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理论

二、霍克海默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社会批判理论

众所周知，霍克海默的主要贡献和最大功绩在于创立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他的前期理论活动鲜明地体现出他的这种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家的本色。他本人在回忆自己前期的理论时说过，“它是非常具有批判性的，特别是在不折不挠地反对现存的统治社会方面”。⁽⁸⁷⁾当然，后期的霍克海默渐趋保守，具有某种远离“社会批判理论”的趋向，但这一点并不有损于他的社会批判理论。

由于霍克海默十分强调自己理论的“批判主义”特征，因此，西方有些学者就把他的理论直接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霍克海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正是“批判”，马克思把自己的许多重要著作的标题或者副标题都命名为“批判”，这绝非偶然，而是具有它的深刻含义的。马克思主义从恩格斯开始，历经第二国际、第三国际，走过了一条“从批判性到科学性的转移”的曲折的坎坷的道路，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不是一种批判的、革命的理论。他强调指出，他对马克思主义所真正继承的东西，正是这种批判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理论”，他的理论也是一种“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辩证的批判理论”，他的理论也是一种“辩证的批判理论”。他说:“在这里，我们并不是从对纯粹理性作唯心主义批判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的，而是从对政治经济学作辩证批判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的，它是辩证的社会理论的一个方面。”⁽⁸⁸⁾他所讲的“对政治经济学作辩证批判”应当是指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霍克海默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创立的理论，人们完全可以见仁见智，用各自的表述方法予以概括和总结，但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持的绝对的坚定的不屈不挠、一以贯之的批判立场，并且始终努力要使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一个更加符合正义和人道的新社会。他引用康德的话来表明他的这一基本信念:“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之为一个批判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逃避这一批判”。“批判的时代”需要批判的哲学，而他的理论正是现时代的“批判的哲学”。他强调，他的“批判理论”不仅仅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也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这一社会中的种种理论体系，他称之为“传统理论”。

他指出，“传统理论”来自现存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是将现存社会制度当作“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无条件地全盘接受下来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批判理论”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是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系统的工程的。他说:“在批判思维影响下出现的概念是对现存秩序的批判。马克思关于阶级、剩余价值、利润、贫困化、崩溃等范畴都属在批判思维影响下出现的概念，而所有这些概念的意义并不是在对当代社会的维护中得到的，而是在将社会改造成一个合理社会的过程中得到的。结果，尽管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批判理论的发展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赶时髦的，但按现存的思维模式来看，这一理论似乎亦是主观思辨的、片面的、毫无意义的。这是因为这一理论完全与目前的流行的思维习惯(由于一贯维护业已过时的秩序从而造就了此种思维习惯)背道而驰，因此，批判理论常被人们视为偏见，是不合理的。”⁽⁸⁹⁾

其次，他认为，“传统理论”的目的是以纯粹的智力活动来维护现存制度的再生产过程并为之辩护的。与此截然相反，“批判理论”的目的就是要破坏一切既定的、现成的、事实性的东西，证明它们是不真实的，必须加以否定和推翻、消灭。他说:“批判的理论活动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消灭这一种或那一种社会弊病，因为在它看来，任何社会弊病与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有着必然的联系。……它要怀疑那些被人们视为现存秩序中有用的、合适的、创造性的、富有价值的范畴，它要把这些范畴作为对人们毫无用处的非科学的东西加以拒斥。……我们此刻正谈论的这种批判态度全然不信当今社会得以建立起来，并提供给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⁹⁰⁾

再次，“传统理论”所讲的思维主体只能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是作为“世界的基础”、“脱离任何事件”的个人，而“批判理论”所追求的思维主体则是确定的、具体的、处于特定关系中的个人。他说:“批判的思维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人的集合体的功能。它的主体是一个确定的个人，这个个人与其他个人和团体发生关系并与一个特定的阶级发生冲突，它完全置身于与社会整体和自然界的关系网中。这个主体也不像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一样是数学上的一个点，他的活动是为了确立社会现实。更进一步而言，这种思维的主体并不是认识与对象的相合点，也不是绝对知识的出发点。”⁽⁹¹⁾

还有，“传统理论”使用的研究方法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它使一切概念、范畴都凝固化甚至僵化了，从而忽略了乃至故意无视其变化和发展，因此“传统理论”的认识过程纯粹就是一个逻辑推理和演算过程，而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社会，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批判理论”则采用主体—客体的总体化运动方法来研究社会，其自身的概念也必然要在自身的运动中发生改变。因此，“批判理论”的认识过程不仅仅是一个逻辑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具体的运动变化的历史过程。他说:“在对人的反思中，主体和客体是分开的;它们的同一性只存在于未来，而不是现在。用笛卡儿的语言来说，导致这种同一性的方法亦可称之为解说，但是，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批判思维的解说不仅仅是一个逻辑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结构以及理论家与社会的关系会改变，主体和思维的作用也会改变。”⁽⁹²⁾

最后，霍克海默指出，“对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不同功能的思考也揭示了它们逻辑结构上的差别”。⁽⁹³⁾“传统理论”的基本命题确定了普遍概念的定义，所有令人置疑的领域中的事实都被囊括到这些概念中去了，“批判理论”尽管也必须从抽象的规定性出发，尽管也必须运用相当数量的基本原理，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像为了达到某种实用的目的而简化理论那样，通过简单的消减的办法来完成的，相反，每一步骤的实现都有赖于科学和历史经验中所积累的对人和自然的认识”。⁽⁹⁴⁾霍克海默认为，“传统理论”仅仅是一种“科学知识”，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则首先是一种立场，一种政治实践活动，其次才是一种特定的理论。他强调，两种理论的主要区别“是从主体的不同中，而不是从客体的不同中产生的”。“批判理论”除本来就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并为之不懈努力以外，不想提出任何别的要求，批判理论家的天职就是他的思想所隶属的那个特定的斗争，而不是同那个斗争分开的、作为某种独立东西的一定思想。

通过对霍克海默所阐明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之间的对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谓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内容。其中最主要的几个方面如下:

首先，在相当程度上用绝对对立的观点看待理论的革命性、批判性与科学性，比较集中地乃至片面地强调革命性、批判性，在一定程度上贬低、否认甚至抛弃科学性，甚至也可以说从此造成了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特点。

他在论述他所要建立的理论的主要特征是批判性时，十分明显地是把科学性置于批判性的对立面并对其加以猛烈抨击和鞭挞的，而他对“传统理论”的主要批评就是它“崇尚科学”、崇拜事实。对科学性的抨击可以说是贯穿于他的《传统的与批判的理论》的始终的。他写道:“在像目前这样的历史时期中，真正的理论是批判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人类的未来依赖于今日对生存所持的批判态度。……人类已经被科学所抛弃了，科学以其想象的自我有效性来思考实践的形成，而人类却反过来为科学服务，作为外在于自己、并满足于思维和行动的分离的人类，它从属于科学了。”⁽⁹⁵⁾

其次，他有时具有竭力抬高理论批判的地位的倾向，甚至将理论批判本身说成是推动人类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其他推动人类社会变革的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霍克海默曾经专门论述过“什么是理论”的问题。他说:“在大多数研究者看来，理论是某一学科全部命题的综合，而这些命题又是如此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其中的一小部分构成基本命题，其余的命题则是从这些基本命题中推导出来的，基本命题与那些被推导出来的命题相比数字越小，理论也就越完善。”⁽⁹⁶⁾这些基本命题在笛卡儿那里是通过演绎得来的，在约翰·密尔那里是通过归纳得来的。但是，不管是通过演绎得来的，还是通过归纳得来的，“在概念化形成的理性认识与被纳入概念的事实之间，是存在着差异的”。他把这一点称为“二元论”。他提出，“社会批判理论”就要消除这种“二元论”。那么怎样才能消除这种“二元论”呢?主要办法就是否认乃至取消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原则的差别乃至对立，认为理论本身就是变革社会的主要力量，合理的批判就是批判的实践本身。

再次，特别强调通往一个合理社会的推进力就存在于每个人的本性之中。

霍克海默表现出竭力抬高理论批判的地位的趋势，与他把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决定性作用归诸人的本性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是比较一致、相互协调的。他强调指出，“社会批判理论”也是一种人道主义，因为它确认存在着普遍的人性，并且把追求人性的实现看作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决定性作用。“批判理论通过历史分析所得出的关于人类活动目标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建立一个符合整个共同体需要的合理的社会组织的思想，内在于每个人的心灵活动之中”。⁽⁹⁷⁾

还有，霍克海默绝对地甚至可以说主观臆断地认为，无产阶级的存在并不能成为最终实现“批判理论”的目标的保证，主张“批判理论”对无产阶级也要保持必要的独立性。

霍克海默强调过“批判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但又断然否定无产阶级是这种“批判理论”的当然承担者，这就使他的理论必然包含着非常深刻的矛盾。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把认识人类历史使命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但实际上，“无产阶级的状况不能保证自己一定会获得正确的认识。无产阶级在其自身的生活中确实也会领悟到不断增强的罪恶和非正义的形式是无意义的。但是，这种意识也会因仍强加和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各种社会结构的阻挠而未能发展成一种社会力量，同时也会因各自的阶级利益(这些各自的阶级利益只有存在于某一特定的时刻才能超越)之间的冲突而受到干扰”。⁽⁹⁸⁾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任务只能由极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来承担。少数的知识分子在完成这一任务时不能只是一般地呆板地宣布他们敬畏无产阶级的创造性和革命精神，从而依附于无产阶级，而是应当努力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理论家的任务是加快建立正义社会的速度。他们会发现自己的想法与无产阶级的观点不相一致。如果没有这种不一致的话，那也就不需要任何理论了”。⁽⁹⁹⁾

最后，他认为他的这种““批判理论”注定不能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对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正义的社会缺乏必要的信心，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这种“批判理论”的必然结论。

他指出，“在当代公众生活中所盛行的仇视理论的态度将矛头直接对准与批判思维有关的改造活动。……在广大被统治的人民中间，存在着这样一种无意识的恐惧，即认为理论的思考也许会证明他们对现实的痛苦的适应是错误的、没有必要的”。⁽¹⁰⁰⁾由于他认为“批判理论”注定不能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因而他又对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正义的社会缺乏必要的信心。尽管他憧憬过未来社会，论述了社会变革的必然性，但由于这种憧憬和论述是十分抽象和模糊的，所以必然充满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

霍克海默在论述了“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对立之后，又进一步阐述了哲学的社会功能，以便深化他的理论本身就是变革社会的主要力量的基本观点，这一点典型地体现了他的“批判理论”的基本特色。

他指出:“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批判现存的东西”⁽¹⁰¹⁾。哲学通过批判现存的东西而始终同现实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和地位。而且这种“对立”与其他学科“在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偶然性的困难是无法比拟的”。哲学同现实的对立是根本的绝对的对立，按其本性来说是摧毁现存的东西的最有效、最彻底从而也是最根本的原动力。要推翻旧世界，没有哲学作武器，那只能是缘木求鱼——一句空话。哲学像天生就是要同现实世界作对到底的人一样不可逆转地要将这种斗争进行下去。因此，哲学的这种社会功能是任何其他学科所不可能具有的。

霍克海默关于哲学的社会功能的观点是与他将哲学的批判功能与经济的、政治的批判作比较联系在一起的。他强调指出，“哲学中的批判，不同于经济和政治上的批判，哲学批判不是对某种事情的判决，不是对这种或那种措施的指责，也不是简简单单地否定”，哲学的批判“指的是这样一些思想上，最终是实践上的努力:并不满足于不加思考地、纯粹循规蹈矩地去接受那些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而是力图协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它们与普遍观念和时代目标相一致”。⁽¹⁰²⁾

哲学正是在其批判现实的过程中，才真正探究和获得了关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认识和知识，从而彻底擦亮了人们的眼睛，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思想觉悟，从根本上改善了人们的思维方法，“使意识的光芒照耀在人们的关系和反映方式上”。他说，“哲学批判现存的东西的主要目的，正是防止人们忘却社会的现有组织所给予人们的那些观念和行为方式”，“哲学所坚持的原则是，人们的行为和目的不应当是盲目的必然性的产物。无论是科学概念还是社会生活方式，无论是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还是占统治地位的道德风尚，都不应当根据习惯，不加批判地加以接受和实行”，“哲学所具有的动力和作用，是反对人们在生活的决定性的问题上采取单纯的传统性的态度和自暴自弃态度”⁽¹⁰³⁾。因此，在他的眼中，哲学执行其批判功能的过程，就是用批判理论全面地和从根本上武装群众头脑的过程。人们正是由于掌握了哲学这种最根本意义上的思想武器，才“学会了观察他们的个体活动和这些活动所获得的东西之间的联系，学会了观察存在于人们的特殊存在和普通的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学会了观察出现在他们的日常规划和他们所承认的伟大观念之间的联系”⁽¹⁰⁴⁾。

难能可贵的是，霍克海默并没有将他的“批判理论”仅仅局限于纯粹思想理论的范围内，而是运用这一理论进一步具体地分析、批判了“独裁国家”，同时也就进一步达到了深入阐发他的“批判理论”的目的。

霍克海默所谓的“独裁国家”主要是指“国家资本主义”。他说:“国家资本主义乃是当代的独裁国家”。⁽¹⁰⁵⁾那么，“独裁国家”是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的国家呢?是处在什么样的发展状态中的国家呢?它是否处在消亡之中呢?处在这种国家统治下的人民过着怎样的生活呢?这些问题成为霍克海默论述的主要问题。

他认为，“独裁国家”的主要特征是抛弃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变成了总体资本家，而剥削在继续着，这就是独裁国家的社会”。他说，在“独裁国家”中，国家的统治者“使自身摆脱了对私人资本的依赖”，“剩余价值也是在国家的控制下获得并进行分配的”，“私人资本家被消灭了，因此，资金只是从政府的红利中收集起来的”。⁽¹⁰⁶⁾从政治上讲，他强调，“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并不是权力的倒退，而是权力的发展”，“在完整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下，警察将极端官僚主义的权威几乎强加于生活的所有阶段”。⁽¹⁰⁷⁾他还指出:“以一切形式出现的独裁国家都是压抑型的。巨大的挥霍浪费并不是由古典意义上的经济机制所引起的。对权力机构的过度需求和压制被压迫者的一切创造能力乃是造成浪费的原因:顺从是不可能具有创造性的。”⁽¹⁰⁸⁾

如果把“独裁国家”理解成像列宁所说的那种“垄断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它同时又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霍克海默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把“垄断资本主义”当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的形式”，“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自然进程描绘了一个异常的结局: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将摧毁这最后的剥削形式，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奴隶制度”⁽¹⁰⁹⁾。但在实际上他始终认为，“独裁国家”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的形式”并没有因此而显示出“垂死”的样子，相反，它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它通过控制市场经济防止以往由于危机而造成的崩溃，统治者因此获得了喘息的时间和机会，从而导致生产不断地向前发展，“人们只有从重商主义向自由时代转变的时期内才能看到生产发展的这种速度”。他说:“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结果表明，生产的有效管理，城乡之间的交流，以及城市的粮食供应都不再成为主要的困难了。以前经济的增长全靠私人企业家的骗人的创造力，现在对经济的控制成了一些可以通过学习就能掌握的简单的操作，就像建筑和机器的操作一样”⁽¹¹⁰⁾。他甚至预言，国家资本主义要比自由资本主义存在得更长久，这就显示出了他与列宁的观点的根本不同。

霍克海默在论及处于“独裁国家”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时，首先指出，从物质生活来说，“现代计划经济无疑能够使人们生活得更好，其优越性远远胜过了市场经济”。但同时他又强调指出，这种物质生活的保障是以精神上丧失自由为沉重的得不偿失的代价的。他说:“垄断工业使大批的股东成为牺牲品和寄生虫，使成千上万个工人成为被动的维护者，他们更期待于来自各种组织的保护和帮助，而不是期待着从工作中得到保护和帮助”⁽¹¹¹⁾。在“独裁国家”的统治下，人们可以去倾听每个人的声音，上自领袖，下自当地老板，但相互之间却是不能进行自由交往的;他们能够听到有关一切事物的消息，从国家和平政策到灯火管制的执行，却不能去谈及本人的情况;他们可以插手任何事情，但却丝毫不能也不敢牵涉到领导权的问题，因此，“人性已被彻底地肢解”⁽¹¹²⁾。

值得注意的是，霍克海默论述“独裁国家”时，正是法西斯主义猖狂得逞，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纷飞之时。当然，他在这里所说的“独裁国家”首先是针对法西斯主义国家而言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他所说的“独裁国家”不仅仅是针对法西斯主义国家而言的，而且也包括了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和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他将此三者并列在一块，合称为“独裁国家”，这是他的错误的以偏概全之处，也可称为他的理论上的致命缺陷或曰“硬伤”。当然，将当时的苏联列为“独裁国家”也有一定的客观依据。

“独裁国家”既然如此可恶，那么，怎样才能消灭它们呢?在霍克海默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暴风骤雨式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只能导致产生新的“独裁国家”，因此他竭力主张革命应当是自发的、渐进的。他认为，推翻“独裁国家”，建立更加符合人道主义的社会的具体途径就是在整个社会建立自发的“工人委员会”。他说:“当独裁国家接管社会的时候，统治的合理性也随即取消了”⁽¹¹³⁾。推翻这种不合理统治的希望就存在于被统治者的反抗意志中。“自由联合的形式与任何体系、制度是毫不相干的”，工人自发地所建立的组织是推翻“独裁国家”的最可靠的保证。他说:“除了被统治者的意志之外，任何经济或法律的措施都不可能导致制度的民主化”⁽¹¹⁴⁾。“废除特权以后，由一个阶级或一个党实行的管理作用将被无产阶级的民主形式所取代，这种民主形式能阻止管理因素上升为权力……在新的社会中，公民们那不可妥协的独立性将使管理摆脱压迫的性质”⁽¹¹⁵⁾。显然，这是一种缺乏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的空想。