种极端的报复行为和落后的军事统治都使这些国家人民道德败坏，无药可救。“新帝国主义论”者将它们归类为“失败国家”和“无赖国家”，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对发达国家构成了严重威胁和挑战，应对其采取帝国式的管理和控制。“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作出了重要调整，严正声明美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恐怖主义袭击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美国的反恐战略将恐怖组织和支持、允许恐怖组织存在的国家都列入到了打击目标中，宣称要通过反恐战争推翻对美国有敌意的独裁政府，并且批判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腐败、落后的专政统治，这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只有改变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制度，推翻其政权统治，并且在这些国家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其人民才能接受好的教育，国家经济才能发展，社会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最终消除其反美倾向。同时，“9.11”事件后也使美国人更加坚信美国价值观，认为其他多家特别是中东国家的信仰和价值观都是邪恶的，必须使美国更加强大，来抵制邪恶国家对美国的利益侵害和安全威胁，只有在全世界建立起对美国有利的社会秩序，才能保证国民生活的安全，因此美国不得不成为一个“新帝国”，“反恐”成了美国实行新帝国主义的最佳借口。为了打击恐怖主义给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造成的伤害和威胁，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大国展开了单边、多边、联盟等不同形式的军事行动和“先发制人”的军事防御策略，实际上侵犯了许多国家的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因此，恐怖组织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及其行为的泛滥直接地促进了“新帝国主义”的发展和“新帝国主义论”的诞生。

（2）美国式价值观的影响

在美国的社会意识中还大量存在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的思想，其宗教和历史背景又使美国人天生拥有“救世主”的观念，这些文化观念都形成了美国人的帝国情结。“冷战”后，这些观念和情结通过美国在国际上宣扬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而扩散出去，在对外事务中演化成特殊形态的美国式价值观，造成了其霸权思想的膨胀。在美国历史上，鼓吹白人为最优秀的人种而歧视其他肤色和种族人群的思想一度非常盛行，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到今天，美国社会也将公民分为三六九等，白人歧视黑人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国长期的宗教宣导和国民教育使国民形成了强烈的国家优越感，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肩负着实现世界民主、自由的神圣使命，要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改造得像美国一样好，使人民拥有自由和人权，这种“美国式的世界”成为美国人的价值追求，不论在国家权力掌握者中还是普通民众中，都有着强烈的表现，甚至有的基督教信奉者认为，美国人理应统治和改造这个世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所谓“普世价值”，目的就在于将美国的意志通过文化、信仰等软渠道，渗透到与其对立的国家和地区中，从精神层面让世人接受美国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正是这种根植于许多美国人思维中的民族优越感，为“新帝国主义论”的滋生提供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共识。

（3）转嫁国内危机的需要

20世纪中后期，美国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金融业的过度繁荣导致金融泡沫的出现。进入21世纪，随着各国经济泡沫的破灭，美国爆发了世界影响性的金融风暴，随后美国经济发展停滞，金融业陷入长期的低迷状况，社会问题和矛盾频现。小布什上任后的两年里，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下降了25%，失业率上升了35%，公司和个人破产开创了美国新高。与此同时，社会福利、退休养老金、失业保障金等指数也下滑至谷底，贫困人口数量持续攀升。社会矛盾的加剧使小布什政府不得不将其转嫁到海外，将民众的关注点从就业、股市、退休金等民生危机转移到世界其他角落，重新开始关注恐怖主义给他们来带的生命安全威胁。

二、“新帝国主义论”的内容与特征

随着时代变迁，传统帝国主义霸权国家的权力也转移到了新帝国主义国家手中，现在最典型的代表便是美国，从美国的新帝国主义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发展的新内容。

1．罗伯特·库珀对“新帝国主义论”内容的阐述

罗伯特·库珀把目前全球存在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前现代国家是由传统帝国主义阶段的殖民地国家和超级落后的国家所构成的；现代国家是正在进入工业化大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大国和经济发展已经停滞的但工业化已经完成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后现代国家则是拥有国际话语权和支配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库珀在其三类国家理论中论述了新帝国的必要性。他认为前现代国家饱受战争之苦的原因在于国家自身的贫弱，不能给国民以安定的生活环境，没有能力保障自己国家的安全，因此暴民横行，战火不断，成为当今世界秩序不稳定甚至导致国家秩序混乱的威胁来源。在此意义上，前现代国家就应该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后现代国家集团予以整合和操控，采取类似19世纪帝国主义的政策，通过使用新殖民化的手段，向其输出稳定和自由。后现代国家需要在自己国家内部通过法律和合作来保证其政治、经济安全和对前现代国家群体的控制。而后现代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等经济、政治、军事强国，正面临着来自前现代国家的仇视和威胁，它们有必要对其进行防御性干涉，而这种干涉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对其进行殖民。但这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于是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使后现代国家能够对前现代国家进行合理合法的控制。这其实上就是要求在国际秩序中建立新帝国主义统治。库珀说：“在古代世界，大一统的帝国代表了秩序与文明，帝国外是野蛮混乱。但只求稳定的大帝国不利变化，结果被强调竞争和势力平衡的国际秩序所取代。然而，这种秩序系统内部结构并不稳定，随着1989年美苏势力均衡格局消失，这套秩序开始走到了尽头，一种新形式帝国又重新出现——它既稳定又容许变化，仍代表着秩序和文明。”

2．帝国主义价值的输出

美国的新帝国主义行为与策略已经不仅仅存在于经济层面，其内容更多地体现于帝国主义价值的输出上，其目的最终仍是获得统治世界的霸权。“新帝国主义”之所以被一些人称为价值帝国主义，是因为它被西方人民所公认，是建立在西方人普遍认可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之上的帝国主义。就如前面我们所介绍到的，英国人库珀所说：“在当今世界，弱国仍需要强国，强国则需要有序的世界。”正因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共识，人民给予了“新帝国主义”存在的道德合法性，因此，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的秩序只有推崇人权、民主和普世价值的新型帝国主义才能维护，全世界人民应该自愿接受其价值观和管束，通过自觉地成为帝国主义组织中的一员来共享新的世界秩序给人们带来的喜乐。美国通过这种手段推行“新帝国主义”是对恐怖主义袭击的一种直接反应，不仅要在客观上打击恐怖分子，同时再在主观上控制异己势力，渐进地同化他们，这是美国在全球形成有效的力量对比后，试图构建新的世界秩序所应用的新战略。这一战略使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和对“无赖国家”进行武力威慑、经济制裁的过程中，可以更多地绕过其他国家干涉和全球规制的束缚，而乐于扮演一个单边和预防性的角色。美国的政治家曾经提出，应该将这样的武力干涉常态化，并认为任何国家都应该承诺不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如果有的国家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个国家的主权就应该被剥夺，其他国家就可以对其进行武力干涉，使其恢复“国家的责任”。这是美国“新帝国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借助美国的国家势力，排除一切对美国的威胁可能性，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极力鼓吹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用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与其政见不同的、信仰不同，或者存在利益矛盾的国家、地区，在这种方式不奏效的时候，就采取单边的武力威胁甚至诉诸武力来消除其对美国的威胁。

3．“新帝国主义”的特征

美国左翼学者约翰·贝·福斯特和印度左翼学者阿伦达蒂·罗伊将其归纳为：“英国霸权的衰落和垄断型大公司主导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永远伴随着经济扩张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其扩张的表现和手段也不尽相同，在传统帝国主义时期，由于各国拥有殖民地，经济的扩张直接表现为对殖民地原料和劳动力的控制，而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竞争也表现为对殖民地的争夺。到了世界经济体系完全开放后，这种竞争就表现在资本输出的大规模扩张和对其他企业的阻挠上。到了新世纪，这种竞争就表现为对边缘地区的控制权上，也就是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伴随经济发展和竞争的变化，霸权国家也在不断更替，新帝国主义时期的到来，正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了世界的霸主。

印度女作家阿伦达蒂·罗伊将新帝国主义的特征总结为三点：“一是跨国公司的高管和CEO们对国家的外交政策起到了影响。二是新帝国主义产生新的种族主义。三是商业媒体成为新帝国主义事业的一部分。”

三、国际社会对“新帝国主义”的批评

1．“新帝国主义”者的主张

他们认为，在政治上，帝国与霸权是同一性质的，霸权就是帝国的表现形式。世界秩序的井然有序与社会稳定是由于处于帝国的强盛时期，而帝国的衰落会带来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因此要维护和实现国际秩序的稳定，就要发展帝国霸权。在经济上，他们认为帝国应该设计能使他们获利的国际机制和垄断国际货币的控制权，来获得所谓的“帝国的利润”。在军事上，“新帝国主义论”与“霸权稳定论”提出的“霸权护持模式”相同，即一旦帝国受到外部的威胁和打击，帝国有权运用武力威慑和军事干预打击侵犯其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外部组织或国家，并在预计到潜在威胁时，可以运用先发制人和以暴制暴的手段，首先对可能威胁帝国安全的外部力量进行打击，取得绝对的军事优势并坚决消灭其威胁的可能性。

另外，“新帝国主义”者还主张“世界霸主”即是“世界政府”。若按这种理论行事，联合国或国际法形同虚设。但美国似乎正在践行这一主张，对其世界“一超多强”的局面似乎已经不再满足，以无端挑起战争和无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行为和方式彰显着其“帝国”霸主的地位。美国对那些它认为不能保障其人民安全和人权的国家公开进行武力干涉，但美国军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做出侵犯别国公民人权的行为时，又不受到国际法的制约和制裁。这种双重标准只说明了一点，就是美国在用维护人权的体面借口毫无忌惮地干涉别国内政，甚至推翻一个国家的政权，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

2．国际社会对“新帝国主义论”的广泛批评

“新帝国主义论”出台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

约瑟夫·奈、帕特里克·布坎南等人提出，美国的新帝国主义是一种冒险的行为，推行新帝国主义会激化各种矛盾。他们认为，美国将全球的注意力都引到了自身的军事势力上，而忽视了在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力量，这不利于美国保持“帝国”地位的行为长久地持续下去，因为美国人已经对战争厌烦不已。

英国《卫报》发表的社论也提出，某些人宣扬“新帝国主义论”，支持武力解决国际争端，试图重新推行殖民政策是在自掘坟墓。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和军事制裁，必将在更深程度上激化各国矛盾，造成更多的利益冲突和武力纷争。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实行“新帝国”的实力，美国尝试实践“新帝国主义”只会带来恶果，加速恶化美国现在面临的各种困境。他们认为“新帝国主义论”是完全错误的主张，如果美国实施了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那么就没有理由阻止其他国家也实施这一战略，那时美国将会时刻活在安全威胁之中。“新帝国”只能成为美国为自己设下的圈套。

一些学者还从道德角度出发对“新帝国主义”进行了批评，认为“新帝国主义论”的出现和传播反映出美国的道德观和社会价值取向受到扭曲。“9.11”事件后美国的“报复行为”虽在道义上可以理解，但其行为已经超越了底线，已经完全逾越了“道德尺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发动的一系列区域战争都反映出美国越来越崇尚武力解决问题的倾向，这使其他国家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甚至连美国的追随者日本，也在国内舆论中宣称日本应该与欧盟一道，携手要求美国在军事军备中修正其强烈的“帝国主义”色彩。

西方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罗伯特·吉尔平、斯特兰齐、曼瑟尔·奥尔森等人认为，“新帝国主义论”的提出恰恰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实力的衰退，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矛盾的加剧。美国推行“新帝国主义”，正是想以武力来达到经济上维持美元金融霸权和政治上确保霸主地位的目的。

与全球殖民时期的帝国主义相比，“新帝国主义”的理论掩护更加完备，实施手段也更加多样化，并具有强烈的价值倾向。“新帝国主义论”者一直强调新帝国可以为国际秩序带来和平、稳定，为世界带去自由、民主、人权，这种普世价值的标榜获得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普遍认可。这也是新帝国主义在文化上取得霸权地位的一种手段，一些学者将其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

“新帝国主义论”的实质是在粉饰资本主义大国的强权政治。按照“新帝国主义论”的政治和军事逻辑，新帝国可以随意向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开炮放枪，只需要在将这个国家的政府扳倒后，对外宣称其政府对新帝国有潜在的威胁即可。随后在战火未尽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傀儡政府，代为管理国民，实际上就是在实行新一轮的殖民统治。可想而知，“新帝国主义”的主张一旦实施，世界必将战火连绵，国际秩序也无从谈起，国家的主权将会遭到随时随地的侵害与践踏，而新帝国就成为世界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