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批判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论调

二、揭露批判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论调

在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着主战派与和平派的分歧和斗争。一部分资产阶级理论家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了减少战争成本，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通过自身优势和垄断地位更多地获取利益，积极宣扬和平主义。

和平主义（pac1fism）又称非战主义。和平主义的产生，与早期基督教“荣誉归于上帝，和平属于世人”、“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等非暴力的和平倾向有着深厚的渊源。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的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也是和平主义的重要思想渊源。尤其18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了“永久和平”论，主张建立“自由国家的联邦”以确立永久的和平，对和平主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拿破仑战争后，英国基督教新教中的教友会派宣传反对一切战争和暴力，鼓吹和平主义，倡议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来维护和平，随后和平主义运动在英、美得到发展。1815年在美国纽约成立了第一个和平主义组织——和平协会，1816年教友会派在英国伦敦成立了永久普遍和平促进会，1830年在日内瓦、1841年在巴黎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1848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了第一次和平主义者大会。此后又在巴黎（1849）、法兰克福（1850）、伦敦（1851）举行过几次大会，并提出制止战争、裁减军备、组织国际法庭解决国际争端等要求。1867年9月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在日内瓦成立，使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总起来看，和平主义将和平看做一种极高的价值，甚至为了和平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它谴责一切战争都是非道德的，而不分析战争的社会根源，不区别战争的性质，力图通过宣传、说教、建立国际法庭进行调解等方式，在各民族、国家之间消灭战争和建立持久和平。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虽然在客观上对维护和平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往往注重口头斗争而行动不力，因而反战实效性不强。而且由于是在不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维护和平，因而从根本上来讲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维护的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巩固其统治地位和攫取巨额利益的不公正的和平，更有利于蒙蔽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众。因此，对于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同样采取了辩证分析对待的立场，一方面肯定其在维护和平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主张无产阶级在和平运动中必须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划清界限，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局限性与虚伪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批判，对帮助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认清资产阶级所主张的所谓和平的真实面目发挥了重大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主要通过科布顿等人主张的“贸易和平论”与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主张反映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对和平主义的批判主要是围绕着这两者展开的。

（一）对早期贸易和平论的批判

将经济尤其是贸易与和平联系起来考虑，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理论。其代表人物——法国的埃默里克·克吕塞认为通过自由贸易，而无需战争耗费，就能得到靠征服或占领所获得的同样的收益。因此“在获得启蒙之后，经济人之间的互动会导向国家的相互依赖与和平”^[114]。他呼吁建立一个由各国参加的“世界性国联”以实现全面和平并在全世界实现贸易自由。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贸易的自然结果是带来和平。随着国际贸易的自由发展，列强对抗的时代将让位于国家之间贸易合作的时代。此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从资源禀赋差异出发，以绝对成本学说为基础论证了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国家可以从中受益，并可以促进和平。大卫·李嘉图则以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进一步完善了自由贸易理论。同时期的康德亦在其著作《永久和平论》中预言，与战争无法共处的商业精神迟早会支配每一个民族。^[115]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英国激进派政治家、经济学家、曼彻斯特学派（自由贸易派）的代表人物理查德·科布顿（科布登）（RichardCobden）于19世纪50年代正式提出了贸易和平论。科布顿把国际劳动分工和商品自由交换看做是天意，始终坚信自由贸易是一种最完美的制度，自由贸易与国家间的和平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科布顿的一句名言是：“过去与现在自由贸易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好的外交手段，没有比自由贸易更好的方法能够让人类和平相处。”科布顿认为贸易与和平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贸易需要和平的环境，和平是一个国家工业成功的基础，离开了和平，英国的中等阶级和工业阶级就得不到任何利益。另一方面，贸易的力量是巨大的，贸易也能促进和平。因为各国间的贸易往来会产生和加深相互间的了解，而国家间的不了解正是爆发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由贸易还能使参与其中的每个国家都获利，加深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而在各国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战争的成本会大大增加，促使战争选择降到次要地位，从而有效遏制战争。所以，自由贸易对参与国家具有强大的“纽合”作用，可以通过无数工商利益的联系使本来隔离的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如同宇宙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将人们吸引在一起，将种族、信仰、语言的对立抛在一边，把我们团结在永久和平的纽带中”^[116]，“使得每一方同等程度地热衷于寻求给对方带来繁荣和幸福”。总之，在科布顿看来，贸易是一剂有效的万能药，是自由、和平以及好政府的使者。“我确实相信‘自由贸易’原则的目的是要从道德方面改善世界上的各种关系……如果我们能使世界免于实际存在的战争，我相信‘贸易’将做到这一点”^[117]。自由贸易意味着和平，自由贸易的发展最终将能使世界免于战争，把和平带给人类。因此，拆除贸易壁垒进行自由贸易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唯一途径。科布顿认为国家间的友善、和平具有极高的价值，如果各国人民都能自由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谋求自己的利益，生产就会在和平中兴旺发达，分配就会公平合理。而战争则是野蛮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战争意味着毁灭，不能促进国家的繁荣，靠战争发财致富只是一种幻想。科布顿认为国家是靠劳动、进步和发现赋予人民的巨大的力量而不是靠征服者的刀剑来增强力量和变得伟大的，因而主张限制军备、削减军事开支。这既直接有利于和平，又能在削减军事开支后大大降低赋税以利于自由贸易的开展而增进和平。科布顿还反对在国际问题上进行干涉。他说：“我反对一国政府对另一国事务的任何干涉，即使这种干涉仅仅限于道义上的劝告。”^[118]他认为，对别国事务的干涉是无益的，应该放手让其他国家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妥当，让每个国家自己去拯救自己。应给殖民地以自由，使其逐渐自由发展成为真正的国家。因而科布顿反对英国参加克里木战争和发动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在美国内战中站在联邦政府方面，反对英国借“特伦特号事件”对美国开战。

贸易和平论认识到了贸易所导致的经济联系的加强有利于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促使和平的因素增长，因而这一理论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践中也在反对战争与维护和平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本质上看，科布顿所主张的贸易和平论实际上是为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其最终目的是和平地实现资本对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统治，和平地实现英国在全世界的工业霸权以及政治霸权。其所主张的抽象和平实质上是无法实现的幻想，而这种和平主张和宣传由于迎合了人们一般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朴素心理，因而又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容易诱使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放弃革命斗争，也容易导致纵容侵略的后果。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对贸易和平论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与批判。

1.贸易和平论的实质是为了和平地确立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和世界霸权

针对科布顿鼓吹自由贸易可以带来和平的观点，马克思指出，这种立场决不是出于真诚地爱好和平，而是鉴于当时英国工业在世界生产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已经确立，因而科布顿深信英国通过自由贸易的和平手段，不花作战费用也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确立自己的垄断地位，进而获得欧洲和世界霸权。马克思在《宪章派》一文中对此做了深刻分析：“自由贸易派……力求使资产阶级取得不受任何限制、不加任何掩饰的统治，力求使人们公开地正式地承认全社会应服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服从那些管理这种生产的人的统治。他们所理解的贸易自由就是让资本畅行无阻地运动，摆脱一切政治的民族的和宗教的束缚。……表达这个党派反对英国旧制度……的斗争的实质的，是下面这个口号：生产尽量便宜，消除生产中一切faux frais（即生产的一切多余的、非必需的费用）。……庞大常备军呢？生产的faux frais。殖民地呢？生产的faux frais。……民族之间的战争呢？生产的faux frais。英国如果能同别的民族和平相处，就能够以更少的代价来剥削它们。”^[119]因此贸易和平论所要实现的和平不过是在资本统治下的和平，是为了更好地剥削别的民族与国家的和平。在《英国议会中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揭露了科布顿和布莱特“保卫和平”的言论和他们的“无论如何要和平”的口号的真正含义：“曼彻斯特学派是真正愿意和平的，因为这样才有可能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工业战争。它追求英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市场和英国本土的统治地位，在世界市场上，应当使用它的武器——棉花包来进行战争；在英国本土，作为现代生产的累赘的贵族应该被消灭，作为现代生产的简单工具的无产者应该被奴役，而它本身，作为生产的领导者，也应该领导国家和占据国家职位。”^[120]在《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认为曼彻斯特派的和平论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它只是把问题说成应当用商业方法代替打仗这种封建方法，应当用资本代替大炮。”^[121]因为自由贸易派“太坚信贸易自由的原则了，以致认为这些原则的实施无须用战争的方法。”^[122]曼彻斯特学派“这个和平派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它只赞成用棉花包和行情表进行的战争。”^[123]实际上自由贸易派爱和平的词句下掩盖着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企图战胜封建贵族、取得统治权并通过自由贸易使资本对外扩张以和平争得世界经济、政治霸权的打算。因此，“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124]。

对于贸易和平论的观点，恩格斯同样犀利地指出：“幻想成立欧洲共和国和利用适当的政治组织来保障永久和平，就像空谈靠普遍的贸易自由来保护各族人民的团结一样荒唐可笑。”因为“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由于他们认为这些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无法越出民族的范围。他们的少数几个理论家即使把他们所有那些美妙的‘原则’都搬出来也顶不了什么事，因为他们根本不触犯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和整个现存制度，他们只会说空话。”^[125]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于贸易自由论的伪善，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伪君子叫道：难道我们没有打倒垄断的野蛮吗？难道我们没有把文明带到穷乡僻壤去吗？难道我们没有使各民族和睦起来并减少了战争吗？不错，这一切你们都做了，但是你们是怎样做的呢！你们消灭了小的垄断，为的是使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垄断，即私有制能够更自由地更漫无止境地发展起来；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为的是夺取新的天地来施展你们的卑鄙的贪欲；你们使各民族结为兄弟（但是是盗贼兄弟），你们减少了战争，为的是在和平时期发更大的横财，为的是使个别人之间的仇恨和可耻的竞争达到极端尖锐的地步！你们在什么时候做事情是纯粹从人道的动机出发，是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不应存在对立这种意识出发的呢？你们什么时候讲过道德，什么时候不图谋私利，不在心底隐藏一些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邪念呢？”^[126]在《对法国的通商条约》一文中，恩格斯精辟地分析了曼彻斯特学派所鼓吹的贸易和平论实际上是为了通过自由贸易使英国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霸权。因为“当1815年和平恢复时，拥有使用蒸汽的工厂的英国，已经能够供应全世界，而其他国家当时还几乎不知道蒸汽机。在工业生产方面，英国已远远走在它们前面了。”^[127]此后，“英国的工业仍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大约到1830年，英国竭力想成为‘世界工厂’。反谷物法同盟所抱的目的就是使英国真正成为世界工厂。……英国由于在机器方面的巨大进步、由于有庞大的商船队、有煤和铁，应当以工业品供应全世界，而外国应当供应英国农产品：谷物、酒类、亚麻、棉花、咖啡、茶叶等等。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吗？这是天意，你若反对，就是完全违反天意。……那时，而且只有到那时，地球上才会有和平，人类才会和睦。那时，所有国家就会由贸易和互惠的亲密纽带联结起来，和平与丰裕的时代将永远长存。……在这种制度下，英国所保持的工业上的暂时优势，会成为使它能永远垄断全世界工业的手段，并且使其他各国都降为英国的单纯的农业附庸，换句话说，就是降到爱尔兰的那种非常令人羡慕的地位”^[128]。恩格斯富有远见地指出了英国工业优势主导下的自由贸易只会使英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建立起不平等的依赖关系，所谓的和平也只能是英国霸权下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和平。但自由贸易派的这种愿望是无法实现的。恩格斯预言，由于美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使佛来米的工场手工业转移到荷兰，又从荷兰转移到英国的这种无法改变的必然性，不久就会使世界工业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而且，在剩给英国的有限的活动范围里，英国还会在几个大陆国家中遇到强大的竞争者。英国工业垄断迅速衰落的事实已经不能再回避了”^[129]。

2.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并不能带来国内的和平，相反加剧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激化了阶级对立

在同封建势力和保守派的斗争中，为拉拢并获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工业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打出了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旗号，宣称自己是人民群众的“保卫者”，进行自由贸易可以使面包减价、提高工资、保证就业，“改善劳动阶级的处境”，用“自由”、“和谐”、“繁荣”等伪善词句来掩盖对雇佣工人的残酷剥削，试图以此和平地维持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对此，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和《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等文章中对于自由贸易理论的本质和历史作用进行了深刻揭露与批判。自由贸易派宣称，实行自由贸易可以使一切商品价格下降，导致需求增加，带动生产扩大，生产扩大则会引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因此，自由贸易的最终结果将是工资的提高。马克思指出，自由贸易确实带来了生产力的扩大和资本的增值，表面看来对工人有利。然而这却“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资本集中的结果是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广泛的使用。分工的扩大使劳动的专门技能，劳动者的专门技能化为乌有……从而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就加剧了。”资本的集中还促使工业资本家不断扩大规模，“从而使一些小企业主破产，把他们抛入无产阶级队伍”。资本的集中也会导致利息率的下降，从而将小食利者抛入无产者队伍；最后，“生产资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为市场（这种市场的需求它并不了解）而生产，生产就越是超过消费，供给就越是力图强制需求，结果危机的发生也就越猛烈而且越频繁。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机又加速了资本的集中，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130]。因此，自由贸易带给工业资本家的是源源不断的资本增值，带给无产者的却是日益激烈的竞争和竞争导致的失业和贫困，“劳动阶级的苦难就是资产阶级福祉的必要条件”^[131]。恩格斯也分析指出，如果自由贸易将促使一切商品价格下降，那么，劳动力商品的价格也同样会下降。如李嘉图所言，“劳动既然同样是商品，它也将同样以更低的价格出售”。由于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竞争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低到该商品的最低生产费用，因此，竞争也将使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即工资降到其最低生产费用，这就是最低工资规律。恩格斯指出，“最低工资是‘劳动’这种商品的自然价格，这条规律将随着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这个前提的实现而发生作用”^[132]。也就是说，自由贸易越实行，最低工资的规律也就越明显。

因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133]。自由贸易无非是为资产阶级倾销商品和提高利润开辟道路而已。而对于工人来说，“他将看到摆脱羁绊的资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关税束缚的资本对他的奴役”^[134]。因此，“不管商品相互交换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认为，只要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对抗，他们这种妄想，真是令人莫解。恰恰相反，这只能使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为显著”^[135]。恩格斯在《“科伦日报”论英国秩序》一文中针对“自由贸易是避免工人和资产者之间的毁灭性战争的唯一手段”的观点也指出，从亚当·斯密到科布顿这些自由贸易论者所攻击的那种垄断，即地方性的由法律规定的垄断，“只不过是关税的垄断，也就是在外表上仅仅压迫工人但实际上却困死资产阶级以及所有从保护关税政策中得不到好处的企业主的那种垄断”^[136]。可是，实际上直接而无情地压迫工人，并且引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是资本的垄断，即不依靠立法和时常不顾立法而存在的垄断。这种垄断正是产生现代阶级矛盾的特殊的现代的垄断。而且，“其他一切地方性的小垄断消失得愈快，这种资本的垄断就愈益强大有力、无所不包和带有威胁性。竞争由于消灭了一切‘垄断’而变得越自由，工业封建主手中的资本就集中得越快，小资产阶级就破产得越快，同时英国这个资本垄断的国家使周围各国屈服于它的工业的过程也就越快”^[137]。因此，自由贸易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加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斗争。

马克思揭露自由贸易派一方面“使整个英国充满了感伤的怨言，埋怨对俄战争——同任何战争一样要牺牲人！过几天我们将会在里子听到科布顿先生抗议基督徒相互残杀”，另一方面又赞成无止境地剥削工人，千方百计地想“废除法律规定的妇女、18岁以下的少年和12岁以下的儿童的工作时间的限制”^[138]，“抗议那些不使工厂儿童的生命过快燃尽的‘限制’”^[139]，因此，曼彻斯特学派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的凶恶敌人。为了利用工人运动去废除谷物法，“在1842年，曼彻斯特学派打着贸易自由的旗帜把工业无产阶级吸引到武装反抗运动中来，并且在危险的时刻出卖了它……在这个时期，曼彻斯特派的口号是：‘廉价食品和高额工资。’但是谷物法刚一废除，曼彻斯特派所理解的那种贸易自由刚一实现，他们的战斗号召就变了：‘低额工资和高价食品。’由于政府采取了曼彻斯特派的贸易制度，工业巨头就在自己的肩上担起了一项在他们统治下根本不可能解决的任务，即保证工业不停的发展和商业不停的繁荣。这样一来，曼彻斯特派就把自己遇到灾难时的一切退路都截断了。……现在已经不能把工业制度中发生的一切反常现象和这个制度内部产生的那些可怕冲突都归咎于贵族保护关税派了，因为贸易自由几乎已经存在了8年，实行贸易自由的条件非常有利……在1853年，厂主所采取的虚伪的欺骗办法行不通了，工人所抱有的天真幻想被打消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具有尖锐的形式，它成为公开的、官方承认的和所有人都很清楚的事了。厂主们在自己最近的一个宣言中大叫：‘现在已经不是工资问题，而是应当由谁来统治的问题了。’曼彻斯特自由派终于从自己身上剥下了狮皮。他们现在只力求做到：让资本来统治，让劳动受奴役。同盟歇业对罢工——这就是目前在工业区进行的大诉讼，这场诉讼大概要由刺刀来作判决了”^[140]。马克思愤怒地谴责“伪善的、巧言粉饰的、凶恶的曼彻斯特派骗子集团一方面在爱丁堡大谈和沙皇讲和，另一方面却在曼彻斯特对自己的同胞进行战争。它一方面鼓吹在俄国和欧洲之间进行仲裁，另一方面却高傲地拒绝自己同胞提出的一切举行仲裁的建议。普雷斯顿的工人曾在一次露天群众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说，‘工厂工人的代表建议市长召集厂主和工人的公开会议来和平解决目前的争端’。但是厂主们不要仲裁。他们只要独裁。正当欧洲的战火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些亲俄的宣传家大叫裁减军队，同时则为内战扩充军队，——在郎卡郡和约克郡扩充警察力量。”^[141]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赞同“人民报”的意见：“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劳动部门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如果企业主存心拿出他们这个阶级的全部力量来对付你们，那末就号召你们的整个阶级组成战斗队伍去对付他们。如果他们想要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那末就让他们如愿以偿，且看这场大搏斗会有怎样的结局吧。”^[142]

3.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不能带来国际的和平

自由贸易派鼓吹英国主导下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可以造福于全人类，带来国际的所谓永久和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设想是无法实现的。

首先，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并不甘居于英国附庸的地位，因而自由贸易的发展反而加剧了彼此间的利益分配之争和冲突。因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知道，“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被剥夺了工业，从而沦为单纯是庄稼汉的集合体，那是不能和其他民族在文明上并驾齐驱的。因此他们使私人的商业利益服从于民族的迫切需要，并用高额的关税来保护他们新生的工业，这在他们看来好像是保障自己不沦于爱尔兰所处的那种经济地位的唯一手段”^[143]。后起的德、美等国以李斯特和汉密尔顿的保护贸易学说为依据，在工业发展初期都不约而同地实行了贸易保护政策，为本国幼稚工业的成长创造了必要条件，直到工业壮大到足以对外竞争的程度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成了英国的强劲竞争对手。尽管资本主义列强间的贸易日益发展，但自由贸易带来的争夺原料产地与世界市场的斗争却日益激烈。恩格斯对此明确指出：“英国工业和德国工业和平共处是不能设想的，竞争已经使这样的事情成为不可能了。……工业必须不断地发展才不至于落后和灭亡；它必须扩展，必须获得新的市场，不断增加新企业，否则它就不可能前进。但是，自从中国的港口开放以后，夺取新市场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而只能加紧压榨现有的市场，加之将来工业的扩展要比现在缓慢得多，所以英国现在比以前更不能容忍竞争者了。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使它不致灭亡，英国必须使其他国家的工业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对它来说，保持工业的垄断已经不纯粹是一个获利多少的问题，而变成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了。”^[144]英德矛盾的不断发展和尖锐化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爆发埋下了伏笔。同样，面对美国的迅速崛起，科布顿亦有深深的危机感，声称威胁英国经济和民族繁荣的伟大事业的是美国工商业的发展。对此，马克思严厉地驳斥道：“这怎么能符合他的职业自由贸易派的假仁假义的论断：一个民族的商业繁荣决定于其他一切民族的工商业的发展，而两个工业发达的民族之间会有激烈竞争的思想是保护关税主义的‘庸医’的错误呢？这又怎么能符合下面的论点呢？‘英国以它的机器生产的惊人作用把两个不相连的半球永远用和平的纽带联合在一起，使欧洲和美洲处于不可分割的完全相互依赖之中。’科布顿已经不止一次地企图转移英国人民对俄国的怀疑和仇恨，而竭力使他们怀疑和仇恨美利坚合众国。”^[145]实际上，自由贸易加剧了资本主义列强资本扩张所导致的争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尖锐矛盾，不仅无助于和平，反而成了战争爆发的动因。

自由贸易也无法消除由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和危机造成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1853～1854年工商业危机的发生，使自由贸易派将废除谷物法和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当作制止工商业危机的灵丹妙药的教条破产了。马克思就此评述道：“根据自由贸易学派的信条，既然谷物法废除了，英国的立法机构也承认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工商业危机了。然而现在摆在自由贸易派面前的，不但有丰收情况下的粮价高涨，而且有工商业的危机。”^[146]由于自由贸易派反对英国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在工商业危机发生后，企图把危机的责任推到诸如战争这样偶然的特殊情况上去。针对他们“难道战争没有使粮价上涨吗？难道粮价的上涨不等于domestic trade〔国内贸易〕的缩减，也就是英国国内工业品消费的缩减吗？难道国内市场的缩小不是危机产生的主要因素吗？”^[147]的托词，马克思通过大量的统计资料和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雄辩地指出：“1854年的战争……决没有对这次社会性的灾难起什么影响，如果说起了影响的话，那也只是起了一点阻碍的作用。”^[148]实际上危机是具有对抗性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危机都是同一个原因——英国现存的工业制度的作用，这种制度必然会造成大不列颠本国的过度生产和所有其他国家的过度投机——的必然产物”^[149]。而且，由于自由贸易所建立起的各国间的联系，“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150]。一国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往往就会波及他国，产生更严重的范围更大的危机。1857年发生了第一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的大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矛盾，各国在危机中寻找出路，在矛盾重重中展开争夺，到19世纪末期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德奥意组成的同盟国和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并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一战前欧洲各国的贸易依存度很高，彼此间的贸易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仍然没能阻止战争。

其次，资本主义强国主导下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与广大群众的剥削和强国对弱小落后国家的剥削，必然加剧彼此间的冲突。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和廉价的工业品打开落后国家的大门，迫使亚、非、拉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掠夺其天然财富和原材料，剥削其廉价劳动力，倾销工业制成品，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51]，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支配——从属性”的国际分工体系和“中心——外围式”的国际关系体系。自由贸易尽管可以使落后国家也获得一定的贸易利益，但更多的则是因国际交换中自然存在的不公平而遭受强国的剥削。如马克思指出的，“在一个国家内，亏损和盈利是平衡的。在不同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情况就不是这样。……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或者说，不同国家的工作日相互间的比例，可能象一个国家内熟练的、复杂的劳动同不熟练的、简单的劳动的比例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甚至当后者……从交换中得到好处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152]。资产阶级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剥削方式扩展到全世界，以自由贸易为名行剥削掠夺之实，“牺牲别国而致富”，使落后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政治上处于依附地位，却美其名曰实现了“友爱关系”。对此，马克思辛辣地讽刺道：“即使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友爱关系，这种友爱关系也未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153]资本主义列强通过武装侵略以及不平等的自由贸易建立起来的极不对称的依赖关系不但不会增进和平，反而是导致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各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中国太平天国起义、印度民族大起义等都是这种斗争的典型表现。

因此，以自由贸易来实现英国治下的和平不过是幻想，“从来没有一种预言遭到过像曼彻斯特学派的预言那样彻底的破产”^[154]。

4.鼓吹贸易和平论是“投和平之机”，容易导致对侵略扩张的纵容

马克思指出，像布莱特和科布顿这样“随时准备为国际贸易而牺牲整个国际法”的“爱和平的世界主义者”^[155]，实际上是在“投和平之机”^[156]。他们所谓的爱和平，只不过是通过玩弄和平辞藻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已。他们“像狂信者一样异想天开而信仰坚定，像思想家那样矛盾百出，像小店主那样胆怯而精明”^[157]，但他们的和平幻想很容易落空。马克思尖锐地指出：“科布顿先生不能算是幸运的预言家。在废除谷物法之后，他旅行了大陆，甚至访问了俄国；回国后他说，一切都很正常，暴力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各国人民都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商业和工业活动，现在都给自己选择了一条平静的、没有政治风暴、爆发和震荡的纯业务的发展道路。他的预言还未来得及传到大陆，整个欧洲就爆发了1848年革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科布顿先生简短的预言的讽刺性的回答。在根本没有和平的地方，他却说那里有和平。”^[158]对于一贯将战争作为其统治手段的波拿巴的所谓“真诚意愿与和平意愿”，他们如此轻信，以至于在1853年1月底和平协会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国际和平大会上“几乎一致宣称，只要报刊停止它们对路易－拿破仑的统治进行的令人讨厌的攻击而沉默下来，就不会有任何理由怀疑他有什么侵犯英国安全的意图”。但与此同时，对于英国下院通过了增加陆海军费用，又“没有一个出席和平会议的议员讲一句反对扩军提案的话”^[159]。作为和平协会会员的包令积极参与对中国的侵略，“征服者的后裔宣扬和平，而和平协会的一个会员（指包令）却鼓吹开炮；得比痛斥英国舰队的行动，说那是‘卑鄙的行径’和‘可耻的军事行动’，而包令却因为这种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怯懦的横暴行为而祝贺舰队的‘辉煌成就，无比勇敢，以及军事技巧和英勇气概的卓越结合’”^[160]，更是暴露了和平主义者的虚伪和凶恶。

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科布顿害怕美国的繁荣，视美国为威胁。马克思驳斥道：“科布顿声称，威胁英国经济和民族繁荣的伟大事业的是美国工商业的发展，而完全不是俄国的黩武政策。这怎么能符合他的职业自由贸易派的假仁假义的论断：一个民族的商业繁荣决定于其他一切民族的工商业的发展，而两个工业发达的民族之间会有激烈竞争的思想是保护关税主义的‘庸医’的错误呢？这又怎么能符合下面的论点呢？‘英国以它的机器生产的惊人作用把两个不相连的半球永远用和平的纽带联合在一起，使欧洲和美洲处于不可分割的完全相互依赖之中。’科布顿已经不止一次地企图转移英国人民对俄国的怀疑和仇恨，而竭力使他们怀疑和仇恨美利坚合众国。”^[161]自由贸易派之所以持这样的主张，实际上是担心美国迅速发展繁荣后成为强大的竞争对手，对自身的扩张构成威胁。科布顿虽然害怕美国的繁荣，却完全不怕俄国的扩张政策，对俄国在巴尔干的侵略扩张主张不干预，以所谓贸易利益与和平为由反对英国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科布顿“绝不会为了税率而进行战争。他太坚信贸易自由的原则了，以致认为这些原则的实施无须用战争的方法。”^[162]他竭力证明“目前，战争对英国来说，危险比以往要大得多。”^[163]他甚至宣称：“我们在黑海进行的全部贸易，都要归功于俄国推进到了土耳其的沿海地区。”^[164]自由贸易派之所以反战，实质上是因只注重资本和贸易的利益而短视的结果，而这在实践中只会纵容俄国的侵略扩张。在《土耳其问题在下院》一文中，马克思借帕麦斯顿之口揭露道：“再没有比在科布顿先生那里找出一系列矛盾更容易的事情了。……他主张维护土耳其的完整，后来却竭力证明，土耳其不应受到任何保护；他，和平的圣徒，替俄国的侵略行动辩护起来了；他肯定说，俄国是弱国，但他认为同俄国打仗必然使英国破产。……科布顿先生虽然是一个贸易自由的拥护者，但他却不喜欢土耳其的自由贸易而喜欢俄国的保护关税制度。……科布顿先生是不干涉原则的热烈拥护者，现在却想用议会的决定来确定穆斯林、希腊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居住在土耳其帝国内的民族的命运。”^[165]马克思指出：“有些人至今一直认为科布顿先生的亲俄狂是他特有的许多怪癖之一，另一些人则把这点看成是他的和平论的必然结论。”^[166]但实际上科布顿之所以如此主张，主要是由于英国商品向俄国市场输出的日益增长，使资本家英国和地主俄国的利益具有很大的一致性。科布顿本人亦和俄国有紧密的利益关系，“1834年和1835年曾到俄国作了一次获益匪浅的商务旅行”，“1836年他的心和印花布还在俄国”^[167]，因而拼命为俄国辩护。“为了证明俄国的文明，并进而证明俄国有权占领土耳其，科布顿先生告诉他的感到惊奇的读者说，拥有10000—15000卢布的俄国商人不仅参加对外贸易，而且‘免除了体刑，有权乘坐双套马车’”^[168]。科布顿极力支持当时宣扬“无论何时何地都宣称他的政策的实质是和平”^[169]的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颂扬阿伯丁的政策，侮辱土耳其，赞美俄国，反对一切对他国事务的干预——这几个话题（因为谈的是对外政策）就成为曼彻斯特学派的主要资本；科布顿先生、布莱特先生和其他一些‘质朴而谦逊的人’一再地搬弄这些，希望在英国军队的总司令部找到‘和平的拥护者’，并且想向上院宣告同盟歇业，以期出卖英国人民，并且以更低廉的价格拍卖他国人民”^[170]。“政治寡头在政府中所代表的交易所商人和投和平之机的资产阶级正在把欧洲出卖给俄国。”^[171]马克思认为，自由贸易派打着和平的旗号掩盖保存沙皇制度这种反动势力的企图，实际上是在保卫1815年在欧洲建立起来的、有利于大国的反动统治集团而违背各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制度。由于沙俄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支柱，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因此，对沙俄的支持与纵容只能进一步刺激它的侵略野心，只能有利于扼杀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就此批判道，“沙皇好像说过，‘我不相信，英国及其资产阶级议会能够光荣地进行战争’。无疑，沙皇很了解他的科布顿们和布莱特们，并且认清欧洲资产阶级的下流卑鄙的灵魂。最后，沙皇说得完全正确：一方面，他没有准备战争（因为他确信通过简单的威胁就能得到他所希望的一切），另一方面，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了，那就是‘庸人的战争’，也就是说这些人胆怯地渴望避免战争，却又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最后，自己轻率地投入战争以掩盖自己的错误和保持自己的职位”^[172]。“因此，为了击退沙皇的挑衅，首先必须推翻这些卑鄙无耻、奴颜婢膝的veaud’or〔金牛犊〕崇拜者的可耻的统治。”^[173]由于当时英国政府和民众对沙俄的扩张野心极为不满，因此曼彻斯特派的和平说教并没能阻止英国参战，科布顿、布莱特等和平派因此沉寂了一段时间。随着克里米亚战事的推进，和平派又开始施加影响，鼓吹和平。马克思在《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中分析道：“了解英国人性格的人都相信这种好战的热情不会持续很久，至少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如此。只要战争使资产阶级破费，它的唯利是图的天性就比它的民族自豪感占上风，对私人利益立即会遭到损失的恐惧心理比对全民族的巨大优势必然要逐渐遭到损失的恐惧心理更厉害。皮尔分子——战争的反对者，与其说由于真正爱好和平，不如说由于自己的局限性和胆怯（这种局限性和胆怯总是使他们在碰到任何一次大危机和果断行动的时候就害怕起来），采取了种种措施想使每个英国商人和工厂主都能精确地计算每一个法寻、他个人perannum〔每年〕要为战争付出什么代价的伟大的时刻加快到来。……主和派又重新抬头了。约翰·布莱特以他固有的毅力和顽强精神大胆地起来反对国内盛行的情绪，结果他终于使得工业区倒向他这一边。在伦敦，情绪仍然有利于战争，但是主和派影响的增长甚至在这里也渐渐明显起来。顺便应当提到，和平协会以往在首都从未享有过任何重大的威信。然而它正在全国加紧鼓动工作，只要再经过一年的时间征收加倍的所得税并且发行公债（而发行公债现在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就足以消灭工商业阶级中的好战精神的最后痕迹。”^[174]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在1856年4月的巴黎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禁止私掠并保证保护中立国商船不受交战国的侵犯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宣言的通过送掉了英国海上霸权的历史悠久的基础，却使俄国“得到了它自叶卡特林娜二世以来历次用‘武装中立’、战争和外交阴谋的办法一直未能到手的让步”^[175]。马克思分析指出，这个宣言“原则上把战争从各国人民的战争变成了各国政府的战争。它赋予财产以不可侵犯性，但是对人却不给予这种不可侵犯性。它为贸易挡住了战争恐怖，从而使工商业阶级可以无视这种恐怖”^[176]。这一宣言实际上是英方代表克拉伦登勋爵超越权限签署并被英国内阁以既成事实默然接受下来的。而这应“归功于曼彻斯特学派的影响。曼彻斯特学派知道，这个新玩意符合它所代表的利益，因而也合乎慈善、文明与进步，因为这样一来，英国的商人就可以乘坐中立国船只不受任何干扰地继续与敌方做买卖，而让陆海军兵士们去为国家的荣誉而撕杀了。曼彻斯特派看到一位大臣用不合宪法的方式使英国做出了用合乎宪法的议会方式根本不可能做出的国际让步而欢欣若狂。”^[177]诚然，客观上来看，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也有其进步意义，但并不能因此就不批判曼彻斯特学派为了资本的利益而将国家利益弃置不顾的嘴脸，马克思的评述正是针对这一方面做出的。

在批判自由贸易派和贸易和平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站在阶级斗争和社会进步的角度，总结了自由贸易的历史作用，表明了自己对自由贸易的基本态度：“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178]“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179]

（二）对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批判

1866年普奥战争后，欧洲局势并未根本缓和，法国和普鲁士之间要开战的消息一直盛传。1867年夏，由于法国企图侵占卢森堡领土，形势更加错综复杂，爆发普法战争乃至全欧战争的危险进一步上升。在战争威胁下，德国工人向法国工人发出了实现各民族兄弟团结联合、反对战争的呼吁书，得到了法国工人的积极响应，两国工人表达了维护工人的世界团结和牢不可破的同盟的坚定立场。随后，英国、比利时、瑞士工人写信给法德工人，就他们相互发出呼吁书表示祝贺。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共和派知识界代表艾·阿科拉、贝尔尼等在巴黎和日内瓦组成了筹备和平和自由同盟成立大会的发起人小组，一些欧洲民主界的著名人士如朱·加里波第、米·巴枯宁、路·勃朗、维·雨果等人表示愿意参加同盟的成立大会。1867年9月，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在瑞士日内瓦成立，其纲领中包括废除常备军、保卫和平、成立“欧洲自由联邦”以消除战争等。从性质上看，该同盟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它的成立，顺应了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工人阶级要求和平的愿望。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思想在国际工人协会中也产生了影响，负责组织工人代表大会的国际洛桑支部以及日内瓦法国人支部非常关心该同盟的成立大会并声称同意其纲领。国际代表大会洛桑组织委员会甚至请同盟发起委员会把其成立大会开幕日期从9月5日延到9月9日，以便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能参加同盟的大会。而为了预先取得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支持，同盟的组织委员会分别向国际工人协会各支部以及国际的领导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发出参加同盟的邀请。同时通过决议，把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从9月5日推迟至9日，以便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有可能参加他们的代表大会。

如何对待和平与民主同盟，实际上涉及无产阶级如何对待因战争威胁而高涨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如何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坚持无产阶级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应持的正确立场，主张有原则地支持争取和平的斗争。鉴于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支部的约·菲·贝克尔和其他成员对和平和自由同盟持错误立场，于1867年7月9日在日内瓦国际会员全体会议上通过决议同意该同盟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纲领和表示完全信任它的组织者，以及包括贝克尔和杜普累在内的日内瓦支部某些成员加入了该同盟的组织委员会，马克思围绕着国际工人协会应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问题在1867年8月1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并提出了决议案。在《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记录》中，马克思吁请总委员会注意预定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同盟代表大会。他认为最好是让尽量多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以个人的资格出席这次大会；但反对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正式参加大会。因为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本身就是和平的大会，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最终应该使各国之间的战争成为不可能。如果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日内瓦大会的发起人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他们就会加入国际协会。但他们并不了解。马克思预计“在这次大会上，不惜以任何代价来维持和平的人无疑将占多数。他们会乐于让俄国独掌对欧洲其余国家进行战争的手段。”^[180]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基本理念是把生命、和平与非暴力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而不问战争的性质如何将一切形式的战争都看做是不合理的，认为战争与暴力不是解决人类社会主体间关系的准则。因此，大多数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都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希望建立一个没有战争、免除暴力威胁的世界。但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所主张的和平实质上是抽象的和平，是力图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在不根本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实现和平。而这种和平虽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避免和摆脱战争苦难，但从根本上看只能有利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而且“不惜以任何代价来维持和平”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很容易被富于侵略野心的国家和民族利用，在非正义战争面前演变为纵容侵略的绥靖政策。而沙皇俄国正是利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为自己的侵略扩张创造有利条件的老手。这一方面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就是英法在克里米亚战争初期对沙俄的妥协退让实际上受到了和平主义的很大影响。因此，马克思认为和平和自由同盟所主张的“不惜以任何代价来维持和平”只会有利于俄国在操纵欧洲事务和侵略扩张方面握有主动权，独掌对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战争的手段以获取欧洲和世界霸权。

在发言中，马克思还指明了当时欧洲大批军队扩充的原因。尽管欧洲各国扩充军队和俄国的称霸和扩张有关，因为“有俄国这样的强国存在，就足以使其他一切国家有理由来保持自己的军队了”^[181]。但欧洲各国大规模扩充军队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为了镇压工人阶级的革命。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1848年革命引起了各国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极大恐慌，在将革命镇压下去之后，它们大规模扩充军队来对抗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因此，“庞大的常备军是社会现状的必然结果。现在保持常备军不是用来进行对外战争，而是用来镇压工人阶级。然而并不是随时都有供他们轰击的街垒和供他们枪杀的工人，因此，也有可能为了不致使士兵丧失打仗的本领而发动国际冲突”^[182]。只要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始终对立，只要为了攫取巨额利润的争霸和扩张始终存在，那么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所希冀的安于现状的所谓和平就是不可能实现和长久的。正是基于以上原因，马克思在发言的最后强调：“那些拒绝参加改变劳资关系事业的人，他们忽视了普遍和平的实际条件。”^[183]也就是说，在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不改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改变的情况下，普遍和平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基本矛盾导致了阶级、民族、国家间的种种对立与斗争、冲突与战争，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正是不和平的根源。因此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彻底消除战争只不过是幻想，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的前提下实现和平是徒劳的。

基于以上理由，马克思在发言结束时提出了《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他“建议总委员会的代表不正式参加和平同盟的代表大会，并在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上反对任何主张正式参加的建议”^[184]。这一建议基于和平和自由同盟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的进步性，认可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代表和协会会员可以私人身份或个人的资格出席同盟的代表大会以对其发挥积极影响的做法。因为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组织者反映了群众的反战情绪，无产阶级不应忽视这一组织在争取和平中的作用，而应尝试以革命精神去影响其摒弃空洞的宣言进行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并且利用其代表大会来表明国际工人协会彻底的反战和反对侵略战争的立场态度。另一方面，这一建议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反对无条件参加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动，划清了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界限，避免了国际工人协会丧失独立的无产阶级性质以及在和平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成为和平主义者的同盟的附庸并对其弱点、缺点和在群众中散布的和平主义幻想承担责任的危险，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因此这一建议被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采纳。

马克思的立场对引导国际工人协会和工人阶级正确认识和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正在筹备建立中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产生了作用，使得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活动家们不得不给自己预定于1867年9月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成立大会提出更民主的纲领。如马克思在1867年9月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所写的：“我在总委员会里发言反对与和平空谈家为伍。……这件事毕竟引起了纷纷议论。和平代表大会组织者当中的蠢驴们（他们在伦敦的代表是科勒维尔先生）完全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纲领，并在新的、民主得多的纲领中甚至添上了‘经济利益和自由相结合’的话，这句含糊不清的话也可以表示一般的贸易自由。”^[185]“组织和平代表大会的大人先生们——维克多·雨果、加里波第、路易·勃朗等等过去非常藐视我们的国际协会。现在我已经迫使他们承认我们是一种力量。”^[186]马克思主张为保卫和平而利用一切可能，其中也包括利用和平与民主同盟代表大会这一讲坛。他应德国民主主义者波克罕的请求，对其在日内瓦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上发言稿的内容和叙述方式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他还帮助杜邦等国际会员准备在和平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对宣传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和平立场发挥了作用。在波克罕和库格曼等人的努力下，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进入了和平和自由同盟的领导层，对其施加了积极影响。马克思还于1867年8月27日给法国巴黎共和派左翼报纸《法兰西信使报》编辑、蒲鲁东主义者奥古斯特·韦莫雷耳写信，批评了该报对俄国编造的谣言盲信的政策，并提醒他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您竟欢迎和平同盟。要知道，这（我指的是和平大会）是一种活动着的怯懦精神。让他们在柏林和巴黎进行抗议吧，如果他们由于胆小而不敢这样做，那他们就不要用暧昧不明的、徒劳无益的、虚张声势的示威举动来欺骗公众。”^[187]马克思的信促使该报改变了对俄国的政策，并使和平和自由同盟在巴黎最积极的拥护者《法兰西信使报》认识到了该同盟的面目，逐渐脱离了它。

和平和自由同盟继承卢梭等人的欧洲和平设想，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这虽然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和平愿望，但在群众中散播了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实际上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这为资产阶级利用该同盟达到自己的目的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进行了揭露批判。恩格斯在1867年11月2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为了摆脱困境，波拿巴现在需要一场暴动或者巴黎的秘密团体。目前他把和平同盟看做是这种团体。”^[188]和平和自由同盟建立后，俄国人巴枯宁于1867～1868年参加了同盟的工作。在巴枯宁的影响下，和平和自由同盟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该同盟成立后的实际影响并不大，“仍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自由派只是把它的代表大会看做是把消遣散心的旅行同玩弄虚夸辞藻的讲演结合起来的一种手段，相反地，国际却在一天天发展壮大”^[189]。“由于这个资产阶级团体的处境越来越不妙，它的主席古·福格特先生依照巴枯宁的劝告向1868年9月在布鲁塞尔开会的国际代表大会建议与同盟缔结联盟。代表大会一致声明，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同盟追求的目的和国际是一样的，那末它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或者它别有所图，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缔结联盟。”^[190]实际上，在国际工人协会存在的情况下，妄想得到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和平主义的同盟的存在是多余的。“和平同盟没有任何理由存在，因为根据它不久前发表的声明，其宗旨和原则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和原则完全相同”^[191]。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做出了拒绝和平和自由同盟邀请正式参加它的即将举行的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决定，仍然只是允许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其代表大会，并建议该同盟加入协会，它的成员加入国际各支部，因此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企图没有得逞。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主张无产阶级的国际工人协会必须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划清界限，对其进行必要的斗争。在1870年4月19日致保拉法格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这个同盟实际上是“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的组织”^[192]。马克思、恩格斯在1873年4～7月所写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中批判被巴枯宁利用来企图篡夺国际工人协会领导权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时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纯粹是从资产阶级中产生出来的。它不是出自国际；它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死产的团体——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后裔。”^[193]为了消除和平和自由同盟对工人运动的消极影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结为“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是一句“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那里抄来的话，是要用来代替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的。这样，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竟一字不提！”^[194]马克思认为这“比自由贸易派的国际信念还差得难以估量。自由贸易派也说，它的努力所产生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但是它还做一些事使贸易成为国际性的，而决不满足于意识到一切民族只在本国从事贸易。”^[195]马克思尖锐地批评“这个纲领既不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不谈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陈词滥调，如普选权、直接立法、人民权利、国民军等等，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声。所有这些要求，只要不是靠幻想夸大了的，都已经实现了。不过实现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196]1875年3月18～28日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在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接受充满了拉萨尔主义的哥达纲领、打算抛弃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时，也批判了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所谓和平主张。他指出，如果抛弃工人运动中真正国际主义原则，那么“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中的资产者的‘欧洲合众国’的希望！”^[197]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揭露批判和国际工人协会及工人阶级的斗争下，再加上巴枯宁分裂活动的打击，和平和自由同盟逐渐地走向了瓦解。

除了对贸易和平论者与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和平主义进行揭露批判外，恩格斯还对法国下层资产阶级的忠实代表者、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政府的实际首脑人物拉马丁的和平主义立场进行了批判。在《拉马丁先生的宣言》一文中他对拉马丁“硬说法国政府自1830年以来所奉行的和平政策是唯一正确的行动范例”，“用美丽的词句来粉饰法国政府的卑劣行径”的言论，引证“改革报”的意见进行了驳斥：“我们争取解放的合法的、唯一的手段——为原则而进行神圣的战争——被拉马丁先生拿来做了和平理论的牺牲品，而这种和平理论，在各国之间的关系还是以外交家的政治手腕和各国政府的钩心斗角为基础的时候，就只能是软弱的表现，是撒谎，甚至是卖国行为。毫无疑问，和平是文明所最需要的东西；可是同俄国的沙皇尼古拉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屠杀各民族的刽子手，把各民族的儿女送上绞架的绞刑吏！他进行残酷的战争，甚至不顾死活，也不接受过去的教训！把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国家淹没在泪水和血泊里面！对全人类、对文明、对法国本身说来，同这个疯狂的刽子手讲和平就是怯懦；对正义、对人权、对革命说来，这是犯罪！同梅特涅，同这个豢养大批刺客，为了一个头戴王冠的羊痫风病人而剥夺整个民族自由的家伙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同所有那些欧洲的小暴君、落魄的浪荡子、今天讨好于耶稣会教徒，明天讨好交际花的荒淫无耻的伪君子们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同贵族的、充满商人气的英国政府，这个海上的暴君，扼杀葡萄牙自由的刽子手，从本国衣不蔽体的老百姓身上也要榨出油水来的政府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再说一遍，同这些高利贷者、五毒俱全的家伙讲和平，对一个革命的国家说来，就是怯懦、耻辱、犯罪、道德堕落，不仅是利益的破产，而且也是正义和荣誉的破产。”^[198]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中，恩格斯指出：“在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以后出现的甜蜜幻想，例如幻想达到各族人民的普遍友爱，建立欧洲联邦共和国和实现永久和平，实质上只是掩盖了当时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们极端的张皇失措和庸碌无能。……夸夸其谈的恶棍拉马丁，就是这个在诗意盎然的美丽辞藻和华而不实的悦耳言词掩盖下背叛人民的时代的典型人物。”^[199]资产阶级和平派虚伪的爱和平，只不过是为资本攫取利益扯起的帷幕，掩盖着资产阶级的自私和懦弱。

总起来看，资产阶级在口头上也高喊要和平，但他们要的是维护自己统治地位和资本扩张需要的和平，即“和平”地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和平”地统治和掠夺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只有在为了反对社会革命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与统治的时候，才是想和平的。关于前者，马克思在《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的东印度改革》一文中曾谈到俄国为了实现对土耳其的扩张而以社会革命为由欺骗英、法资产阶级保持和平。因为如果“使西方世界产生一种能对俄国有利的恐惧心理，迫使西方世界继续执行拖延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掩护之下，俄国就可以像过去一样实现它在东方的计划了。”^[200]“沙皇要找一个恐吓西欧的稻草人迫使西欧容忍他的苛求……俄国按照上述精神而耍的主要的花招，是在‘辩论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由老奥尔良派贤人圣马尔克－日拉丹先生署名的文章。现在我引证一段：‘我们认为，现在欧洲有两个大危险，一个是威胁它的独立的俄国，一个是威胁它的社会制度的革命。欧洲只有完全投入一个危险，才能避免另一个危险……如果欧洲认为，它的独立，特别是欧洲大陆的独立的关键在君士坦丁堡，正是在君士坦丁堡要表现出勇敢大胆精神来解决问题，那末，这就意味着跟俄国开战。法国和英国在这个战争中就是为保障欧洲的独立而战。德国将如何行动呢？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当前的欧洲形势下，战争就意味着社会革命。’不言而喻，圣马尔克－日拉丹先生是不惜任何代价要和平因而反对社会革命的。”^[201]沙俄的诡计果然奏效，当沙皇开始了侵略土耳其的战争后，“西方列强采取了什么对策呢？他们劝苏丹，就是说，他们强迫苏丹把战争看做和平。他们不是用大炮而是用照会来回答专制君主的行动。他们用来向俄皇进攻的不是两支舰队的力量，而是不少于四个的谈判方案。……像人们把骨头扔给狗一样，俄国向西方外交家发出了许多照会，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作无害的消遣，而保证自己进一步赢得时间。自然，英国和法国都踊跃上钩。他们受了屈辱还嫌不够，因为接受这种照会的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屈辱，而且还为这些照会加上最爱好和平的评语”^[202]。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不坚定的、畏缩而又互相猜忌的西方列强，起初由于害怕俄国扩张而鼓励苏丹反抗沙皇，而结果却由于害怕普遍战争会引起普遍革命而强迫苏丹让步。由于他们太软弱，太胆小，不敢用建立希腊帝国或建立斯拉夫国家的联邦共和国的办法来改造奥斯曼帝国，所以就把自己的全部努力只放在保持statusquo〔现状〕上，即保持那种使苏丹不能摆脱沙皇，而斯拉夫人又不能摆脱苏丹的腐烂状态。”^[203]关于后者，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在谈到19世纪40年代的法国时指出：“Rien pour lagloire!〔不为荣誉花一文钱！〕荣誉不能带来任何利润！La paixpartout et toujoirs!〔无论如何都要和平！〕战争将使3分息和4分息公债券行价降低！——这就是交易所投机者的法国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字样。因此，它的对外政策归结起来就是让法国民族自尊心遭到一系列的凌辱。”^[204]1848年法国工人六月起义的失败，则“使欧洲各个专制国家识破了一个秘密，即法国为了能在国内进行内战，无论如何都必须对外保持和平”^[205]。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后，以梯也尔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府为了能够镇压无产阶级革命，不惜叛卖国家，“签署了巴黎投降书，接受了‘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并向普鲁士央求到了一个让步——让他在自己的被蹂躏的国家里发动内战并给他以发动内战的手段”^[206]。因此，资产阶级的和平是狭隘的、只符合其私利的和平。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统治，欺骗麻痹人民，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一样总是交替使用战争政策与和平政策。对此，恩格斯在《论克里木局势》中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关于和谈进程的报道的性质每天都在改变着。今天说和平是不容置疑的，明天又说战争是不容置疑的。帕麦斯顿在‘邮报’上用大炮和剑进行威吓——这证明他随时准备缔结和约。拿破仑命令自己的报刊歌颂和平之树——这最确凿地证明他打算继续战争。”^[207]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还处于上升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虽日益显露，但双方以武装暴力来解决彼此间矛盾的情况还较为少见。因此，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主要是打着“和平”的旗号对外侵略扩张。当自身实际的军事实力或自认为军事实力占优势或上风，战争成本较小而预期收益较大的时候，资产阶级列强就会不惜诉诸战争，以强力迫使弱小民族与国家或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屈服进而攫取利益。而资产阶级列强在侵略战争后与弱小民族与国家间建立起的和平只能是脆弱的进一步刺激其侵略野心的和平；资产阶级列强彼此间为了争夺霸权和殖民地的战争结束也只是使利益争夺暂告一个段落，每一个和约的签订要么刺激它们进一步的扩张野心，要么埋下利益没有得到满足或受损方渴望复仇的种子，实际上又揭开了下一轮争夺的序幕，而日益激烈的争夺又会使新的战争不可避免。因此，资产阶级的和平只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歇”，只是暂时的、不稳定的、虚假的和平。和平政策成了资产阶级战争政策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