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毛泽东的开放思想

第二节　青年时期毛泽东的开放思想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是一个志存高远、思想开放、博学善思、放眼世界的人，他立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6]的远大理想。处于新旧潮流交替大变革时期的青年毛泽东认为：“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7]1925年深秋，毛泽东重游橘子洲头时写下《沁园春·长沙》，充分展现了一代伟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恢宏气度、非凡胆识和卓越才能。毛泽东思想活跃，做事从不因循守旧、循规蹈矩，师生们给他的评价是：“性不好束缚”而“好独辟蹊径”。同时，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具有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奋进精神，他坚决主张学习和利用西方的知识和经验，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

青年时期毛泽东，学习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为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1971年毛泽东在回忆当年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8]显然，这里所说的读资本主义的书主要指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毛泽东学习和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大约从1909年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开始。这时正是青年毛泽东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毛泽东最早通过梁启超等维新派思想家创办的刊物《新民丛报》学习和接受西方思想文化，该报发表的一系列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以及对达尔文进化论等思想的介绍，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最初的影响。1912年下半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自学，第一次大量学习和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对亚当·斯密、达尔文、卢梭、斯宾塞、孟德斯鸠等著名思想家的著作广泛涉猎，尤其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对其影响更大。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还得到了一位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同时具有深刻了解，并对中西文化持客观立场的大学者杨昌济先生长期的直接指导。杨昌济国外留学10年，以西方所得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来批判中国封建伦理，决心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学术，曾明确提出要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然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他认为，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结果，不是一种文化压倒或同化另一种文化，而是文化间的互相吸收和交融，由此而“熔铸”出新的民族文化。杨昌济在中西文化上的观点，对毛泽东产生深刻影响。在杨昌济老师的介绍下，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被陈独秀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伟大时代精神深深吸引。《新青年》杂志一创刊就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以前所未有之规模引入中国社会，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最热心的读者，因此，《新青年》杂志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在1917年曾对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学说：“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破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无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9]毛泽东在广泛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时，深深感受到向国外学习的必要性，指出：“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10]为了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新知识、新经验，毛泽东积极支持进步青年到国外留学。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等组织成立“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主张“向外发展”，争取到国外去了解世界的大势。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发表了《民众大联合》等文章，强调要效法俄国，进行社会政治改革。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称自己“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11]毛泽东酝酿组织“留俄队”到俄国勤工俭学，学习苏联和欧洲的经验。直到1921年9月，毛泽东还计划在国内作三四年的预备，然后“赴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国”。^[12]

青年毛泽东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中可略知一二。毛泽东学习过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接受过西方近代的唯心论、二元论、辩证法、机械论、进化论等各派的哲学观点，受到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人生观和宇宙观的深刻影响。因而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是多方面的。西方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西方文化中民主思想的深刻影响，并把它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结合起来。1944年7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莫里斯·武道说：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我们曾接受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于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在毛泽东早期著作中，处处体现着他对民主的渴望、追求和歌颂。他肯定，民主是专制的对立物；专制是黑暗之母、倒退之母、分裂之母、落后愚昧之母。西方进入民主时代很久，中国仍然实行封建专制统治，这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是不独立的原因，任人宰割的原因。因此，中国必须实行民主制度，成为他一生坚定不移的信念。他后来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种，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13]民主思想，成为毛泽东政治文化的根本特征。二是受到西方文化中强调主体能动性作用的文化特征深刻影响。与时代的先进人们一样，毛泽东在对中西关系和文化进行对比时，他认定，中国之弱，不仅在国力之弱，犹在于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之弱。他说：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于全国人民的思想空虚腐败到了十二分。为救其弊，必须振奋民族精神，强化民族意志，改造民族文化。有了宏大的民族精神，强毅的民族意志、抗争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即使处于逆境也可以振兴，处于衰亡也可以再造。他早年接受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的唯心主义观点，夸大主体的能动作用，其目的就在于此。三是受到西方文化强调个性解放的文化特征的深刻影响。他认为西方的个性解放值得提倡。他把个性的不独立、不自由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指责专制主义的最大罪恶就是压抑和摧残个性。中国社会的落后腐败，中国人的愚昧和创造性的萎缩，就在于中国统治者不允许中国人有个性发展，个性自由。1944年，毛泽东说：“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4]他在阅读《聊斋志异》的《小谢》篇时，高度肯定个性解放的意义，毛泽东批注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民主的和平等的。毛泽东把西方的个人主义改造为精神个人主义，突出强调个性发展的重要性和意义，把个性的解放和民主制度的成立，以及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看做是三位一体的东西。

学习马克思主义为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到法国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这是毛泽东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这里他广泛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到北京后，由老师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在这里，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到过的人物，这对毛泽东思想的转变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俄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震醒了沉睡中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五·四”运动，把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巨大力量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毛泽东从这两件伟大的历史事件中，敏锐地观察到了新时代的曙光，并勇敢地站在这一历史转变的最前列，以其宏伟的气魄和横扫千军的战斗檄文，为推动这一历史巨变而疾呼。毛泽东在《枙湘江评论枛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15]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了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巨大转变的开始：从潜心书本的理论追求，到面向现实的敏锐分析；从追求“大本大源”的最高哲学问题，到研究人类物质生活的最大问题——吃饭；从缅怀古代、希冀圣贤豪杰再世，到立足当代、寄希望于人民群众。遍及世界各国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从中看到了人民群众巨大的历史创造力，并给予了无比热情的赞颂：“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突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16]。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人物的介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毛泽东正是在这时候，开始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第一次介绍了马克思的主张：“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17]毛泽东这时虽然还没有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他已敏锐地看到：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毛泽东还指出：“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法国英国美国的强权，为社会的强权，经济的强权。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18]这说明毛泽东已认识到，自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思潮迅速传播，成为“不可遏抑”的历史潮流，同时，也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和译文也日益增多。从1918年8月至1920年初，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到北京，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有过直接接触，通过他们毛泽东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教育。据毛泽东自己回忆：“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毛泽东在与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等同学的通信中，更加及时地了解到欧洲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情况。当时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20]这些挚友同学之间的思想交流，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新民学会会员们展开的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讨论中，毛泽东对蔡和森提出的“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21]，“表示深切的赞同”^[22]。毛泽东指出：“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23]这标志着毛泽东与从前所接受的西方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告别。蔡和森在和毛泽东讨论建党问题的信件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以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惟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致堕入迷阵。”^[24]蔡和森正是首先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指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简明地论证了唯物史观的正确性与科学性，并提出了这样的革命公式：“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25]蔡和森还进一步提出，要想夺取革命的胜利，还必须首先组织起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26]对蔡和森提出的这些极其重要的主张，毛泽东回信表示完全赞同。他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27]这说明，从那时起，毛泽东、蔡和森等一代革命青年，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观察、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并已初步掌握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用之于中国革命实践。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8]这标志着毛泽东从唯心主义（或二元论）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从爱国主义的民主革命战士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当时，年仅二十来岁的毛泽东经过审慎观察和思考，确认马克思主义就是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从而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奔走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深刻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励，是极其巨大的。”^[29]他认定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同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联系，取得国际的援助，同时又要对世界事务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毛泽东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思路，也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