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和对外关系的指导方针

2．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和对外关系的指导方针

（1）国防建设思想

国防建设，是为了捍卫国家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切防卫措施的综合力量建设。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安全利益，即国家能够安全地生存和发展而不受到任何威胁和侵犯（包括国家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经济繁荣、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发展利益，即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方面能够顺利发展而不受到任何阻挠和损害。国防建设就是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目标而进行的包括武装力量建设、国防物质基础建设和国防精神基础建设等完整的系统工程，以增加国家的综合防卫能力。

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始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以逐步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增强技术力量、实现军队现代化、全国人民总动员、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等许多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精辟见解。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建设列入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并从我国国防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国防建设理论、方针和原则，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防建设思想。

关于武装力量建设。首先是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人民近百年饱受帝国主义欺压凌辱的历史。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同时，他强调“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犯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9]1950年9月，毛泽东为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题词：“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这既突出强调了新中国国防建设的重要地位，也提出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人民军队的历史性任务。同时，为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在革命化的基础上，毛泽东要求加强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明确提出了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历史任务，并且强调：“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要从整个指挥上而首先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加强和培训部队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就是著名的“五统四性”要求。同时发出号召：要把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精神，贯彻到所有部队中去。所以，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三者的统一，构成了人民军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鲜明特色。其次，要建设强大的武装警察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担负国内安全保卫任务的武装组织，是我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领导体制方面，它在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隶属于政府公安部门，其主要任务是：保卫国家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进行公安战线上的军事斗争；平时以公开武装形式担负着首脑机关的警卫、国家重要设施的守护；打击敌对分子的破坏，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四化建设，确保边境安全及保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等任务。战时，除完成平时的任务之外，还要在各地军事机关的统一指挥下，起着地方部队的作用，协同、配合人民解放军和民兵作战，抵御侵略，保卫祖国。根据武装警察部队的任务，在建设中，一方面要按照解放军的建军宗旨、原则、经验和条令条例以及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进行建设，另一方面，要结合武装警察的自身规律和特点进行建设。再次，要大办民兵师。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它具有群众性、地方性和分散性的特点。平时带头完成生产任务，接受必要训练；战时配合军队作战，担负战争勤务，开展游击战；维持社会治安和补充、扩大部队。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对民兵的作用曾给予高度评价。建国后，毛泽东指出要“大办民兵师”，并强调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民兵队伍已发展成为亿万人民参加的强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形成了一支民兵战斗骨干队伍。根据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国在坚持民兵制度的基础上，又重新确立起预备役制度，实行民兵和预备役制度相结合，以加强国防后备力量。这种结合，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在新时期的最佳体现。

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民兵和预备役三种武装力量相结合的体制，为我国武装力量现代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它有利于实行精干的常备军与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实现寓兵于民，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既有利于减少军费多搞建设，又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

关于发展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改善武器装备。国防科学技术，是指以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国家的防卫体系。这不仅是国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的综合体现。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是先进科学技术的集中体现，而它的研制与更新又取决于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而国防工业是国防经济的核心部位，也是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研制、生产常规武器、尖端武器及其他军事装备的工业企业部分，是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的物质基础。为此，毛泽东提出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实现国防科技和工业的现代化、常规武器与尖端武器现代化。从1955年到1959年，中国先后新建和扩建了79个规模较大的国防工厂，成立了相应的科研机构，初步建立了我国的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体系，具备了大炮、汽车、坦克、飞机、雷达、舰艇等常规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同时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和毛泽东下决心发展以导弹核武器为重点的国防尖端技术。1956年，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为此，我国克服了极大的困难，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点，终于试验成功了原子弹、氢弹、中程和远程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并且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使得人民军队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人民军队逐步由单一军种建设成为包括空军、海军和战略导弹部队等在内的兵种合成的军队，使人民军队的力量结构和作战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关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国防建设如果脱离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盲目地追求自身的规模与速度，势必影响与制约国家的经济建设；相反，只顾经济建设，忽视国防建设，经济现代化也就没有安全的保障。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毛泽东根据国内外情况，在肯定国防建设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明确提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把经济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在这个前提下，国防建设和国家建设协调发展。195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中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我们在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对国防建设予以足够的重视。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这两项任务，是密切相关的都必须做好。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看到，经济力量是国防力量的基础，国防事业的发展必须以经济事业的发展为前提。在当前和平建设时期，经济建设是最中心的任务，在这方面不应有任何的动摇。但是，也必须重视和适当地加强国防建设。……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经济条件许可范围内，努力发展国防建设事业。”这个指示全面地清楚地体现了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并充分说明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应协调发展，与整个国家建设应协调发展。

（2）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国际的支援。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毛泽东、周恩来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运用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去，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毛泽东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各个国家的事情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阐明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确立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政策，提出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依据这一方针，同苏联和欧亚人民民主国家、同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4年4月，由中、苏、美、英、法及有关国家外交部长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周恩来率领我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在此前，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来北京参加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周恩来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并倡仪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评价了这些基本原则。毛泽东指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们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周恩来强调，这五项原则可以适用于全亚洲，甚至全世界各国，五项原则的广泛适用，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并且将有助于创造和扩大和平地区，从而减少战争的可能性，加强全世界的和平事业。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了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结合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新情况而提出的一个适用于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即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而且适用于处理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关系的崭新的国际关系准则。是我们党和国家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20世纪50年代末，世界局势动荡，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威胁和压力，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逐渐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早在1946年8月，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就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观点。认为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依据这个思想确定了自己的外交战略：为了对付中国当时最主要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包括英、法等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1957年初，毛泽东又分析了当时的世界格局，指出除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外，还存在三种力量，即：坚持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美国的力量，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1964年毛泽东把后两种力量分别称之为第二中间地带和第一中间地带。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为中国进一步加强同亚、非、拉等“第一中间地带”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尤其是改善和发展同“第二中间地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苏联霸权主义膨胀，加强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多次挑起武装冲突，甚至扬言要摧毁我国的核基地。美苏争霸的态势也出现了苏攻美守的重要变化。此外，由于日本、西欧、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再加上第三世界的兴起，世界开始呈现多极化的苗头。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化，毅然及时调整对外战略，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摆脱与苏美同时对抗的局面，形成了中美苏三大角的国际关系，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根据新的形势，毛泽东在70年代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苏联、美国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第一次正式向全世界阐明毛泽东的这一崭新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划分，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突出了苏美两个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同全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矛盾。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强调要联合第二世界的国家和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当然，这种划分在理论上不那么完善，甚至还包涵着某种革命的激情，但它毕竟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更稳妥的现实基础上，使我国能够根据不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来制定和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美国、日本、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是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0]

以“和平为上”的外交主张。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着繁重的建设任务，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外交要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多时间，更稳定的国际环境和更多国际朋友的战略观点。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时曾多次强调：“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总之，我们应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在50年代中期，为了缓和当时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他甚至提出过愿意与美国签订和平条约的主张：“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11]毛泽东的这一设想虽然没有得到美国的响应，但反映出中国为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出的努力。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的谈话中，从历史和现实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和平为上”的外交主张。他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是没有好结果的，历史已证明，战争有一个政治后果对西方国家是不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俄解脱了旧有的关系；第二次大战后，中国和许多国家得到了解放。”毛泽东以事实告诫西方国家不要迷信自己的力量，还是用谈判解决问题为好。他对世界和平抱有信心。他说，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毛泽东的这些论点表明，尽管国际上风云变幻，各国的利益也各不相同，但只要本着“和平为上”的方针，求同存异，用谈判代替对抗，世界各国之间就能找到解决问题和争端的办法，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相反，如果诉诸武力，则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已为大量的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需要和平、发展、进步。但世界并不太平。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当代战争和国际局势紧张的根源。毛泽东一贯认为，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因此，为了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干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方面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美国取代了德日的地位，野心很大，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到处横行霸道，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革命运动，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妄图称霸世界。毛泽东坚决支持亚、非、拉广大地区和国家的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推行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还进行了援越抗法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对于非洲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毛泽东十分重视。1958年10月，几内亚宣布独立。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致电祝贺并予以承认。1959年10月，几内亚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为中国打开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进入60年代，非洲出现更多新独立的国家，中国不但立即宣布予以承认，而且与其中不少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毛泽东一直密切注视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1961年，当古巴人民面临着美国武装干涉的严重威胁时，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古巴驻华大使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表明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的态度。1965年5月12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中，号召全世界各大洲人民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所有受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毛泽东不仅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霸权主义，而且还批评、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的霸权主义。苏联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苏联领导人存在着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并发展为霸权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直率地批评苏联领导人在处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坚决地抵制苏联领导人在处理中苏关系上有损中国主权的某些主张。并尖锐地揭露和反对苏联领导人的霸权主义政策。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际形势风云多变，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世界和平，始终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