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价值与技术人性本质的回归

三、技术价值与技术人性本质的回归

在人与技术之间，价值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价值最初是个经济学概念，后上升为一般哲学概念。在哲学上，价值首先是一个关系范畴，其所表达的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的需要与满足的对应关系，即事物（客体）能够满足人（主体）的一定需要。其次，价值又是一个属性范畴，价值是具体事物具有的一般规定、本质和性能。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统一是价值的存在和表现形式。对于技术价值而言，具有社会性和主体性。因此，技术内在价值是以人为尺度；技术外在价值是以社会为尺度。技术的发展宜遵循人道原则，才能实现技术的良性发展。

1.技术进步要体现人的目的性

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一定要体现人的需要和利益。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现实满足程度是社会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动力，也应是技术的基本出发点和价值尺度。前文论述过技术是需要与创造、目的与手段组合成的范畴。因此，发展技术的标准应以人为尺度，体现人的目的性。

人的存在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的生命活动，人的目的就是指人在从事实践活动时所具有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标和方向。对生物有机体来说，合目的性就是对环境的适应性，而对于人来讲，除了适应性以外，还有的就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生命演进而有人类。人类生命与其他生物的生命大不同。其不同之最大特征，人类在求生目的之外，更还有其他目的的存在。而其重要性，则更超过了其求生目的。”^[41]

很多人认为目的是一个纯粹主观的活动，事实上，客观性是目的性的重要前提。列宁说：“事实上，人的目的性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性的——认定它是现存的、实有的，但是人以为他的目的是从世界以外得来的，是不以世界为转移的（自由）。”^[42]人的目的本身也是个意向性结构，人的意向性目的活动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自然合乎目的性的本能活动；二是功利性的生产劳动；三是超功利性目的的艺术审美活动。

人的目的产生根源决定人的目的特征，目的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功能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人的目的性生成和选择过程就是对人的目的价值进行判断和选择的过程。

一般而言，技术活动是在第二个层次，属于功利性生产劳动。技术目的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其结果对事物生存有利的意向性。但第一个层次是基础，第三个层次是对第二个层次的超越。如果技术没有第三个层次的追求，完全作为功利性的手段，技术就会成为人类攫取利益和利润的工具。

虽然社会发展要依靠科技进步与发展，但科技本身不可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相反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如果科技发展制约了人的自由、背离了人的目的，科技发展的生命力就必然受到影响。只有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协调发展，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精神的自由同步才有进步意义，如科技发展只是片面满足暂时的需要而损害了人类长远意义，为了物质需求的满足而损害人自身的精神的丰富和个性的发展，导致人的异化，那么就是对人自身的否定，人类的尊严受到挑战，这样的技术是没有生命力的。“技术越有机地融入人，就越能使人失去对它的存在感，就越能被人无痛苦和异化感地接受，也就越能起到内在地帮助人造福自己的效果，从而也就越是人性化的技术。”^[43]

2.技术进步必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需要和利益是个综合体，意味着技术发展必须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以及生态环境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需求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民族、一代人或一个社会阶层的必需品可能对另一个民族、另一代人或一个社会阶层的人一点实用价值也没有，或只能算是一种浮华的奢侈品。”^[44]通过一系列的制约最大限度地减少技术的不确定性，从而保证人的利益。反之，凡是违背人类利益的技术是应当受到制约和禁止的，当然，这样的技术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技术发展与进步要以人为目的，最终是要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通过技术进步，使人更加自由、自立；通过技术创造更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使人的发展有更多的选择性。技术发展的起点应以人为本，技术进步的目的是促进人的素质、品位、价值追求和思想境界的提高。

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必须以人为本。技术要符合社会伦理道德，一方面在于技术的发展必须符合原有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观念，另一方面在于技术的发展必须适宜建立新的伦理道德。现代技术尤其是高技术的产生与迅速发展，对人类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其中，以器官移植和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为代表的医疗技术、以克隆技术为代表的生物技术、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都在各自领域里和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激烈冲突，其结果将可能在继承传统优秀伦理和道德的基础上，冲破落后的伦理规范的束缚，抛弃落后的伦理规范，建立新的伦理、道德甚至是新的文明。

科技是与人类的生存、自由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人们发展和应用科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实现自己的目的。然而人们所追求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制约目的的社会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由此决定了人们发展和应用科技的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这样就难以保证人们发展和应用科技的目的都是合理的。即使人们的目的是合理的，在实践过程中，达到目的的手段对目的总是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并且目的的合理性也必须由手段的合理性来实现和补充。但不管怎样，手段归根到底是为目的服务的，而目的则高于手段：对手段的取舍，是以主体的目的和能动性为转移的；采用手段的方式、过程和效果，也总是受主体的需要、能力、条件及所处的环境等制约；评价手段及其效果的得失，以主体的目的为标准来衡量。由此可见，科技作为手段是主体目的性行为的结果。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45]技术上的可能不意味着伦理上的应该。“当技术被人同化得无痕迹而失去存在性时，技术就不再是人的异己客体，而成为自己的一个有机成分……所以，当人对技术出现‘同化不良’或‘排异反应’时，就标志技术行为的不成功或不理想。”^[46]要真正使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降低负面影响，就必须发展以人为中心的科学技术，兼顾人的身心双重需要，避免技术对人的压迫。当技术与人处于具身关系时技术之于人就消除了存在感，反之，当技术成为此在，成为他者时，就是技术出现失控状态，就是异化的根据。

3.技术发展也要符合社会文化需求

钱穆先生在《物与心》一文中探讨了生产工具实质为人的生命工具的道理：“人身上每一种器官，都代表着生命所具有的一种需要与欲望。中国理学家所说的天理，浅说之，也就是指这些人类生命所固有的需要与欲望。有需要，有欲望，便有配合上这种需要与欲望的器官在人身上长成，所以中国的理学家说性即是理。当知生命要看才产生了眼睛，要饮食和说话，才产生了嘴巴。人身一切器官皆如此。因此，为要求使用外物，支配外物，才又产生了两手和十指。依照这个道理说，身体实为表现生命的工具，却决不可称之为生产那工具。同样道理，自从石器、铜器、铁器，而到原子能，实在也都是我们人类的生命工具，哪可仅说是生产工具呢？”^[47]依此，钱先生讲了一个僧人建寺庙的故事：一个厌倦俗世的人到一个深山山顶，深夜独坐，紧敲木鱼。山下的人惊异，清晨闻声前来，带来饮食慰问。他不言不睬，引得更多人前来，供给每天饮食。他依旧自敲木鱼，引得远近更多的人都前来，后来大家给他盖了一草棚避风雨。但他仍坐山头，还是竟夜敲木鱼。人们益发崇敬，于是相互商议，筹款给他正式盖寺庙。钱穆先生因此而感慨：“世界上任何一事一物，莫不经由了人的心，人的力，渗透了人的生命在里面而始达于完成的。”^[48]人造物都是渗透了人的生命意识在里面的，是具有人性本质的。技术确实不是简单的生产工具，不能是单纯物欲的结果。技术具有强大的文化因子注入，因此技术发展要符合社会文化的需求。

符合社会文化需求是技术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一方面，技术作为文化的构成因素的发展本身就是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技术作为文化的直接的决定性因素的发展推动了整个文化的发展。技术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较强的对应关系，但它们又各有侧重点和相对独立性。技术侧重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而文化则侧重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更多体现人文关怀。

符合社会文化需求，也是技术的人文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技术与文化的一体化表明，技术与文化是不可分离的。文化离开技术，就会失去共存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技术脱离文化就会失去发展方向和目的。技术与文化的这种依存关系，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一个技术文化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技术与文化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技术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文化为技术的发展创造了环境条件，保证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由于技术与文化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社会文化的发展就必然对科技的发展提出要求，这种要求不单单是提供需求的动力，而且还会影响科技的发展方向。技术的发展也必须适应这种社会文化的需求，只有符合文化发展方向，技术的价值才能得以完全实现。否则技术只会拥有工具价值而不具备人文属性。

人的本质的复归和人性的回归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在于技术的人性化发展，在于生产关系的变革。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的复归诉诸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到来。共产主义不是在人类无为的状态下就能实现的，人类在本质异化的情况下应该做的是改变传统的工业主义价值观和物本主义的技术观，发展生产力，逐步超越物的依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