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创物与神创物

四、造物观念相异：人创物与神创物

中国人自古认为，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应用的种种事物都应是智慧者的创造。先秦时期的《考工记》，鲜明地提出了质朴的智者创物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在代代相传的工艺传说中，最初的工艺发明权常常被归属于古代的部落首领、帝王皇后或其子臣等有神明之道或圣贤之迹的圣人，于是有了一系列圣人制器的传说，富有智慧的圣人成了最初的工匠，例如：轩辕黄帝创甲胄舟车、冠冕衣裳；有巢氏构木为巢，始创宫室；黄帝原妃嫘祖发明养蚕，故被奉为先蚕；伏羲氏造网罟、琴瑟；炎帝制耒耜；周公作指南车；秦代蒙恬造笔；汉代蔡伦造纸，等等。林德宏教授认为：圣人创物论表明，在中国古代，人们敬畏帝王甚于敬畏神，世俗政权的影响远远超过宗教。因此在中国古代是圣人创物——物具有人性；而在西方是上帝创物、神创物——物具有神性。

彭建祥等在《陶瓷艺术的审美意识探微》一文中，对中国古代制陶技艺的造物方式有详细论述：“陶瓷艺术深受社会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规约，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因素，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民众的生活方式有着较大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伦理及政治的重视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人的个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得不到充分发展，自然科学和技术手艺与经史子集的经典相比，也一直被摆在次要地位。于是，这便促使从事技艺的匠人局限在一个狭小的领域里劳作，并通过劳作的过程，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情感上的慰藉。因此，陶瓷制作带有较强的感情色彩、经验性、程式化造型等特点，造物环境被限制在小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这就促进了造物思想追求自然的模仿。对实用功利和民俗感情渗透的主要特征的形成，既为陶瓷提供了发生和发展的有利土壤，也从社会学意义上阻碍了本来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的发展”。^[48]而在西方科学是排除非理性的感情因素和经验性的造物思想处于主流地位，是按编码和流程进行的。

中国的自然观是和谐而统一的，中国在造物观上是“圣人创物”，即使是人造物也是基于自然的启示。因此在中国古代人的心目中自然是神圣的，是永久性的。即使现在评价人工的精美也用“巧夺天工”来比喻。相对而言，人工的东西缺乏永久性，是要坏掉的。《中庸》里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只有坚持至诚原则，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就能感化他人、发挥他人的善良天性；能够发挥一切人的善良天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善良天性；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善良天性，就可以参与天地化育万物。便达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达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就可以同天地并列为三了。这是坚持至诚至性原则所达到的理想境界，达到了这一理想境界也就找到了自己在宇宙间的真正位置，才可以天地人合一。古典时代的希腊哲学也存在有机论自然观，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是由“质料”和“形式”两种原因造成的，质料是构成自然事物的原始物质，形式是自然事物存在、运动和目的的来源。对于任何自然事物，质料和形式都是同时存在并起作用的，因为自然界本身是一个生命机体，它不仅是被创造者，同时也是创造者。但它的内容是建立在希腊人对自然的科学研究之上的，是理性化的。

在造物方面，西方主要是神创论，人与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在上帝面前自然是低级的，相对而言，人工创造是高级的。16世纪到17世纪，一种与希腊自然观相对立的新的自然观开始兴起，并迅速取代前者占据主导地位。正像希腊自然观借助“生命机体”的隐喻，新的自然观也建立在一个奇特的隐喻——“机器”的隐喻之上：自然界是一架机器，一架由各种零部件组装而成，按照一定的规则、朝着一定的方向运转的机器。“希腊思想与近代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希腊人并没有像近代人那样把人设想成超越于自然事物之上的存在。在希腊人看来，人始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最高目的和理想不是行动，不是去控制自然，而是静观，即作为自然的一员，深入自然，领悟自然的奥秘和创造生机。这种有机论的自然观贯穿于希腊哲学发展的全过程，并通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深刻地影响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自然哲学。”^[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