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的制度安排

第四节　对外开放的制度安排

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对外开放进行积极的探索，为我国全面实施对外开放，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奠定了基础。在毛泽东的许多谈话和著作中我们都可以领悟到其对外开放思想的制度选择。

1.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

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印发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写的批语中指出：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在这里毛泽东全面阐述了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总结出来的创造性理论。

自力更生为主，就是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从本国实际出发，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屈从和依赖于外国，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就指出：“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者投靠任何帝国主义集团。”^[19]在《必须学会经济工作》一文中指出：“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20]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要想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必须依靠本国的力量，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国有十亿勤劳智慧的人民，有广阔的国土和极其丰富的物产资源，又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完全有条件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道路；选择有效的途径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充分合理地利用国内的资源，挖掘本国的潜力，发挥本国的优势；主要依靠社会主义内部的资金积累，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才能智慧，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争取外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保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绝不是不需要外援，更不是说可以闭关锁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之所以必须争取外援是有现实根据的：一是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革命，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需要并可能争取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援。二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国际间经济往来日益扩大和密切的今天，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已被各民族的多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性。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很难由本国来全部满足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必须大力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三是为了尽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善于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要以多种形式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坚持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是相辅相成的，必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自力更生是第一位的，争取外援是为了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离开了自力更生，争取外援就失去了基础和方向，也就不可能很好地发挥它的辅助作用。因此，争取外援必须从本国的实际需要和国情出发，反对处处依赖外国、盲目引进和贪大求洋的做法，反对任何损害国家主权和损害民族经济发展的行为。但是，不能把自力更生同争取外援对立起来。对外国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样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是不利的。在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一再强调这一原则。争取外援的问题，就是对外开放的问题。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一是不可分割，缺一不可；二是有主有从，不可颠倒。对外开放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创造自力更生的条件，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在于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2.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

建立独立自主、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是对外开放的政治前提。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指出：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接见瑞士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时就指出：“为了建设，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外国资本，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和工业方面。但是，早先租界林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谁想在中国做生意，谁就不应该忘记，只有在双方，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感到满意的基础上才能进行。”^[21]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将来的新民主主义中国，将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发展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强调上述原则，50年代中期提出反对“贾桂思想”，批评“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号召“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22]他在谈到争取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做生意时又告诫全党：“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23]

在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中，毛泽东也一直强调要坚持平等互利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决不听从别国的摆布，决不允许别国干涉我国的内部事务。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在争取苏联的贷款和技术援助的同时，和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政府于1950年将大连移交中国管辖，1952年将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军于1952年从旅顺口撤退，顺利地解决了这几个历史遗留的有关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如果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当时稍有犹豫，等到斯大林逝世以后才提出这个问题，那将会变得十分棘手。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在我国建立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毛泽东断然拒绝。毛泽东义正词严地指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也不行。”^[24]因此，在对外开放和国家主权问题上，毛泽东始终把国家主权放在首位，决不允许以国家主权为代价换取国外的援助。

3.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反对教条主义的照抄照搬

毛泽东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5]在延安，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必须“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在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时，他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反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反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毛泽东的原则是：这种吸收决不是“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而是“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26]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存在的照搬照抄苏联经验、苏联模式的不良倾向，他进一步指出：“学习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27]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适合的东西，即吸收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28]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试图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统统移植到中国来的所谓“全盘西化论”，提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取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29]因此，在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中，始终坚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无论向资本主义国家学，还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都要从国情出发，反对照抄照搬。

4.向外国学习，坚持使之“中国化”的原则

所谓“中国化”其实质就是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在报告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适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0]194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作了具体的阐述：“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31]因此，“中国化”就是要使其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使之成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2]。须知外国的东西也充满着他们本民族的特性，把外国的东西机械地移植到中国来，是必定要失败的。“中国化”的提出，是对外来的改造并使其成为与中国国情相宜的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有些企业引进外国的成套设备和企业管理方法，却没有产生应有的经济效益，为什么来到中国却不成，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使之“中国化”，没有解决怎样使之“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这个课题。毛泽东主张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同志时发表谈话，他说：“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33]吸收它的长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34]。他指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35]

5.抵制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坚决反对“和平演变”的原则

毛泽东认为，能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及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与成败。基于此，在对外交往中，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特点，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价值观念、生活作风十分警觉，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枙农村调查枛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明确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持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线。”^[36]借鉴外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秀文化成果与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并不相悖，而是相得益彰。在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某些消极因素和腐朽思想必然会对我们产生某些影响，但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因此就关起门来，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予以坚决抵制，消极因素就伤害不了我们，腐败现象就影响不了我们。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37]

毛泽东还一再提醒全党警惕资本主义对我们的腐蚀侵袭、分化瓦解，警惕西方国家争夺下一代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反对“和平演变”，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探索，提出了反对“和平演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从来都采用两种手段：一种是武装进攻，一种是和平欺骗。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在运用这两手时往往有所侧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朝鲜战争遭到失败之后，它们反对社会主义着重采取了“和平演变”的战略。所谓“和平演变”就是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前提下，妄图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手段，从内部来瓦解社会主义，使之逐渐向资本主义演变。杜勒斯是冷战时期的政治历史人物，他面临的是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他被认为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始作俑者。杜勒斯说：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成，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告诫人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同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共产党内总有那么一些人居功骄傲，脱离群众，以权谋私，消极腐败，向往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从而也就为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市场和依据。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此欣喜若狂，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已出现了实行“和平演变”的时机。杜勒斯说：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处于守势是不够的，自由必须成为能够渗透进去的积极力量。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险恶意图，毛泽东及时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彻底戳穿了帝国主义玩弄的这一套把戏。1959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把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三个演讲印发给与会同志，并对这三个讲话作了分析。毛泽东指出：杜勒斯的演讲表明，美国正加紧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以实现它的侵略和扩张野心。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来搞“和平演变”，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转到适合美国需要的方向去。毛泽东还特别提到，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他认为要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不仅要对帝国主义的本性和策略变化有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还必须对国内和党内状况有客观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反“和平演变”的策略。为此，毛泽东首先分析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搞好社会经济建设，在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状况的分析、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见解，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毛泽东关于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