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阶段（年之前）

一、孕育阶段（1848年之前）

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于1818年和1820年出生于德国莱茵省。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正处于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相对和平的年代里，但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随后长达15年的拿破仑战争对欧洲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依然在他们的成长中烙下了印记。1830年的七月革命也对德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日益发展。因此，他们深受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等启蒙思想的影响和熏陶。这在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鲜明地表露出来了：“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1]在他的拉丁文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中，马克思已经表达了对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公元前27～前14）开创的“罗马的和平时代”的肯定态度。他抨击尼禄时代“最优秀的人被杀害，到处是专横，法律遭破坏……罗马城当时被毁，而统帅们由于担心他们的胜利可能引起怀疑，还由于没有任何东西推动他们去建立伟大业绩，便宁可在和平中而不在战争中去寻求更多的功名”^[2]，认为奥古斯都时期为罗马帝国带来了和平与稳定的秩序，“无论在战争中，以及在和平时期，都不能把奥古斯都时代同尼禄和那些更坏的统治者时代相比拟”^[3]。他的结论是“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该认为是最好的时代”^[4]。恩格斯在中学时代亦深受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影响，在他的诗作中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和对未来的向往。

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极为显著。大学时代的马克思先是受康德的法哲学思想影响试图创立一个完整的法哲学体系，在尝试失败后，他发现了康德法哲学脱离现实的弊端，转向了黑格尔哲学。马克思阅读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及其弟子的大部分著作，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组织的活动，黑格尔哲学尤其是辩证法思想给了马克思以极大的启示。184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集中表达了马克思当时的世界观，其中既有对辩证法的精通和运用，也包含着对黑格尔哲学并非完美无缺的认识和唯物主义的萌芽。博士论文反映出了马克思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政治立场。恩格斯在19世纪30年代末也转向了青年黑格尔派。1839年3月，他匿名发表《乌培河谷的来信》一文，揭露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阴暗面，抨击了宗教虔诚主义的伪善，与宗教信仰彻底决裂。热爱真理、自由、和平的情感和革命精神在他于1840年翻译的西班牙启蒙学者金塔纳的诗《咏印刷术的发明》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诗中写到：“平凡的人们啊，你们在何处？我从高处看到，命运的铜门已经敞开，时代的帷幕已经升起，光辉的未来展现在我的前头！我看清了，从今以后，地球不再是任凭战争和忌妒肆虐的贫困的星球。这两个恶魔永远消失，只要山上刮来一阵凛冽的阿奎隆，可怕的流行病从此绝迹，万恶的黑死病无影无踪。从此后，人们一律平等，沉重的枷锁被砸碎，欢乐的喊声响彻云空：没有暴君了，也没有奴隶了！爱情与和平普降大地，大地呼吸着爱情与和平，远方响起了雷鸣般的声音——‘爱情与和平！’天上的神灵坐在黄金宝座上，伸下权杖向人们祝愿，把欢乐和喜悦赐予人间，仿佛在遥远的古代滔滔洪水把大地席卷。”^[5]1840年7月恩格斯又写下了一首长诗《黄昏》，表达了期盼自由、和平的迫切心情：“西方的霞光已经泛白，再等一等，——自由曙光就会出现；黑夜正在消失，带走了它的苦难，旭日东升，喷吐出不灭的火焰。那时……苍翠的草木把山河面貌改变，和平的棕榈给北国换上新颜，爱情的玫瑰把冰冻的原野修饰打扮；橡树加快步伐迈向明朗的南方挥舞树枝当棍棒，把暴君砸烂。谁使不幸的国家重享和平，它就给谁戴上自己的叶片。芦荟到处茁壮成长，人民的精神就象它一样坚强。……暗中燃烧着的自由火焰，一旦冲破障碍，发出隆隆巨响，它将在谄媚者烧香之前，向上帝奉献自己的芬芳。只有失去昔日光荣的柏树，在橡树林中被人永世遗忘。”^[6]1841年11月起，为捍卫黑格尔哲学，他积极投身于反对谢林启示哲学的斗争中，先后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以及《谢林——基督哲学家》等论文，尖锐抨击了谢林对黑格尔的攻击以及所宣扬的非理性主义、蒙昧主义，捍卫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既维护黑格尔哲学的进步方面，也指出了其政治观点的错误。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他们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逐渐地与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青年黑格尔派越来越格格不入，最终决裂。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他在担任主编后，使该报反政府的革命民主趋向越来越明显，在激烈的斗争中他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获得了重大进步，开始关注现实，接触和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第一次探讨了物质利益问题，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批判了莱茵省议会的地主阶级实质，论证了贫苦农民在森林中捡拾枯枝、放牧和狩猎的合法性，捍卫劳苦民众的物质利益。在这篇文章里，物质利益的对立已经被马克思看做是人们之间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表达了对因贫困对立和阶级对立等产生的等级社会秩序的强烈不满。物质利益问题动摇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由于在《莱茵报》期间广泛接触阶级斗争的事实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大量材料，马克思看到了国家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应从物质生活入手，而不是从“绝对观念”中探寻法的根源。此后，通过对摩塞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调查研究，他的思想进一步转向唯物主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开始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1842年10月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战性文章——《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马克思表明了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不赞同态度，同时也从社会现实出发，指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面对资产阶级“那么就让工业危机爆发吧！让数以百万计的资本赔光，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吃不上面包吧！”的叫嚣，马克思坚定地回答：“既然你们决定让血腥的危机爆发，那我们的‘和平期待’是多么不合时宜呵！”^[7]此后，为了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建立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开始了对共产主义的研究。通过参加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和深入钻研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性著作，为他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1843年马克思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分析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相互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深刻地揭露了黑格尔国家观与社会客观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是国家的基础。1844年《德法年鉴》出版，马克思写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他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驳斥了布·鲍威尔将社会政治问题看做是纯粹神学问题的错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分析了宗教、政治革命等问题，对人权问题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阐述，消灭阶级、国家，消灭压迫、奴役等思想开始萌芽。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揭示了物质和精神、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探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力量，阐明了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为其和平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和阶级基础。在之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从异化劳动出发解释私有财产，揭示了工人与资本家尖锐对立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得出了“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一革命论断。恩格斯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完成了伟大转变，标志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英国状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两篇文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阐述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认为生产的发展、物质利益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他对宗教进行了彻底批判，尤其批判地研究了“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他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切灾祸的根源，是现代阶级对立产生的基础，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矛盾及其不合理和非人道性，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各种现象如竞争、自由贸易、价值、地租等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直接结果。竞争必然导致工人与资本家、地主之间矛盾激化，引起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

1844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二次会晤后开始了他们的伟大合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他们合作的结晶。在这两部著作里，他们摆脱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完成了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和英雄史观进行了全面批判，指出历史的发源地在物质生产中，现代国家的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为建构唯物史观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批评“‘和平民主日报’所鼓吹的那种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不过是一部分慈悲为怀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而已。人民拥护共产主义，同时分裂为许多不同的派别。改造这些各不相同的社会倾向的真正的运动不仅没有日暮途穷，而且只是在现在才真正开始。”^[8]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于1845年春写出了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纲》提出的科学实践观，从根本上揭露了从前—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根本缺陷，为全面创立和阐发新世界观特别是新历史观找到了牢固而正确的立足点和生长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进一步做了彻底清算，系统地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从而使自己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与以往的一切旧哲学特别是“旧唯物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分工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发展、市民社会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系统阐发，形成了完整的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依次更替的五种社会形态，揭示出了社会形态更替的实质是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更替。马克思、恩格斯依据科学历史观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被取代的必然性，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解放全人类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认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9]。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对共产主义的论证，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使他们的和平理论建立在了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

1844年9月～1845年3月，恩格斯写下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研究了英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系列规律。他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者的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不断重复以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而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剥削的日益加强等都是不可避免的，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恩格斯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英国工人当时极端凄惨的生活状况和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指出无产阶级所处的这种受奴役压迫的地位必然会推动它去为自身解放，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和资产阶级彼此之间没有和平可言。恩格斯坚决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从既成的形势中找到和平的出路已经太晚了……假如能够在斗争展开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化，那末斗争就会很和平地进行。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太晚了！”^[10]“现在已经间接地以个别小冲突的形式进行着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全面的和公开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覆地的浪涛。那时全国都将真正响彻战斗的号召：‘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11]恩格斯批判了英国欧文派社会主义者鼓吹博爱、宣扬阶级友好的做法，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在这里，恩格斯已经对和平状态与和平方式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关系中的体现进行了揭示。

《在爱北斐特的演说》是1845年2月8日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集会上发表的演说。在这篇演说里，恩格斯认为“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将以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而告终；别的可能性是不会有的。”^[12]他将共产主义与和平并列，提出了在“共产主义的、和平的社会里”，“我们消灭个人和其他一切人之间的敌对现象，我们用社会和平来反对社会战争”。^[13]按照恩格斯的描述，共产主义社会将铲除犯罪的根源，消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差别，废除常备军，将是真正和平的社会。但是，恩格斯仍然设想了实现了共产主义的国家与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之间有可能发生战争。“一旦发生战争（当然这种战争只能是对付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的），这个社会的成员一定会保卫真正的祖国、真正的家园，因此他们将精神焕发、坚毅勇敢地作战，使受过机械化训练的现代军队也要望风披靡。”^[14]由此可见，这时的恩格斯主要还是着眼于首先变革一国的社会制度来实现国内的和平。他还提出了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和平准备共产主义”的主张。但在当时恩格斯认为和平道路的条件并不具备。恩格斯在演说中对无产阶级的和平目标和和平斗争手段的明确论述，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理论的产生。在1845年10月至1846年4月的《德国状况》中，恩格斯分析了英国联合俄、普、奥等国组建反法同盟进行反对拿破仑的战争的根本原因，指明了英国资产阶级靠战争大发横财的真相和各国参与对法战争的目的所在，对他们以所谓“神圣同盟”、“永久和平”、“公共福利”、“君民互相信任”等等词句掩饰法国革命的覆灭和正统主义原则的胜利进行了揭露。^[15]《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中，恩格斯批判了“真正社会主义者”（格律恩、吕宁等）的论调，提出了各国无产者利害一致、必须团结起来的思想。他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任何其他的民主都只能存在于那些跟实际毫无联系、认为原则不是靠人和环境发展起来而是靠它本身发展起来的、好空谈的梦幻家的头脑中。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16]。“在一个叫做路特希尔德的人掌握着欧洲和平的命运，克希林叫嚷着要实行保护关税，科布顿叫嚷着要实行贸易自由，迪加尔特在鼓吹利用改善劳动阶级状况的协会来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的时候，我们确实必须提起马拉和丹东、圣茹斯特和巴贝夫，以及在热马普和弗略留斯两地所取得的光荣胜利。”^[17]针对当时资产阶级大谈保障永久和平和贸易自由的和平效益，以和平欺骗无产阶级放弃对资产阶级反抗的情况，恩格斯特别指出：“幻想成立欧洲共和国和利用适当的政治组织来保障永久和平，就像空谈靠普遍的贸易自由来保护各族人民的团结一样荒唐可笑……因为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由于他们认为这些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无法越出民族的范围。……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18]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史观的系统制定，为正在兴起的欧洲工人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但在当时，各国的工人运动在组织上是各自分散的，理论上则受到各种小资产阶级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将各国的工人运动组织起来，在1846年初建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又参加和改组正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另一方面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主要是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以格律恩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的改良主义，为统一的工人运动提供行动纲领。

真正的社会主义鼓吹建立符合人的类本质的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的实现则应通过劳动组织、教育训练等和平方式，实际是空想社会主义在德国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小资产阶级维护现存制度的愿望的表现。为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反克利盖的通告》，1847年初和3、4月间恩格斯撰写了《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德国的制宪问题》等文章。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恩格斯批评诗人倍克的《穷人之歌》的第一首歌实际是献给把持着当时欧洲金融命脉的路特希尔德家族的。认为“由于对路特希尔德家族的势力抱着幼稚的幻想，完全不了解这一势力和现存各种关系之间的联系，对路特希尔德家族为了成为一种势力并永远保存这种势力而必须使用的那些手段持有非常错误的见解。”^[19]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号召完成为人们造福的事业时找错了对象”^[20]。“路特希尔德仍然维持着武装起来的和平，而这种和平，在倍克看来，也只是以路特希尔德一个人为凭借。”^[21]恩格斯指出了资产阶级的和平实际上是靠武装暴力建立和维持的。在《德国制宪问题》中恩格斯进一步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和平改良主张，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本领不过是把德国哲学、德国式的庸人伤感情绪和一些被歪曲了的共产主义口号掺混在一起。它标榜和平，以至在经受检查的书刊上它也可以倾吐肺腑，畅所欲言。甚至德国警察对它都很难有什么挑剔。这就足以证明它不是德国著作界的进步的革命的因素，而是守旧的反动的因素。”^[22]

蒲鲁东是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他激烈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主张将资本主义大工业形式的私有制改造成为个体小生产者的私有制，鼓吹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46年蒲鲁东出版了《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阐述了他用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的“互助论”，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面对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严重阻碍科学社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传播的形势，为清除其恶劣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彻底批判。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柯夫的信中深刻指出，蒲鲁东根本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23]。“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总之，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复杂的运动。”^[24]这段话既指出了蒲鲁东的错误，也揭示了战争产生的根源和消灭战争获取和平的道路。即既得的生产力和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冲突是阶级间、民族间战争的根源，而消除这种冲突获得和平的唯一途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暴力革命。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的核心内容得到了初步表述。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为揭露蒲鲁东经济学理论的荒谬，马克思着重分析批判了其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并对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更为精确的阐发。针对蒲鲁东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工人阶级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主张，马克思首先阐明了阶级斗争的伟大历史作用，指出“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25]。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这种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将成为全面的革命。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26]这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就是和平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27]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目标就是夺取政权，而最终目的是建立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和平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实现以前，必须首先以无畏的革命精神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

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还通过《‘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拉马丁和共产主义》、《驳阿·巴泰尔斯》、《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拉马丁先生的宣言》等文章，严厉抨击了资本主义的辩护人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驳斥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关于共产主义的臆想。在1847年11月29日《关于波兰的演说》里，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思想，宣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马克思指出，民族冲突和工业冲突使各国相互敌视，而要消除民族、国家间的对立和冲突，必须使它们利益一致，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了利益对立是冲突和战争的根源，要想在各民族、国家间实现和平，必须达到利益的一致。由于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28]。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29]他们赞同工人阶级坚决援助波兰、意大利、爱尔兰和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做法，提出了“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来实现工人的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的主张。

总起来看，1848年之前的19世纪30、40年代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的孕育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逐渐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他们在各方面的探索，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创立，已经为和平理论的确立奠定了正确的世界观的基础。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深刻同情和为无产阶级和劳苦民众谋利益的立场，则为他们的和平理论的确立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他们开始摆脱以往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和平理论的束缚，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批判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础上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初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是一致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和平的社会，提出了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道路，和平变革没有可能性。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主要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的考察，去探寻和平目标的实现。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思想为其后和平理论的正式确立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