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类历史发展是辩证的运动过程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坚持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辩证分析。恩格斯指出：“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187)马克思和恩格斯辩证地考察论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揭示了其辩证运动的规律，为人们正确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而更好地推进人类历史的发展确立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人类历史发展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同时，又从不忽略对某些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的分析，从不认为每一具体国家或民族都只能走一条发展道路，都只能有一种发展模式。这种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重要体现。
首先，要看到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为社会演化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作过肯定性的论述。马克思在谈《资本论》的写作目的时，就阐明了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与不同国家发展的特殊表现的关系。他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接着，马克思总结说：“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88)。“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89)。就这一问题，恩格斯也曾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190)。后来，恩格斯在分析比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运动发展的不同特点时，又指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有其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191)。但是，人类社会又不等同于纯粹的自然界。在自然界中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自然界的一般规律容易为人们所肯定，但人类社会比自然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现象，其内在的一般规律更难为人们所把握，因而容易使人陷入否认存在一般规律的错误之中。恩格斯精辟地分析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192)那么，为什么人们不能很好地认识和把握人类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呢？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193)
其次，在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对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特殊性、多样性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把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对应于每一个具体的国家，从不把它当做不可逾越的公式。对于历史上德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而进入封建社会、美国没有经过封建社会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些特殊的事例，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注意到了，但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又都是整个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才开始自己的演变的。所以，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194)。从马克思的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认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否认也不能取代对各种特殊性和多样性的认识，反之也不能把社会发展在某一时期和某种条件下呈现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当做整个社会的一般规律来看待。不然的话，都会产生认识的谬误。1877年，马克思在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又曾明确指出：《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而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必然要走这样的发展道路。他批评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对这一思想的曲解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95)马克思这段话的基本意思，就是强调要重视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套用某种模式，尽管这种模式有比较通常的典型的意义，在实际运用上也必须针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马克思进而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96)
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的典型实例，当数他们对俄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国家社会发展前途和途径问题所进行的思考。到19世纪70年代，俄国还处于沙皇专制统治之中，资本主义经济产生较晚且发展缓慢，还保留有原始土地公有形式的农村公社。针对这种情况，俄国的民主主义思想家开始探讨俄国社会变革的途径和前途问题，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俄国的国情历来与西方国家不同，革命后也不可能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可以由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还认为资本主义是祸害，而俄国农村公社具有天然的社会主义因素，农村公社成员天然具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也有人与之持不同的意见，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一切国家都要先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然后才能在条件成熟时向社会主义过渡，所以，俄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资本主义。这时有人也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这一问题，以征求他们的看法。为了能够对这一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马克思专门学习了俄文，又花了多年时间研究了俄国的历史、经济和社会结构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再次强调指出：他在《资本论》中阐述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时，将“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197)。很显然，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前途问题，不是从已有的某种定论出发，而从俄国实际出发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慎重的研究。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发展道路只能依据俄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来确定。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指出：“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保存下来了。因此，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98)在正式复信中，马克思进而指出：“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199)。对此，恩格斯也有同样的认识，他早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时就曾指出：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200)。后来，恩格斯又说：“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种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使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201)。
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强调指出，俄国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进入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是有诸多实现条件的。其一，这取决于能否排除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各种破坏性影响，使之保持生命力。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公社正面临着瓦解的危机；所以，马克思明确指出：“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202)。其二，这取决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俄国能否进行革命。恩格斯再指出：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实现向高级形式的过渡，“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的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203)。当然，除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一外部促进条件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俄国革命这一内部条件。马克思说：“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成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204)。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05)其三，这取决于俄国能否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虽然保留有土地公有的农村公社，这仅仅是一种便于俄国实现向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发展的起点”；而俄国经济文化落后，还是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它要想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具备较为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所以俄国要“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06)。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观点，既坚持了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一般规律的思想，又从各国的实际出发，尊重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多样性。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就认识不到其内在的一般规律，就会使人们对人类历史的认识陷入纯粹偶然事件的无序堆积之中；反之，否定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则会陷入一种僵化的认识模式之中，从而也就否定整个人类社会生动鲜活的历史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角度，为人们提供了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方法。
（二）人类历史发展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人类世代相继的演化过程，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的进步过程。人类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否定与历史的联系，但也不是在简单地重复历史，而是在继承前人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再进行新的创造，从而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向更新的形态、更高的水平迈进。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曾作过精辟的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全面而深刻地阐述过人类历史发展的继承性，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必要的现象。马克思曾分析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207)这就是说，任何人的社会活动都是在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定社会形式（包括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一定的市民社会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国家）中进行的，没有这种继承下来的既定条件为前提，人们就不可能生存，更谈不上有什么新的创造。马克思特别强调了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继承性作用。他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208)马克思还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09)这些话明确地告诉人们，人类一代又一代的继承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基础；没有这种继承关系，就没有人类的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非常重视人类历史发展的创新性，认为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途径和动力。因为在前人的历史创造中，遗传下来的并不都是精华，也有不少糟粕的东西。精华的东西成为后人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必备条件，而糟粕的东西又成为限制和阻滞后人进步发展的桎梏；再者，即便是在先前社会合理有益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转换，也可能成为落后的无益的东西。所以后人在继承前人所创造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又不能囿于旧的生产生活条件，而必须在这种条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以满足人们新的需求和社会进步新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10)马克思还指出：“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211)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批评费尔巴哈用静止的直观来看问题的错误认识，他看不到世界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正是一代又一代人进行劳动创造和社会变革的产物。“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212)。马克思也曾批判过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指出：“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213)。可见，肯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创新性，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革命性本质之所在；没有这种创新性，就没有人类历史发展的壮阔历程和生动画卷。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每一社会历史时代，都从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上作过认真考察和分析。一个历史时代无论在后人看来具有多么大的弊端，它也对历史的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创造过应有的历史文明，有值得后人继承的文明成果；同样一个历史时代无论创造过多么辉煌的业绩，也需要不断地进行更新和发展，“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214)。
恩格斯评价奴隶制时说：相比较于旧的土地公有制，“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215)。所以，恩格斯说：人们不能只是“讲一些泛泛的空话来痛骂奴隶制”，而应深入地研究“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216)。
对于封建社会也要辩证地认识。恩格斯在批评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时说：“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种非历史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作是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成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和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217)。
资本主义社会也体现了历史发展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它承继了封建社会所达到的文明发展条件，又创造性地打破了封建制度的种种禁锢，创造性把人类文明进程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资本主义也为自身的灭亡准备着条件，为人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创立高于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制度奠定着物质基础。恩格斯说：“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大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218)“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219)
综上所述，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是继承性与创新性辩证统一的进步过程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和鲜明特征。看不到人类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就会割断历史前后相继的必然联系，就会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而看不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创新性，则会丧失人类历史进步的动力，犯历史消极主义的错误。离开继承性去谈创新性，那么这种所谓创新性就变成了脱离实际条件的、毫无历史根据的瞎想乱创，定会遭到失败；离开创新性去谈继承性，那么这种所谓继承性就会成为历史的简单重复甚至倒退，实质上就无人类历史可言。坚持人类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和创新性辩证统一的认识观，才能科学地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奥秘，有效地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
（三）人类历史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
人类历史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总是不断向前挺进的，人类永远不会停滞自己前进的步伐；然而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不是平坦顺直的，而是充满着坎坷与曲折，所以人类历史的发展又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为人们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趋向，从而更好地发挥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动性作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首先，应认识到人类历史具有不断前进的特性。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物质的根本属性是运动，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的运动是普遍的、永恒的。马克思说过：“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220)恩格斯也说过：“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221)物质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内部矛盾的发展，所以物质运动不是简单的机械地重复，不是原地兜圈子，更不是倒退，而是一个辩证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辩证的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是事物的自我完善。经过否定之否定过程，事物就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就进化为一种新的形态。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中不断前进的。就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他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主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形式”(222)。恩格斯也告诫人们，“要注意研究历史，学会正确对待人类命运中永不停息的变革，知道在人类的命运中除了不固定本身之外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他要求人们，“要注意观察历史的不可阻挡的进程，看到历史的车轮是怎样无情地驰过了一个个帝国的废墟”(223)。恩格斯在分析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一著名命题时指出，有人依此来为普鲁士的专制制度作辩护，这是徒劳的；因为具有现实性的东西仅仅属于同时是必然的东西，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224)因此，必须用运动的、变化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社会，用发展的、前进的眼光来认识人类历史，这才是合乎历史规律的科学的观点。
其次，还应认识到人类历史在前进的过程中是充满曲折的。前进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这一总趋势的实现方式不是一帆风顺的、直线行进的，而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那么，人类历史为什么会在曲折中前进呢？这是因为，历史的前进过程也就是旧事物衰亡和新事物生长的过程，是新旧事物激烈抗争的过程，存在种种曲折甚至暂时的倒退现象是必不可免的。一方面，旧事物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它会极力地挣扎以延缓自己的灭亡，会千方百计地遏止乃至绞杀新生事物，或者为新生事物的成长设置障碍、制造麻烦，甚至有时自己也改头换面，披上新事物的外衣或假借新事物的形式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就此，马克思说过：“过时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225)。恩格斯也说：“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226)另一方面，新事物尽管具有强盛的生命力，但它在生长的初期较之于旧事物还是比较嫩弱的，会经受多种挫折和磨砺才能变得强大起来、成熟起来，从而最终战胜旧事物并取而代之。即便是在战胜了敌对力量的旧事物之后，新事物的发展完善和在向自己的奋斗目标迈进的过程中，也还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风险，因为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有一个逐步显现和为人们探索掌握的过程，在这个探索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的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由此使新事物的发展遭遇挫折。
正确认识和对待人类历史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是推动人类历史更好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对待人类历史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科学态度，并在这方面为人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恩格斯在评价德国历史学家格·路·毛勒研究中世纪德国土地制度、城市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著作时指出：“他具有‘开明的’成见：似乎自从黑暗的中世纪以来必定会不断朝着更美好的方向进步，这不仅妨碍他认识真正进步的对抗性质，而且妨碍它认识个别的倒退情况。”(227)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对待人类历史发展不能持盲目乐观的态度，还要认识到在历史进步的历程中存在着“对抗性质”和“个别的倒退情况”，否则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当然，另一方面，面对历史上的挫折和磨难，也不能灰心丧气，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228)。人类历史的前进性是任何曲折与倒退都阻挡不了的。人类每经历一次灾难的蹂躏，就会使自己变得更聪明起来。他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革新前进路径，由此便能更好地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
有时候，人类在历经磨难、几乎到了毫无退路的境况下，而坚持奋力搏击，则会出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转机。马克思在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情况时就曾阐明过这一道理，他说：“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229)
也有的时候，面对严重曲折和危难，则不能采取死拼硬干的态度，而要善于保存自己，静观待变。列宁说过：“历史通常都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重视历史的极其复杂奇特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实际上同它对妥协的态度是一样的。历史的任何曲折转变都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拒绝妥协，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跃的经常起作用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弄不明白这个似乎矛盾的道理，那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230)这表明，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曲折的态度是辩证的，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根筋地走下去，应当灵活地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方法去处理问题。
总之，我们必须以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观来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首先坚信人类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进程，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大趋势，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开拓前进的信心和勇气；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前进中的曲折，既不能盲目乐观而轻率冒进，也不能被曲折吓到而畏缩不前。以人类历史具有前进性而漠视其曲折性，没有迎战各种曲折的精神准备，缺乏战胜各种险阻的胆识，就不能切实推动人类历史的前进；反之，以人类历史的曲折性而否定其前进性，看不到光明前途，没有奋斗目标和方向，人类历史也不会健康有效的发展。人们要在前进中不断战胜各种曲折，在不断克服曲折中推动历史的前进。
【注释】
(1)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8页。
(2)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1页。
(3)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4)同上，第54页。
(5)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67页。
(8)同上，第67页。
(9)同上，第67页。
(10)同上，第6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12)同上，第71～73页。
(13)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14)同上，第56页。
(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1月-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1页。
(16)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17)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5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4页。
(19)同上，第94页。
(20)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8页。
(23)同上，第78页。
(24)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大约1842年3月26日—4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0页。
(25)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中—12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4页。
(27)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0页。
(28)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3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1～282页。
(32)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2月18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5页。
(33)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34)列宁：《反对抵制（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札记）》（1907年7月9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7页。
(35)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49年底—1850年3月和1850年10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2页。
(36)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3页。
(37)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10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页。
(40)同上，第79页。
(41)同上，第76页。
(42)同上，第77页。
(43)同上，第79页。
(44)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2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0页。
(46)同上，第80～81页。
(47)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下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4～345页。
(4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49)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9页。
(50)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696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页。
(52)同上，第96～97页。
(53)同上，第93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
(55)同上，第81页。
(56)同上，第72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5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83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292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1页。
(64)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页。
(66)同上，第94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5页。
(68)同上，第73页。
(69)同上，第130页。
(70)同上，第88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72)同上，第73页。
(73)同上，第80页。
(7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99页。
(75)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下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4页。
(7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68页。
(7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7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79)同上，第99页。
(80)同上，第68页。
(8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页。
(82)同上，第80页。
(83)同上，第86页。
(84)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142页。
(8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4页。
(8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
(87)同上，第87～88页。
(88)同上，第92页。
(8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131页。
(90)同上，第132页。
(9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77～378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4页。
(93)同上，第82页。
(9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9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96)恩格斯：《答保尔·恩斯特先生》（1890年10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7～98页。
(97)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119页。
(98)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9页。
(99)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页。
(100)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
(101)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
(102)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2页。
(10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8页。
(104)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696页。
(105)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1页。
(106)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2页。
(107)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2～733页。
(108)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7页。
(10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3页。
(11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8、159页。
(111)同上，第166页。
(112)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2页。
(113)马克思：《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1848年11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33页。
(114)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5页。
(115)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2页。
(116)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8页。
(117)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1958年，第344页。
(118)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页。
(11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294页。
(120)同上，第272页。
(121)同上，第292页。
(122)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52页。
(123)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2页。
(124)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1849年2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02页。
(125)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9页。
(126)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0页。
(12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1页。
(128)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第三版序言》（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3页。
(129)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
(130)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4页。
(131)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6日—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5页。
(132)恩格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1894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60页。
(133)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11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7页。
(134)同上，第426页。
(135)同上，第427～428页。
(136)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4页。
(137)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1月以后），《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0～141页。
(138)同上，第143页。
(139)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2页。
(140)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8页。
(141)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142)同上，第43页。
(143)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1881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1页。
(14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70页。
(145)同上，第103～124页。
(14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147)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148)同上，第10页。
(14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1～102页。
(15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1页。
(15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92页。
(152)恩格斯：《英国状况》（1844年1月初—2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页。
(153)同上，第32页。
(15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15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15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157)同上，第24页。
(158)同上，第174页。
(15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6页。
(16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
(16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6页。
(162)同上，第176页。
(16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7页。
(164)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2页。
(16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7～178页。
(166)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5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16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8页。
(16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页。
(16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8～179页。
(170)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4年2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1页。
(17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957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17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9页。
(173)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17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17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1857年10月—1858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1页。
(17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1857年10月—1858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3页。
(17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178)同上，第273页。
(17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71～372页。
(18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18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182)同上，第273～274页。
(183)同上，第276页。
(18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6～87页。
(185)同上，第89～90页。
(18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页。
(187)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2页。
(18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189)同上，第101页。
(190)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9～490页。
(19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页。
(192)同上，第247页。
(19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页。
(19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91～892页。
(195)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0—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1～342页。
(196)同上，第342页。
(197)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1881年3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4～775页。
(198)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1881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9页。
(199)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1881年3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5页。
(200)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2页。
(201)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1893年2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4页。
(202)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1881年3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5页。
(203)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2页。
(204)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1881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3页。
(20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1882年1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
(206)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1881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5、769页。
(207)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2页。
(208)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2页。
(209)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21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页。
(211)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29页。
(21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
(213)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6、540页。
(214)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6～217页。
(215)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4页。
(216)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4～525页。
(217)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8、229页。
(218)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1868年3月2日—1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6～597页。
(219)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0页。
(220)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9页。
(221)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3页。
(222)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29页。
(223)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1853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7页。
(224)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6页。
(225)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2页。
(226)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1页。
(227)恩格斯：《致马克思》（1882年12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23页。
(228)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1893年10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49页。
(229)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8～589页。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句话出自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一个说大话的人自吹在罗陀斯岛上跳得很远很远。别人就用这句话反驳他。其转意是：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这句话是从上面那句话演变而来的。罗陀斯在希腊语中既是岛名，又有“玫瑰花”的意思。黑格尔在《法哲学》一书的序言中曾使用这种说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41～842页。
(230)列宁：《反对抵制》（1907年7月9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4～7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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