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未能全面实施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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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比较，毛泽东时代对外开放往往随着国际国内政治风波而剧烈波动，不能保持较为稳定的对外开放局面，给人以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印象，导致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未能全面实施。1949年10月30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国继续承认蒋介石残余集团，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美国进一步敌视中国的行径，中国政府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回击。

第二节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未能全面实施的原因分析

与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比较，毛泽东时代对外开放往往随着国际国内政治风波而剧烈波动，不能保持较为稳定的对外开放局面，给人以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印象，导致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未能全面实施。

1.“冷战”格局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未能全面实施的根本原因

1945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从5月到8月，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终于摧毁了东西两个战争策源地，从而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对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然而，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二战”使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不断得到壮大，美国的野心极度膨胀，妄图仰仗自己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称霸世界，实现其“美国世纪”的美梦。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并得到了发展、壮大，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强国。

“二战”后，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是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1945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三国就战后德国处置和世界安全问题取得了一致，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欧亚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被称为雅尔塔体系。

1945年杜鲁门继任总统后，国际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饱受战火的西欧各国都虚弱不堪，对争夺世界霸权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美国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气焰十分嚣张，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唯一对手。战争结束后，美苏两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随着德意日法西斯的灭亡，两国维持战时同盟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因而罗斯福设想的用经济援助来软化苏联，迫使苏联就范的企图并未得逞，两国在国家利益和战略企图上的矛盾逐步深化，相互关系逐渐恶化，以致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终于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各自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美国为了扫除苏联这一障碍，实现独霸全球的战略目的，制定了新的全球战略，即遏制苏联，扶持盟友，以援助为诱饵建立各种军事集团，控制以欧洲为重点的处于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进而独霸世界的扩张战略。但是，鉴于苏联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美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向苏联及其势力范围发起进攻，只得通过遏制苏联的影响来实现其称霸全球的野心。1947年开始，推行了除直接军事进攻之外的一切斗争手段，全面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至此，雅尔塔体系所形成的美苏两个国家的均势就发展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形成了两大国家集团对峙的国际关系“冷战”新格局。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政府坚决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大大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使社会主义阵营拥有世界1/4的土地和近10亿人口，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为世界各国人民维护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创造了空前有利的局面。新中国建立后，奉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废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建国第二天就得到苏联的承认，1952年2月14日，中苏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而确立了双方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与此同时，新中国还与敌视中国的美国及其仆从国进行坚决的外交斗争。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恨之入骨，妄图把她扼杀在摇篮中。美国不仅公开宣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中国做生意，并且纠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仆从国家的军队，发动了侵朝战争，企图占领北朝鲜，进而达到进攻中国的目的。同时，美帝国主义还使出浑身解数直接对付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敌视态度。1949年10月30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国继续承认蒋介石残余集团，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1月，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丹麦、葡萄牙、挪威、前西德、希腊、土耳其以及日本（1950年9月参加）15个国家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行禁运。美国还支持和配合国民党对中国内地沿海港口进行封锁，切断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毛泽东对此曾愤怒地写道：“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7]

1950年10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以武力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美国第七舰队奉命向台湾出动。同年12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布新闻公报，宣布美国采取措施将中国在美国管辖内的一切资产置于管制之下，并颁布章程禁止在美国登记的船只在另有通知以前驶往中国港口。随后，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外国资产管制条约》，正式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的一切资产；商务部公布运输指令，禁止美国运输工具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禁止一切悬挂美国国旗的飞机、船只运输或者装卸任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最终目的地的货物。同时，禁止向将会停靠或已经停靠中国港口的船舶提供燃料。

1951年5月18日，美国又操纵联大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胁迫其他国家也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同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巴特尔法案》，以停止美援来挟持接受美援的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1952年9月，美国操纵巴黎统筹委员会增设“中国委员会”作为执行对中国禁运的专门机构，这个机构制定的对中国禁运的项目达500种之多。

对于美国进一步敌视中国的行径，中国政府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回击。1950年12月12日，在得知美国将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消息后，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对美国的七项政策，即令各地停开一切向美日两国的购买证和许可证；即令中央贸易部限期退购一切已开美日两国的购买证，将撤回之外汇转存别国手续完后，立即抢购任何物资运回；改变今后在国际贸易上的做法，一般采取购货的办法，凡须现金购买者，须货到付款或付货，否则宁愿不订等。同年12月28日，针对美国政府将中国在美国的资产进行管制的做法，中国政务部发布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即行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

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及中国政府的反封锁禁运，使中美两国的对抗大大升级，两国的经济交往随之中断，中美两国由此进入长达数十年之久的隔绝状态。美国著名学者鲍大可在《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中不无遗憾地写道：朝鲜战争产生了互相疑惧，这种疑惧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毒化了中美关系，开始了长达20年的公开敌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国家在这20年中没有任何关系，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没有贸易关系，没有合法的人员往来。实际上两国普通公民之间没有相互接触（有一些例外，但非常少）。或许现时代从来没有两个大国在和平时期如此相互隔绝，如果冷战可以看做是和平的话。由于西方其他国家追随美国对中国搞封锁禁运，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或者中断或者大大削弱。因此，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中国根本不可能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放，也无法对它开放。

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两党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分歧从内部争论发展到公开论战，从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到两国关系的破裂，中苏两国由同志加兄弟走向敌对关系。1959年6月，赫鲁晓夫在访美前夕，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规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1960年7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把中苏两党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突然决定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走在中国的全部2万多名苏联专家和学者，撕毁了600多份合同和协议，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同时，苏联还对我国实行贸易限制和歧视政策，减少成套设备和重要零部件的供应。1961年苏联趁中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之际逼迫中国偿还抗美援朝时军用物资的贷款和利息，在新疆伊犁地区策动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后两国关系继续恶化，中苏漫长的边界线陈兵百万，火药味日益增浓，1969年2月苏军悍然侵入乌苏里江上的我国领土珍宝岛，发生了局部的战争，中苏关系彻底决裂。

中苏关系从同志加兄弟走向敌对关系，使毛泽东“一边倒”战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给我国经济、政治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追随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断绝了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联系与合作，使毛泽东向东欧开放的大门也被关上了。中国处在美苏对峙的夹缝中，根本无法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因此，严峻的国际形势是制约中国对外开放的根本原因。

正如邓小平所评价：“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8]一些人批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搞“闭关自守”，英籍华人韩素音女士主动为毛泽东辩护，她说：“怎么不顾历史事实呢？是美国闭中国的关、封锁新中国嘛！而毛泽东、周恩来千方百计突破封锁嘛！为什么你们要自己给自己脸上抹灰呢？！”^[9]

2.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未能全面实施的认识根源

中国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给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由于在观念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作了教条式的理解，形成了僵化的社会主义观念；在理论上，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体制上，把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机械地搬到现实中来，固守有违时代发展要求的僵化体制。对社会主义本质缺乏正确的认识，这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未能全面实施的认识根源。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经过革命而产生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而社会主义的实践并非如此，像社会主义的苏联是在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过来的，中国更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过渡过来的，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没有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缺乏科学认识，实行了一些超越阶段的错误政策。

最终导致中国一步步走向封闭的主观原因，从根本上讲是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具体表现为对以下几个问题的错误认识。

第一，对自力更生方针理解的失误。中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对自力更生方针要有正确理解。周恩来说：“我们一贯执行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这个方针的含义是：依靠本国人们的劳动和智慧，充分利用本国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贸易，互通有无。”又说：“我们所说的自力更生，绝不是自给自足、闭关自守，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生产自己需要的一切。”^[10]这无疑是对自力更生方针的正确理解。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不是这样理解自力更生方针的，而是把它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对立起来，以为与外国经济关系越少越是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反之，就不是坚持自力更生方针。自力更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根本方针，对自力更生方针的片面理解，给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正是在上述被曲解了的自力更生方针指导下，中国一步一步走上闭关自守的道路。

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疾恶如仇，时常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坚定主张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在敌对势力的仇视和不断施加压力面前，毛泽东挺住了腰杆，但却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受到美帝国主义阻挠和斯大林的错误批评。他说：“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11]坚决顶住了苏美的压力，毛泽东胜利了。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大肆向中国逼债，给中国带来极大的困难。当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偿还苏联的外债之后，毛泽东就坚决表示，我们“再也不借外债了”^[12]

第二，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理解的失误。长期以来，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存在重政治轻经济的倾向，把经济看成是政治的附属物，以政治决定经济。这种倾向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就是过分强调对外经济关系服从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看，经济和政治是相互作用的，而且归根到底，经济决定政治。历史证明，如果对外经济关系搞得好，政治外交就会不断发展；反之，如果对外经济关系打不开局面，政治上的外交就不可避免要受到限制。许多国家政治上可以尖锐对立，但是经济上照样往来，因为双方有经济利益的需要。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国家，政治背后都有一个重大的经济利益问题，这是国际上的通常现象。由于过分强调对外经济关系服从于政治外交斗争，结果出现一个现象：每当中国与外国政治上、外交上出现问题时，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关系的减少。建国初期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对策就是：今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以“少做为原则”。此后，美国一直对中国持敌视态度，中国共产党反对与美国发展经济关系的态度也一直没有大变化。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对苏联采取的对策也是如此，即“把对苏联的贸易额降了下来”。随着中苏对立进一步发展，中国与苏联的经济交往进一步缩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道路越走越窄，数量越来越少，过分强调对外经济关系服从政治外交斗争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理解的失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既有对立又有联系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由于资本主义掌握了当代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社会主义必须重视发展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发展自己，并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3]又指出：“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14]列宁的论述对于中国来说，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然而，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重视了两者对立的一面，忽视了其相互联系的一面。认为世界上既然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两大阵营主流是对立的，社会主义不能与资本主义进行经济合作，因为这样做会使社会主义国家受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和侵略。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必和资本主义阵营进行经济合作，因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形成了一个日趋强大、繁荣的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对立的新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和不断发展的工业产品足以充分供应彼此日益扩大的经济需要。”^[15]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还是非常重视对资本主义的研究，然而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开始特别警惕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性，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就更加彻底。

第四，对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解的失误。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中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倾向，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我们把苏联模式神圣化，照搬照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及其相应的社会主义观念，其实，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长期以来把苏联模式当做唯一的或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把这个模式的种种弊端当做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附加在社会主义上。因此，过去对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理解，至少有两个大的失误，一是认为社会主义是单一公有制，二是认为社会主义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两者都影响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首先，把单一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特征，就不可能有利用外资政策的确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们在所有制结构上，强调纯而又纯，重全民、轻集体、排挤个体、消灭私营，急于过渡，力图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在1975年的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产值占83.2%，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产值占16.8%；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企业占90.2%，集体所有制商业企业占7.7%，可以说是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由于实行单一公有制，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形式，强调既然是社会主义，就不能允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既然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中国就不能再借外债，不能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接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因而，排除了直接利用外资的形式，消灭剥削、消灭资产阶级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没有给外资企业留下立足之地，彻底否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补充作用，不仅引进外资、合资办企业已无可能，就连原有旧中国留下来的一些外资企业也日益萎缩，以至消灭。其次，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对外开放也难以做到。从宏观上讲，对外开放不仅是引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而且要把中国的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使中国经济体制与世界经济体制接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微观上讲，外商到中国做生意、搞投资，要有一定的宽松的经济环境作保障，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办事效率低，企业没有自主权，外商不愿意来投资和做生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照搬照抄了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我国极端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对于迅速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恢复和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其弊端日益显现。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体制，排斥商品生产，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把各种经济活动，统统纳入计划，扭曲和割裂了经济运行的规律，这与现代经济国际化趋势相违背，限制了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离不开世界市场，也就不能没有对外贸易。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承认商品生产，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强调“大而全”的自给自足，缺少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因而，毛泽东的对外经济活动主要是“调剂余缺，互通有无”，打破敌人的封锁，局限于“做生意”，要求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反映了“天朝万物尽有”的自然经济传统观念，这样必然影响到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对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解的失误影响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另一方面表现，是把一些本来对社会主义对外经济关系发展十分有利的东西当做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限制和禁止。比如，利用外资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一种对外经济合作的形式，可中国长期把它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侵略和剥削的形式加以反对和禁止。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甚至把国家之间的经济上的密切关系也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加以反对。1976年《红旗》杂志第4期上发表的《批判洋奴哲学》的文章，谈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密切联系现象时说：“这种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经济危机在一国出现，就像瘟疫一样，很快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既然经济上相互依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那么，正如这篇文章反问的：“难道我们的国家发展经济也可以按着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一条路子走吗？”既然不能走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路子，那么，关起门来就是必然的结果。

3.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未能全面实施的思想和理论根源

毛泽东首先是由中国文化塑造，而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文化渊源来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使他对中国国情了解得非常清楚，但古老的文化并没有给他提供现代化的经验，而长期残酷的武装斗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以及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封锁为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建设方面，更擅长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根据党的“八大”精神，应该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但是，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使党内“左”的思想不断扩大，毛泽东曾试图以狠抓阶级斗争和改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自1957反右派斗争开始，社会运动一个接一个，开展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为了“反修防修”，又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加上对外有抗美援朝，抗法、抗美援越，中印、中越边境冲突。使其主要精力放在阶级斗争上，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已完成了对封建主义整个社会形态的进步。高度集权也被作为社会主义成功的必要条件肯定下来。与此同时，在“反修防修”口号下，盲目地批判资产阶级，一个劲地批判“崇洋媚外”，把一切外国的东西都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予以否定加以排斥。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导致当时既不愿意，也无精力实行对外开放的局面。

传统的理论观点束缚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全面实施。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过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高度发达的，因而，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私有制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和货币，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是通过劳动券来实现的，劳动者从社会领取一张劳动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取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列宁则说得更加明确：“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16]斯大林早年也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商品经济，就要废除货币经济。”马恩列斯的这些观点，是在审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后得出的结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是指全世界无产者共同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取代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我们党当时对此没有实事求是地考察，加上后来苏联的非斯大林化，为了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高举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在反修防修运动中，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某些词句教条主义地理解并加以肯定，所以，得出了商品交换是“资产阶级法权”必须予以否定的结论。这样，毛泽东从共产主义事业出发，改变初衷，使其对外开放思想失去了理论依托，很难付诸实施。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是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环境，以及长期被封锁中顽强地表现出来的。特殊的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毛泽东的认识视野，影响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同时，毛泽东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缺乏全面的了解，对于在开放中实现中国现代化后来居上发展的紧迫性认识不足。在毛泽东的一生中，除了苏联以外，他从未踏足过第二个外国的国土，没有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体验，这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有着很大的不同；除了直接体验外，毛泽东对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间接了解和研究应该说也不多。毛泽东虽然博览群书，但“并不是说他广泛涉猎了一切方面的书籍”，“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得就更少。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17]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限制以及对社会主义本质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传统理论的影响，致使毛泽东在有生之年未能全面实施对外开放。

【注释】

[1]《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61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1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2页。

[4]《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页。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6页。

[6]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11、604页。

[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6页。

[8]《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2页。

[9]《党史信息报》，1989年1月16日第四版。

[10]《人民日报》，1963－12－05。

[1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