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地认识资本主义的演化趋向

三、发展地认识资本主义的演化趋向

资本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所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要不断深化，不能停留在某一认识阶段上却步不前。马克思和恩格斯随时关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得出新的认识和观点。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马克思有着“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⁴⁹⁾。

（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出现了新变化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的社会形态，其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⁵⁰⁾。它有自身产生、发展的“自然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19世纪，就像他们本人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发展到什么程度他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在逐步的深入。

19世纪上半期，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崇尚自主经营、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原则，即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一时期是单个资本发展的天堂和黄金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机器的大量使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海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的大量出口和廉价原料的获得，使单个资本不仅迅速膨胀，而且数量也急速增加。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国内市场已无法跟上生产力的增长速度，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开始凸现出来。1825年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危机最明显的表现是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出现了商品过剩的危机。之后，1836年、1847年又相继发生了两次经济危机，而且程度越来越重，危害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急剧激化。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已经越来越危及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每当危机到来，就会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世代看来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以上现象表明，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已经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⁵¹⁾

面对这种状况，资产阶级也在想方设法摆脱困境，不断探寻对生产关系改良的途径，以便使之更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生产资料的进一步集中，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程度大为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形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主义初期那种单个资本所有制形式再也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了，因而以股份资本经营管理形式出现的新型资本形态应运而生，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固守他们过去研究认识资本主义而形成的观点，而是敏锐地捕捉住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进行新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他们对资本主义信用制度、股份公司和垄断组织的出现给予及时的关注，分析这些现象将会给资本主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的实质和趋向。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进行了明确的考察和分析，对于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马克思指出：“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⁵²⁾。对于股份公司，马克思认为：它是“建立在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它“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⁵³⁾。马克思对股份公司的进步作用作了充分肯定。他认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⁵⁴⁾。随着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垄断组织如卡特尔、托拉斯等新的工业企业形式也发展起来了，恩格斯就此指出：“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⁵⁵⁾。此外，还产生了“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这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马克思认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而且是“积极地扬弃”⁽⁵⁶⁾。恩格斯晚年仍不断关注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他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分析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说：“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⁵⁷⁾。对于恩格斯的这一认识，列宁曾评价说：“这说明恩格斯是如何细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态的变化，因而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预先想到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任务。……这里抓住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⁵⁸⁾。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通过对资本主义信用的发展和股份公司的考察分析，揭示出资产阶级愈来愈成为一个多余的阶级。马克思指出：“与信用事业一起发展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但是一方面，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同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即货币资本家相对立，并且随着信用的发展，这种货币资本本身取得了一种社会的性质，集中于银行，并且由银行贷出而不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贷出；另一方面，又因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义下，即不能用借贷也不能用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⁵⁹⁾这段话表明，马克思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实行股份制的一种必然结果，也可以说股份制本身就存在着使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内在功能。因为在股份制条件下，实际执行职能的已由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这样一来，资本所有权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了。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也明确指出过：“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又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⁶⁰⁾。1882年5月16日，恩格斯在写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一封信中又指出：“股份公司业已提供证明，资产者本身是何等的多余无用，因为全部管理工作都是由雇佣人员去做的，而国有化对此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论据”⁽⁶¹⁾。

那么，如何来评判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形式的新变化呢？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作过辩证地分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发展表现出了其固有的二重性质：“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⁶²⁾恩格斯认为，资本形式的变化，“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⁶³⁾。而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肯定了资本主义这些新变化的积极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⁶⁴⁾恩格斯也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⁶⁵⁾。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变化，虽然没有消灭资本关系，但是却把它推到了顶点，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⁶⁶⁾这些分析，为人们辩证地发展地认识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有了新调整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资本形式的变化，资产阶级对其统治方式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虽然这些调整并非完全出自资产阶级的意愿，但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和统治，资产阶级也不得不这样做。这些统治方式的新调整，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顺应了社会进步的要求。

其一，生产力发展本身要求资产阶级对其统治方式进行调整。恩格斯1892年为他早年所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对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新调整进行了深刻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而应注重“商业道德”。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实行了“一大串比较小的改良措施”，改善了工人的工资状况，缩短了工作日时间。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消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困苦”。恩格斯指出，他曾经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么明显。资产阶级还从自己及其家人的健康考虑，开始注重防止和消除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发生，着手改善城市的卫生状况，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最坏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那么，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呢？恩格斯剖析说：资本家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过去那些狡猾的赚钱手段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因为那里时间就是金钱。资产阶级“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可以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这也说明，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小的弊病”，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⁶⁷⁾。

资本家还越来越重视和利用工会的力量，而不是任凭工人与资本家对立。因为，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对于资本家来说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营业困难也就越多。面对这种情况，资本家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和协调了。”⁽⁶⁸⁾19世纪70年代后，英国工厂工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法律规定了一个有利于他们的、起码是较为合理的正常工作日，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资本家甚至把罢工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目的的有效手段。因为，当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时，工人一旦罢工，他们就找到了关闭工厂的理由，以此来减少损失。所以，在工人举行的罢工中，10次有9次都是工厂主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这些变化虽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而考虑的，但毕竟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

另外，随着技术革命的推进，资本集中加剧，资产阶级的管理机制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大工厂主也更多地利用激励手段而不是惩罚手段来促使工人干更多的活，比如，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的采用，各种补贴奖金的发放，把工人的收入同其劳动数量和质量挂起钩来，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个时候，资本家已不再把工人仅仅看成是只会干活的工具，也开始让部分工人参与到工厂的管理中来，让那些虽没有财产但精明能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成为经营者。资产阶级这样做，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他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⁶⁹⁾。

其二，无产阶级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对其统治方式进行调整。马克思指出：“当文明已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⁷⁰⁾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日益激化，工人们开始联合起来，斗争形式也由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进而又组织了自己的政党。西欧各国无产阶级的不懈斗争，虽然没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但却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为了在工人阶级强大的冲击下保住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使其统治看上去越来越文明、人道起来。当然，这并非是资产阶级本性的改变，而是无产阶级为争得民主进行抗争的结果。

恩格斯在1892年阐述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进程时，认为在工人阶级不断斗争的促使下，资产阶级不得不在许多方面改变他们的统治方式。恩格斯指出：英国的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越来越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被所有的工厂主视为望而生畏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所有工业部门中去。以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学说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1848年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罢工，现在也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同时，在那些剥夺了工人同雇主平等的权利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宪章运动”中工人阶级提出的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际上已经成了那些直到最近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法律。议会改革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⁷¹⁾这一时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也取得了巨大进步。1848年法国七月王朝被推翻后，21岁以上的男性公民拥有了选举权。1875年通过的选举权法则进一步取消了财产和教育程度的限制。德国于1866年率先实现了普选权，走在了欧洲国家的前面。在美国1870年宪法修改后规定：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是奴隶而剥夺公民的选举权。普选权的实现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资产阶级为了培养高素质的工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还先后实行了义务教育。19世纪80年代社会福利制度也开始出现。1883年英国率先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德国则成为最早制定社会保障法的国家，1883年以后，相继通过了疾病保障法、工伤事故保障法、老年和残废保障法等，之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仿效。

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新调整，给工人阶级维护自己的权益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恩格斯在1871年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信中明确指出：“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⁷²⁾他说：在德国，组织成坚强政党的工人，派出六个代表参加了国民代表会，这比起多年来通过报刊和集会进行的宣传，起了有力得多的作用。在法国，工人也选出自己的代表，在国民议会中大声宣布自己的原则。在英国的选举中也有同样的情形。进入80年代，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斗争取得的成功和经验进行了总结。他说：“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促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认真地加以对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⁷³⁾恩格斯分析普选权的好处说：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对手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了我们一把能计量我们行动规模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使我们既可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又可避免不适时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非常非常够了。但是它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在竞选宣传中，它给了我们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的独一无二的手段，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抨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成效地利用了普选权，所以，“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的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⁷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