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外开放的实践

第六节　毛泽东对外开放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对外开放不仅有理论，并且在实践上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为邓小平全面实施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1.“一边倒”的对外开放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宣布对苏联实行“一边倒”政策，在“一边倒”政策的主导下，毛泽东作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放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决策。于是，中国共产党把争取外援的目光投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积极发展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中国经济建设获得了重要的外部援助。

毛泽东积极发展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各方面的关系，其主要措施是：一是争取苏联的贷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1949年12月，毛泽东亲自率代表团访问苏联，争取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向苏联提出贷款的要求，并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得到苏联3亿美元的贷款。1953年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对资金的需求量增大，中国又与苏联签订多笔贷款协定。据统计，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共给我国提供了相当于人民币53.68亿元的贷款。通过利用苏联贷款，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经济建设中所急需的物资设备，引进大批项目，这些项目的建成，改变了新中国工业残缺不全的状况，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二是吸引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直接投资。1950年，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关于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中国以帮助的协定》等一系列合作协定。后来我们又与波兰和捷克等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合作企业，如中波轮船公司等，并与波兰、捷克、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政府签订科技合作协定，加强科技合作与交流。随着一系列协定的签订，新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最早的一批中外合资企业。三是引进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先进技术。具体包括：引进设备、引进人才和开展技术合作交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技术水平还十分落后，毛泽东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与苏联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和改造50家企业的协定。随着协定的签订，苏联开始向中国大量提供成套设备，到1955年最后确定向苏联引进156个项目。除引进先进设备外，当时毛泽东也很重视人才智力的引进，向苏联及东欧国家聘请大批专家和顾问。据统计，在“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共聘请苏联专家及顾问3000多人，从东欧国家聘请专家1000多人。在请进来的同时我们也派遣了大批实习生、留学生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1950—1958年间，我们仅向苏联派遣的实习生就有800名之多。四是发展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并不只是发展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而是发展与一切国家的贸易关系。但在“一边倒”政策下，我们把对外贸易的重点明显放在发展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上。当时发展对外贸易关系的基本思想在1949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方针的指示》中表述十分明确：我们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凡是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需要的货物，我们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出口，凡是苏联及新民主主义能供给我们的货物，我们应尽量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进口，只有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此时，中国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双方发展贸易关系的原则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互相合作。为了避免受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垄断、投机甚至战争和经济危机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价格参考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价格水平，由双方政府协商决定的价格计算。付款的办法也很简单，双方的货物按照交货付款共同条件的规定，装货付款之后，通过记账结汇办法，立即向本国银行取得货款，手续简便，周转迅速，大大便利了相互间贸易的发展。在交往中还十分注意体现双方“兄弟般的友谊”，尽量满足对方的要求，双方的贸易是在友好协商和彼此照顾的基础上实现的。同时，毛泽东还力图打开资本主义阵营的缺口，以香港为渠道，积极发展与英国的贸易关系。对外贸易渠道的打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52年我国对外进出口总额为19.4亿美元，1956年上升为32.1亿美元，1959年达到43.8亿美元。五是掀起向苏联学习的高潮。在新中国的建设中，遇到经济建设经验严重缺乏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主张求助于苏联及东欧国家。为此，毛泽东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向苏联学习的运动。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学习俄文；广泛宣传介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建设经验；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留学生和实习生；把学习苏联和东欧国家经验作为驻这些国家大使馆的中心工作。虽然，新中国成立初期向苏联学习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但它的成绩是主要的，通过向苏联学习，弥补了中国经济建设经验不足的问题，从而保证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

2.积极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极力争取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注意利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甘心于自己在中国的失败，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企图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洞察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图谋，提出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口号，指出对付帝国主义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它们斗争……只有这样，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为了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新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利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为此，新中国努力争取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发展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往来。毛泽东考虑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和西方国家对华政策不完全一致性，在处理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既采取明确而坚定的方针，同时又区别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问题的具体情况，实行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彻底摧毁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宣布不承认旧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废除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据此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清理外国在华资本及其他资产；采取适当的方针处理外国在华的宣传机关、文教事业和宗教事业。同时表示，凡愿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必须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必须通过谈判证实其尊重中国主权的诚意。在此基础上，争取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注意利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毛泽东就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中印、中缅总理分别在联合声明中倡导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毛泽东指出，“不同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社会主义社会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也“能共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106]毛泽东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107]由于美国政府坚持敌视新中国的立场，新中国在具体处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主要是依据各国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首先，把它们同美国区别开来，以利于集中力量孤立打击美国的反华和侵华政策。其次，根据各国对新中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按照这个方针，新中国在这个时期首先同和平中立或有和平中立倾向的北欧各国和瑞士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和荷兰虽较早承认新中国，但在同国民党集团的关系上态度暧昧，并且参加了美国的侵朝战争和对华禁运，所以中国只同他们建立“半外交”关系。对于没有承认新中国且与国民党集团保持外交关系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主要同它们发展民间往来和贸易文化交流。对于美国，我们同它实行的对中国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

从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一边倒”，到主张积极发展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文化关系，将向苏联学习的口号改为向外国学习，无疑是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发展对外关系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在发展与苏东国家关系中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教条的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不管苏联的做法正确与否，我们都言听计从。二是对苏联的援助存在依赖心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对教条照搬苏联经验和过分依靠苏联的援助。在仍然主张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同时，强调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关系。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关系的思想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除了因为当时反对教条照搬苏联经验和过分依靠苏联的援助，从而使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关系摆脱了思想上政策上的束缚外，当时还存在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关系的有利条件。从1954年开始，世界形势发生很大变化，1954年继朝鲜半岛停战后，印度支那战争也将停止，亚洲出现缓和局势。欧洲方面由于1955年苏联与西方国家签订了《奥地利国家条约》而出现缓和。国际形势缓和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急于想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1956年4月，英国政府宣布允许一些英国公司出口若干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禁运物资，1956年5月，英国进一步引用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例外程序”，对中国取消了橡胶禁运。1956年9月，日本也引用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例外程序”，向中国扩大输出项目。就连对中国持最强硬态度的美国也在1957年4月被迫放松了对中国的禁运。上述国际环境的变化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的放松，对于中国发展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十分有利。正是在这种有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关于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关系的思想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方面仍然重视和发展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文化关系，另一方面也强调大力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关系，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开放思想发展为一种全面的对外开放思想。1956年开始，由于国际社会出现一些新情况，一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国际上的反动势力认为搞垮社会主义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它们大做文章，攻击社会主义，兴起了反苏反共浪潮。二是1956年社会主义阵营爆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波匈事件”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和历史局限性，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反思。三是美国继续到处制造紧张局势，干涉别国内政，使毛泽东深切感受到资本主义威胁的严重性，对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关系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3.积极发展对外贸易

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美关系依旧紧张，中苏关系破裂。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终止派遣900多名专家，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257项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苏联政府的突然决定，使中国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企业不能按期投入生产，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同时，加剧了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的国际地位受到严峻挑战。在政治关系方面，我国外交全面转向第三世界国家，这一时期提出的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相互关系五项原则、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成为我国增强同亚非拉国家友谊的重要保证，中国的诚意与无私赢得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充分信赖。到1965年底，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达到49个，比1955年增加了26个，这些国家中除了法国，其他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在对外经济交流方面，出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政治需要，我国把对外经济交流的对象主要确定为第三世界国家，而这种交流又体现为不断加大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援助的力度。早在1950年6月至1953年底，我国就向朝鲜无偿提供了总价值人民币近7.3亿元的物资援助；在1950年至1954年间，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无偿提供了价值人民币1.76亿元的物资援助；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中国政府又向埃及政府无偿赠送了2000万瑞士法郎。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的对外援助与日俱增，1960年11月，中国政府与古巴政府签订政府经济合作协定，中国承诺从1961年到1965年给予古巴6000万美元无息贷款，并决定1961年大量购买古巴出口商品，其中包括食糖100万吨。与此同时，为扭转国内经济困难局面，毛泽东利用欧洲国家同美国之间的矛盾，积极谋求打开西欧市场，寻求新的经济合作伙伴。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同欧洲的经济交流取得明显进展，1963年之后，我国与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经济领域的互访时有发生，经济合作较为密切，双方在1963—1965年间达成了20多项协议，到1966年，中国与欧洲的贸易额史无前例地达到8.971亿美元。通过这个阶段的努力，展现中国在对外开放政策上既不依附大国，也不轻视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任何国家，初步确定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格局。

20世纪70年代，由于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特别是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关系改善后，我国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在政治关系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开始解冻。在新中国成立两年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中日两国都认识到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应当改善双边关系。1950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一项组织严密的计划，同那些对中国的倡议有影响的日本社会团体建立接触和联系，团结左派党构成为争取关系正常化强有力的集团，制定对日知识分子、工会、贸易和商会、文化和学术团体等邀请访问计划，就广泛领域达成非官方协议，其中包括1952年与日本国会议员达成3000万英镑的贸易协定。1955年与日本渔业协会签订渔业协定，与日本医疗协会签订了医疗经验交流的协定。到1957年底，中国和日本各种团体大约签订了40个非官方协议，两国间的贸易额从1955年的3400万美元增至1956年的1.5亿美元。六七十年代中日之间经济关系进一步加强，中国许多经济和技术代表团接连不断去日本访问，参加日本专门为他们举行的研讨会，以寻求科研领域和企业的合作，到1987年贸易总额达50亿美元。

60年代末中美关系开始有所缓和，1959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见美国黑人杜波伊斯夫妇时很风趣地说：“我每年还能.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里.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各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美国的密西西比河里游泳。”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邀请斯诺夫妇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并说：“对中美大使级会谈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先生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中美之间问题要与尼克松当面解决。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斯诺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上，这表面上看似平淡无奇的事，而正如斯诺讲：“中国领导人从不公开做无目的的事”，这是在传递一种信息，就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已引起毛泽东本人的重视。”12月，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又表示欢迎尼克松访问北京。1971年4月14日，尼克松批准基辛格的五项对华政策，取消了对华贸易禁运。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毛泽东抱病接见。2月28日，尼克松和周恩来共同签署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1972年后，中美关系得到快速发展，两国经济贸易快速增长，1971年两国贸易额约500万美元，1974年达到934万美元，从而使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两国文化交流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从1970年到1972年的3年间，意大利、奥地利、加拿大、比利时、冰岛、马耳他、希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卢森堡等国先后与中国建交，西班牙也于1973年3月与我国建交。此外，与澳大利亚（1972年）、新西兰（1972年）、斐济（197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1976年）等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为我国发展同南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开辟了道路。同时，我国继续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和维护政治独立的斗争，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等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援助。20世纪70年代成为我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最多的一个时期，单在1972—1976年5年间，与我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就有33个，截止到毛泽东逝世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总计达111个。在对外经济交流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扭转了20世纪60年代的颓势，从1971年起，我国恢复和发展了“以进养出”的业务，从国外进口饲料、肥料、棉花、种子等养殖和农副土特产品以及某些机械主件和零配件，依靠劳动力价格优势，加工出口，逐渐形成了来料加工、定牌生产、中型包装等灵活的贸易方式，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1972年起，在国家资金扶持下，我国陆续恢复和新建一批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货源，增加外汇收入，1975年，由生产基地专门生产的长毛兔出口量达2100吨，创汇1940万美元。随着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出现一个良好的局面，对外经济贸易总量明显增加。1972年，国家进出口总额为63亿美元，1975年达到147.5亿美元，而1962年仅为26.6亿美元，1965年为42.5亿美元。但是，由于国内“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左”倾思想仍占主导地位，我国的经济建设更多地强调自力更生，甚至出现盲目排外的倾向，从而影响了对外经济交流向纵深发展。这些对外开放成果的取得，与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指导是分不开的，它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开辟了我国建国以来最广泛的外交格局，从而使中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大国地位。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外开放实践奠定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格局，虽带有明显的探索痕迹，但是毛泽东的探索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基本原则和实践基础。

【注释】

[1]马连儒、柏裕江：《毛泽东自述》［M］，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3]《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474页。

[4]《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152页。

[5]《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498－499页。

[6]《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570页。

[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页。

[8]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93页、第119页。

[9]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

[10]《毛泽东大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页。

[11]《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476页。

[12]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6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31页。

[1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9页。

[15]《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392页。

[16]《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390页。

[17]《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341页。

[18]《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353页。

[19]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131页。

[20]《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0页。

[21]《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7页。

[22]《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0页。

[23]《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3页。

[24]《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4页。

[25]《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4页。

[26]《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0页。

[27]《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2－163页。

[2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29]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77页。

[3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4页。

[3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9页。

[3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1页。

[3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3页。

[3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

[3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1页。

[36]王贤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9页。

[3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2页。

[38]《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一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33页。

[3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3页。

[4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4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7页。

[4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4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0页。

[44]《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文物出版社，1967年，第24页。

[45]《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

[46]《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

[47]《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7页。

[48]《中共中央文献集》（第13册），人民出版社，第94页。

[49]《党史通讯》，1983年，第20期，第11、15页。

[50]约瑟夫·埃谢里克［美］：《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327页。

[51]《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52]《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86页。

[53]《经济日报》（京）1991年7月13日。

[5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371页。

[55]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解放社，1950年1月，第72页。

[5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52页。

[5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8页。

[58]《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29页。

[59]《中共党史参考资料》（9），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1页。

[6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6页。

[6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

[6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6—707页。

[6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0页。

[6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5页。

[6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6页。

[6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9页。

[6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2页。

[6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5页。

[6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3页。

[7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3页。

[7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第1474页。

[7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0页。

[7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0页。

[7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2页。

[7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3页。

[7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0页。

[7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0页。

[7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0页。

[7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2页。

[8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2页。

[8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2页。

[8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2页。

[8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1—742页。

[8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

[8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8页。

[8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1页。

[8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2页。

[8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2页。

[8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8页。

[9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1页。

[9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2页。

[9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3页。

[9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3页。

[9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2页。

[9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

[9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6页。

[9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3页。

[9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7页。

[9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2页。

[10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98页。

[10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

[102]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80页。

[103]《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3页。

[104]《20世纪的香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245页。

[10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8页。

[106]《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60页。

[107]《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65、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