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文化铸就毛泽东开放思想

第一节　时代文化铸就毛泽东开放思想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古老封闭中国的宁静，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社会处于复杂的剧烈变动之中，这种变动是“亘古未有之奇变”。然而，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不是社会形态自身按常规发生的变动，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力打击和压力下，向一种更为复杂和畸形的社会形态转变。它使中国丧失了独立和文明进步发展的希望，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使古老的文明大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同时，给中国社会的先进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华民族的出路何在？

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不仅使中国社会面临巨大危机，也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峻挑战。中国传统文化所提供的为人们一贯尊崇的精神范型、思维范型、技术范型、社会关系范型、道德范型和行为范型等等，已经很难帮助人们应对新的局面、新的情况。这种传统范型，在社会变动面前显得如此无能，不能给人们带来安全、保证和效率，不能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不能应付不可预测的事件、具有威胁的事件，以及现实发生的灾难，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沉重打击。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人维护仁义道德的原则，西方人却以发财原则相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激于道义的原则，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2]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暴露了严重缺陷，迫使先进人们对它的信仰产生严重动摇。

为了挽救社会危机，为了争取独立，为了像西方一样先进富强，中国人民用革命、用反抗来应对西方的侵略和腐败无能的统治者。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中国近代社会处在“革命的震荡”时期。与此同时，中国先进人们在寻找社会出路的压力下，不得不逐步正视现实，转换思维模式，以开放的姿态思考中国面临的问题。批判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以期创造和获得新的文化范型、思维范型、社会关系范型、技术范型和行为范型，以适应中国独立和富强的需要。因此，与近代人民革命相适应，中国文化处于转型时期，批判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进行着。这就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寻求中国社会出路的先进青年，对西方文化产生如此巨大的学习和研究兴趣的客观背景。

批判和改造中国文化传统，引进西方文化，如果不与中国社会的“革命震荡”这个主旋律结合起来，即文化转型不与社会革命结合起来，往往会导致文化上的反传统立场，即全盘西化的立场，或者导致保守文化传统的立场，即复古主义的立场。许多寻求中国社会出路的人，由于没有把文化转型和社会革命的要求结合起来，便走向极端。而把文化转型和社会革命的要求结合起来，便会在反抗西方侵略中，既承认中国文化的缺陷，又认识西方文化中存在的弊病，坚持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辩证立场。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西方文化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与他顽强寻求中国社会出路，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追求是分不开的。毛泽东的突出特征是把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和自觉坚持文化转型的立场结合起来。使他学习西方文化而又不盲从西方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又不盲目反传统。毛泽东具有独立思考、不苟同于时俗的性格特点，使他能冷静地对待中西文化。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有深厚的功底，使他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有一个比较。他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有清醒的认识。1920年3月，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个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3]。这种观点，使毛泽东看到西方不是一切皆好。例如，他看到西方有民主，也有专制；有先进的物质生产，也有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因此，凡是西方敌视人的东西，中国人决不能接受。所以毛泽东宣布：“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4]当然，他从促使文化转型的立场出发，也非常激烈地指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文化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因此，毛泽东主张对中西文化同时实行改造。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恩师黎锦熙先生的信中说：“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斯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