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史课程的育人意义

论中国古代史课程的育人意义——基于通识课的研究视阈

祁　青　张　萍

【摘　要】　中华民族历来有注重历史的文化传统。近年来高校也纷纷把中国历史课作为通识课程予以开设。但是对于该课程的教学主旨和育人价值的理解一直见仁见义，没能够形成某种共识。本文作者认为这门课程的育人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它能够让学生拥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另一方面可以增进学识和修养德性。如果把握住这样的教学立场，那么历史课的育人意义显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关键词】　中国古代史　通识课　育人意义

作为通识课的中国历史课显然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也不是增长一些历史知识，它必须培养学生拥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在中国古代史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许多优秀的史学文化传统，它是古代史学家们德、才、学、识的集中表现，这个传统又以一种整合的历史意识积淀在民族精神之中。因此，我们所说的批判地继承古代的史学文化遗产，不仅要研读古代史家所积累的史学研究成果，还应从中概括和总结出体现在史学家身上的深刻历史意识。在作者理解看来，中国古代史学所体现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深刻的历史意识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历史意识中以史为鉴的经世致用精神。中国古代史学家所追求的治史理想目标可以用“学兼天人，会通古今”这样八个字来描述。因此，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著述，一般都具有宏廓的历史视野。他们往往用包容一切的气势来阐述历史的发展过程，探究历史的前因后果。如司马迁撰《史记》时就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汉以后不论是通史家，抑或是断代史家，在他们的著作里，也都力图展示其学兼天人和会通古今的恢宏气象。班固的《汉书》是这样，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是如此。而且，史学家们“学兼天人，会通古今”的目的恰恰在于以史为鉴。正是在鉴古知今、“以古为镜”、“古为今用”的指导思想下，中国古代史家注重当代史的研究。详今略古、注重当代，可以说是我国史学的一贯传统。所以，司马迁撰《史记》130篇，写了3000年的历史，其中有关汉代史的内容则超过半数。在史学发展中的“实录”、“国史”更直接就是当代史。清代屡兴文字狱，致使一些学者不敢谈论现实问题，把精力集中在古典文献的整理和考订上。但即便是如此，清代还是有不少著名史家重视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和相关撰著。浙东史学的几位大家如黄宗羲、万斯同、章学诚等，在近现代史的研究中都有丰硕的成果。

在古代史学发展中，以史为鉴，还在于注重史学研究的“古为今用”的原则。早在史学诞生之时，史书中就已有了以史为鉴的初步意识。《尚书·召诰》说：“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诗经》上也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诗句。随着尔后史学的发展，以史为鉴成了一个重要的史学传统。唐初的统治阶级就十分注重以史为鉴，当时史馆修《隋书》就明确贯彻了这一宗旨。据史书记载，贞观十年（636年），房玄龄、魏征等修五代史成，唐太宗大为高兴。他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唐太宗的话很可代表统治者对修史目的的看法。据此，唐太宗还提出了以古为镜的思想。他曾对臣子说自己有三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传》）“以古为镜”就是“古为今用”，就是发挥史学的经世作用。这一思想也同样凸现于《资治通鉴》中，司成光主持编撰《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给帝王“周览”，从中鉴戒得失。所以在编撰过程中，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所以，书写成后宋神宗特赐名为《资治通鉴》，这更是明确强调了以史为鉴的作用。

也因此，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史学家向来都对国家治乱兴衰给以极大关注，表现出饱满而深沉的务实情怀。这种务实情怀，大多以经世致用为其出发点和归宿。孟子论及孔子作《春秋》时就曾这样说过：“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以此来说明孔子作《春秋》所具有的自觉的社会目的。这一目的实质就是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也就是后代学者所强调的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学问之道。

其二是历史意识中追求德、识、才、学并举的史家人格。中国古代史学的发达固然得益于儒学向来注重经史并重的文化传统，但显然也与历代史学家们自觉追求德、识、才、学并举的理想人格有关。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兴旺发达，也同史家十分注重自身德性和学识修养分不开。因此，史家重视德、识、才、学之修养，是中国古代史学又一优秀文化传统。

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来看，关于人格修养问题，史家历来都十分关注，他们在总结、评论前人的史学成果时，也同时就史家修养作了评论。譬如，班固评论司马迁《史记》时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这里既肯定《史记》是部“实录”，又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历史责任感，肯定他有“良史之才”。再譬如，《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家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由此可见，在作者看来，作为一名史家，学识上要“博闻强识”，见识上要“疏通知远”。

从理论上系统而全面地提出史家修养问题的是唐代的刘知几。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刘知几所谓“史才”，是指修史的才能，具体地说是指历史编撰和文字表达方面的才华和能力；所谓“史学”，具体地说是指占有史料和掌握历史知识，要能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要有广博丰富的知识，还要深思明辨，择善而从；所谓“史识”，是指史家的历史见识、见解、眼光、胆识，即观点和笔法，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善恶必书”的直笔精神。后来清代的章学诚肯定了“三长”理论，又补充了“史德”。章学诚把“史德”解释为“著书者之心术”。在章学诚看来“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文史通义·史德》）。可见，德、才、学、识是对史家素质的全面要求，因而它们就成为历代史家的理想人格追求和社会评论史家之良莠的基本标准。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重伦道德的传统文化熏陶下，史家向来以修身立德为己任，史书以表彰忠臣孝子为要务。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往往也因此成为贯通中国古代史学的精神之流。所以，司马迁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是“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便是从伦理上评论的。司马迁自己写《史记》，也遵循其父的教诲，着重表彰贤明君主和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名与德性。他选择和评论历史人物的功业和品德的标准正是儒家的君臣父子之义。班固撰《汉书》，更是把儒家礼教视为“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汉书·礼乐志》）。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古代史书没有不宣扬纲常名教的，而宋明史学则较前代尤甚。譬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和朱熹的《通鉴纲目》等都无一不体现着儒家伦理纲常的内容。中国古代史学的这一传统固然由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宣扬诸如“三纲”、“三从”之类的封建糟粕，但这一注重伦理道德之教化功能的史学文化传统和“通鉴”的历史意识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传统美德教育等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其三是历史意识中以求实为荣、曲笔为耻的治史态度。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看，秉笔直书从来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我国古代史家历来把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所以，他们以直书为荣、曲笔为耻；他们为了直书，不畏风险，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家人格上的高风亮节。

早在中国史学开始兴起之时，秉笔直书就成为史家的崇高美德并受到称赞。尽管孔子作《春秋》开了曲笔、隐笔之先河，但真正的史家则是以直笔为基本的治学态度的。所以，《左传》记述了齐国太史及南史氏直书不惜以死殉职的故事：“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从这个时候起，这种秉笔直书的精神就一直成为后世史家遵循的一个传统。刘知几在《史通》中，甚至专门写了《直书》、《曲笔》的专篇，来总结唐以前史家直书的优良传统。譬如刘知几就极为推崇三国时期的史家韦昭和北魏史家崔浩。韦昭在主撰《吴书》时，当朝权贵孙皓要求为父作“纪”，韦昭不从。北魏崔浩主修魏史，无所阿容，甚至因此而遭杀害。这种直书精神一直被正直的史官与史家所自觉效法，付诸实践。譬如贞观年间，褚遂良负责记录太宗言行。太宗欲索取过目，褚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加以拒绝。太宗问他：“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褚遂良答道：“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旧唐书·褚遂良传》）而《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曾参与《则天皇后实录》的撰写，他曾如实记载了魏元忠事件的原委。宰相张说感到此事于己不利，想让史官“删削数字”，吴兢义正辞言斥之道：“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袁枢曾兼国史院编修官，负责修宋朝国史的传，原宰相章的后人以同乡之谊，婉转请袁枢“文饰”章的传记。袁枢当即拒绝：“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下，不可负天下后人公议！”（《宋史·袁枢传》）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治史中的曲笔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客观存在。《史通》的作者刘知几曾剖析了它的种种表现，或者以实为虚，以是为非，或者虚美讳饰，任意褒贬。造成曲笔的原因，主要是史家为当权者的威势所慑，所以，刘知几感慨道：“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史通·直书》）但是，在整个封建社会，曲笔在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成为公开提倡的行为，任何得计于一时的曲笔作史，终究要被后来的历史所揭露。唯有秉笔直书精神，千百年来，始终成为史家效法的优秀传统，从而成为中国史学文化的主流精神。

不仅如此，学习中国古代史学传统，除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文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弘扬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外，还有利于我们增进学识和修养德性。关于这一点，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就曾这样说过：“青年人学习中国历史一是可以增长见识，二是可以学习古代那些杰出人物的高尚品行。”⁽¹⁾

的确，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学习中国古代历史首先是能让我们增长见识。这些见识作为我们知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作为中国人如果我们对自己祖国的历史一无所知，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正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学习中，得以了解我们国家何以称“中国”，何以称“炎黄子孙”，孔子何以被尊为“至圣先师”；我们也是通过对古代史的学习知道秦始皇是如何统一中国的，楚汉的刘邦与项羽是如何争霸中原的，曹操、刘备、孙权是如何三足鼎立的，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是怎样开创的，康乾盛世是如何出现的，以及郑成功又是如何收复台湾的；我们也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史的学习，知道“仓颉造字”、“助纣为虐”、“胡服骑射”、“合纵连横”、“天人感应”、“绿林好汉”、“挟天子以令诸侯”、“垂帘听政”、“变法维新”等词有着什么典故，有着什么含义，如此等等。

而且，我们也只有学习历史，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现实。譬如，对我们的祖国——“中国”的认识，只有通过对整个古代史的学习才能有较为深入和完整的理解。我们知道“中国”这个词在不同时代和场合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古代，它基本上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远古时代的国，规模大都很小，若干人口聚居的邑就构成了国。中心邑称为都，其余的称为鄙，鄙的耕作地带称郊。郊之外，还有一个相当广阔的未开垦地带叫野。如果国与国毗邻，则各国对野的利用权就加以划定，这样，国界就包括郊野在内。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这样的国曾经是很多的。所以古籍上常有“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战国策·赵策》）、“古有万国”（《荀子·富国》）等等说法。后来出现了一些中心国家，如夏、商、周三代所建立的国家。这时“中国”是指这些国家。从秦开始则出现了统一的国家。这些沿革不绝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号，直到清朝，还可以听到“我大清天下”的说法。19世纪中叶以后，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已经完全形成，疆域也已奠定，所以这时西方各国对我国的入侵，已完全是外国的侵略，和古代的与“蛮夷戎狄”的斗争性质完全不一样。这时，具有近代国家意义的概述——中国，就开始正式形成了。由此可见，我们正是从历史的学习中理解“中国”这一神圣范畴的：我们这个国家从黄帝算起，已有5000多年历史，我们的列祖列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把广袤的国土开发出来，从秦开始又把它置于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权统治之下，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愈益频繁。疆域国界，经过各朝的开拓逐鹿，到清朝时已基本奠定：它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南包括南海诸岛。在这个范围内，各族人民已结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因此，及至近代“公天下”的思想日益浸润滋蔓，那种“大明”、“大清”等家天下的说法已愈来愈被摒弃。

又譬如，我们也正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史的学习，知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知道台湾和祖国大陆原始文化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长滨文化、大岔坑文化、圆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遗址代表着台湾旧石器时代的文明，它们证实着正是台湾早期原始居民和大陆移民共同创造了这些文明。从此以后，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过。虽然台湾也曾几度被外敌入侵与占领，但台湾人民为反抗外来殖民者的侵略，进行了长期的持续不断的英勇斗争。1652年9月爆发的郭怀一起义是台湾人民反荷起义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到1661年郑成功率军25000余人，分乘船舰200艘，从金门科罗湾开航，浩浩荡荡驶向台湾，终于赶走了荷兰殖民者。此后又有数以万计的沿海百姓相继移入台湾，为台湾边防的巩固和本土的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且，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事实也可以从台湾称谓的历史演变上得以证实。台湾在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不同的名称。我国早期的文献中有“夷州”、“流求”的称呼，后来又有琉球、小琉球的别称等等。明代嘉靖时，有人将台北高山称为鸡笼山，后来逐渐变成台湾北部沿海的通称。明清时期，大陆沿海商船去台湾南部沿海贸易，商人们称当地海湾为“大员”。后来才逐渐转音变为“台员”、“大湾”、“台湾”的。1683年清政府在此地设台湾府，这时开始，“台湾”逐渐成为全岛的统一名称。

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学习也还能使我们在做人的德性方面有所增益。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对古代那些仁人志士、俊才伟杰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崇高德性的了解，能自觉地敬仰和学习他们为人处事的德性品德。我们通常所说的学习历史可以增进爱国主义情怀，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对古代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崇高德行的学习而实现的。譬如，通过中国古代历史的学习和了解，我们知道，古代的爱国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精忠报国这一基本道德追求上。我们所熟知的岳飞浴血奋战，抗击外侮无疑是精忠报国的具体表现。此外，通过学习历史，我们也知道精忠报国还体现在为维护民族团结、国家安全而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方面。譬如苏武出使匈奴，张骞出使西域，他们虽历经险阻，但始终不屈不挠，为国为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精忠报国的思想也还大量地体现在许许多多忧国忧民、改革弊政的志士仁人身上。从屈原到范仲淹、王安石，从包公到海瑞，他们关心国家的治乱和人民的疾苦，尽心尽责报效国家和人民，这都是精忠报国思想的生动体现。显然，这些志士仁人身上体现的精忠报国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确立爱国主义的情怀无疑是非常有借鉴和启迪意义的。

不仅如此，对中国古代史的学习也还有助于我们拥有理想主义的情怀。毛泽东在读史的过程中就曾对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发表过如下的见解：中国古代传统的大同理想⁽²⁾的构想，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共产主义理想是有启发作用的。的确，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来看，“大同社会”一直是中国古代贤明的统治者与志士仁人追求的理想社会模式。从历史上看，这一大同理想由孔子最早提出。孔子面对春秋时期诸侯纷争的现实状况，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以“仁爱”学说来游说各路诸侯，他一面谴责诸侯之争，一面疾呼仁政，呼吁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仇恨、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孔子认为，这个社会在古时候的尧、舜、周公时代曾出现过，这个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大同”。这就是后来儒家向往的“大同社会”的缘起。孔子依照“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把和平美好的社会模式寄托于一个王道礼治的社会。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人们的文化视野开阔了。出于批判现实社会、提供理想社会模式的需要，儒家的这一“大同”理想又被重新提起，并被赋予了新的思想内容。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发表《大同书》，基本沿用了儒家经典中的“大同”模式来设计社会改良的理想方案。但他所论述的“大同”理想，其内涵已有根本变化，其中不仅吸收了西方近代的社会思潮，而且加入了西方社会经济生活和科技实力的内容。这一“大同”理想在当时对促进社会的变革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孙中山甚至把“天下为公”看成是体现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最理想模式，曾亲自手书“天下为公”四字以勉励革命同志。

可见，屡见于史籍的“大同”理想虽然反映的是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乌托邦思想，但却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为这一美好社会的实现而努力奋斗。从这一点上讲，中国古代圣贤所提出的这一理想无疑又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学习和了解这一“大同”理想及其历史上许多为这一理想的实现而孜孜奋斗、精进不已的志士仁人的事迹，对于我们确立理想主义的生命情怀是很有意义的。这也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学习历史，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那一份深刻的历史意识所具有的现代意义的又一个具体例证。

【作者简介】　祁　青　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杭州　玉泉　310027

张　萍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　杭州　下沙　310018

【注释】

(1)郭沫若.与青年学生谈中国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论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12.

(2)“大同”的意思是指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平等，指整个社会就犹如一个大家庭那样和谐。这个社会理想在儒家的经典著作《礼记·礼运》中具体的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