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死”

一、福柯“知识—权力”框架下的技术：“人之死”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作为法国20世纪下半叶重要思想家，尽管生前他不喜欢把自己的思想归为任何一个思想流派，但今天的思想理论界对于他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代表人物的身份毫无异议。他的“知识—权力”理论被认为是其对当代社会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为理解知识和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此作用下对人和社会的控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但两者都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知识”与“权力”。

在福柯看来，“知识”是指关于人的知识，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把知识定义为“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学科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27]同时福柯还将“知识”与“话语”密切联系。因为话语确定了某些潜规则，这些内在规则给予某种特定形式的知识以权威性，从而使这类知识源源不断地产生并且留存下去。

与传统权力概念不同，在福柯看来，权力不仅仅是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国家机器实施的领域。恰恰相反，他用微观的权力学解构传统上以统治权力为核心的宏观权力学。福柯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网络、场等，认为权力是无主体的、非中心化的，强调权力的分散性、多元性、非连续性。用多样性的方式，相对主义地解释了权力问题，福柯受尼采影响以系谱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借用了“系谱学”（Genealogy）一词进行权力分析。系谱学“genealogy”源于拉丁文“genealogia”原义指关于家族世系、血统关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科学，有助于理解事物的起源以及演变过程。系谱学放弃了对“深层”的探索而致力于表层的分析，它要求破除关于对历史进行非连续性的描述。从而抛弃形而上学的“同一”、“本质”、“本源”等统一连续性。特点是注重断裂层、偶然性和细微偏差。打碎了统一性，聚合了异质性，触动了形而上学的禁忌。福柯说：“权力不是一个机制，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我们拥有的某种力量；它只是人们为特定社会中复杂的战略情势所使用的名字。”^[28]“权力”指一种众多的力的关系，是作用于他人的一种行为方式，一种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深深扎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控制和支配方式。因此“权力到处都有，这不是说它囊括一切，而是指它来自各处”。^[29]他批判性地分析了各种权力理论，从后现代性理论的立场上，采取了片断性、通过规训性权力的概念，福柯建立起一种权力技术学的类型，描述了现代社会是如何通过监视、检查、管理等规范化手段实施对人的支配和控制。权力永远是关系中的权力。它随时随地产生于不同事物的关系中，这意味着权力总是变动的，复数的，再生性的，相互流动和缠绕的。^[30]

在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中，“知识—权力”是一个整体的关系结构。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明确指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31]也就是说，知识产生权力，同时权力制造知识。两者互为关系。

福柯的“知识—权力”结构与技术有什么关系呢？吴致远博士在《技术的后现代诠释》一书中有很好的论述：“技术之所以能够进入福柯的视野，并成为其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与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分不开的。福柯在对知识、权力、道德三大现象进行研究时，抛弃了传统的本质主义追问方式，即知识、权力、道德是什么？而代之以知识、权力、道德是如何可能的？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又是如何结合操作的？基于这种与传统哲学相异的思维方式，福柯在研究过程中，发展出‘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的方法。所谓‘知识考古学’，不是去挖掘知识历史的‘物质性遗骸’，而是去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间断性’与‘非连续相’；而所谓‘权力系谱学’不是去追寻权力的本质与基础，而是去揭示权力产生、运作的微观机制与过程。这样，知识与权力便不可避免地与‘技术’联系在一起。”^[32]在福柯看来，知识具有真理性与规范性双重品性。作为知识来讲具有认知的客观性，但知识表现的更多的是主观的能动性，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对福柯来说，“真理”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而人只不过是使用权力的工具。与此相对应，技术也是具有两重性的。一方面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互动；另一方面也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尤其是权力、利益之间的相互平衡过程，是一种社会性的再设计。技术的权力就有统治性。“最重要的观点是必须把权力的机制和权力的贯彻程序看作技术，看作始终不停地发展、不断地被发明和不断地被完善化的程序。因此存在一种真正的权力技术，存在这些权力技术的实际历史。”^[33]技术与权力结合的过程，也是人被不断地规训的过程，福柯在研究监狱的历史的时候他不只看看守的物理权力是怎样的，他还研究他们是怎样从社会上得到这个权利的——监狱是怎样设计的，来使囚犯认识到他们到底是谁，来让他们铭记一定的行动规范。他还研究了“罪犯”的发展，研究了罪犯的定义的变化，由此推导出权力的变换。“19世纪奠基了敞视式监狱大行其道的年代，敞视式监狱、戒律和规范化概括地描述了权利对肉体这种新掠夺”^[34]现代技术“造就了一种肉体—武器、肉体—工具、肉体—机器复合”。^[35]技术借助权力的威力对人实现了一种新的统治。

现代性哲学把理性理解为人性的全部内容，以福柯代表的后现代哲学痛斥这种抽象的人的形象，宣告人之死，来抵制这种现代性下理性人的形象，恢复人的丰富性和多面性。“福柯通过对‘知识考古学’研究和权力的‘系谱学’研究而揭示了西方理性‘主体’的形成过程，这种考察研究结果导致了‘人之死’。”^[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