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阶段（至年）

二、确立阶段（1848至1852年）

（一）《共产党宣言》的和平思想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也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理论进入了确立和发展的新时期，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指明了争取解放、和平、人类尊严与社会公正的道路。

早在为《共产党宣言》做准备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就阐明了共产主义者的主要要求是废除私有制，在谈到“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时，他回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但他同时清醒地指出，“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30]。恩格斯还预言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31]这些特征清楚地表明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和平性质。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视角，科学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生、发展以及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转变的必然性。他们认为，尽管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通过摧毁封建生产方式，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超过了以往任何世代生产力的总和，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是在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中进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爆发，使得“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32]。结果，“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33]。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必然集中表现为要求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无产阶级与企图维护旧的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说“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34]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

伴随着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的，还有资本主义列强与落后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资产阶级为了掠夺财富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夺取原料产地与市场，用强力将落后民族和国家卷入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全球体系中，“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5]。这种建立在弱者对强者的屈从和依附的基础上的不平等、不正常的关系实际上是资本将剥削压迫的对象从本国无产阶级扩展到落后民族与国家身上的结果，必然孕育着民族、国家之间的敌视、冲突和战争。而且随着资本的进一步扩张，民族剥削和压迫的进一步加剧，民族、国家之间的敌对和冲突有增无减。而要彻底消除阶级、民族、国家间的对立冲突和战争，就必须根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无产阶级的解放是被压迫民族、国家摆脱受剥削压迫地位，实现和平友好相处的重要条件。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说：“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36]也就是说，如果民族内部人对人的剥削被消除了，这个民族内部以及相关民族之间也就失去了以战争、掠夺和奴役其他民族为指向的任何客观利益。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才能将战争从人类生活中永远清除出去。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奋斗。最终，“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7]。在实现了人人自由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将不复存在，将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与和平和谐的伟大目标。这一和平目标的实现道路在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能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暴力革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38]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之后，无产阶级必须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逐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资料都集中在国家手中，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从而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对立，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驳斥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种种诬蔑，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尤其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剖析，深刻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历史必然性。

总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的核心内容如资本主义条件下非和平的根源、无产阶级的和平目标、和平的实现条件和道路等等都得到了深刻的阐发，这一彪炳千古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的正式确立。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历史和时代发展继续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刻探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做出了多方面的展开论述，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体系，也在很多方面发展了他们的和平理论。

（二）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的和平思想

1848年～1852年间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围绕1848年革命和革命失败后的欧洲形势写下了大量文章，把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大大发展了他们的和平理论。在这几年间，他们的和平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不可能有任何的和平，不间断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达到最终和平的途径。在《科伦在危急中》、《“法兰克福总邮报”和维也纳革命》、《维也纳革命和“科伦日报”》、《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六月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文章和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在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已经大大减退了，由于害怕已经具备自己独立利益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成长壮大，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就已开起倒车来了。资产阶级的背叛以及联合封建反动势力对工人阶级的镇压，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因此，维也纳革命、巴黎六月起义和德国革命的失败都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不可能有任何的和平。“它只会提醒我们不要同那些用做生意的自由来衡量自由的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39]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详尽地表述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40]资产阶级革命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工人阶级在推翻封建的反动阶级之后，应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革命。无产阶级必须不断革命，最终建立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的新社会，这样的新社会就是和平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透彻地分析了法国革命事件的原因、性质和具体进程，并把这些政治事变归因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他第一次运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经典术语，阐明了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根本不同于在革命进程中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理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此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41]。马克思还表述了无产阶级在社会的经济改造方面的历史任务：“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42]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揭露了德国历史上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社会经济的原因、当时发生的政治和宗教的斗争的阶级本质，进一步将对和平与战争的分析置于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1848～ 1849年德国革命的前提、性质和动力。他把革命看做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要求革命的阶级及其政党要坚决、勇敢、有自我牺牲精神、要善于实行果断的进攻，并提出了在武装起义中所应遵循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则。对于当时普鲁士立宪派“合法而和平的斗争”导致革命失败，恩格斯进行了坚决批判。为了揭露以剥削雇佣工人的劳动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质，论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马克思还在1849年发表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指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存在既互相制约，又根本对立，大体表述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相对和绝对贫困化的原理，批判了劳资协调的论调。在《“科伦日报”论英国秩序》中，恩格斯批判了以路易·勃朗、卡贝、科西迪耶尔、赖德律洛兰为代表的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鼓吹同资产阶级调和、和平的主张；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同样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梦想和平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指出了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只能危害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1851年12月法国的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上台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运用社会发展规律、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阶级斗争的理论研究法国革命时期的历史，指出了作为历史的动力的阶级斗争的作用，深刻阐明了发生反革命政变的真正原因。马克思认为政变是执政的资产阶级在共和国时期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经常进攻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侵犯革命成果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他对波拿巴主义的本质作了深刻的评述，揭露了采取波拿巴独裁政权形式的资产阶级极端反革命分子的无耻的统治手段，预言被深刻的内部矛盾震撼着的复辟的波拿巴君主制必然会遭到灭亡。恩格斯在《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中也揭示了在法国所以能建立起波拿巴制度的原因、它的本质和它固有的矛盾，并得出了“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43]的正确结论。恩格斯认为波拿巴的统治并没有结束阶级之间的战争，只是使那种有时表明了这个或那个阶级夺取或保住政权的企图的流血冲突暂时停止了，波拿巴这样的政府必然把自己和法国引向最终必须用巨大的革命爆发来加以解决的那种困难境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1852年的《宪章派》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了宪章派提出的以要求普选权为中心使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的纲领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认为暴力革命是在大陆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可行的手段，但认为当时条件下的英国是一个例外，英国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的、议会的途径取得政权。这主要是考虑到英国的特点即当时英国不存在发达的军事官僚机构，同时英国在欧洲是唯一的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这个可能性的最重要条件就是提高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积极性，实行普选权和彻底改革议会制度。

第二，主张给被压迫民族以自由，民族国家间平等和平相处。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心欧洲被压迫民族的命运，热烈欢迎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他们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认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在反对欧洲各国封建专制反动势力斗争中的同盟者。在《布拉格起义》、《“祖国报”论和丹麦的休战》、《俄国的照会》、《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德国的对外政策》、《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最近发生的事件》、《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等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民族间的真正自由和友爱的思想，主张用国际主义的民主政策去代替“旧制度的血腥而又怯懦的政策”^[44]。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是为德国的过去赎罪的方法，而且是保证德国人民将来成为自由民主的民族的必要条件。“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45]马克思、恩格斯坚决为波兰独立而斗争，认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对波兰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抨击了普鲁士政府的政策，严厉斥责了批准重新瓜分波兰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资产阶级多数派的立场。对1848年捷克人民的革命斗争，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支持，认为起义具有人民的性质，指出捷克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奥地利反革命势力镇压和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叛卖政策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在《意大利的革命运动》、《罗马宣布成立共和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皮蒙特军队的失败》等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切同情积极支持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压迫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在《匈牙利的斗争》、《‘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匈牙利》等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支持匈牙利人民反对反动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斗争。对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几个主要的反动国家马克思进行了严厉批判。他们斥责德国资产阶级继续实行压迫其他民族的旧政策，批判“在‘掠夺’方面，现代的普鲁士不愧是‘和平’进步的维护者”^[46]，揭露了欧洲封建君主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沙皇俄国“真诚爱好和平”幌子下镇压革命和民族起义的凶残面目。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民族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持辩证分析的立场，他们并没有对民族运动不加区分地一概支持，而是依据民族运动为谁的利益服务及其在客观上成为谁的工具，把民族运动分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在《匈牙利的斗争》和《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这两篇文章中，恩格斯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想，既反对泛日耳曼主义，又反对泛斯拉夫主义。他对奥地利境内许多斯拉夫民族的运动给予了正确的历史评价，但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命运也做出了以后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某些论断。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尚处于开始阶段，弱小民族的民族运动的经验还比较少有关。

第三，分析国际战争爆发的动因。1850年1月到10月，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三篇国际述评，对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英国、美国、中国等许多国家当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了科学分析，尤其分析了引发战争的因素，对一些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进行了预测。在国际述评（一）中，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指出，由于极端的财政困难、国家机构的日益土崩瓦解、边缘地区的解体现象和民族矛盾的发展，对奥地利来说，“现在只有一个挣扎的办法，还能带来一线得救的希望，那就是对外战争。奥地利必然要发动的这场对外战争，一定会使奥地利很快地彻底崩溃”^[47]。马克思、恩格斯预言俄国和土耳其将发生新战争，而这次战争必然会转变为欧洲大战。因为对于俄国来说，“1848年和1849年的运动，使俄国深深卷入了欧洲的政局，以至如果它不愿意它那关于土耳其、君士坦丁堡‘这把它门户上的钥匙’的老计划永久不能实现，它现在就必须尽快地实现这个计划。西欧反革命的胜利，西欧革命政党的力量的日益增长，俄国本国的形势和它的财政状况的恶化，迫使它尽快地采取行动。……对土耳其的战争必然会演成一场欧洲战争。这最合神圣俄罗斯的心意，这样一来，它就有可能在德国站得住脚，竭力使那里的反革命进行到底，帮助普鲁士占领纽沙特尔，最后向革命的中心巴黎挺进。英国在这场欧洲战争中不会是中立的。它必定要出面反对俄国。英国是俄国的最危险的对手”^[48]。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建立在对战争爆发的经济、政治方面动因深刻洞察的基础之上，是他们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对资本主义国家深入研究的结果，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证实了他们的预测无比正确。马克思、恩格斯还分析了中国形势，认为“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49]。他们深信中国革命将会获得胜利。在国际述评（一）、（二）中，马克思、恩格斯曾预料英国经济危机很快就会到来，新的革命高涨也会产生，在国际述评（三）中，他们改变了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工业繁荣时期，因此革命运动的新高涨暂时是根本谈不到的。“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50]

第四，反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的国际述评（三）中，对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代表人物、贸易和平论的倡导者科布顿自相矛盾的言行进行了揭露。“科布顿先生在谈到俄国的贷款的时候，再次表示要向沙皇宣战并以冷嘲热讽的口吻谈论着伟大的彼得堡穷汉；6个月之后，他竟参加了和平大会这场可耻的滑稽戏”^[51]。这些论述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和平大会不抱任何幻想，反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立场。在1852年的《英国》一文中，恩格斯再次指出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甚至对资产阶级本身也是有害的。对和平大会与和平协会的偏爱，使“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遭到了应得的嘲笑，它的政治进步以及英国的整个发展受到了如此巨大的损害”^[52]。在1852年的《宪章派》一文中，马克思分析了自由贸易派所主张的和平主义的实质。在《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一文中，马克思再次指明了自由贸易派的和平论实际上是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揭露了这种和平主张的实质和虚伪性与欺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