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远的存在与方兴未艾的学科

一、技术与技术哲学：久远的存在与方兴未艾的学科

选择技术作为研究的对象，基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一是技术是与人相伴生的重要生存载体。当今时代，技术发展速度之快、应用之广、影响之大是不争的社会现实。因技术发展而带来的技术问题不断显现，对于技术的深入和接近全面的认识是技术时代的呼唤，也是我们这个学科的责任所在。

二是基于国内技术哲学研究滞后性和不充分性的现状。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哲学逐渐成为显学，研究不断升温。但很多相关研究的分歧很大，有极大的探索空间。而从人和人性角度，通过人的本质来解读和剖析技术本质的研究不够，缺乏专门的资料。

对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简单地说，一是由于技术之于人类生存之重要；二是在于人们对技术的认识还不充分。

1.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技术之于人的重要性

维贝·E.比杰克在《技术的社会历史研究》一文中，在谈到堤坝技术之于荷兰人的重要性时指出：“技术和海岸工程学使得大约1 000万的荷兰人能够生存在堤坝背后低于海平面的土地上，如果没有这种技术就没有荷兰人。”^[1]而把视域放大，完全可以说，没有技术就没有今天的人类。

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人类的进化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著名的传媒学家麦克卢汉曾断言：“任何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2]的确，从“刀耕火种”到“机器隆隆”，再到“比特”与“克隆”，技术每提升一步，人类的生活就会转换新的图景。19世纪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今天的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与18、19世纪相比，不能同日而语，今天的技术是与科学结合的技术。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浪潮带来一场人类生存方式的重大革命，高科技对社会的支配性、扩张性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有句名言：“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4]技术构成了人的基本处境，技术为我们的生存设置了全新的框架。人类通过自身活动建构的一幅由技术活动、技术系统及其本质特征所构成的图景，占据了当代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核心位置，人类进入依靠技术不断发展进步的新时代。“技术时代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人工自然和技术圈的兴起；二是技术化社会结构的形成。”^[5]技术化社会的形成在于高技术的发展。高技术一般指产业化了的现代新技术。“高技术不仅是一个学科群，同时也是产业群；既是新兴的学科，又是新兴的产业。”^[6]从20世纪中叶开始，社会已逐渐进入高技术时代，也就意味着技术化社会已初具规模。正因为高技术可以把学科前沿的技术转化为成果并产业化，它的高度辐射性，必然渗透到传统产业中去，大规模地作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模式。

高技术不仅构筑了人的生存的环境和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甚至将使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的繁殖、发育、遗传、演变的自然过程逐渐转化为技术过程，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不折不扣的技术化社会。技术化社会形成的过程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科学技术社会化过程；二是社会的科学技术化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的技术化过程和技术的人化过程，也是“人—技”关系的互动过程。人与技术的互动过程是此消彼长的，近代技术导致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也使人逐步技术化，人类生存方式的改变就是人的技术化的最好诠释。人对技术的把握和控制也是不断增强的，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是对人自身的超越。但技术进步带来的后果和影响又以特有的方式对人类生存造成巨大的冲击。

以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已经使人类上天下海，无所不能。技术对人类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技术应用也越来越广：今天，我们需要借助于复杂的技术系统来满足我们的各种需求：食物、住所、服饰、安全、通信、交通、健康娱乐和学习，甚至政治生活系统也需要技术来维持，需要依赖技术来维持社会稳定并提供施政的技术可能。有人比喻今天的技术对人的社会生活的影响犹如水银泻地，对人类生活的渗透无孔不入，目前，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的行为方式、创造方式、生存方式，技术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决定性力量，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说，已成为现代人的历史命运。

技术之于人，无论是积极影响还是负面结果，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一个重要社会现实。

2.一个不言不明的领域：技术研究哲学路径的薄弱性

尽管人的生存越来越离不开技术，但人们对技术的认识和研究却远远落后于技术的发展速度。造成技术的先在性与技术研究的滞后性的矛盾，即技术的时时“在场”与技术之“思”的历史性缺失的矛盾。

技术哲学作为与科学哲学并存的一个哲学分支，在发展上明显落后于科学哲学。可以说，从古希腊时代开始，技术就已经进入先哲们的视野。“在社会科学、历史和人文科学中，最持久的研究课题之一，就是关于技术和技术变革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问题”。^[7]但是，直到1877年德国学者卡普的《技术哲学纲要》面世，才标志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荷兰技术哲学家E.舒尔曼曾指出：“当考察技术哲学起源时，我们必须考察它原初所面临的严重困难。一般哲学完全忽视了技术明显现象，根本没给他一席之地。技术哲学缺乏一个基本框架。其结果，就是技术哲学完全游离于一般哲学。”^[8]

19世纪中叶，人类已经借助技术革命进入产业化的工业时代，但作为对技术反思的技术哲学刚刚起步。“在技术问题上，人们除了认为技术是重要的这一点有共识以外，恐怕就不存在任何别的共识了。”^[9]研究技术的学者对待技术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研究和考察技术有多种角度，具有代表性的有：认为技术是知识体系；技术是技能或方法和手段；技术是人类意志的体现；技术是科学的应用；技术是活动的过程；技术是文化现象等。海德格尔曾归结了人们对技术的传统理解：“其一曰，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其二曰，技术是人的行为……技术之所以是，包含着对器具、仪器和机械的制作和利用，包含着这种被制作和被利用的东西本身。”^[10]以上这些工具论、实体论的技术思想都被称为技术本质主义的研究。技术研究当前已经超越了技术本质研究走向技术批判理论、建构论的技术研究阶段。但是，任何一种研究都不能涵盖技术的所有内涵。正如F.拉普在《技术哲学导论》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所写“尽管技术哲学已有长足的进步，但是不用说公认的范式，就连紧密的技术哲学理论也还不过是一种要求，并未成为现实”。^[11]对于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他分析认为：“技术研究出现这一空白，老实说，并不是由于这一课题不重要，而肯定有其他的原因，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几乎不可能对技术的作用估价过高。显然，原因之一就是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因为人们在对技术进行分析时，不能像分析科学那样轻易地撇开技术的社会根源和它的实际功能问题。技术作为系统知识和有目的行动的一种结合，需要进行方法论分析，这种分析除了涉及演绎推理的一定模式外，还要考虑所包含的实际目标和所进行的具体行动。技术的这种复杂结构并不仅仅是研究的障碍，同时，它也为一种有趣而重要的考察逻辑方法和实用方法之间颇有争议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机会。而这又可能使科学的实用性问题得到新的启示。”^[12]

南京大学林德宏教授认为，技术哲学的研究状况与技术发展的速度和现状是不相称的。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对于这种尴尬境况有详细的论证：“技术有着最为漫长的历史和最深刻的人性根源，它同时规定着自由的实现和自由的丧失，是人并无可能简单放弃但在今天明显存在着危险和挑战的东西。今天，越来越多的现象学家把自己的眼光转向了‘技术’这个我们时代最显著但又最隐藏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后现代主义者尝试着克服技术的种种方案，因为在他们看来，技术就是现代性的象征和标志。问题在于，由于技术在哲学中的历史性缺席，我们有可能尚未真正地经受技术。就是在亚里士多德解释自然学的四因说时，他也不由自主地采用工匠的例子。但是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哲学家们并未经历工匠的那种技以载道的创作，也无可能把这种活动看成人自我构建本质的基本活动。人的本质必定得经过技术的方式来构建，这就把技术无形中放在了公开场的地位。技术作为真理的种种发生方式还有待进一步揭示。”^[13]事实上，技术远离哲学视野，一方面在于技术本身的特点——在于技术的自隐性。在卡普看来技术是人体器官的延伸，这种延伸是将技术纳入人的身体一部分，使人忘记了技术的存在，就如同眼镜成为眼睛的一部分。在简单技术阶段，技术都是这种状态的技术。而随着技术的建制化、规模化和复杂化进程的加速，技术无法达到自隐，技术作为显性的存在，立于世人面前。另一方面在于哲学本质主义的哲学传统。哲学关注的是理性等内在性的事物，对于技术这种外化性的事物缺乏关注的传统。

基于此，技术哲学的研究仍然任重道远，有许多问题有待发现、分析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