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历史境遇

(一)　全球化历史境遇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有人把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称作“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为理论工作者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究竟什么是“全球化”，人们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对于全球化，经济学家多指世界经济一体化，市场的一体化，指大公司的跨国经营、金融的国际化，相互依赖的加深;政治学家指的是国际干预的不断扩大，建立世界新格局的全球战略;文化学家多指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占领文化市场的世界现象;社会学家、未来学家更多关注的是全球性问题。^[1]作为一种现实运动，“全球化”可以区分广义和狭义二层。狭义的“全球化”是指从孤立地域国家走向国际社会的进程;而广义的“全球化”，则是指在全球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使得具有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2]

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也应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现在，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它们经济、科技实力雄厚，掌握着国际贸易组织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大，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3]“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和受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在全世界争夺资源和市场，同时极力推行它们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威胁。”^[4]

在当今时代里，意识形态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在目前这样急剧变化的世界上，特别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意识形态还有作用吗?对于这样的疑问，在学术界也是有强烈反映的，这主要表现在西方政治学界关于意识形态的时代是不是终结了的问题的激烈争论中。西方学术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雷蒙·阿隆、丹尼尔·贝尔、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他们认为，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他们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政党政治的最新发展，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衰落了，或者说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在全球化历史境遇下，尽管各个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交融和沟通更为频繁，但这绝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也随之不断扩展，他们把自己的不可重复的经验上升为全人类的永恒的经验，运用各种手段到处推销。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曾十分明确地表示:“新闻结构成员要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需求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而不是把职业的需求放在首位;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进行合作，就是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5]因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

经济全球化的两面性必然会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来，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大大改变了改革开放前社会文化单一、意识形态单纯的社会环境。本土文化脱离了产生它的特定社会语境，直接进入其他不同的文化语境，并融入一个巨大的全球文化网络之中。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思想的跨国界交流成为可能，不同的政治态度、文化观念、道德行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云集网络上，从而使不同体制的意识形态竞争加剧。同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也使两种思想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更复杂了。这一方面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问题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拒绝和抵制经济全球化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那种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的各种思想、政治、学说中，具有一种政治的、行政的特权，可以不费力气地用政治的、行政的方式加以强行灌输的思想方法是错误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也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无需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也无需接受实践的检验和在实践中发展了，结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就会失去生命力，当然也就没有了竞争力。面对全球化的浪潮，明智之举在于与时俱进、积极应对、化害为利、为我所用。有鉴于此，我们一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创新，而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二是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