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可不想当李自成
新中国成立后,住进了城市的毛泽东,逐步形成了一些关于城市经济建设的观点。按他的理解,城市经济建设的目的,是要把过去的“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不应该再是富裕阶层消费的地方。
毛泽东改造城市的思想所蕴含的历史意义是多方面的。一个方面,是要求城市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担负主要的责任。另一个方面,就是不要让城市成为腐化人们,尤其是腐化党员干部的场所。出生在农村,革命事业成功于农村的毛泽东,似乎对城市存在着一种戒备心理。因此,对于后一层意义,毛泽东是把它提高到能否巩固执政地位的角度来看待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进到城市以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当李自成”。
问题最早提出是在1944年。这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后,大将刘宗敏等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文章发表后,国民党方面十分震惊,指责郭沫若“为匪张目”;《中央日报》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偏向》的社论,说郭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表示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但毛泽东高度重视这篇文章,4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此文;此后,毛泽东又指示将此文列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在22篇整风文件中,党外人士撰写的文章这是唯一的一篇。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总结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他在1944年11月21日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得清楚:“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在信中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此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告诫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在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前往北京时,毛泽东说,我们是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甲申三百年祭》各种版本
1964年毛泽东与郭沫若交谈
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归来时,沿途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视察,这也是建国后他第一次外出视察。在这次视察中毛泽东重提这个问题。
在哈尔滨,面对丰盛的接待宴席,毛泽东只在两三个盘中夹菜,其余的都没动。饭后,他对市长饶斌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
沈阳的接待更难让他难以接受。各种东北特产应有尽有,毛泽东一看,脸色顿时就沉下来了。他礼节性地让胡志明多吃多喝,自己只象征性地喝了几口葡萄酒,吃了点饭,就放下筷子,吸起烟来。这顿有外国领导人出席的晚宴,半个来小时就结束了,最后剩了不少菜。饭后闲谈时,毛泽东说今晚饭菜太多,他以批评的口吻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该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第二天,在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领导干部大会上,毛泽东又讲到了这一问题。毛泽东讲起这几天在东北的经历说:“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他愤愤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
对于如何才能不做李自成,毛泽东在“两个务必”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思考。在哈尔滨视察时,他给松江省委的题词是:“反对官僚主义。”两年后的“三反”运动中,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但这时毛泽东还只是从工作作风的层面上反对官僚主义的,离他后来提出党内存在着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判断,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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