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作为理想的居所

第一节　园林作为理想的居所

园林是一种重要的审美物态文化，被喻为人类文化瑰宝之一。从环境美学角度研究园林，我们认为，园林的本质乃是：它是人所建造的理想的人居环境。园林发展的历史，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早在人类文化诞生之初，世界三大宗教就对园林这个理想的生活世界作过想象和描述。据《圣经》记载，耶和华在造出了第一个人亚当之后，又在东方的伊甸造了一个园子，把亚当安置在那里，让他维护、看守这座园子。亚当认真地履行职责，管理着伊甸园里的飞禽走兽和各种果木。耶和华后来觉得亚当独居不好，又造了夏娃，于是，亚当和夏娃就共同居住在伊甸园中，结为夫妻，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伊甸园中的累累果实足够他们食用。在西方文化中，伊甸园既是花园的代名词，也是美好家园的代名词。

西方语言中的“天堂”一词也源于“花园”。英语中的“Paradise”来自于古希腊文的“Paradeises”，古希腊文中的这个词又是从古波斯语中的“Pairideza”借来的，而古波斯语中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豪华的花园”。伊斯兰教所许诺的天国是一个典型的阿拉伯沙漠世界里的绿洲园林。《古兰经》中对天国有过描写，据说那个世界里河水流淌，树木葱茏，果实不断。佛教所虚拟的理想境界则是西方极乐世界，据南朝文人沈约《阿弥陀佛铭》的描绘，那里有各种玲珑宝树在风中叮咚作响，有各种珍禽异兽与人友善相处，有各种奇花异木芬芳吐艳。在宗教所描绘的“理想国”中，自然界的万物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人类只是作为其中的一类，悠然自得，宁静和平地生活着。

如果说，宗教所描述的园林只是一个虚幻的理想的话，我国历史上商周时期的苑囿则是后世园林的雏形。商周时期，我国社会由采集狩猎型社会向农耕畜牧型社会过渡，囿的出现就是这种过渡的标志之一。最初的囿是一个由垣壁围成的畜养场所。这时的畜养不同于以后的圈养，仍然以自然放牧为主。囿中的禽兽供食用，而猎取禽兽的活动也具有军事训练的意义。汉代以后，原来的囿逐渐改称为苑，除了畜养外，兼作种植之用。园和苑囿是很相似的，只不过有墙者称为苑囿，有藩者称为园，即苑囿是用垣墙围成的，而园是用篱笆围成的；后期的苑囿兼有畜养和种植的功能，而园则以种植为主(当然，在今天，“园”的意义反过来吞并了“囿”，兼有种植和畜养的功能)。这时的苑囿和园，都服务于生产，提供一定的生活资料。负责看管苑囿的下人居住在苑囿中，主人有时率众来苑囿中田猎游乐。苑囿虽然属于王公贵族所有，但有些开明的主人认为苑囿是由百姓开辟成的，应该与民同享。《孟子》说：“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1]文王是一个爱民的君主，他容许百姓到他的囿中打柴、打猎，与民同享一囿，因此受到人民的拥戴。

苑囿是园林的雏形，但还不是园林。苑囿与园林没有明确的界限，在其发展过程中，提供生活资料的功能逐渐式微，而作为居住环境的功能逐渐凸现。当苑囿中不仅居住着负责管理与看护的下人，而且苑囿的主人也经常居住于其中时，苑囿就基本上发展到了园林阶段。早期的园林属于以皇家为代表的王公贵族，为了居住的舒适，必须在园林中建造大量的房屋。也可以说，建筑物是苑囿发展到皇家园林最重要的标志。皇家园林一般不再称做“囿”，而称做“苑”。“苑”的称呼持续使用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以后还伴随着“园”和“宫”的使用。《易·系辞》中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从《尔雅》的解释来看，“宫”就是“室”，“室”就是“宫”，“宫”原本是房屋的通称，后来才发展到专指帝王的住所。从“宫”这个名称的使用尤其能够看出园林的居住功能。

皇家园林是在秦汉时期发展成型的，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皇家园林当属阿房宫和上林苑。上林苑原来是渭南的一处囿，秦惠王欲在此筑宫，未成而亡。秦始皇以咸阳人多而宫廷狭小，在上林苑再建阿房宫。在苑囿的基础上兴建的阿房宫无疑是一座皇家园林，但《三辅黄图》和《史记》所记载的阿房宫主要是以其庞大的建筑群而闻名的。秦朝建立帝国之初，欲以其宏大的皇宫扬威天下，以显示帝国的财富和力量，因此，阿房宫规模空前，耗用民工七十余万人，面积之大达三百里，内设宫殿二三百所，极尽奢华，作为前殿的阿房就可容纳一万多人，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无与伦比的。秦灭亡时，阿房宫被焚毁。汉武帝时，上林苑得到再度扩建。为了避免重蹈前车之覆，重建的上林苑在建筑规模方面逊色于阿房宫，但也建筑了许多宫殿台榭，以供皇家居住之用。上林苑的畜养和种植功能在前代的基础上得到了加强，有专人负责收集种植各种奇花异草，饲养百兽，天子在秋冬两季常率千乘万骑于苑中田猎，规模浩大。上林苑在建筑方面有所收敛，相对于阿房宫来说，带给人民的灾难要少一些，但却走进了种植的误区，并因此遗祸天下。《三辅黄图》中记载了上林苑中移植树木的各种困难和损失。大量异卉奇树从各地移植到上林苑中，由于气候不宜，水土不服，成活率极低，大多枯死，于是连年继续不断地移植。劳民伤财还是小事，在上林苑中竟然还发生了因为皇帝珍爱的树木枯死，守吏数十人获罪被杀的事。

与中国园林一样，西方园林中最奢华的也属于王家园林，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法国的凡尔赛宫。这座至今仍然称得上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园是路易十四快乐逍遥最主要的场所。它面积达300公顷，花园中有宽广的林阴大道，有极为精致的草地、喷泉、雕塑。这座花园既是法国最为强大的君主路易十四的纪念碑，也是17世纪欧洲艺术的最高代表。著名的作家拉封丹、莫里哀、拉辛、波瓦洛都曾游览过这座园林，拉封丹说，这座美丽的花园和这座美丽的宫殿是国家的光荣。

跟皇家园林由苑囿发展而来不同，私家园林是由“别墅”和“别业”发展而来的，并且从一开始就具有居住的功能。“别”是指“另外”的意思，“墅”是指建在乡野的草房，曹植《泰山梁甫行》云：“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墅。”因此，“别墅”就是指在家宅以外另置的乡野草房，可供在原野游乐休息时暂时居住。别墅和由别墅发展而来的私家园林属于私家，但这些私家也不是普通的百姓之家，而是殷实的地方豪绅或文人士大夫家族，他们也是有产阶级，与皇室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性质的差异。贫困的下层人民也住在田野的草房里，但那不是别墅，更不是园林。“别墅”的出现体现了居住的矛盾。一方面，农业社会对工商业社会充满了向往，因为繁华的市井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生活资料。但另一方面，当人居住于市井，乡村草墅居住的价值又被重新发现。实际上，良好的生态环境，怡然自得的生活方式，宁静和谐的生活氛围，这样的居住更加接近于人类的本真性居住。在古汉语中，“居”和“住”的意义是可以互相解释的，都有“处于”、“停留”、“固定”的意思，要实现本真性的居住，除了充裕的生活资料外，还必须具有无所侵扰的居住环境。当我们感叹今天快速的节奏、拥挤的交通和喧嚣的环境这样的城市生活方式对于人的本真性居住的压迫与剥夺时，我们应该也可以想象，对于刚刚走出田园牧歌式的农业居住方式的人来说，早期工商业社会的市井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因此，“别墅”的出现意味着居住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的回归，甚至也意味着社会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的回归。

西方的私家园林最早属于贵族和教士。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富凯就拥有一座不让王家奢华的私家花园。这座距枫丹白露不远的园林与他的府第相连，占地70公顷。园林的整个风格为巴洛克式，宏大，华丽，规整。在西方，教士(特别是高级教士)也是相当富有的，他们通常在风景秀丽的地方建造自己的别墅。亨利·奥维特在《意大利文学》中说：“公爵、国王和教皇也想尝尝同无数牧女作伴的田园生活的乐趣，因此，在整个意大利半岛上，从南到北，到处都有桃源学院的分院，甚至连偏僻的小城市也不例外。”这里说的桃源学院建于1690年，是瑞典著名的贵族别墅。别墅主人在这座花园中极尽他们的享乐生活。

不论是中国园林还是西方园林，最初都是理想居住方式的表达，但经过不断的发展后，它们也逐步偏离了居住的本质，异化为一种文化符号。东晋时期的谢灵运辞官返乡隐居于俭朴的乡野园林中，以此反抗朝廷和国都以及象征着权利、名望的豪华苑囿和贵族地产而追求个人品格的独立。他在《山居赋》中写道，“言心也，黄屋实不殊于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市尘。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所乐，而以作赋”，“虽千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游”，“验前识之丧道，抱一德而不渝”。如果说谢灵运是主动回归园林的话，六朝时的庾信则是被迫龟缩进园林的。他所作的《小园赋》对园林景物和生活做过细致的描述。小园的面积确实不大，但一枝之上，巢父可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能获容身之地。小园可避风霜，亦可得闲居之乐。花自芬芳水自流，一切皆率性自然，没有任何人世的喧嚣与矫饰。当然，庾信是不可能真正怡然自得地居住于其中的，他早年出入于梁朝宫廷，尽享荣华，梁朝灭亡后羁宦北国，内心非常矛盾，满怀乡关之思，他的小园就是故国的一个替代物，隐居其中，是为了忘忧。因此，《小园赋》后半部分弥漫着怅惘迷茫的凄清气氛。到唐朝时，白居易又赋予园林以新的价值，他认为，一座简朴的城市园林能让人既置身于朝廷的权力争夺之外，又处于国都的政治圈子之中，既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权力话语，也无须隐退到边缘化的乡野，在入世与出世之间保持着合适的张力，游刃有余。当他被贬江州司马以后，心情郁闷，但仍然没有如谢灵运一样毅然决然地遁入山林，而是在衙门和乡野园林之间徘徊。他在庐山之北辟有别业一处，《草堂记》中写道：“一旦蹇剥，来佐江郡，郡守以优容而抚我，庐山以灵胜待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所，卒获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员所羁，余累未尽，或往或来，未遑宁处。”

尽管谢灵运、庾信和白居易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园林的居住价值，将其当做某种表达信仰的手段和寄托情感的对象，但这时的私家园林依然保持着最初的简朴和悠远的风格，而后来江南私家园林的发展则步入了另一条歧途，表现出了与皇家园林某些相似的特点，从源头说，私家园林这些特点是在皇家园林的影响下形成的。前面的论述中提到，皇家园林热衷于奇花异卉的移植与珍禽异兽的畜养，并因此给民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与白居易同一时代的丞相牛僧儒无疑是皇家园林嗜奇搜异遗风的继承者，其所嗜者非草木禽兽，而是奇石。从其他方面看，牛僧儒算得上清廉了，惟有对奇石的爱好超乎常人。白居易《太湖石记》中说，“公以司徒保厘河洛，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惟石是好”，“公于此物独不廉让，东第西墅，列而置之”。牛僧儒位高权重，他对奇石的嗜好不免带来官僚腐败的流毒。“石有聚族，太湖为甲”，“公之僚吏，多镇守江湖，知公之心”，“乃钩深致远，献瑰纳奇，四五年间，累累而至”。对于园林植物这样短暂的东西和园林石品这样寻常的东西的特别嗜好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无论购买还是运输石头，尤其是苏州东南的太湖地区那些奇形怪状的石头，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从江浙一带到河洛，路途遥远，那些嗜石的官僚总是企图滥用职权压低成本，强迫地方官利用自己的资源为他们运输，让地方官自己承担花费，或者许诺各种好处作为回报。风气所致，以后江南士族园林普遍以石奇为矜夸之资。顾大典《谐赏园记》说，“大抵吾园台榭池馆，无伟丽之观、雕彩之饰、珍奇之玩，而惟木石为最古”，“石之高者袅藤萝，卑者饰苔藓，苍然而泽，不露叠痕，皆百余年物”。

私家园林嗜石的风尚，遮蔽了园林的居住价值，而将其审美价值推向极致。作为园林中的主要景观，奇石“无文、五声、无臭、无味”，显然与作为居住环境中的景物无涉。在中国园林中出现这种风尚，是颇令人奇怪的，正如白居易所言，“众皆怪之”。其实，这是一种隐晦曲折的审美心理在作祟。唐宋以来，奇形怪状的石头已经成为中国园林文化的一部分，这就给了文人们一个机会，即在通常被认为是奇形怪状的东西中发现美。园林中的石头，通常被称为丑石，在文人看来，那石正是因为其丑，才奇美无比。文人们在自己设计的园林中置丑石并在诗歌和绘画中加以赞美，津津乐道，不仅是标榜超尘绝俗的品格，而且还在标榜自己不凡的才华。可以说，在文人的眼里，园林已经不是作为居住环境而存在，而是作为他们炫耀自我与标榜自我的符号而存在了。这种心理的形成与中国文化环境是有密切联系的。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实行科举制度，而且儒家的思想也以经伦济世为己任，对于生活在儒家思想主导的封建官僚社会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通过科举考试考取官职是既实现个人价值又兼善天下的两全之美。一部分富庶之家的子弟通过考试走上了仕途，但大多数人皓首穷经，终生不得所欲，而且即使考得一官半职，也很难频繁升迁，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有的甚至被贬被弃，高台失落，风光不再。这些人于是遁入园林之中，以奇石喻奇才，人石相吊，聊以自慰。中国园林如此厚爱奇石，以至于“掇石”几乎成了“构园”的代词。计成《园冶·自序》中说，“润之好事者，取石巧者置竹木间为假山”，说的就是镇江一带人建的园林。

图6.1.1　留园太湖石冠云峰

园林居住功能的被遮蔽其文化意义被彰显在西方取另外的方式。政治上的等级观念、哲学上的理性主义均在园林中打上深深的烙印。比如，中轴线在园林中非常重要，中轴线两旁的景物基本对称。林阴大道在中国的古典园林中是没有的，但西方园林很看重它，因为这条大道是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王家花园，有一条从王宫引出的林阴大道，它垂直于正门，大道的起点应该是一个宽阔的半圆形或方形广场。一般来说，离王宫越远的地方，其重要性就越小，装饰也越少。所有这些都鲜明地反映着严格的等级制。这种情况与中国古典园林恰好相反，中国古典园林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等级制度，强化道家隐逸出世的意味，园子的景物设计重在自然，以获取一种自由、活泼的生命意味。

图6.1.2　西方园林植物

西方园林整体布局上的规整，追求一种抽象的几何形式美，不仅如此，它们还将园子中的植物修剪得整整齐齐，或为圆锥体，或为矩形体；花坛中，也设计成一种几何图案。这些按说都不是为了生活的需要，为了居住的需要，而是为了强化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这样，西方园林实际上也脱离了居住的主题，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这种被园林学家们称为新古典主义的园林，弘扬的是古典主义的理性。而一旦这种哲学思潮成为过去，人们就开始批评起这种园林来了，认为它死板，单调，趣味低级，戕害天性，等等。

欧洲的园林受哲学思想影响比较明显，阶段性强，从体现君权主义的巴洛克风格园林发展到新古典主义风格园林，往往是后者取代前者，旧的文化符号为新的文化符号所取代。中国的园林发展虽然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但没有这种明显的阶段性，更不表现为后者对前者的推翻，而是后者对前者的吸取。但是，同样一直存在着居住主题与文化符号的矛盾。

相比欧洲园林，中国园林在强调园林的居住性上更为自觉。中国明代的造园家计成有意打破园林符号化的程式，恢复园林的居住主题。首先，对园址，计成没有刻意要求。他在《相地篇》中将结园之地分为六类：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旁宅地和江湖地。总的说来，“凡结园林，无分村郭，地偏为胜”，“园地惟山林最胜”。但是，高山大川，人烟罕见，这样的地方是那些遁世隐士的栖身之所，作为居住环境的园林不必这样，因此，只要扬长避短，用心经营，很多地方都可以结园。固然“市井不可园也。如园之，必向幽偏可筑”，但城市地“邻虽近俗，门掩无哗”，“能为闹处寻幽，胡舍近方图远。得闲即诣，随兴携游”。尤其是旁宅地作为结园之地，更使园林和住宅连成一片，园林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别墅和别业，而成了居住环境的一部分了。其次，计成设计的园林具有比较完备的居住设施。计成在书中没有告诉我们居住的府第和游玩的园林有什么区别，但他所设计的园林中有较多的建筑，如他在“立基篇”中所谈到的厅堂、楼阁、门楼、书房与亭谢等，其中书房基中还细分出斋、馆、房、室等，这些建筑构成一处结构完整的住宅，基本上可以满足长期居住的需要。为了居住的舒适，计成强调园林建筑的设计要服从住宅设计的一般原则。他说：“凡园圃立基，定厅堂为主。先乎取景，妙在朝南。”住宅南向而建，不仅利于室内采光，而且便于夏季迎风纳凉，冬季避风御寒。计成强调园林中厅堂的南向比取景重要，说明他优先考虑的是园林的居住功能，其次才是园林的审美功能。再次，计成所主张的园林生态良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和谐，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非常融洽。早期私家园林容易走极端，要么山高林密，如在尘外，人完全被自然物吞没与遮蔽；要么搜奇罗异，人物相吊，人吞没与遮蔽了自然物。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所反映的是人内心的不安与逃匿。在计成的园林中，人与物的关系维持着良好的平衡，人与物之间发生着惬意的交流。计成说：“轩楹高爽，窗户虚邻；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在此，“轩楹”与“窗户”是人迹，“千顷之汪洋”与“四时之烂漫”是代表物，而一个“纳”字则将人和物联系在一起。他又说：“多年树木，碍筑檐垣，让一步可以立根，斫数丫不妨封顶。”于是，人与物互相礼让，和谐共处。而且，计成虽然要通过园林“屏俗”与“寻幽”，但他并不主张园林完全地寂寞于人外，而注意通过园林达到人与人的交流。他说：“萧寺可以卜邻，梵音到耳……若对邻氏之花，才几分消息，可以招呼，收春无尽。”闻萧寺之梵音，睹邻氏之花，也即生活在他人的近旁，这已经是一种日常的居住。

计成的园林理论虽然彰显了园林的居住价值，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影响，园林并没有在后来发展成为普遍的居住模式。相反，公共园林的出现进一步遮蔽了园林的居住价值，几乎使园林和居住处于对立之中。公共园林是相对于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而言的，简称为公园。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封建皇室和领主的财产被没收，原来作为私有领地的宫苑和私园都对公众开放，于是就有了公园。可以说，最早的公园就是通过将居住者赶出园林而开辟出来的。19世纪，公园在欧美涌现，当时英国的城市公园面积有500公顷；巴黎也兴建了劳涅林罗和凡尚林园两个大型公共园林。美国的纽约、波士顿在19世纪也都出现了新建的公园。^[2]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决定将广州越秀山辟为公园，这也许是我国人民最早享有的公园。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公园的出现并非一个错误。而且，由于得到政府财政的支持，公园日益兴盛。公园的类型越来越细化，内涵也越来越丰富。但是，当公园的审美价值被当做一种资源加以利用时，公园便被商业化了。被商业化了的公园实行收费游览制度，不再成其为公园。因此，我国近几年来许多城市公园重新免费开放，这实际上是将公园还给公众，让公园成为公园。

在园林公共化以后，被遗忘的不仅是园林的居住价值，同时被遗忘的还有居住的园林理想。进入工业社会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居住也越来越技术化，越来越远离园林的理想。技术化的居住也就是现代城市化居住。城市化居住追求的是“多”、“快”、“好”、“省”。“多”，建造的住宅越来越多，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快”，从居住到劳作的转换要快，于是城市发展了多种交通手段，建立起繁忙的交通系统。“好”，制造各种家具和家用电器，实现各种居住功能，不断改善居住条件。“省”，节省住宅占用的土地，节约住宅建设成本，于是“别墅”和小院落住宅给大型公寓让步，住宅楼越建越大，越建越高。但是，技术化居住本身是一个悖论，一味追求的“多”、“快”、“好”、“省”不仅没有兑现其许诺，恰恰相反，就某些方面而言，居住环境倒是越来越恶化。在建造越来越多的住房时，由于大量人口的涌入，城市中的无房可居者并没有减少。制造各种交通工具可以使速度更快，但在拥堵的城市中，乘运速度越来越慢。制造各种耗能产品可以改善居住条件，但耗能产品所释放的人为热量也加剧了天气的炎热。建造摩天大楼和高层住宅楼可以节省土地，但由于大楼越高，聚集的人也越多，在周围需要开辟更大的公共活动场所和更宽广的道路。技术化居住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陷入居住的困境。

园林的公共化与居住的技术化割裂了园林与居住的关系，因此，虽然目前开辟的城市公园越来越多，城市公共绿地面积也成为评价一个城市居住条件的重要指标，但是，这些公园与公共绿地就像散落在城市沙漠中的绿洲，疏离了人的日常居住；而技术化居住在将人带出了同人一样呼吸吐纳的森林居住环境后，却将人带到死气沉沉的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居住环境中，这是另类的森林，所谓高楼林立正是技术化居住的困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就是力量，这一点不假，但走出居住的困境，需要居住理性的指引。目前，实施安居工程，建设宜居城市，建设森林城市，建设花园城市，甚至建设文明城市，诸如此类的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是要将城市园林化。园林的居住价值被重新发现，而居住也必然要走向园林。

将我们的生活环境园林化成为环境美化的发展趋势，所以园林成为环境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在人居环境中，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尽管自然、农村、城市和园林是环境美学研究的四个不同层面，但是它们之间的边界正在日渐模糊。人为环境的可识别性和永恒魅力来自于人类实践的历史沉淀和它产生的精神文化，它和自然环境一样，都不是单一不变的，而是不断地生成、流动的，在漫长的时间流程和广阔的空间关联中烙上了人类劳作的历史痕迹。人为环境在环境美学中经常具化为景观——生机蓬勃的农业景观、充满活力的城市景观、沉重沧桑的历史景观、如诗如画的园林景观等。将环境具化为景观是具有合理性的。由于环境中包含有自然、人文、艺术、科技等各种因素，这就决定了环境的内在多样性，相应的审美标准也是多样化的。例如农业环境，它首先向人们展示的是自然生态和人类劳作在土地上印下的痕迹，农田特有的恬静自在和优美风光令人感受到与喧嚣的城市环境完全不同的氛围。又如，走进一个中国古典园林和走进一个城市居民小区是不同的。虽然它们都包含自然的因素，但一个偏重于原生态的自然，一个偏重于人工自然；它们都包含艺术的因素，但一个是整体性的艺术氛围，处处可见匠心，一个则不能光为艺术而艺术，而要首先考虑舒适性和功能性。进入古典园林如同步入壶中天地，大有“一径抱幽山，居然城市间”的悠然闲适；而城市居民小区是不能“隔”的，它必须是开放性的。欣赏古典园林时可以悬置它的经济价值，而居民小区在审美和经济上达到最佳平衡点才是其成功之处。但是谁能否认它们各有其美？作为具有一定综合性的小环境，古典园林美在它占主体地位的自然美和别具一格的匠心美，居民小区美在它精心的人工美和高成分的科技美，它们都包含了丰富的审美内容。如果把古典园林和居民小区结合起来呢？在环境美学指导下的景观设计也许可以达到这两种审美类型的统一。

景观不仅是视觉审美的对象(例如对“如画性”的追求)，也是人们生存和体验的场所；另外，由于景观的内在系统性，它可以将生态平衡和环境美和谐地结合起来，而且由于人们对景观的创造，它也承载着人们的历史和理想。在景观中，生态性、宜人性和文化性是和谐统一的。在创造宜人的人居环境的探索过程中，也许走景观之路是具有可行性的。

将环境变成景观，也就是创造环境美。亦如景观的创造是自然与人共同劳作的结晶，同样，环境美的创造也是人与自然共同劳作的结晶。自然对人的肯定与人对自然的肯定只有审美的层次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环境美学作为应用美学之一，它是基础美学与审美实践的中介，它研究的是人与环境的审美关系。人是按照人性的方式来建造与环境的关系的，这其中包括按照审美的方式来建造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多重关系中，审美关系处于最高的层次，这意味着环境的人化最高层次是环境的美化，只有美的环境才是对人性的最高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景观不只是具有美学本体的意义，还具有哲学本体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