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和平的条件

一、实现和平的条件

由于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和平是分层次的，既有作为人类社会终极目标之一的理想和平，又有现实条件下的相对和平，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和平条件的探索也是从这两方面展开的。

（一）理想和平的实现条件

前已述及，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理想的和平是在全人类利益的基础上全世界共建共有的和平，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所创造、维护的长久、普遍、积极、和谐、共同繁荣的真正和平。这一和平的理想目标必然和建立一个真正公正、平等、合作、和谐的新世界紧密相连，只有在建立了“自由人联合体”或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下才能最终实现。而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建立的根本的基础在于它必须达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建立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以这种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意识形态。因此，理想和平的条件与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的基础是一致的。这些条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生产力的充分、高度发展

既然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而在这一矛盾中生产力又是主要方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那么要想消灭一切冲突实现最终的理想和平，生产力的充分、高度发展就是决定性的根本条件。这一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消灭“异化”的实际前提时表述得非常清楚：“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4]

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首先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增长和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5]。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也指出，社会之所以“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6]。因此，只要生产力还不发达，不能提供充足的产品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就会促使人们为了争取必需品、争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而进行斗争；就会使人从属于相互对立的阶级，为实现自己和本阶级的利益而相互对抗。这正是导致人类社会种种冲突与战争的根本原因。所以，要从根本上消灭战争，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生产力的充分、高度发展是必需的决定性条件。

其次，生产力充分、高度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7]。也就是说，只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才能造成世界交往的普遍性即“普遍交往”。普遍交往是对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扬弃。而资本主义时代虽然促进了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联系，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使一切民族都卷入世界交往的大潮之中了，人们的交往开始具有世界性质，但并没有形成普遍交往。相反，“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8]，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交往不可能达到“普遍交往”的程度。普遍交往是生产力普遍发展的结果，而只有普遍交往才能使共产主义摆脱地域性局限和封闭状态，使人与人之间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的人参加的交往”，实现人对交往关系的自由占有，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提供历史前提。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治统治并开始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就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9]。只有生产力充分发展、物质财富大量积累，只有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才能为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消灭、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为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也才能真正实现理想的和平。

2.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革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革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占有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理想和平的第二个重大条件。

前已述及，资本主义时代种种非和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随着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已日益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因而“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生产资料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中解放出来，就是实现“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10]。这是一种彻底的革命性变革。“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是达到了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的生产工具。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始终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归全体个人支配，不可能归各个人支配。”^[11]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这一重大变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阐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明确指出的：“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2]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进一步对这种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进行了解释：“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13]

生产资料所有制彻底变革的意义首先表现在对生产力发展的极大促进，结果，“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4]。而这无疑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5]只有在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彻底变革之后，人对人的剥削、阶级对阶级的剥削、民族对民族的剥削才能最终消灭，人才能终于成为自然界和自己的主人，最终摆脱像自然界的动物那样自相残杀的行为，最终摆脱由于利益差别和对立导致的冲突与战争。

3.阶级、国家消亡

阶级、国家的消亡是实现理想和平的又一个重大条件。阶级、国家是发生冲突与战争的主要主体。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战争都是由于阶级利益、国家利益的差异或对立所导致的。因此，要彻底根除战争，最根本的是使阶级、国家无需存在。而生产力的高度、充分发展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将逐渐使阶级、国家的存在失去根基，最终走向消亡。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与国家都是一种历史现象，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也必将随着私有制的彻底消灭而走向消亡。阶级的消灭与国家的消亡的前提条件是共同的，都建立在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之上。只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斗争取得胜利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谈得上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因为消灭阶级的含义不是指消灭某一个阶级，而是全部阶级；不仅是消灭阶级对抗，而且是消灭阶级差别。

阶级、国家消亡都要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政治前提，只有无产阶级取得了国家政权，消灭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差别，国家才会消亡。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国家才能自行消亡，资产阶级国家则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它在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斗争中，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又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国家形式，也是最后的国家形式，它是为了消灭阶级而进行的最后的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和必要的保证。无产阶级国家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它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实行真正的民主，而对极少数剥削者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实行专政；它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社会差别，使社会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为此，它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国家的消亡准备条件。因此，无产阶级国家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在一定意义上说，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就是国家消亡的开始。恩格斯就此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16]无产阶级在消灭阶级、阶级斗争以及阶级差别的过程中，最后也必然会消灭自身，从而使国家也自行消亡。国家的消亡，就是指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的消失和灭亡，指任何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的消失和灭亡。因而，阶级的消灭与国家的消亡是相互联系、互相作用的。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国家的产生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国家性质的变化同样受着阶级关系的变化所制约，而且，国家消亡的程度仍然取决于阶级消灭的程度。当国内消灭了剥削阶级，国家的对内镇压职能就逐渐减弱；当世界上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国家的对外职能也就会自行消亡。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仅是维护本阶级统治强有力的工具，而且是消灭阶级必要的手段。恩格斯指出，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任何社会阶级的时候，也就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了。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因此，“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17]。也就是说，国家消亡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要求，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在国家消亡的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国家最终的消亡不是由某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依靠强力来实施的，而是一个自己逐步走向灭亡的自然历史过程。

总起来看，阶级、国家消亡是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要突破各种旧的生产关系对它的束缚，最终要取消阶级存在的基础，当这一切实现的时候，由于阶级的消失，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要归于消亡。因此，阶级、国家消亡的最深厚的根源在于当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摆脱私有制的束缚时，共产主义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所有，从根本上解放了生产力，使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此，阶级、国家的消亡无疑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辩证过程。

4.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建立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展望。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8]此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多次重申了这一思想。1894年1月恩格斯应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的请求为《新纪元》周刊找一段表述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的题词时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而又不堕入空想主义或者不流于空泛辞藻，几乎是不可能的。”^[19]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每一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未来社会发展的目标。当然，如果每个人都实现了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那么人和人之间将建立起崭新的没有对立与对抗的关系，自然也就不会有冲突与战争了。因此，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最终结束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对抗，是实现最终的理想和平的又一重大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20]也就是说，人的变化同样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和平所必需的。这种变化，就是使人从异化状态下片面的、不自由的、能力受到限制的人发展为摆脱了异化的、全面的、从事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能力得到全面发展的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1]，实现“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22]。它包括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等内容。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即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等等各方面获得和谐发展，人的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和人对社会关系的控制程度大大提高。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即人的体力和智力、自然能力和社会能力、潜在能力和现实能力等各方面能力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使人“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23]。能力的全面发展将使人从旧的社会分工和狭隘的职业中摆脱出来，使劳动真正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人的自由发展，就是个人的发展不再受自然和社会的限制，不再受“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能力的那种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束缚，人的主体性即人在创造自己历史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创造性、自主性大大提高，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体、社会的主体和自我发展的主体。人的个性获得自由发展，每个人都可根据自己的特殊禀赋和兴趣、爱好、性格、心理，主动发挥自己的特性，自主选择自己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人们能更充分地满足自己在各方面的需要，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更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职业、更自由地进行艺术创造等等，使自己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如马克思所预见的，“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4]。

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没有阶级，没有政权，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全部的生产资料，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任何社会管理机构的存在都是为了促进和推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因而每个人都可以真正实现全面的自由的发展，成为自由的人，并在此条件下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因而每个人的发展和一切人的发展是一致的、统一的，最终结束了“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实现了个人自由与社会整体利益的良性互动，因此，冲突和战争将不复存在。

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以及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进而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是一个极为长期的、需要艰苦奋斗的历史过程，它的实现不仅要诉诸“批判的武器”，更要诉诸“武器的批判”。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在这一基础上，通过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客观条件。这一过程，如恩格斯曾经描述过的：“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25]这样，人类的永久和平也必将到来。

（二）现实和平的实现条件

现实和平，即在当时条件下所能实现的相对和平。或者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和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能实现的和平。尽管在此前提下的和平往往是局部的、暂时或者有限的，但是现实和平的维护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免受战乱的痛苦，也能为长久和平的实现创造条件和基础，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更重视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各国的国内状况和国际关系的现实出发，努力在战乱频仍中探究现实和平的条件和基础，为制止非正义战争，争取和平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思考和行动努力。梳理他们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诸多论述可以看出，现实和平的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国内民主

“当国内民主备受压制的时候，怎么能对外实行民主政策呢？”这是1848年恩格斯在《德国的对外政策》中说的一句话。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批判德国、沙皇俄国、法国等专制政府对外的侵略扩张时，从来都是把它的对外政策同它的国内专制统治、民族压迫相联系的。因为战争这一社会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与经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阶级社会里，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是为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当一个国家在国内实行专制制度的时候，它的对外政策也必然是为专制制度服务的，这导致专制政府往往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扩张自己的利益而在国际上推行压迫、掠夺政策，成为国际和平的威胁和破坏者。恩格斯在《德国的对外政策》中尖锐地指出：“自古以来，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在德国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26]他回顾了近70年来德国到处镇压法国革命、干涉侵略邻近的弱小国家的历史，愤怒地指出：“波兰在德国军阀的干涉下被掠夺和分割；克拉柯夫也是被他们奸险地窒息了。在德国的金钱和鲜血的帮助下，伦巴第和威尼斯被奴役，并且被弄得民穷财尽；意大利各地的任何一次解放运动都是在德国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下，用刺刀、绞架、监狱和划船劳役镇压下去的。它的罪行数不胜数，我们不必一一列举了！”^[27]恩格斯主张：“为了使德国人不再违反德国本身的利益，为压迫其他民族而流血牺牲和浪费金钱，我们就应当争取建立真正的人民政府，彻底摧毁旧的建筑。只有到那时，重新恢复起来的旧制度的血腥而又怯懦的政策才会被国际主义的民主政策所代替。”^[28]因此，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恩格斯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提出的采取联邦国家形式的主张，强调德国应成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德意志共和国”^[29]。只有这样，才能结束德国反动的对外政策，在民主的旗帜下使和平得以保障和实现。在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些文章中，马克思也揭露了路易·波拿巴在东方冲突中策划战争的真正原因是为了维持反动的波拿巴专政，保住自己的皇位。“不是国内革命就是对外战争——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30]1890年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同样指出，沙皇政府一贯追求世界霸权的野心和不断的扩张侵略曾在俄国外交界促进下屡屡得逞，“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在国内巩固了沙皇政权”^[31]。专制沙皇政府的世界霸权目标和侵略扩张是导致当时国际局势紧张、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重要根源，“欧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滚向规模空前和力量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只有一个东西能够阻止它，那就是俄国制度的改变”^[32]。为反对专制统治者打着爱国主义招牌，煽动狭隘民族主义，发动战争以谋取私利，必须建立真正的人民政府，实现国内民主，这是国家实行国际民主政策与和平外交政策的条件和保证。

2.消除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

霸权主义是大国、强国凭借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实力或优势，在全世界或某个地区扩张自身势力范围，控制、干涉他国，甚至进行武装侵略和占领，以谋取主宰世界（或地区）事务的权力的主张、政策和行动。军国主义则是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把国家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的思想和制度。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存在，是使近代欧洲和世界陷入纷争、卷入战争的重要根源。因此，要实现和平，消除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是重要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对霸权主义的揭露批判主要围绕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沙皇俄国进行。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德国的社会主义》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深刻地剖析了俄国由来已久的妄图征服世界的野心及其侵略政策的继承性。在1856年写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马克思以很大的篇幅叙述了9至18世纪俄国的扩张历史，着重揭露了沙俄如何从莫斯科公国变成现代俄国，由内陆国家发展成濒海帝国，由地域性扩张转变为世界性侵略的。他指出：彼得大帝将首都从内陆中心的莫斯科迁到滨海地区的彼得堡，“就这样有意给他的领土制造了一个外偏中心。……它从一开始就是对欧洲人的一种挑衅，就是激发俄国人进行新的征服的一种诱因。……彼得堡这个帝国的外偏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一个圆周尚有待于划定”^[33]。此后的沙俄一直将称霸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作为目标，疯狂地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成为主要的战争策源地之一。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德国的社会主义》等文章中，对沙俄政府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历史和现实的深入研究，深刻揭露了沙俄为了达到“它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34]而不断侵略扩张，“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的卑劣嘴脸。恩格斯指出，沙俄一贯采用的策略手段主要包括：唆使强国互相倾轧以坐收渔翁之利；只在绝对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战争；战争和外交恫吓相结合；以签和约与结盟进行欺骗、干涉、进犯和吞并；适时变换借口与旗号，如正统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掩盖独霸世界的计划；在国内鼓动沙文主义情绪等。沙俄的霸权主义是对欧洲和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胁，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和危险，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呼吁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打击和制止沙俄的侵略扩张和战争政策，并寄望通过革命推翻沙皇政府以彻底消除霸权主义。

军国主义与霸权主义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普法战争后军国主义在欧洲有了普遍增强。对于这一战争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极为关注，他们认为军国主义是对和平的巨大威胁，也是人民群众的沉重负担。因此，不断揭露其本质，指出其危害，探究消除军国主义的途径与方法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防止战争维护和平的着力点。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中指出：“俄国的军国主义是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后台。在1859年战争期间俄军充当了法国的后备，而在1866年和1870年则充当了普鲁士的后备，从而使这两个各在自己的时代领先的军事大国能够击溃自己的孤立无援的敌人。”^[35]在《反杜林论》中他进一步指出，普法战争迫使欧洲大陆上一切大国在国内采用更严格的普鲁士式的后备军制度，大大加重了国家的军事负担。结果“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身毁灭的萌芽。……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36]19世纪80年代以后，面对军国主义导致的军备竞赛日益加剧的状况，恩格斯指出，军备竞赛使各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人民已经被军费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军国主义的恶性发展必然会加速战争的爆发，对世界和平造成严重威胁，因此要实现和平，军国主义必须被废除。

在考察了霸权主义与军国主义对和平的危害后，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必须制止和消除有关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否则和平是难以实现和维系的。为此他们提出了很多相应的对策，对促进和平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3.消除民族摩擦，实现各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

资产阶级不仅在国内剥削压迫本民族的无产阶级，而且运用赤裸裸的武装暴力和欺诈哄骗等手段，对弱小民族与国家展开了疯狂侵略，把资本主义的奴役剥削扩大到了全世界，形成了近代民族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导致了各民族之间的对抗和冲突。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指出，资产阶级列强对落后民族和国家推行战争政策的实质，就是要维持和扩张殖民统治，侵略其他民族，掠夺和奴役其他国家。它们奴役和压迫弱小民族和落后国家的过程和现状本身就是对和平的重大威胁，因此，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指出：“要保障国际和平，首先就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37]这段话清楚地说明，各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是国际和平的重要条件。

独立自主就是民族、国家都获得独立，根据自己的意愿处理内政外交事务，依靠自身力量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每个民族、国家都应获得独立自主，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持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因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38]。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势与长处，都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做出过自己独特的贡献，因此，民族无优劣和贵贱之分，都应是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应具有同等的权利，独立自主地处理本民族事务而不受任何的外来干涉与侵犯。如果不尊重各国的独立自主权利，肆意侵略干涉别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损害别国的基础之上，那么，民族、国家间的摩擦、冲突乃至战争必然发生，国际和平就无法实现。因此，各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是和平的重要条件。

要消除民族摩擦，使各民族、国家独立自主，首先要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和民族特权。因为这些是造成民族、国家间隔阂、对立、冲突、战争的直接原因。排除民族压迫不仅是被压迫民族发展的前提，也是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更是各民族间和平友好相处所必需的。恩格斯强调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39]而对于压迫民族来说，奴役压迫其他民族不仅是不正当的，从根本上看对压迫民族本身也并不利。“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为自身锻造镣铐”^[40]，“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41]。“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42]。“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43]因此，对于任何民族来说，实现独立自主都是获得发展与彼此间和平友好相处的必要前提，是国际关系实现民主进步的必然条件。为此，必须反抗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民族压迫，推翻其民族压迫和殖民统治体系。反对资本主义列强奴役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与争取和维护和平的斗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的每一个进展，固然首先是有利于这些民族和国家独立和解放的进程，但同时，对资本主义列强殖民侵略和统治的打击也是和平事业的推进和胜利。只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民族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平等，各国人民才能友好共处，才能建立持久的和平。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他们在《支持波兰》中指出，“瓜分波兰是把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三个军事专制国家连接起来的锁链。只有波兰的恢复才能拆散这种联系，从而扫除横在通向欧洲各民族社会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44]。因此，波兰的恢复对打击欧洲反动国家和实现和平的促进意义无疑是重大的。针对被压迫民族面对强大的侵略者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处于劣势的实际情况，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外国侵略者，实现民族解放，恩格斯在考察了19世纪中期欧洲、亚洲及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教训之后，提出了群众起义、革命战争、人民游击战争是被压迫民族获得独立的重要途径：“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45]马克思、恩格斯号召要“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46]，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使每个民族都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

要消除民族摩擦，使各民族、国家独立自主，还必须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对当时流行的民族利己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日耳曼主义等思潮，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严厉批判和坚决斗争。恩格斯指出，被俄国沙皇所支持的泛斯拉夫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47]，“它的目的无非是要把俄国的欧洲疆界向西面和南面推进”^[48]，不过是沙俄政府用来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工具而已，因此必须加以批判反对。对于沙文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同样进行了严厉批判。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最大的虚荣，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延续国际斗争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阻挠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这种沙文主义（它早已成为一句空话），其真正性质已经暴露无遗。它表现于色当之后的防御战争——在防御战争中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到处起着破坏作用；表现于法国的投降；表现于梯也尔这位沙文主义最高祭司在俾斯麦的恩准下进行的国内战争！它还表现于反德同盟的鬼祟的警察伎俩以及投降之后巴黎城内对外国人的搜捕。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希望，巴黎人民（和全体法国人民）会被民族仇恨的情绪所愚弄，会在蓄意对外国人的迫害中忘记自己的真正愿望，忘记内奸！”^[49]因此，沙文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国家间的和平是巨大的威胁。针对德国资产阶级亲奥地利集团的代表在19世纪50年代中后期宣扬建立一个在奥地利霸权下的“中欧大国”并使中欧其他各民族都屈从于德国人统治的沙文主义思想，恩格斯予以了坚决回击：“如果我们不是把占领别国领土和镇压别国民族（只有被偏见弄瞎了眼睛的人才会否认它们有历史发展的能力）当作自己力量的源泉，而是关心使自己在本国内成为统一的和强大的，那样我们就会做得好一些。”^[50]对于法国路易·拿破仑时期不断煽动沙文主义以对外扩张，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指出：“第二帝国是对法国沙文主义的召唤，它意味着要求恢复1814年失去的第一帝国的边疆，至少恢复第一共和国的边疆。法兰西帝国局限在旧帝国的疆界内，甚至局限在1815年又经削割的疆界内，从长远而论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必然要不时地进行战争并扩大疆土。”^[51]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是对民族、国家间和平的重大威胁，要实现和平，必须致力于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