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深刻性与出路的理想化

三、思想深刻性与出路的理想化

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力度是大的，思想无疑是非常深刻的。其突出特点就是将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加以批判。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这一思想是从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现实出发来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异化现象进行批判与反思的结果，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现实。当今时代技术在政治、经济与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技术所带来的各种风险也越来越大，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批判理论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尽管具有现实意义，理论也具有合理性，但他们许给技术和人类的未来是一个虚无的未来。面对理性、科学、技术对自然所强行的“统治原则”，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把一切罪责都归咎于科学和技术，他们并非主张销毁技术回到人类的原始状态，而是主张合理地使用技术。于是，他们预言和设想了一个技术先进的未来社会。在这个未来社会中，统治引退，让位于一个不去盲目地掠夺自然，人民享有创造性工作的社会。

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人类的爱欲遭受压抑。针对人类困境，马尔库塞强调以人为本和对人的终极关怀，提出了“新技术”理论。马尔库塞的新技术是一种促进人类走向解放和自由的新技术。是使技术爱欲化与和谐化的新技术，目的是促进人类爱欲的解放。“‘爱欲解放论’，本质上是一种严肃的政治理论，是一种批判的文明发展理论，由于它包含了对存在的一些基本看法，因而也是一种寻求新的存在即本质上是快乐的存在理论，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本体论。”^[22]但马尔库塞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爱欲，实际上将人仅仅看作生物学上的人，在这点上对人的本质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是错误的，理论再深刻，批判再激烈，也无法为人类发展描绘现实性的蓝图。

对于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来说，其重要贡献在于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性和悖论性。“既不完全否认现代化的成就又不无视它的存在问题，从而避免陷入社会功能主义对社会现实的盲目肯定，也不陷入晚期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全盘否定。”^[23]但哈贝马斯淡化了物质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上的核心地位。“他把社会生活还原为抽象的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对立，是想追求超阶级的人类解放理想。”^[24]要建立和谐的无压抑的交往合理性社会，虽然具有很大诱惑力，但毕竟是水中月、镜中花，是个理想国。离现实世界太远。“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观论证的是两个似乎矛盾的东西。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于资本主义的现状是悲观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在于西方哲学和文化试图去统治‘客体’、他性、自然和他人。另一方面，他们又充满着希望，设想了一个实践、创造性工作和游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自然获得了‘安抚’（pacified，马尔库塞语，《单向度的人》）和‘救赎’。”（阿多诺语，《小伦理》）

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1943—　）在《技术批判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发展的两难困境”问题：按照西方政治理论的一种古老传统，社会不能同时实现公民道德和物质繁荣。所谓“发展的两难困境（the dilemma of development），即在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中所追求的两种最高价值之间的相互排斥”^[25]“在选择我们的技术时，我们变成了我们所是，而这反过来又形成了我们未来的选择。如今的选择行为已经被技术所渗透，因此不能按照工具理论所说的自由‘使用’的意义来理解。”^[26]“选择”一词带有主观价值倾向，与使用有巨大差别。但两难境地的超越也是凌空之舞。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本身来说也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学派本身对自己理论产生了动摇，缺乏执着与坚守。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青年学生造反运动失败后，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期领导人的哈贝马斯在政治上从该学派原来的激进立场上后退，开始承认资本主义的现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变得尖锐起来。同时，他在学术上也开始怀疑早期“批判理论”在70年代的有效性，并试图在批判理论与实证科学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尽管该学派中还有一些重要人物恪守原先的立场、观点，但作为最后一位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家的哈贝马斯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的后退，已标志着统一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解体。

因此其技术批判走向了虚无。法兰克福学派状况正如诗人徐志摩的诗境：“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